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實：基礎教育“減負”，有人想過高等教育的危機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實】

近日浙江、南京出台的減負新方案，讓中小學生“減負”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話題。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教育主管部門就開始呼籲“減負”。然而，“減負”折騰了近20年，不但沒有顯著收效，反而陷入了極為尷尬的境地：不“減負”吧，有一部分學生整天抱怨學習太累；一旦真的“減負”，許多家長就開始恐慌了，生怕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客觀事實早已證明：“減負”並不能夠解決我國教育領域存在的根本性矛盾。“減負”—>無效—>再“減負”的循環，如同行為藝術。

為什麼我國基礎教育階段，中小學生的學業負擔會顯得很重？因為我國高等教育機構以高考作為主要選拔機制，現實中基礎教育以高考作為終極目標。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相對比較可靠的手段——既然這是明擺着的規律，用紮實的基礎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敲門磚，乃是必然。在穩定的社會建設時期，普通家庭主要寄希望於通過高考改變孩子的命運。即使考上個好大學不見得必然實現階層向上流動，至少還能維持在現有的階層，不致出現階層的滑落。

基礎教育階段沉重課業負擔，根源在於基數巨大的同齡人在高考中競爭稀缺的機遇。“減負”不會改變受教育羣體巨大基數與有限的機遇總量之間的矛盾。因此，“減負”必然淪為形式主義的一陣風，根本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歐美國家所謂的“素質教育”、“快樂教育”，説穿了就是個荒誕不經的神話：這些國家早在基礎教育階段就已經實現了階級分化，普通人家的孩子讀教育水平一般的公立學校，用少年時沒心沒肺換來一生的卑微；有錢人家的孩子早早進入精英學校讀書，課業負擔極中，何嘗不是咬着牙擠進一流高校？

假如“減負”在中國真正得以實踐，對於沒後台、沒背景的普通人家孩子必定是災難——學校講授的知識越來越少，放學越來越早；普通人家的孩子在家玩手機打遊戲，有錢人家的孩子參加價格不菲的私人培訓班；最後誰更有機會獲得優質高等教育的入場券，還用説嗎？倘若不從根本上改變教育制度，只是片面地強調“減負”，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學到歐美國家的糟粕，早早地在基礎教育階段就實現階級分化、為階層固化添磚加瓦。

中國教育陷入了“減負”—>無效—>再“減負”的循環，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教育系統內充斥着思維僵化、因循守舊的官僚。他們沒有能力從國家戰略的層面來思考教育的意義，更缺乏制定科學合理頂層規劃的能力。説句實在話，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遠比教育官僚更清楚國家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教育改革必須跳出反覆“減負”的思維怪圈，直面教育領域的主要矛盾，即受教育羣體巨大基數與有限的機遇總量之間的矛盾。

應該釐清一個基本的邏輯：基礎教育階段的課業負擔取決於同齡人之間的競爭烈度，競爭烈度取決於社會提供的機遇總量。只有提高機遇總量，才能降低競爭烈度，同齡人才不必在每個細節上一分高下。反之，如果不增加機遇總量，競爭烈度就不可能降低。就算學校教得少管得少，同齡人之間還是會私下較量、以便一分高下。

因此，必須增加社會範圍內的機遇總量，才能從源頭上改善基礎教育的生態。唯有如此，才能跳出“減負”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維怪圈。基礎教育的生態也確實需要改善，因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沉重，説穿了還是過度競爭、惡性競爭；基礎教育階段沉重的課業負擔，本質上是低水平的重複建設，目的僅在於提高對有限知識集的熟練程度、用於應付高考，而並不能夠很好地銜接高等教育。

如何增加機遇總量？出路在於高等教育的規範化建設。換個角度來説，基礎教育階段的過度競爭、惡性競爭，源於高等教育創造的機遇總量不足，需要從改革高等教育入手來解決源頭性的問題。

理想狀態下，就讀“雙一流”大學的學生，作為國家棟梁會擁有較多的發展機遇；而就讀其他高校的學生，也應該過上大致體面的生活。但實際狀況與理想狀態相去甚遠——許多高校的畢業生在就業時遇到巨大的困難。畢業生當然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在自己喜歡的城市順利成家立業。但是站在用人單位的立場上看，這些畢業生的勞動能力真的很成問題。用人單位要麼不願意聘用，要麼只願意以較低的待遇聘用、遠低於畢業生本人的期待。

筆者就此深有感觸：朋友的生物科技公司招聘實驗師，應聘者中90%以上都是“菜鳥”級別的；中山大學的碩士，閲讀科學文獻的能力極差，用一個星期時間還弄不清實驗設計的原理；幾個二本院校的碩士，除了做論文期間搗鼓的幾個簡單實驗之外，對其他的生物醫學知識缺乏起碼的瞭解。這幾位的業務能力不忍直視，薪酬期待卻是年薪20萬外加住房公積金。説實話，用人單位真沒有興趣請這幾位當祖宗供着。

