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柏林牆，走入歷史的永久記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每個歷史階段一般都有若干代表性事件：如果説到二戰的幾個重要節點，人們或許首先會想到德軍入侵波蘭、斯大林格勒保衞戰和諾曼底登陸；對冷戰時期而言，“柏林牆” 、“古巴危機”以及東西方的兩次兵戎相見（朝戰和越戰）則最具標誌性。
“柏林牆”，這座橫穿冷戰最前沿柏林的隔離建築，建於58年前（1961年8月13日），倒塌於30年前（1989年11月9日），存在了28年零2個月26天。
一道高牆讓一個民族兩相望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東西方兩大陣營本已緊張的關係再度惡化，雙方的對壘達到新的高潮：1961年8月13日是個週日，柏林的民眾雖然習慣了被四國分別佔領的狀態，但沒想到東德的執政黨——德國統一工人黨（SED）在得到蘇聯和華沙條約其他成員國的認同後，會在這天下令築牆。
當日凌晨，接鄰西柏林的所有東柏林街道上的燈光突然熄滅，無數輛軍車一齊打開大燈，投射出道道刺眼的光柱，兩萬多名東德武裝邊防官兵和大量築路工在短短六個小時內，沿着東西柏林43公里的邊界築起一道由鐵網和水泥板構成的臨時屏障。
經過一段時間的繼續修建和完善，丘吉爾在二戰硝煙未盡時描寫的“那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在冷戰的最前沿東西柏林之間實實在在地落了下來。從此，政治術語中多了“反法西斯防衞牆”（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這一詞彙概念，世上則又多了一道血淚交加的“隔離牆”。
柏林牆（資料圖/視覺中國）
這道聞名世界的“柏林牆”高達5.3米至4.2米，寬50公分，全長近166公里，其中水泥牆114.5公里，鐵絲網55公里（主要架設在以河流為邊界的水面上）；“柏林牆”沿線還建有290個瞭望塔，137個地堡暗堡、274個警犬樁；防汽車壕溝和防坦克路障共計108公里；還裝有數千個電子眼，投入警犬250只；邊防軍巡邏道總長119.5公里，並設有7個過境站。
“柏林牆”的外圍是一道3.5米高、123.5公里長的通電鐵絲網，鐵絲網與柏林牆之間有50米寬的空地，牆的上端焊接着光滑的圓形鐵筒，使人無法攀登。“柏林牆”的建立封死了192條街道，其中97條連接東西柏林，95條連接東西德其它地區。
建牆之前，約有250萬人逃離東德地區，而柏林則是逃亡的最佳地點；建牆之後，逃亡人數大幅減少，從1961年到1989年，只有約5000人嘗試翻越“柏林牆”。根據各類統計，死亡人數約在136至245之間，確切的數字恐怕永遠是個謎了。
墉垣雖高，倒塌卻在須臾間。1989年11月9日，東德政府在民眾的抗議下被迫開放“柏林牆”，同時也等於宣告了自己的滅亡。1990年6月，東德政府正式決定拆除柏林牆。不久後，兩德統一，結束了一個民族長達四十年的分離。
世易時移，事過境遷。如今，當年“柏林牆”的水泥隔板不是分送世界各地當作警世碑，就是留在原處以供紀念和憑弔；當年恐怖的“死亡線”如今已被車水馬龍和高樓綠帶取代。在柏林這座獲得新生的古老城市裏，歷史未被遺忘，但也未被炒作。無論是當地的居民和還是來往的遊客，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柏林的這份底藴和活力。
歷史是勝者書寫的
柏林的“反法西斯護衞牆”已成為歷史，但我們依然會問：
這麼一座用德國人特有的高效率和嚴謹性建立起來的、看似固若金湯並挺立了二十八年的“防衞牆”為何那麼快就轟然倒塌呢？
當年那個社會主義陣營裏數一數二的經濟強國、一個工業產值全球能排進前十的“富國”東德為何一夜之間便分崩離析呢？
