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香港出現與歷史逆向的“大逃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2019年的“雙十一”，在全民消費狂歡之際，香港“修例風波”延燒更甚，發生了嚴重的選舉暴力事件和針對內地在港人士的極端襲擊行為，一些大學校園淪為“黑暴戰場”，香港出現與歷史逆向的“大逃港”。
香港校園曾經令內地高材生無限嚮往，高等教育亦成為香港的核心資產與競爭力支柱，如今正毀於從街頭延燒而來的民粹化之火。連日來，香港黑衣青年人將高校中的內地羣體作為暴力襲擊對象，並對高校的基礎設施實施極端毀損行為。他們仇恨的不是這些香港高校本身，而是其中極富競爭力、建設香港有功的內地優質生源。黑衣人的邏輯是：這些內地生搶走了他們的“本土”資源，壓縮了他們的上升空間，給他們帶來了“失敗者”（loser）的恥辱感。
白衣內地生遭到黑衣學生圍堵 視頻截圖
然而他們沒有看到，這些內地生完全是按照香港的法律法規及公平競爭規則，獲得在香港學習與發展的機會，他們視香港本地學生為同胞，視香港為中國的一部分，將建設香港與報效祖國有機結合。但他們遭遇了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極端暴力，見證了香港社會文明表象下的醜陋與殘忍。他們匆忙撤離的背影，是對香港黑暴派的抗議，也傳遞出香港可持續發展的警訊和危機。
其實，內地與香港的優勢逆轉早就在發生。2013年遼寧文科狀元劉丁寧入讀港大不久即退學復讀，次年考入北大中文系。這是一個象徵性事件，預示着香港教育中的“唯西為上”取向儘管保障了一定的國際化地位，但卻潛伏着與中國價值及發展道路的某種“脱軌”趨勢。2019年的“修例風波”只是將這種“脱軌”趨勢全面暴露而已。
不過這一次，很多內地“狀元級”高材生不是自主選擇離開，而是被香港的校園民粹主義逼迫離開。熟悉香港教育生態的人都知道，內地優質生源是香港高校教育質量的重要支柱，尤其是理工科的實驗室及社會科學的前沿研究工作。離開了這些生源，如果內地背景的教授再選擇離開，香港高校的教育質量必然大幅度滑坡，其國際排名也將嚴重下跌。更關鍵的是，經此破壞，香港高校的國際聲譽及生源也會大受影響，其教育和研究的國際化水準將面臨嚴峻挑戰。
追索香港校園民粹化的根源，筆者以為有如下數端：
其一，對內地的歧視性思維，即香港一些人存在虛高的國際地位與驕傲感，有“高等華人”的歷史幻覺，這是長期以來香港“平台”優勢的放大效應，但部分香港人過於以平台為能力，對內地人存在或明或暗的歧視；
其二，踐踏法治的激進民主文化，即從佔中運動“違法達義”以來，香港民主的法治前提與秩序理性遭到內在破壞，違法性與暴力性成為青年社會運動的躁狂特徵，對青年羣體的行為起到負面塑造作用；
其三，青年運動的非理性衝動與破壞性特質，這與青年羣體本身的人格發展階段、理想化氣質、個人英雄主義取向及反權威的叛逆心理有關；
其四，香港政治文化精英與媒體生態不負責任的超限動員與蠱惑，這就導致青年人是非不分，衝動破壞，危害社會；
其五，教育體系的“殖民化痼疾”及教育內容的反國家取向，造成這些青年人國家意識淡薄，本土主義高漲，與西方的聯盟連體人格定型難改。因此，校園民粹化是香港民主運動變質異化及教育體系內在崩壞的必然結果。
面對校園民粹化，我們看到香港社會做出了怎樣的反應呢？以某些大學校長為例，他們只知一味遷就學生，不敢承擔起教育管理者的理性引導與秩序維護責任，不敢堅持法治和道德原則，變相成為暴徒的幫兇。相反，他們對受欺凌的內地學生，對入校維護法治及保護市民的警察，反而是另一種嚴厲的態度，甚至聲言大學禁止警察進入。事實上，即便大學是自治單位，在公共安全理由下警方有充足的法律依據進入。大學不是法外之地，更無包庇犯罪的特權。進一步，如果校長是為了包庇暴徒，縱容暴力，妨礙執法，則涉嫌違法犯罪。校長的職責不是保護學生暴徒，而是維護教育秩序及法治。不要濫用教育管理者的愛心，也不要與法治及人性底線為敵，否則根本不配承擔教育管理者的職責。
