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時隔6年，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何再次成為中央全會決定？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按照西方一些政治觀察家和媒體的説法，2019年10月31日在北京落幕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太過平淡或乏味，會議既沒有人事變動，也沒有什麼驚人決定。中共中央11月5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長達一萬八千多字，對於不熟悉中國政治話語的人來説，似乎都是務虛而非務實的官方語言。但事實上，這次中共的中央全會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第一次以黨的中央全會形式作出了推進國家制度建設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決定，並在決定中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在未來30年的戰略任務。可以預期，這次會議的影響將會深刻而長遠。

瞭解中國政治的人知道，關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早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了。時隔六年之後，中共再次把這個提法作為這次中央全會的決定，有何新意？這要從中國與世界的發展來看這個問題。

放眼全球，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數千年依託地理屏障和政治屏障形成的生存與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持續，全球化進程把世界各國都拉到了同一個平台上競爭。每一個國家都面臨着來自全球的競爭，這是當今時代的重要特徵。從表面上看，全球化進程中的競爭表現為經濟競爭。每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由其經濟實力和經濟地位所決定。但國家的經濟力量來自何處？儘管不同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有不同的理論解釋，有一個最基本的現實是無法否認的，這就是國家的治理能力。世界各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治理能力的競爭。中國過去100年社會的跌宕起伏，特別是近四十年的經濟起飛，跟國家治理能力的密切關係有目共睹，其中有經驗、有教訓，也有巨大成功。儘管一些西方學者把經濟的發展與國家治理能力分離開來，認為經濟離開政府可以有更好的發展，但這種説法太過理想化而以至於只能侷限在書齋。其實，國家的治理能力強並不等同於對市場的干預多，而是説有效的國家治理能夠給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更好的條件，給民眾的生活提供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

事實上，無論人們信奉什麼樣的理論，在現實中總是把社會的經濟發展和自己的生活水平跟政府的執政能力聯繫在一起。每一次西方國家選舉總統或議會中的執政黨，經濟問題和民眾生活水平都是很重要的核心話題。即使是主張政府應當成為“守夜人”的美國，競選者在大選的時最愛問選民的也是這樣一句話：“你比四年前過得更好嗎?”，這個問話本身就表明了競選者事實上承認民眾生活的好壞跟政府的執政能力緊密相關，在這個時候，沒有人會相信“守夜人”理論。

國家治理能力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強勢政府傳統的國家來説更為重要。中國社會如何保持高度的流動性以促進經濟活力？國家如何做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家如何對經濟實行戰略佈局和宏觀調控？國家如何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這些都跟國家的治理能力息息相關。當前，中美貿易談判雖有進展，但長遠看，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摩擦將會長期持續下去。中國能否在貿易戰持續下去的環境下繼續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保持社會的穩定和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取決於國家的治理能力。所以，儘管六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到了今天，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激烈競爭，特別是中國正處於與世界第一強國的經濟博弈中，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顯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迫切和重要。

相比國家治理能力這個概念，中共提出國家制度建設的時間更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在“文革”中國家制度遭到破壞的慘痛教訓，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次黨代表大會都提到了國家的制度建設。但是，在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發展正處於大刀闊斧的改革過程中，“摸着石頭過河”成為中國社會探索與改革的真實寫照。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進程中，國家對社會的治理很多時候都是通過執政黨和政府不斷制定新的政策來實現，而不是依靠既有之的制度。由於這個原因，在過去幾十年，中共儘管一直在提國家制度建設，社會快速的除舊佈新使得國家的制度建設難以跟上現實發展的速度。但是，在經過四十年的改革後，到了今天，中國建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條件已經越來越成熟。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對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説明，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啓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而中共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啓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而新時代相比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制度建設的分量更重。十八大以來，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到了越來越突出的位置。

所以，從宏觀的歷史進程看，十九屆四中全會是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在經過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隨着中國發展和崛起，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內部社會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作為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正面臨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各國的競爭空前激烈。而中國在走出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後，與發達國家的摩擦與衝突還會加劇。在中國內部，雖然走出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已經基本成定局，但中國能否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是否能實現現代化。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這次十九屆四中全會並沒有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一個一蹴而就的當下目標，而是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總目標。

按照《決定》的説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實際上分為三步。第一步，2021年，中共成立100週年時，國家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取得顯著成效；第二步，到2035年，中國社會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三步，到2049年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決定》提出這個戰略規劃可以看出，這次全會是把國家治理能力和制度建設的現代化跟“兩個一百年”，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地連在一起。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不僅是要解決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而且也規定了未來30年的戰略任務，因此，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

簡而言之，這次以政治議題為中心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一萬八千多字的《決定》並非抽象空乏的務虛之言，而是有着非常具體的現實內容。國家的治理能力與制度建設跟中國在全球的競爭能力，跟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品與生活質量息息相關，也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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