為何一個如東德那樣管控嚴密的國家，會那麼不堪一擊，連同它的老大哥蘇聯一起退出歷史舞台呢？
我們更要問：二戰中的盟國為何在戰後迅速反目為仇？柏林牆為何不是建於冷戰伊始的1947年，而是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初？
這些問題的答案既複雜又簡單。説起“複雜”，是因為能回答和想回答這些問題的人立場太不相同，答案自然也會大相徑庭。説其“簡單”，是因為我們都知道，“柏林牆”的建立和倒塌並不是一件發生在一個民族之內的孤立事件，而是當時那個時期國際格局演變的產物，是背離初心的蘇東集團的整體失敗。
有人説，“柏林牆”的倒塌是民主的勝利，自由的勝利，似乎是“民主”和“自由”戰勝了“共產邪惡”。這是勝利者的口吻和思路！
將德國一分為二的並非 “柏林牆”，而是東西方主要國家爭奪利益的結果。意識形態、社會體制、民主自由，所有這些概念常常被拿來當作鼓譟和炒作的標籤。“柏林牆”之所以具有全球性意義，因為民族國家的分裂並不單單是德國的命運，而是十九世紀末以來全世界範圍內的歷史遺存，歸根結底是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政治殘餘。
長期以來，西方一直把民主和自由當作標榜自己制度優越的標誌和攻訐其它體制的武器，可它們應該知道上述“政治殘餘”中的哪個都無不留有其自身的烙印。
實際上，在國際現實政治中，這些高舉“民主”和“自由”的政府和國家並沒少背離民主和自由原則，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它們甚至不惜與專制獨裁者為伍，用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扶持這些反自由反民主的國家。
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曾站在西柏林這邊衝着對面的“柏林牆”大聲呼籲：“戈爾巴喬夫先生，請推倒這堵牆！”可同樣是這位里根總統，同樣是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卻能與英國首相撒切爾一起不遺餘力地扶持早已被全世界唾棄的另一垛牆：南非的種族隔離。
美英政府對南非採取所謂的“建設性交往”政策，否決了聯合國要求執行的對該國的經濟制裁，因為他們把南非視為非洲南部反馬克思主義勢力的堡壘。撒切爾夫人宣佈曼德拉領導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是恐怖主義組織。1987年，她的發言人伯納德·英厄姆（Bernard Ingham）説了一段相當著名的話：那些以為“非國大”能組建南非政府的人，簡直是“異想天開”。
可以説，如果不是西方主要“民主自由”國家的支持，南非歧視和迫害黑人的白人種族隔離政策不可能從1948年一直延續到1994年，納爾遜·曼德拉也不會被監禁26年半之久。
曼德拉（資料圖/聯合國官網）
柏林的“反法西斯護衞牆”已成為歷史，但人們內心的那些樊籬依然矗立着，世界上還有其它形形色色的“隔離牆”存在：如防止衝突的朝鮮半島軍事分界線“三八線”、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停火線”、塞浦路斯“聯合國緩衝區”、摩洛哥的“西撒哈拉狹道”和科威特-伊拉克“分隔圍牆”；還有阻止非法移民的中朝邊界圍籬、西班牙梅利利亞邊界圍籬、美國-墨西哥圍牆；還有防止恐怖襲擊的以色列安全圍牆、印度克什米爾圍牆等。
從某種意義上説，任何國界邊界，任何排他的宗教和理論，任何城鄉和貧富的差異，甚至所有自成一體的文化，都是圍困人類行為和心靈的高牆鐵幕。
風景那邊更好
阻礙人類彼此交往的屏障大體分自然的、人為的和心理的三種。從古到今，壘築高牆者，無外乎有三個基本目的：護衞、劃界、隔離。