不僅校長，更有“黃絲”媒體、公知及反對派政客們顛倒是非黑白，誣陷內地背景學生、教授及鎮暴警察，縱容校園民粹化向恐怖化方向發展。在這些對香港社會具有關鍵影響力的所謂“精英們”的蠱惑、縱容與狡辯之下，黑衣青年人被成功地洗腦轉化為破壞“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持續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暴徒，並被成功地送上了香港法律制裁的審判席，必將付出慘重的人生代價。
黑衣暴徒們也可能錯誤相信了美國涉港法案許給他們的“美國夢”，從而不惜破壞香港，身陷囹圄，卻不知所謂的“美國夢”只能偶爾賜給那些極少數的、仍有利用價值的骨幹分子，卻不可能照顧到暴徒的多數。所以，香港青年的“自我暴徒化”與“美國夢期待”之間並不成比例，他們只是今日的“棋子”，明日的“棄子”。
香港中文大學內，暴徒將小車推向火堆。圖片來自東網
不過，在香港校園民粹化及恐怖化的黑暗時刻，我們也看到了香港教育重建與愛國力量重組的閃光及希望：
其一，在黑衣暴徒襲擊校園最激烈的時刻，香港愛國愛港力量義務集結，冒險護送內地學生脱離險境；
其二，深圳及廣東其他城市啓動應急預案接收撤離的學生，“來了深圳就是深圳人”讓我們有一種“歷史大逃港”的重演感，只是這次不是“逃向”，而是“逃離”；
其三，香港各高校啓動在大灣區內的機構接收方案，給內地學生提供援助；
其四，香港越來越多的階層人士清醒過來，積極發聲和行動，加入止暴制亂的護法行列。這是香港社會展開的自治與自救運動，也是香港社會自身核心價值與生命力的危機重建。隨着經濟寒冬來臨，香港社會必然會出現更多的理性人羣與集體行動，那些“觀望族”羣體的“隔岸觀火期”結束了。
因為香港持續的動盪與自我損毀已經逐步傷及了香港核心價值與競爭力，更波及各階層的共同利益。香港是平台經濟，平台社會，其繁榮離不開香港近代以來的東西樞紐地位，“一國兩制”延續了這一樞紐地位。黑暴派為一己一地之私極限攻擊“一國兩制”底線，是對其生存性“平台”的自我損毀，是愚蠢至極的非理性行為。
總之，香港校園民粹化與走向恐怖化是其民主文化惡化、社會運動激進化及教育體系內在缺陷所致，是整體性的反國家與反法治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妄圖以極限破壞行為顯示力量，阻斷“一國兩制”下的中央管治權與特區自治權，以恐怖化手段脅迫選舉，奪取政治權力，進而謀求違背基本法的“完全自治”或“港獨”。這些暴力與失序令人憂慮。
“一國兩制”本立足於實現一個主權秩序內的兩種社會制度和平相處，探索終結冷戰世界觀與冷戰秩序的和平之道，戰略可謂深沉，理想可謂高遠。然而香港反對派不解其妙，心無國家，僅從一己一地之私極限對抗，藉助歐美“新冷戰”西風狂魔亂舞，在自我損毀的同時亦嚴重危及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造成香港迴歸以來甚至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所面臨之嚴重的管治危機。
“新冷戰”西風不減，香港街頭難平，而香港教育及管治基礎深染“殖民痼疾”與機會主義積習，難以從此番長線化的“新冷戰”成功突圍及融入發展，對大灣區機遇亦難解風情，難有建樹。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全盤評估與優化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同時，對“一國兩制”及香港製度完善提出若干關鍵性判斷及安排，是應對香港危機的中央管治思路。但“一國兩制”下，中央管治需依法而富有智慧地進行，香港本地的自治與自救仍是關鍵。而歷經香港校園民粹化的嚴重破壞，香港自救的公共理性與集體行動必將更上台階，而“修例風波”由盛轉衰的拐點也必將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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