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中國的革命與改革
【文/王賡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際，兩個詞可能顯得尤其突出。第一個是1949年取得勝利的“革命”，第二個是大約40年前開始的“改革”。這兩個詞經常被同時提及，有時候它們被當作相互對立的事物，彷彿改革好過革命；另一些時候，人們則強調革命的必要性，認為改革是浪費時間，無法實現人們的願望。所以説，這兩個詞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密也非常有趣。然而，這兩個詞真要剖析起來是很困難的，而且往往會產生誤導作用。
我先從“革命”這個詞開始。“Revolution”這個詞在中文裏被翻譯成“革命”。但中文裏“革命”的歷史非常悠久，它的起源與“Revolution”一詞完全不同。後者是個來自西方的詞語，基本可以算是個法語詞彙，西歐也有很多革命的案例。但西文裏的“revolution”和中文裏的“革命”概念是不一樣的，“革命”最初的意思是指改朝換代時變革天命，或政府順應天命而進行的體制變革，“革命”的這一層含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
而西文裏的“revolution”意涵則廣泛得多，其中部分甚至令人困惑。它既可以用來指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也可用於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商業革命。“Revolution”前面可以加各種各樣的形容詞。所以，這個詞實際上含義並不是非常明確，前面帶着不同形容詞就可以用來指不同的事物。
相比之下，中文裏的“革命”非常明確，就是變革天命。那麼，“revolution”和“革命”這兩個詞是怎麼扯上關係的呢？很明顯，今天我們所説的革命這種概念是從歐洲傳過來的。
據我所知，最初是日本人選擇用“革命”這個詞來翻譯“revolution”的。他們無法在日文漢字裏找到一個更好的詞來翻譯“revolution”，所以最終用了“革命”。
熟悉歷史的人可能還記得，在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活動生涯剛開始的時候，他並沒有使用“革命”這個詞。1895年他組建興中會時，使用了“振興中華”一詞。“振興中華”就反映出他關於革新、恢復和復興的構想。
對“振興中華”的這種理解是植根於中華傳統的，它關係到“中興”這一概念，即王朝中期的復興。“振興中華”的新意在於它要擺脱滿清的異族統治。同時，由於19世紀中國在沿海地區抵抗外侮的戰鬥幾乎都以失敗告終，“振興中華”也意味着復興中華文化、中華價值觀，以及飽受數十年戰爭摧殘的中華文明。
天地會等傳統的民間反清秘密結社也提出過“振興中華”的口號。孫中山的“振興中華”既有反清的意思，又結合了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的時代背景，這場戰爭對所有中國人都造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孫中山在倫敦遭到了清政府的誘捕，他脱險後在國際上名聲大噪，人們都知道他就是那個被清政府綁架又被英國救出的男人。清政府當然不允許他回國，他甚至連香港也去不了，只好流亡海外。他到達日本後，一名日本記者稱他為“革命者”。那是孫中山第一次看到“革命”這個詞被用來形容自己和自己的事業。
經過一番推敲，孫中山認為“革命”是個好詞。變革天命不正是他要做的嗎？推翻滿清統治，革故鼎新，迎接中華新的天命。因此，他採納了這個詞語，也是在那之後，“革命”才被賦予了現代的含義，成為了中文的常用詞。不過，也正是從那時起，“革命”產生了歧義，究竟是西方的“revolution”還是中華的“變革天命”，二者並不完全相同。
革命的選擇
到了辛亥革命的時候，大家都接受了“革命”的説法。很快，人們便把眼光投向國外，向其他民族的革命取經，首先是18世紀的美國和法國革命，然後是德國的革命嘗試，以及俄國在1917年革命成功之前的歷次嘗試。接下來，蘇維埃革命的思想順着海路傳到了中國。
