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良：扶貧遇上懶漢，幹部們還能怎麼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成良】
近日，關於扶貧幹部的消息不斷刷屏：先是雲南怒江兩名扶貧幹部工作途中墜江遇難的消息刺痛了公眾的神經，緊接着同樣是在雲南，一名女扶貧幹部“發飆”的視頻引得無數喝彩。
中國的扶貧攻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都離不開扶貧幹部的艱苦奮鬥和無私奉獻。隨着脱貧攻堅工作的深入開展，越來越多關於扶貧幹部的故事走入人們的視野，從而使得這一羣體的形象變得更加豐滿。
雲南一扶貧工作者“罵”貧困户
在深度貧困區“攻堅拔寨”
中國的反貧困已經進入到了攻堅拔寨的關鍵時期，反貧困鬥爭越來越聚焦於深度貧困地區，這些都是貧困治理中的硬骨頭。從八十年代國家開始大規模反貧困專項行動開始，這些地方就一直是貧困治理的核心區域。
從自然特徵來看，這些地方一般地廣人稀、地貌複雜、生態脆弱，廣闊的疆域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承擔着更為繁重的治理任務；從經濟特徵來看，基礎薄弱、發展緩慢，這些不僅制約着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影響着地方財政實力，對國家轉移支付依賴程度很高；從社會特徵來看，複雜的地理環境造成了一些地方封閉保守，反貧困政策執行面臨較大阻力。
在此背景下，扶貧幹部做好本職工作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很多地貌複雜的區域還要面臨着更多的安全風險。近年來，扶貧幹部遇難的消息大多數就來自於複雜交通環境中的各種意外。今年10月份，在雲南扶貧幹部遇難之前，甘肅也發生了一起扶貧幹部和四名記者下鄉遇難的慘痛意外事件。然而，類似的悲傷故事又很難通過制度機制進行干預，這是由深度貧困地區的基本區情所決定的。
在西南和西北一些深度貧困地區進行了較長時期的田野調查之後，筆者深刻感受到了奮戰在這場沒有硝煙戰鬥背後一線扶貧幹部的酸甜苦辣。
地理學上有一條著名的線叫“胡煥庸線”，從黑龍江的黑河到雲南的騰衝，從人口分佈來看，以2010年國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胡煥庸線東南半壁43.24%的國土面積居住着中國94.41%的人口，西北半壁56.76%的國土面積僅居住有5.59%的人口。我國的深度貧困地區絕大多數位於西北半壁以及胡煥庸線的交界地帶，由此可見，如何在地廣人稀、交通複雜的環境下做好羣眾工作關係到脱貧攻堅的成敗。
脱貧攻堅是系統性的民生工程，也是踐行羣眾路線的基本路徑。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不同區域完成同樣的政策所付出的成本差異極大。對於深度貧困地區來講，其面臨的首要難題在於如何在複雜的地理環境下做好這一關係到民心向背的羣眾工作。
要做到真扶貧、扶真貧，就需要切實和每位農户打好交道，瞭解真實情況，熟悉農村的家長裏短。這些對於東中部大多數農村地區來講問題都不大；而在西南和西北的一些深度貧困區，卻並沒有那麼容易。
從筆者在西南地區調研的鄉鎮來看，多數鄉鎮的版圖面積在100到300平方公里之間，人口數量一般是一兩萬人以內，鄉鎮政府的工作人員（包含公務員編、事業編以及臨聘人員等）也不過七八十人。山大溝深，村寨散落在廣袤的國土上，甚至在同一鄉鎮，到達一些村寨都需要幾個小時的車程。
山澗中掏出的入村碎石路（作者供圖）
“真正讓人感到無力與無奈的，其實是心累”
在公共交通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如何有效地傳達國家政策，對一些基層政府來講都比較困難，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還要面臨着文化差異背景下如何將國家惠民政策轉化為農民聽得懂的生活話語的難題。
從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視角來看，公共政策越嚴密、越精細當然越好。然而，在具體的政策實踐過程中，嚴密而精細的公共政策對地方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於深度貧困地區來講，地方政府能力往往又很難匹配複雜公共政策體系提出的這些要求。不僅如此，高昂的政策執行成本也使得這些地區很難承受。除此之外，最令基層幹部感到困難的，就是如何將這些複雜的政策體系轉化為農民聽得懂、能夠理解的生活話語。
