中美關係新出路在哪？全球37位學者提出“四個籃子”框架-姚洋
【2019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上海紐約大學聯合舉辦論壇，主題為“中美經貿關係—尋求新的出路”。本次論壇還發布了包括5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37位有國際影響力的經貿專家和法學專家簽名的聯合倡議書。以下為倡議書的三位核心發起人在的論壇主旨演講，分別為：北京大學國發院院長姚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福特基金會國際政治經濟學講席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上海紐約大學常務副校長、康奈爾大學第 11 任校長傑弗裏·雷蒙（Jeffrey S. Lehman）。】
姚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是高校智庫，也是國家高端智庫，我們獨立做研究，併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在過去十年中，我們一直在牽頭組織中美兩國之間的對話。此次能夠與Jeffrey Lehman教授以及Dani Rodrik教授共同推動《中美經貿政策工作小組聯合倡議》的產生和發佈，也是國發院的專長和擔當所在。真心感謝每一位學者的勇氣、擔當和認真的參與，希望我們能為中美兩個大國開展更有建樹的對話做出學術界的努力。
關於這份《中美經貿政策工作小組聯合倡議》，我想主要從中方角度來闡明我的觀點。
目前，在中美經貿關係的對立和僵局中，有兩個極端觀點，一個是趨同，就是讓中國高度趨同美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另一個是脱鈎，就是中國和美國完全脱鈎。我們中美的學者以個人名義，自發地組建一個工作小組，並達成一個共同倡議，就是想從學術的角度呈現我們的理性思考，在兩個極端之外探尋第三種方式，讓中美在各自保留經濟體制特色的基礎上，以一個折中方案使中美經貿關係，乃至中美關係避免陷入僵局甚至對立，從而還能繼續在經貿、投資等多個領域合作，這對中美兩國和整個世界都意義非凡。
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
為什麼要允許中國在經濟體制上保留特色？
**中美經貿關係出現對立和僵局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難點就是很多美國人不理解為什麼要讓中國在經濟體制上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向美國趨同。**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中國整體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還是主要任務。中國的人均收入只佔美國的四分之一，排名位於全球第70-80名之間，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發展中國家，還需要採用經濟優先的戰略，需要政府扮演適當的角色，包括調動資源和協調作用。
第二，中國的經濟體制還在不斷改革，改革還是進行時。雖然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中國的經濟體制也已經改革40多年，但還遠遠沒有完成。我們的目標是通過改革使中國探索出更有效的經濟體系，但這需要時間。過去40多年，中國走了一條漸進改革的路，沒有采取躍進的、激進的方式，既避免了大的動盪，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同時，經濟體制又在不斷改革和演進，以更好地適應和促進經濟增長。
因此，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需要政府繼續扮演一定的角色；與之相應，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需要時間完成，世界應該允許中國從內部摸索改革的方向。
有人認為，美國的政策意圖就是想抑制中國的發展，但這是以偏概全的看法。美國是一個多樣化的國家，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甚至是多變的，我們不能拿某一個政策或某一個人的觀點代表整個美國。我們要保持起碼的理性和科學精神。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份聯合倡議的創想與探討過程中，美國的經貿與法學的主流學者們還是希望同中國找到一個折中方案，希望能推動中美之間的和平共存，而不是脱鈎。我們雙方學界所達成的聯合倡議，與最近一輪中美經貿磋商達成的協議有很多不謀而合之處，充分説明這種共識遠遠不止於學界。
作為學者，我們的討論也沒有侷限於達成泛泛的共識，而是希望構建一個磋商的核心框架和行動方案。涉及中美貿易當中的跨境問題，我們會推薦採用《聯合倡議》中提出的“第一隻籃子”來解決，擯棄“與鄰為壑”的政策。對於兩國的國內政策，可以先選擇“第二隻籃子”，即先談判；如果無法談成，則進入“第三隻籃子”，即兩國有權利採取一些自我防護的措施。