在五四運動的背景下，中國青年發現了一個新的選擇。在孫中山所借鑑的法國和美國革命模式之外，蘇維埃革命模式帶來了一個全新的維度。因此，他們在兩種不同的革命之間做選擇。你可以説其中一種強調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以及由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民主制度；另一種則源於社會主義對這種資本主義的回應，它反對資本主義導致的那種危險的社會和經濟分化，並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五四一代的年輕人沒有立刻做出選擇，而是花了幾年時間來了解這兩種革命。最終，選擇非常明確——一種是民族主義的選擇，他們強調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的一個方面；另一種是共產主義者的選擇，他們接受了蘇維埃和共產國際思想，並將其與中國民族主義相結合，他們也是民族主義者，但對中國的願景有不同的側重點。
為了簡化這一選擇，我將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共和革命稱作第一種革命；將同樣來自西方的蘇維埃式反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革命稱作第二種革命。此外還有其他一些來自西方的次要革命理念，但真正引起全體中國人注意併成為兩大主要選擇的還是這兩種革命。
當然，中國還經歷了許多其他問題，發生了許多變化，其間日本入侵併試圖征服中國，將不少人的注意力從這兩種革命身上上轉移開來。
最終結果是，在第一種革命失敗之後，第二種革命取得了成功。人們認為“辛亥革命”不夠徹底，缺乏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革命熱情。在國民政府大面積腐敗、日寇入侵、國共內戰、沿海破壞性資本主義企業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取得了勝利。
是第二種革命給了中國國家統一、人民團結、民族復興的機會。誠如毛澤東所説，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靠了兩場革命才走到這一步。記得我小時候學習孫中山的政治遺囑，裏面説道“革命尚未成功”。直到1949年，中國才終於可以宣告革命成功了。
改革的失敗
我前面提到了，另一個詞是“改革”。“改革”也有多重意義。有意思的是，從一開始，中文裏的“改革”就有非常特殊的語境。
提到改革，人們總是想到康有為（1858-1927）的“百日維新”或者北宋王安石（1021-1086）的變法，有人可能會想到張居正（1525-1582）以及王莽（前45年-公元23年）等人。
然而，這些改革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它們無一例外全都失敗了。挫敗改革派的那些人表示，要吸取教訓，不要嘗試激進改革，因為它們註定要失敗。
“百日維新”是近代最悲壯的一次改革，六名變法者被處決。康有為和梁啓超僥倖逃脱，將中國變法的信息傳向世界其他地方。那個時候他們所用的詞不是“改革”，而是“變法”。
康有為和梁啓超（1873-1929）都是清末傑出政治思想家和改革家，是世紀之交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重大變法取得成功的案例，歷史上只有一次，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秦國統治者聽從了商鞅的建議，最終成功統一了整個中國。後世讚譽商鞅是因為他不但提出了變法建議，還制定了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並親自貫徹實施，最終使秦國戰勝六國、一統天下。
毛澤東對秦統一中國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它是現代意義上的革命。不僅是天命君權的變革，更是政治體制本身的全面變革，即從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封建制度，改為接下來2000年的大一統制度。這便是秦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毛澤東把它看作一場革命，可以説是商鞅變法導致了一場成功的革命。這是歷代變法中的一個特例。其他變法，無論是王莽、王安石還是“百日維新”，統統都失敗了。王安石剛開始曾取得了一點成功，但最終還是失敗了。“百日維新”則可以説是一場重大的失敗。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歷史上這些改革的案例呢？
為什麼商鞅的改革成功了，並且引發了一場革命，而其他的改革卻都失敗了？結果就是，變法被賦予了一層意涵，成了一個不太受歡迎的詞，文人、官員、學者和歷史學家紛紛認為變法不是什麼好主意。
記得叔父曾經對我説，他年輕時寫過一篇讚揚王安石的文章，結果被老師罵説愚不可及，怎麼能讚美一個對宋朝造成重大危害的人呢？直到最近這段時期，變法的形象一直都很負面。