站在用人單位的立場上看，能夠培養“招之即來，來之能戰”的高質量畢業生的高校，其實為數不多。但是也只有這為數不多的高校，才能夠為畢業生提供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空間和上升通道。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格局下，過橋的和沒過橋的，能夠獲得的機遇有天壤之別——基礎教育階段的競爭烈度能不高嗎？

畢業生期待與用人單位需求之間的突出矛盾，源頭在於我國許多高校的培養方式出現了嚴重偏差。教育理應為社會化大生產服務，以培養人的勞動能力作為首要職責。而許多高校的教育導向，背離了培養人的勞動能力這一根本性的方向，無法培養出合格的勞動者。不合格的勞動者，在社會上怎麼可能獲得發展機遇和上升通道？

我國許多高校存在極為嚴重的教學資源浪費，因為無法培養合格的勞動者，所以事實上並沒有增加社會範圍內的機遇總量。就整體而言，許多高校對學生的學業要求流於自由散漫，造成了事實上的“嚴進松出”——只要邁進了高校的門檻，稀裏糊塗混幾年，也能順利畢業。某些高校的部分專業和課程設置，其根本目的恐怕就是從教育部套經費圈錢——三流高校開設什麼哲學、表演、藝術史之類的“務虛”專業，這不是批量培養失業人口嗎？坦率地説，三流高校巧立名目開設的專業，連起碼的師資力量都不具備，培養出來的畢業生不具備任何過硬的勞動能力，能去私企做前台都算燒高香了。

由此可見，改變現狀的根本途徑在於大力加強高校的規範化建設，切實保證高校的教學資源有效轉化為社會範圍內的機遇總量。説得更直白一些，許多高校必須大力提高教學水平、增強對學生的學業要求，保證畢業生具備符合社會需求的、過硬的勞動能力。欲達此目的，對我國許多高校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高校招聘現場熙熙攘攘的大學生。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新一輪高校改革，應當以培養人的勞動能力作為根本出發點，樹立“教育為社會化大生產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明確理念。將高校明確劃分為研究型高校和非研究型高校，研究型高校可以在基礎研究方面有較大的自由度，而非研究型高校的考核重點必須是畢業生的勞動能力。進入21世紀以來，國內某些高校喜歡打腫臉充胖子，胡亂開設一堆爛專業，自詡“綜合性大學”。然而，不具備勞動能力的畢業生等於廢品，這些高校顯然是有責任的。因此，非研究型高校應該是未來高校改革的重點整治對象。具體的整治手段應該包括：

1. 構建高校之間的動態競爭和獎懲機制。

非研究型大學教學水平的直觀反映，其實是畢業生的就業率和平均薪酬。就業市場其實是高度理性的。國家應通過主流求職網站等大數據來源獲取這方面的客觀信息，作為考核評估非研究型大學的重要標準——你説你們學校辦得好，可是畢業生連個像樣的飯碗都沒有，這可信嗎？如果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和平均收入逐步攀升，説明高校的培養水平被就業市場普遍認可，這樣的非研究型高校就應該獲得經費傾斜；反之，如果高校畢業生越混越慘，説明高校主要領導無所作為，這就需要點懲罰手段以正綱紀。

2. 堅決開展院系調整，裁汰不能培養勞動能力的弱勢專業。

不鼓勵非研究型高校開設哲學、藝術史、社會學、國際關係等純文科專業；某些專業的就業率如果連續幾年低迷，則必須停辦，促使非研究型高校將資源集中建設優勢學科。

3. 加強勞動能力的系統培養。

應當鼓勵高校從企業批量引進客座講師、客座導師，在專業課上系統傳授社會和企業所需的勞動能力；這既解決了課堂知識與實踐對接的問題，也有利於在校師生培養廣泛的社會關係。工科專業必須安排至少一學期的實習（校內或校外皆可），杜絕紙上談兵。通過政策鼓勵校企結合，定向輸送專業人才。

4. 加強學生在校期間的學業要求。

教育主管部門應當積極鼓勵高校開除學業水平不符合要求的學生。許多高校學風一塌糊塗，學生自由散漫，皆是因為管理失之於寬。哪怕是三流高校，只要有勇氣開除5%的墊底學生，全校學風立刻會提升一個檔次。

重點整治非研究型高校，切實保障高校能夠輸出具備過硬勞動能力的人才，這就能夠解決畢業生期待與用人單位需求之間的突出矛盾。如果非研究型高校也能提供發展機遇和上升通道，全社會範圍內機遇總量就會大大增加，基礎教育階段同齡人之間的競爭烈度自然會隨之下降，也就沒有必要糾結於“減負”這個偽命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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