為什麼中國要在國際舞台上轉變角色？
世界允許中國保持經濟體制的特色，但這不能成為中國我行我素的藉口。
在過去的40多年裏，中國正好趕上了上一輪全球化的大浪潮，從中受益良多，甚至説最多也不為過。這當然離不開中國的主動開放，但與此同時也離不開全球市場對中國打開國門的歡迎，以及對中國發展所需要的技術、資本等諸多要素的支持。作為全球多年的領導者，美國的作用功不可沒，尤其是在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方面。中國目前創造出來的大部分財富都是從加入世貿組織的那一刻開始的，因此，中國完全有理由來保護世貿組織這樣的國際體系，維護全球化的成果。但是，中國也要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對於世界的衝擊。
在上一輪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是全球規則的適應者、全球體系的跟隨者，但隨着中國的發展，我們也要認識到中國長大了，正在對全世界造成越來越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讓美國感受到了，引起了一定的不適、擔憂，甚至摩擦和反制，而且，很多發展中國家也感受到了，對此我們要保持起碼的清醒。
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大國，而且是一個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大國。這意味着我們不僅大，而且與整個世界的聯繫十分緊密，我們的一舉一動會給全世界帶來非同尋常的影響。
作為這樣一個大國，我們必須考慮自己的行為可能帶給別人的影響。為此，我們必須轉變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不能再停留於簡單的國際規則的適應者和國際體系的跟隨者，而必須逐步成為規則制訂的參與者，甚至是主導者。作為適應者和跟隨者的時候，我們不用過多考慮別國怎麼想，只需要自己儘可能地從中獲取優勢即可；但作為舉足輕重的大國，**我們必須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和國際體系的調整，**並考慮我們的選擇可能對別人帶來的巨大影響。就像我們在企業裏做部門主管和做CEO，是大不相同的：CEO不能只考慮某一個部門的利益最大化，而必須通盤考慮公司的整體發展。
總結起來，中國還需要時間發展，世界需要給中國經濟體制一定的包容性和耐心；同時，中國也要意識到，中國在整個世界中的經濟體量今非昔比，為此也要給美國和整個世界調整的時間，並積極轉變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和思維模式，充分考慮自身發展帶給別人的影響和整個世界的綜合得失。
丹尼·羅德里克
丹尼·羅德里克：
我和姚洋教授、雷蒙（Jeffrey S. Lehman）教授，以及我們邀請到的幾十位著名經貿專家和法學家其實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必須找到一條路，能讓中美之間走出經貿摩擦。但中美兩國的經濟體制和價值觀如此不同，如何才能使兩國繼續貿易並儘可能雙贏呢？為此，我們提出一個框架，以期為中美貿易關係的重新討論奠定一個基礎。
在此之前，中美之間都主要參照世貿組織的現有規則，這些規則很重要，也確實在歷史上為多邊貿易體制和多邊原則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非凡的貢獻，但在有些方面，這些原則就顯得不夠，調整起來很緩慢。比如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也給全世界帶來了好處，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崛起，也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一些摩擦，中美貿易摩擦就是其中最嚴重的一個。世貿組織跟不上這樣的變化，對於化解摩擦也顯得很無力。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時，人們期望它能對中美兩國經濟體制的不同之處做一些調節，當時很多人也認為中國會越來越向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靠攏。但我們都看到，中國一方面在過去40多年通過改革開放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又一直堅持自己的想法和路徑，沒有完全複製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而是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模式，把市場配置和政府幹預相結合，成為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在我看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指手畫腳是不合適的。