扶貧幹部入村開羣眾會（作者供圖）
比如，要實現精準扶貧，政府就需要大量精準的信息來輔助判斷。但是如何獲取真實有效的信息，對於廣大的農村地區來講是需要大量的調查進行支撐的。事實上，在深度貧困地區進行復雜而精確的信息統計的成本實在太過於高昂。筆者在調查期間就曾參與了很多這樣的工作。
為了按照政策要求做好扶貧工作的每個環節，基層扶貧幹部除了白天工作時間做好日常工作以外，還要經常加班加點入户做各種羣眾工作。有好多次和扶貧幹部做完工作已是凌晨，車行在黑洞洞的山野內，一邊是深溝，一邊是峭壁，疲憊得根本就顧不得危險。剛開始還有些擔心，萬一出事怎麼辦，後來習慣了也就無所謂了，倒是有一種坦然的心情來面對。這些於我而言不過是幾個月的參與式調研，卻是這些基層扶貧幹部工作的常態。
“説起扶貧工作的苦與累，這對於廣大扶貧幹部而言並不是最大的困難，真正讓人感到無力與無奈的，其實是心累，有重重壓力的心累，還有不被體諒、理解的心累！對於扶貧幹部來説，鼓勵、掌聲和理解更重要。”
以上是筆者一位參與扶貧工作四年多的朋友在朋友圈寫下的感悟，他的文字道出了扶貧幹部在工作中最無奈而又最真實的艱辛。筆者在調研期間接觸了大量的扶貧幹部，在和他們深入交流的過程中，很多人都表示外在環境造成的困難對他們來講其實並不會感到畏懼和心累，心累的原因主要源自於兩個方面：
一是自上而下嚴格的考核和督查壓力造成工作自主空間壓縮所帶來的意義感缺失的心累。
各級部門為了保障脱貧攻堅的工作質量，不斷強化對政策落實的考核和監督，同時還運用了大量技術治理手段完善政策監督。這些出發點原本是好的，但對於基層而言，需要面臨的考核就越來越多。由於一些考核對基層工作具有一票否決權，扶貧幹部不得不把精力轉移到應付考核上面，壓縮了落實任務的時間和精力。
伴隨技術治理應用的是各種信息系統的建立，這些系統需要錄入大量的數據來實現對政策過程的控制。由於信息系統數據錄入完整性與有效性成為了上級考核基層工作的重要指標，這些加大了扶貧幹部的工作量：按照統計標準入村入户調查；把這些紙質調查數據錄入信息系統；再根據上級反饋的問題反覆核查數據。
由於考核和督查主體的差異，對於基層提出的意見往往充滿矛盾，結果造成扶貧幹部在反覆的整改和折騰中消磨了工作積極性。並且由於每項流程都要花費很多時間，而扶貧幹部的時間總量是有限的，面臨的任務又比較繁多，結果很容易造成一些任務的完成效果不理想，也增加了被問責的風險。在此背景下，很多基層扶貧幹部都感到一種悖論，明明是在做很有價值的事情，但是繁瑣的中間環節卻消耗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使得意義感不斷流失。
二是在處理日益複雜的羣眾訴求過程中不被理解和體諒的心累。
為了切實解決貧困户的“兩不愁”（不愁吃、不愁穿）和“三保障”（即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問題，本輪精準扶貧設置了非常多的政策優惠。這些原本也無可厚非，但是，一些貧困户卻將其作為自己理應享受的權利，並且不僅不以貧困為恥，反而以之為榮。甚至，一些貧困户將其當成了享受特權待遇的符號，因為他們一打電話很快就會有幫扶幹部上門噓寒問暖、解決問題。
扶貧口號：精準扶貧，不落一人（圖/IC photo）
這些制度設計原本是為了督促幹部切實履行好職能職責，幫助貧困户解決生計以及發展問題，結果造成了“幹部忙得團團轉，羣眾靠在門邊看！”雲南女扶貧幹部“發飆”的視頻引起社會關注和共鳴的原因就在於此。
在西北一鄉鎮調研時，駐村幹部感慨：扶貧幹部不好當，扶貧資源不好發，扶貧工作不好做！
他説幫扶單位在向貧困户家中送去米、面、冬季用煤的時候，羣眾就站在一旁看着幹部忙裏忙外，絲毫不知道搭把手，幫一下忙。這讓參與扶貧工作的幹部感到有些寒心，覺得自己工作沒有成就感。
在幫扶中，一些羣眾養成了“等靠要”的思想，將暫時性的幫扶當成了常規性的個人權利。今年發放幫扶資源就説滿意，明年沒有了，就產生很大的不滿。甚至還有的貧困户家裏送去的米麪油吃完了，就打電話給幫扶單位讓再送去一些，絲毫意識不到脱貧是自己的責任。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因為沒有評上貧困户而不斷纏訪鬧訪，甚至對扶貧幹部惡語相向。