中國革命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於1949年取得成功，此後中國在70年代末進行了改革，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過去的70年呢？這一次，鄧小平沒有犯前人的錯誤，他稱之為“改革”，而非“變法”。
在英語中，我們將“改革”和“變法”都翻譯成“reform”。所以“reform”這個詞可能產生歧義。如果你把這個詞和“變法”聯繫在一起，這個詞就是負面的。如果你把這個詞和“改革”聯繫在一起，它就是正面的。所以，在用到這個詞的時候你務必要十分小心。
在30年的成功革命之後，繼之而來的是40年的成功改革。改革在革命之後。這和秦國的一位大臣商鞅的變法正好相反。商鞅變法是改革導致革命。在我們這個時代，改革卻是在革命之後。
這些情景相互矛盾，很難解釋清楚。但事實俱在，在近70年中，30年革命勝利的事實是非常清楚的，其中包括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該理論確實不同尋常。坦率地説，我不認為這個理論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但這就是毛澤東的所思所想，而且他看起來真地相信這種理論。
這種理論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毛澤東幾乎摧毀了在自己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政黨。此後鄧小平迴歸政壇，他在接管國家權力後提出了改革措施。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進行改革是非常艱難的。所要改革的是已經取得勝利的東西，這和1898年的“百日維新”或北宋的王安石變法並不一樣，這兩次變法都是要去拯救當時的體制。而鄧小平的改革則是建立在革命取得勝利的基礎上，改革是要鞏固革命勝利的果實。
鄧小平並不認為革命是失敗的。正相反，他堅信革命已經取得了成功。畢竟，他一生都在兢兢業業地從事革命工作，甚至不惜為革命而犧牲。革命已經取得勝利，只不過在革命過程中發生了一些錯誤。毛澤東在他的晚年犯了一些錯誤。他執政時間過長。鄧小平很坦誠地承認這些錯誤，但堅信革命已經成功。因此，接下來所要做的無非是通過改革鞏固革命勝利的果實。進行改革並做一些必要的修補工作能使革命事業更加強大、更加成功。
因此，改革與因為絕望而不得不進行的變法（比如“百日維新”）是根本不同的。“百日維新”的絕望來自於當時的清帝國正在走向崩潰，中華文明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剛剛被小國日本打敗，西方列強的船只可以在中國內陸的江河上自由穿梭。那是一個怎樣的中國呢？所以“百日維新”不過是為了拯救中國免於崩潰的奮力一搏。這就是當時變法的背景。
改革則是在革命取得成功後對革命進行修補來鞏固革命成果，使其更加成功。如果把鄧小平的改革看成是取代毛澤東的革命那就完全誤會他的本意了。鄧小平的事業是建立在毛澤東的成功基礎上的，毛澤東清理了既得利益階層那些雜草，為改革鋪平了道路。
比較而言，當我們回顧王莽（公元前45-公元后23年）或王安石的變法以及康有為（1858-1927）的“百日維新”時，它們之所以以失敗告終都是因為掌握既得利益的政治豪族阻撓變法。保守勢力反對激烈的變革以免其利益受損。他們勢力強大，足以讓任何變法措施都難以推行。
而就鄧小平的改革來説，毛澤東已經為他剷除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儘管文化大革命帶來了一些問題，明顯使一些建國初期取得的成果遭受重大損失，但毛澤東卻因此保證了在鄧小平引入改革時沒有既得利益集團阻撓。實際正相反，每一個人都鬆了一口氣，大家為誤入歧途幾十年的革命能從鄧小平引入的新舉措中受益而感到高興。鄧小平使國家重拾最初的目標和動力，以及宏偉的規劃，因此讓革命恢復了聲譽。
中國古代歷史的教訓
鄧小平改革的目的是為了鞏固革命果實。在中國歷史上還有類似的事例嗎？鄧小平推行的改革與歷史上那些著名的改革都不相同。我前文提到的負面案例，以及其它歷史上的改革都與鄧小平所做的大不相同。中國歷史上的確有類似的事件可與他的改革相比較，儘管這些事件並沒有被稱做“改革”或“變法”。在此，我舉一些例子，並不是説這些事件與鄧小平的改革一樣，只是提出來以資借鑑。
比如，秦王朝存在的時間很短。當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去世，秦王朝即被漢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所取代。漢王朝的皇帝們，尤其是第二和第三任皇帝，漢文帝和漢景帝，即嘗試在秦朝政治的基礎上引入新的舉措。本來已經發生了鉅變，但漢朝的統治者們還是保留了秦王朝的法家治國。漢王朝的皇帝們試圖軟化國家的強力控制來保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這樣人民就不會對國家感到恐懼，而且他們真心信任國家機器能夠成功運轉。