當然，這讓西方很失落。畢竟曾經期待的中國向西方靠攏並沒有實現，其他方面也有一些期望沒有實現。比如美國，中國外貿的增長，尤其是對美出口的快速增長給美國很多產業和企業帶來了競爭壓力，這些壓力或成本是人們最初未曾想到的。
中美兩國的分歧還存在於地緣政治、人權、價值觀體系等方面，所以才帶來了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中美關係向何處去？當下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必須趨同，即中國必須向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靠攏，必須對美國的投資者開放市場，完全兑現或履行中國最早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第二個是脱鈎，即中美兩國完全脱鈎。
為此，我們工作小組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兩國既不需要完全的經濟脱鈎，也不需要做深度融合，而是通過中間道路的選擇，使中美兩國既可以繼續從貿易中獲益，又可以在經濟方面實現和平共處。
我們相信，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都需要政策的空間，一方面，中國和美國都是強大的主權國家，中國應當擁有制定自己的發展政策和產業政策的自主性，美國也有自己的模式；另一方面，也希望雙方的政策都能遵守一定的原則，儘可能與對方的貿易政策及商業價值觀相符。這樣既保留了各自的政策空間，也讓對方相對滿意。
這份倡議書有很多細節，核心是“四隻籃子”框架。**其中第一隻就是“禁止籃”，**即如果一國實施的政策以傷害別國為代價來增進本國的福利，比如只為自己的企業或產品壟斷全球市場，或者想用不平等的數據或定價獲得全球壟斷，這種“以鄰為壑”、把負面效應轉給別國的政策應當被明令禁止。
然後我們提出的還有第二隻籃子，即“雙邊談判與協調籃”，第三隻籃子“國內調整籃”和第四隻籃子“多邊治理籃”。
“四隻籃子”框架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制定出新的磋商機制，讓中美兩國可以各自做好自己的改革，同時遇到問題能進行良好的雙邊磋商，也可以啓動多邊治理和磋商，最終使問題得到解決，而不是走向摩擦，甚至對抗。
我們所努力制定的這些規則，是希望中美兩國都能夠實行並保護自己的產業政策模式和經貿模式，但與此同時，也要確保這些自主性的政策或經貿模式不會干擾對方和別國的利益。
磋商的語言也是我們關注的一個重點，比如説如何進入市場。我們希望能夠持續管理這些跨國的溢出效應。
對於每一個國際磋商機制來説，我們還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誰會來執行這種新的磋商機制。在國際外交上可能沒有一個絕對的執行者，也沒有第三方能夠去執行，這都需要基於我們互相的信賴以及互惠的合作。所以，我們希望《聯合倡議》所提供的機制是一種語言、一種理念，幫助我們打造一個新的經貿關係框架，並以此為基礎幫助我們不斷增進兩國經貿關係之間的互信。
我們愉快地看到，這份《聯合倡議》在制定過程中得到了來自美國和中國學界的強有力支持，並且有很多人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希望這可以成為兩國的一個新出路，能夠不斷推進中美關係往積極的方向發展。這是我們對未來的期許，也許與目前美國政府的方向不同，但我們希望這是一個更好的方向。
傑弗裏·雷蒙
傑弗裏·雷蒙：
今年夏天，姚洋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和我發現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擔心：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會給兩國人民都帶來損害。我們同樣也非常擔心有人説中國既然沒有向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靠攏，那麼中美之間就只能彼此脱鈎。
我們共同認為，在趨同和脱鈎這兩個極端中間，一定存在着一個可協調的方案，一個我們可以通過認真交流和學術分析就能找到的折中方案。
因此，今年7月，我們三人召集了一個10人工作小組，然後又聯合一系列非常知名的國際經貿和法學專家，大家共同努力，最終促成了這份《聯合倡議》。