江河湖海，高山峻嶺，這些均屬於自然屏障，都是天斧神功之作，自不必説。它們對人類並無敵意，更無厚此薄彼之分。倒是人類在利用它們為自己服務：要麼憑藉天險禦敵保家劃界隔離，要麼通過因地制宜將天塹變通途。
在中華民族的一體化進程中，有兩個最重要的屏障，一個是人為的萬里長城，一個是天然的台灣海峽。
我們中國人一直以長城這座宏偉的建築為驕傲，但它卻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最久遠的“隔離牆”，它的作用就是抵禦“蠻族”的入侵。但長城再高再長，也無法最終禁錮中華民族的發展，現今的神州大家庭，早就跨越了這道人為的屏障，各民族之間也早已代代融通。
同時，長城也並未能阻止外族的侵略：當年成吉思汗的大軍曾橫掃長城內的中原大地，讓漢人第一次當上了亡國奴；努爾哈赤的後代也曾五次經長城入塞，直逼明朝直隸、山東等地區，最後在明將吳三桂的內應下，從長城主要關隘——山海關入主中原；倭寇也曾把長城踩在腳下，並一度佔據了大半個中國。這真是：萬里長城永不倒，百年朝代如煙消。
台灣海峽這個自然屏障雖然給中華民族的統一增加了難度，但兩岸畢竟還是啓動了“三通”。中國統一大業之所以至今未果，其真正的原因應該不是波濤洶湧的台海。天然的屏障之所以成為阻力，歸根結底還是在各種力量作用下所形成的人心的不和。在屏障的三大類中，應該説人心的障礙是最根本和最難逾越的。
説到心理屏障，筆者想起高牆隔離產生的心理效應，也就是錢鍾書先生所表達的“圍城現象”：圍在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在“柏林牆”這個問題上，雖説其它博弈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城內人”受惑於“城外景色”而形成的心理失衡並最終成為東德乃至東歐和蘇聯人民奮起“突圍出城”的最大動力。
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產業對東方陣營曾具有有強大的吸引力，西方政府和政要也一直不遺餘力地進行滲透和鼓動。兩德統一是擔任聯邦德國總理的科爾對渴望統一的東德民眾描繪了“燦爛前景”（blühende Landschaft），以至於東德人以為：東德的好東西是我們的，你西德的好東西以後也會是我們的。只要歸併，我們很快就會和西方一樣富裕。
這種對“不可知”的好奇和嚮往，也是“圍城現象”的一種具體體現。毛澤東在1934年寫的《清平樂·會昌》中有一句話流傳甚廣：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在“圍城現象”中，大部分人的心態不是“風景這邊獨好”，而是風景那邊更好。
柏林牆（資料圖/視覺中國）
統一之後，東德人經歷了從亢奮到失望的心理磨難過程。他們被人稱為“東德佬（Ossis）”，類似 “鄉下人”、“鄉巴佬”這樣的蔑稱，他們從自豪的“國家主人”（雖然實際上不是，但起碼名義上是）很快淪為被西德人輕賤的“二等公民”。
以前凡事都由國家來主持和安排，現在事事都要靠自己，他們完全不適應了。科爾描寫的“燦爛前景”遲遲不見到來，大家更多體驗到的是減薪失業的痛苦和背井離鄉的無奈。現在有人問為何新納粹和排外思潮會在德國東部地區氾濫，答案很簡單：被輕賤的人也會去輕賤別人。
筆者結語
隔離越嚴密，高牆越難逾，人們對外面的風景就會越嚮往。雖然這種嚮往最終會被失望的現實敲碎，但憧憬這個心理過程本身會爆發出很強的行動力，這是人性使然。“柏林牆”的推倒正是這個“行動力”的發力所致。
在人類彼此的交往中，“牆”作為一種屏障，其存在的形式各種各樣，其所帶的功能不盡相同，但它們的出現其實主要源自人內心的恐懼。
“柏林牆”的歷史告訴我們，拆掉有形的牆容易，剷除無形的牆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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