最終，漢武帝把儒家思想引入到了治國理政當中，但嘗試着賦予儒家一套新的理念和原則，並誘使人們接受本質上的法家治國。我覺得這與文帝和景帝鞏固反秦革命所採取的措施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採取這些鞏固政權的措施後，漢王朝一直持續到東漢，將近400年時間。這種改革是對一次成功革命的改革，更接近改革的本意。他們沒有使用改革這個詞，但他們也沒有使用“變法”這個詞。文帝，景帝和武帝為漢王朝引入的變革就是為了鞏固反秦革命的勝利果實。
另一個例子是隋王朝統一中國，當時的中國經歷了五胡亂華和南北朝分裂，陷入了整整400年的大分裂之中。隋文帝和他的兒子隋煬帝重新統一了國家，但在此過程中隋煬帝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在唐朝的建立者唐高祖結束了隋朝的統治之後，他的兒子唐太宗接管了政權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改革王朝的體制。
唐太宗在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魏徵的幫助下，提出了新的規劃和一份新的藍圖，來鞏固隋王朝引入卻沒能持續下去的變革。
人們可以比較一下隋朝統一中國的革命，儘管隋朝的統治者沒有能夠鞏固革命果實。是唐朝引入了改革並最終鞏固了隋朝的成就。沒人使用“改革”或“變法”這樣的字眼。但實際上所發生的事情與改革無異。
還有一些稍微不同的例子。在安祿山造反之後，唐王朝陷入了分裂，在中國此後長達400年的大分裂時期，分裂最嚴重的時候是公元10世紀的五代十國時期。宋王朝一直沒有能夠再次統一國家，南宋充其量只是一個苟延殘喘的小國，一直被外敵進攻所困擾，最終南宋被蒙古人所征服。
蒙古人統一了已經分裂400年的中國。當明太祖洪武皇帝（1328-1398）率領漢人將蒙古人逐出中國的時候，中國獲得了重生。但這時的中國已經不是早先的中國了。蒙古人征服中國極大地影響和塑造了明王朝。有趣的是，明太祖也犯了一些錯誤，其中之一是他直接越過兒子把帝位傳給了自己的孫子。
當此事發生後，他最能幹的兒子燕王正在北京，他對世界的看法與身在南京的父親不同。在很多方面，燕王對這個世界的看法與蒙古人的看法更接近。其中就包括蒙古人把整個中亞大陸都納入了自己的視野，這使得燕王對王朝的陸地威脅來自何方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他做了什麼呢？當他的父親把帝位越過他直接傳給了他的侄子，他拒絕接受這樣的安排。他除掉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登基成為永樂皇帝。
他還做了一個重大改變。他把國家的首都從南京遷往了北京。現在，我們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的首都一直是北京，南京並不是合格的首都。實際上，永樂皇帝的父親成功領導了漢人進行革命，推翻了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了新的王朝，並將新朝的首都建在南京。這是南京第一次成為一個大一統帝國的首都。
永樂皇帝有意改變了這種安排，他決定將首都遷往北京以便自己能夠更好地審視這個新的中華帝國。且不論他的遷都決定是對是錯，這次遷都的確成功了。這次遷都使得明王朝看待世界的角度與蒙古人觀察一個更大世界的視角相一致。當來自滿洲的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後，清王朝的統治者接管了明王朝的一切設計。他們繼續將首都定在北京，並且將目光投向遠達中亞的更廣闊的世界，與之前蒙古人看待世界的視角一樣。
所以這也是個可做類比的例子，洪武帝在其晚年判斷失誤，他的兒子不得不採用改革的方法來改變帝國的視野，將其最能幹的官員和軍隊移往北方，用一種全新的目光來看待帝國。
我選用上述例子是因為除此之外很難再找到更好的例子來凸顯鄧小平的改革在鞏固革命成果方面所起的作用。選用這些例子是為了説明歷史上某種形式的改革並非無人知曉。有必要看到改革可以起到鞏固革命勝利果實的作用。
也許更好的例子是18世紀的那三位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
18世紀的中國改革