我們先是8月初在紐約大學開會，9月份寫出了這份聯合倡議。之後，我們把倡議發給了全世界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授和學者，包括27位經濟、國際貿易、法學等領域的專家，他們很多人都非常支持我們的10人工作小組，並願意在《聯合倡議》上簽名。最終，包括工作小組之內的37人簽署聯合倡議書，其中有5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3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我是法學教授， 也參與中美之間的民間協調工作，曾連續兩次參與上海美國商會組織的到國會山的拜訪活動。在今年的拜訪中，我發現，議員們關注中美經貿關係的七個重要問題，包括國有企業、技術補貼、金融市場準入、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產業政策、匯率改革等等。當時討論的這七個難題，也被認為是中美能否趨同，或者是否需要脱鈎的一些關鍵指標。尤其是關係到中國的市場是不是扭曲的，如何改變扭曲，特別是國企和補貼問題，最讓人憂心。
在我看來，這其中真正的問題不是美國擔憂中國產業政策的溢出效應會傷害到美國的企業或就業，也不是中國的產業政策會帶來產能過剩，干擾其他國家的市場和企業，從而構成全球範圍內的不公平競爭。真正讓我擔心的問題是，美國有人強烈地抗議，甚至直接提議：如果中國不能高度剋制，甚至取消產業政策，縮小國企規模和產能，那麼美國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中國“脱鈎”，通過大幅提升關税來保護本土市場。
正是意識到這樣一種思潮不利於雙方真正坐下來解決問題，我們才決定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並提出一個折中方案。
這個折中方案的關鍵是“四隻籃子”的框架，內涵是既讓中國保留制定產業政策的自主性，同時也允許美國針對中國產業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行自我保護。因此，中國要儘量不在充分競爭性的領域推行產業政策，而美國也要儘量不通過高關税來保護自己，因為高關税會傷及別的國家，也會傷及中國完全市場競爭的產業對美國的出口。
因此，我們要以和平共存為出發點，以科學為基礎。如果中國對國企的補貼干擾到全球經貿，美國要具體指出是哪些國企，哪一類補貼，然後按照我們在《聯合倡議》的“第二隻籃子”中明確提出的，如果情況屬實，中國必須採取措施，以減少相關補貼。如果協調失敗，就將參照“第三隻籃子”，美國自己也可以採取政策以弱化中國的國企補貼帶給美國的影響，而不是簡單地通過關税懲罰中國，進而再引起中國的反制。這與貿易戰最大的不同在於，能確保兩國都以共存為出發點，使雙方在商品和服務領域的貿易繼續進行。如經濟學家大衞·李嘉圖在二百年前提出的那樣，使兩國的消費者、工人和生產商能通過比較優勢獲得貿易中的雙贏，而不是簡單地走向對抗，最終兩敗俱傷。
關於這份《聯合倡議》，還有幾個可能出現的問題，我在此對其中兩個做出回答。
第一，這個方案是否意味着放棄了WTO的原則？是否意味着不再採取WTO所提出的協調兩國摩擦的一些原則？
我的回答是：首先，在我看來，**中美兩國貿易戰本身就都已經脱離了WTO框架，未來的出路是兩國再逐漸回到WTO框架，或者通過新的協調，改變傳統的WTO框架。**兩國的經貿關係遠遠不止於貿易，而是更多元、更深層的合作。其次，我們提到的反傾銷政策、反補貼税等與WTO原則不矛盾，也與中國加入WTO時的承諾相符。
第二，這一方案是否偏向中國而傷害了美國？因為中國可以繼續採用自己的產業政策，而其產業政策經常支持國企。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對我們美國人來説，真正要關注的不是中國是否通過國企補貼支撐了本國的發展，這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我們要真正關注的是國企補貼政策是否會造成競爭產品的產能過剩，尤其是產能是否傾銷到美國乃至全世界，這才會直接損害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利益。在我看來，中美兩國必須共同關心真正存在衝突的部分，並共同着手解決。如果確實存在產能傾銷，中國就要取消或剋制自己的國企補貼，否則，美國政府有理由實施一系列的反傾銷政策，以最小化中國國企補貼和傾銷所帶來的傷害，從而保護美國人民的利益，同時又不至於讓雙方關係因為摩擦不斷加劇而走向脱鈎。因此，我認為《聯合倡議》對於中美兩國都是公平公正的，很多美國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支持和簽名也説明了這一點。
當然，我們所提出的並不是中美貿易協調中的最終方案，而只是一個框架，希望中美都可以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讓兩國人民也都可以接受這樣的解決方案。
通過雙方學界的交流，我們確信：健康而平等的競爭是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它能讓全世界的人民都獲得福祉，並在資源分配等各個方面都實現公平和平等。這個框架不僅對於解決中美經貿關係有幫助，對全球的很多合作也都有參考價值。就像今天的論壇和發佈會一樣，我們看到中美和各國的師生一起合作、共同學習，文化的不同並沒有影響我們擁有共同的追求，只要我們以共存為出發點，以科學為基礎，以全人類為擔當，中美之間一定能找到充滿創意的解決方案。
（本文根據微信號“北大國發院”發佈的三篇演講綜合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