最讓扶貧幹部感到心累的還是那些缺乏發展動力，沒有家庭責任感，不願意奮鬥的懶漢。這些人致貧的主要原因是勞動意願薄弱，而不是缺乏勞動機會。然而，他們無法脱貧的話，扶貧工作就完不成目標。在中部某貧困縣調研時，就遇到了這樣一户貧困户：
阿杜一家是村裏的低保貧困户，家中分別有七十多歲的父母、阿杜夫婦（阿杜47歲、媳婦33歲）、兒子和女兒（5歲和3歲）。除了阿杜媳婦精神有問題，其他人身體都健康。阿杜就是因為非常懶惰，所以一直沒有找到媳婦。後來找了一個精神有問題的女性，生了一子一女。六口人住的是磚瓦房，家裏破破爛爛，但是阿杜就是不願意勞動。
阿杜家的房子
地方政府在直接幫扶項目中給了阿杜家5000元資金，希望他們能夠買羊養殖，大羊生小羊，這樣以後也有比較穩定的養殖收入來源。阿杜到親戚家買了四隻羊，但是他懶得把羊拉回家，幫扶幹部催了很多次，他都藉口有事。後來天氣太熱，四隻羊中有兩隻熱死了，他還是沒有把羊拉回家。
考慮到他們家的住房問題，幫扶幹部幫他爭取到了危房改造資金。資金雖然爭取到了，項目實施還是要靠阿杜張羅，他還是怎麼催都不動彈。
為了讓他們家有穩定的收入，地方政府給阿杜安排了公益性崗位——打掃衞生，每月有三五百元收入，但是他不願意好好做，考慮到將來的脱貧攻堅成效問題，政府又無法將其開除。
目前阿杜的妻子又懷了孕。對於阿杜這樣缺乏家庭責任感，只管生小孩，從來不考慮如何養，又不願意勞動的人，幫扶幹部感到可氣又無奈。
然而，類似的貧困户又絕非少數。在當前市場勞動機會充足的情況下，只要貧困户身體健康，基本上都能夠找足以滿足脱貧條件的工作崗位。但是，長期積攢的惰性思維和習慣卻成為了這些貧困户脱貧的重要障礙。在西部調研時，遇到的另一户貧困户不僅讓扶貧幹部感到心累，而且情感上還非常受挫：
溪水村有兩兄弟，一個五十多歲，一個四十多歲，都是單身漢。扶貧幹部考慮到他們還住在土房中，就幫助他們改善住房條件。
扶貧幹部去兩兄弟家中做工作的時候，兩人就坐在屋裏看電視，也不説句問候的話；扶貧幹部談起危房改造，老大卻撂了一句讓人很惱的話，“吃的水都沒得，搞什麼搞！”
危房加固的材料運到了家門口，兩人動都不願意動一下，扶貧幹部找他説話，回“怕什麼，我房子不好丟的是你們村幹部的臉。”
為了幫助他們申請產業扶持資金，扶貧幹部通知他們把相關材料拿到組長家裏複印，他都不願意去做，説“有錢沒，沒錢我就不去！”
給予扶貧幹部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雖然扶貧是一項崇高而偉大的事業，但是並不意味着從事這項事業的過程中都能時刻感受到正能量，而正是因為扶貧幹部的努力和無私奉獻，以及默默地化解各種負能量事件，才使得這項事業變得崇高而偉大，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就更需要關注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一個個普通而真實的英雄。
當前80、90後逐漸成為了基層扶貧工作的主力，他們活躍在工作一線，為了扶貧工作犧牲了很多陪伴父母和子女的時間，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揮灑在田間地頭，調研中經常能遇到一幕又一幕令人感動和充滿信心的故事。
筆者在雲南相識的一位90後朋友從大學畢業後就參與到扶貧工作中，幾年的工作歷練已經使他成長為業務骨幹，負責很多扶貧中重要的工程項目。不少老闆為了拉項目而向其提出了回報的事情，而他的回覆讓人感到非常暖心：
“感謝你為脱貧攻堅工作做出的貢獻，也非常歡迎你繼續來投資，為我們的貧困户早日搬遷入住新房做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好的榜樣！我覺得只要我們做好了不用別人介紹，也有做不完的活計。現在的社會可能不是像你説的那樣，你要相信我們的黨員幹部在廉潔自律方面做得好的大有人在！”
正是這些扶貧幹部的默默努力和職業堅守，中國的反貧困事業才取得了如此矚目的成就。當前的脱貧攻堅工作還需要進一步理順政策執行的體制機制，給予扶貧幹部充分的信任和空間去腳踏實地地落實工作，而非將其囿於材料和考核之上。與此同時，社會也要給予扶貧幹部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能讓他們感到身累又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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