康熙是清王朝的第三位皇帝，他改革了其祖父留給他的滿漢混合型政治體制，並因此而青史留名。清王朝最初由努爾哈赤(1559-1626)創建於滿洲。努爾哈赤本人原本是一個對中國知之不多的外族人。而康熙則由儒家學者培養長大，可以從漢人的角度理解政治。他所努力要完成的就是將滿漢兩種政治文化融為一體，使漢人接受這種體制從而鞏固滿洲的統治地位。
到了康熙統治末期，漢族人對滿洲人的反抗已經不像康熙剛剛執政時那樣普遍。那些誓死效忠明王朝對抗清王朝的明朝遺民已經不復存在，而新一代的漢人則認可了康熙的善政統治。
如果你仔細觀察康熙早期的統治，你會發現康熙一直在努力尋找辦法改善和鞏固他所繼承的政治體制。因此他把明朝的政府架構整合到清朝政治體系中並使兩者的整合嚴絲合縫，最後這一成功的政治制度鞏固了帝國的統治。但是，在其生命的末期，康熙變得懈怠並錯誤不斷，體制慢慢出現了問題。
他的兒子雍正繼承了皇位。雍正的統治時間並不長，僅僅在位13年。但在他統治時期卻一直進行改革，而且是那種在我看來鄧小平也會認同的改革。他一直在嘗試改善這個制度，從不滿足。與他的父親康熙一樣，他從小由當時最好的一些儒家學者進行培養，以便他未來能夠掌控中國的帝國體系。每當他發現滿洲人的治國方式行不通或辦事效率太低時，他就會引入必要的改革來使清王朝變得更加強大。正因如此，他才能留給他的兒子乾隆皇帝一個真正強盛的帝國。
乾隆皇帝在年輕的時候也是一位成功的改革家。他不斷改革自己繼承的政治體制，可這並不僅僅是為了漢人的福祉。他不信任漢人，隨時準備做出改變來阻止漢人輕視滿人。他指責那些自以為在文化上高滿人一頭的漢人。同時，他還是一個不錯的中華文化學者，對自己的漢文化知識非常自豪，總是炫耀自己的書法和詩歌技藝。在其統治的前期，他孜孜以求改善政治體制以便滿族人的統治更佔優勢、更加鞏固、更被所有漢人敬重。可以説在他統治的前30年，他非常成功地繼承了父親留給他的政治遺產。但像他爺爺康熙一樣，他活得太久了。在他生命的晚期，體制又出現了問題。
在此我不贅述，只想簡單説明可供借鑑的教訓。總而言之，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同意18世紀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之一。這個世紀的中國和平而又繁榮，人民安居樂業並對更美好的未來懷有憧憬。人口繁育，帝國經濟總量（至少以當時的標準衡量）佔到了當時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這就是三位皇帝執政成功的明證。
我認為，在努爾哈赤成功建政之後，這三位皇帝所做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來説就是革命後的改革。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帝王鞏固了政權，創造了一個令世人尊敬的龐大帝國。在當時，耶穌會教士和來中國經商的歐洲人都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自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如果你看一下18世紀歐洲人留下的文字，比如經過商人證明為真實的耶穌會教士記錄，中國在當時被其他國家看做是改革成功的樣板。歐洲人借鑑了中國人的很多做法來建設自己的國家，比如中國在農業、税收、科舉等方面的做法。當時的法蘭西王國就是學習中國最成功的國家之一。
法國人非常認真地向清王朝學習。他們從清王朝學到的東西更像是某種改革，他們並不需要變法。即使不使用“改革”這個詞，他們所採取的改革舉措也足以鞏固政權。這就是鄧小平改革的出發點，使革命更加成功。
當代的同類型改革
現在讓我把這些想法集中起來，審視一下近期的發展。鄧小平努力使用改革來鞏固革命果實，確保國家從錯誤的過去中恢復過來，煥發生機並變得更加繁榮。
到了江澤民時代，江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想在工人和農民階層的基礎上納入其它社會階層來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即承認商人、腦力勞動者等階層也對國家做出了他們的貢獻，並將繼續為中國的強大貢獻自己的力量。
通過這種做法，他實際上是把革命的範圍擴展到了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承認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辛亥革命作為中國在近代爆發的第一場革命，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去完成革命任務，最終毛澤東於1949年取得革命的勝利。但這第一次革命對後來歷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包括五四運動），辛亥革命激勵當時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繼續革命，使革命最終取得了勝利。由於辛亥革命對革命的最終勝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它也被納入到了革命的範疇。
