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源遠：跟諾獎不一樣，中國扶貧就是動真格、幹大事

【文/洪源遠，譯/觀察者網 楊晗軼】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諾貝爾委員會認為，三名經濟學家借鑑了醫學研究的隨機對照試驗法來檢驗具體干預措施能否“顯著提高我們抗擊全球貧困的能力”。

一個解決老問題的新辦法獲得了承認，固然令部分人歡呼雀躍，但另一些人則質疑這種新辦法——即諾貝爾委員會所謂“將大問題拆分成更細、更易處理的小問題”——是否真的可以大規模減少貧困。 引人側目的一點是，中國的經驗竟在這場辯論中缺席。自1980年代以來，全球減貧70％以上成績來自中國，這是現代歷史上最成功的減貧案例。

諾貝爾委員會頒發2019年經濟學獎的理由是“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過去四十年裏，中國超過8.5億人擺脱了貧困。然而，正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最近撰文所言，中國扶貧“與隨機對照試驗法無關”，也不靠向窮人提供救濟，而是國家快速發展的結果。

自從鄧小平1978年發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開放私營經濟部門，歡迎外商投資，擁抱全球貿易。 隨着億萬農民從田間地頭走向工廠車間，他們賺到了工資，積累了儲蓄，並將孩子送進了課堂。這個趨勢與私人下海創業熱潮一起，共同創造了全世界最龐大的中產階級。

但姚洋沒有提到的是，中國在減貧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時，也產生了兩個嚴重問題：不平等和腐敗。2012年習近平主席上任時，中國的基尼係數（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常用指標，0代表最平等，1代表最不平等）為0.47，高於英國和美國。2012年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研中心的報告顯示，中國家庭基尼係數甚至達到0.61，幾乎與南非持平。

水漲船高，但有些船比其他船高出太多。在億萬中國人生活水平剛剛超越貧困線的同時，少數弄潮兒被拋上浪尖成為了鉅富。成就他們的不僅是運氣，也不單是企業家精神：儘管許多人致富靠的是辛勤工作和冒險精神，但也有不少人的財富來自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

在認識到不平等現象和裙帶關係的嚴峻性之後，中國領導人同時發起了兩大運動。一是農村精準扶貧，通過就業安置和福利補貼等方式，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脱貧。二是根除腐敗。在習近平的領導下，超過150萬名幹部受到了紀律處分，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

中國的經驗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重要啓示。首先，儘管隨機對照試驗法以及它所評估的靶向措施的確對減少貧困有幫助，但大規模減少貧困最有力的手段還當屬經濟增長。正如牛津大學學者蘭特•普利切特的研究所示，在中位年收入超過1,045美元之前，從來沒有哪個國家75％以上的家庭每天生活費超過5.50美元。

在這一背景下，任何對大規模減貧感興趣的人都應通過研究歷史、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和系統論，來理解持續性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如果按照迪弗洛和班納吉的説法，隨機對照試驗法像是管道工的話兒，那麼系統論思維就是整個管道系統的規劃和檢修工作。簡而言之，我們不能因為小處而忽視大局。

中國發展經驗告訴我們的第二個道理是，增長不一定總是公平的。我們需要福利工程以及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來廣泛分配經濟增長的收益。今年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幫助，隨機對照試驗法可以用來評估靶向干預措施的效果。

最後，有適應能力的治理至關重要。姚洋把中國經濟的成功歸因於遵循了“古典經濟學家的建議”，但事實剛好相反，中國實際上恰恰與程式化的政策處方對着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便是中國破除了“欲發展先民主”的迷信。

但許多人走向另一個極端也不對，他們認為是威權統治給中國帶來了繁榮。但歷史上中國也曾因此遭受了災難性的後果。中國經濟之所以充滿活力，其背後的秘密是“引導下的隨機應變”，即中央政府指導地方政府進行政策試驗。

簡而言之，消除貧困的關鍵是包容性增長。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把促進國家發展的宏觀政策措施與有的放矢的微觀工程結合起來。新興經濟體必須調整發展戰略，使之適應21世紀的挑戰，尤其是技術轉型和氣候威脅。這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多種工具相結合，世上沒有立竿見影、包治百病的靈藥。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世界報業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