對胡錦濤這一代領導人來説，我們可以從多方面來解讀胡的改革側重點。但當他高舉和諧社會理念時，我們認為他回溯的歷史時期更長。他轉向了由宋明理學演變而來的道統觀念（德治）。道統思想在吸收了佛家和道家思想的滋養後已經成為過去幾百年來德治的主體理論，胡錦濤借鑑了道統的基本理論。胡錦濤以他自己的方式吸取道統理論中與現代相關的精華部分。當他回望歷史時，他把更加久遠的思想納入了視野。我要説他想要做的就是把中國的悠久歷史與今天的現實聯繫起來，恢復一種歷史連貫發展的理念。
中國人已經意識到，僅僅學習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共和革命是失敗的，僅僅學習蘇聯的反資本主義共產革命也是失敗的。對西方這兩場革命的學習使中國收穫不小，但每次學習都不能完全滿足中國自身的需要。中國可以學習西方所能教的任何東西，但中國也需要從自己的歷史文化資源中吸取養分。中國可以變得進步與現代，但中國仍然要堅持自己的傳統。中國在借鑑了西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下的組織管理理念、科技、金融和經濟知識後，仍需要回到中國自己的傳統當中去，需要重新拾起使得中國人與眾不同的那些價值觀。
我相信習近平明白鄧小平的改革是為了鞏固革命的勝利果實。我也認為江澤民的目的在於使中國人在看待自己的過去時採取一種更加長遠的歷史視角。而胡錦濤則更進一步，他直接將這種意識與中國的文化傳統聯繫在一起。但習近平發現一些人對中國發展的連續性存在錯誤認識。他認為，在過去40年，一些人將毛澤東執政的30年革命時期一筆抹殺，將其看成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但這並不是鄧小平的判斷。從一開始，鄧小平就總結説毛澤東的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毛澤東在過去那段時期所取得的成就不應被抹殺，那種將這一歷史時期看成是犯了很多錯誤因此應該被遺忘的傾向是錯誤的。習近平所做的就是將這30年的價值重新帶回人們的視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從未中斷，1949年革命成功之後的30年也應該受到尊重。
我想這就是習近平心中的歷史延續性。當國家的根基牢固，這個國家就可以自信地走向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些社會主義者從中國歷史中發現的一些文化特質能夠幫助社會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同時，為了使國家保持先進性，這個國家需要建構一個新的框架。進步的觀念是一個對中國人極有感召力的革命理念。中國人的傳統就是喜歡回顧自己的輝煌歷史，懷念那個聖人如滿天星斗照耀華夏文明的黃金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渴望自己能夠表現得與古代聖賢一樣好。因此可以説，中國人有着某種尚古的傾向。
就現代革命來説，包括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更重要的1949年革命，革命的前途顯然更加重要。就古今而言，兩者孰輕孰重已經非常清楚：更多地着眼今天是更有意義的。貫穿整個20世紀關於古今的爭論已經使這一結論清晰可見。現在是時候向所有人傳達這種觀念並使之深入人心了。我認為中國人已經普遍意識到今天才是更加重要的，向前看才能迎接未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借鑑了西方在18世紀所提出的這種歷史進步觀。
中國領導人將這種進步的觀念牢記於心，並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視作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途徑。在改革鞏固革命的理念背景下，明白兩者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原文為英文，觀察者網由冠羣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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