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禁止村莊大操大辦，為何能夠很快見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夏日】

婚喪陋習、天價彩禮、孝道式微、老無所養……圍繞移風易俗，全國各地掀開了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序幕。經過幾年的密集行動，雖然部分地區大操大辦依舊嚴峻，陳規陋習屢禁不止，但是全國來看，社會不良風氣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在部分地區，為何大操大辦等社會不良風氣在短時間內就能得到有效治理？筆者根據自身的實際調研經驗，以D省西南L鄉的移風易俗實踐為例，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原因：一是村莊內生的迫切需要；二是基層組織的政治嵌入；三為關鍵少數的有效管控；四是政府力量的積極引入。

一、村莊內生的迫切需要

《禮記·曲禮》中就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的名言。即使經過幾千年的社會變遷，在L鄉各村一直流行着“情將情趕，你情你還” 的俗語。人情往來是人與人交往互動的重要渠道與途徑，人情往來的頻度與強度，決定人與人交往互動的深淺。

隨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婚喪嫁娶過程中講排場、比闊氣、大操大辦等現象愈演愈烈，按照當地的説法“喪事比孝心，婚事比財力，喬遷比氣派，生日祝壽比影響力”。

從酒席消費看，分為三部分：一是酒席規模龐大，正常結婚或消添生打喜，正常達到60桌；二是酒席檔次高配，菜品達到28個/桌，煙40元/包，酒至少100元/瓶等，花費達到800—1000元/桌；三是禮金水漲船高，現在最低至少100元，普遍200元，最高達到5000元甚至10000元。

從酒席種類看，涉及婚喪嫁娶、36和50、60、70、72歲等做生、添生打喜、做壽、喬遷等，人情頻度大大增加。因此，有時在吉利的日子，一天要趕6—7個禮，即使在日常週末，趕禮也是從沒有停歇。

資料圖：IC photo

村民的人情開支不再按年計算，而是按月計算，最高均達到3—4千元，普遍1.5—2千元。按照村民的説法，家庭收入的一半用於人情開支，這給村民造成巨大的人情負擔，村民“奈不活”（俗語：無可奈何的意思）。

如一位50歲的村民，他有三個人情圈，人情開支達到4萬元/年。他説：“人情開支太大，關係不好的最低100元，己親1000—3000元，前兩年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去趕人情，如果三年內不辦酒席，就會造成巨大負擔。”一位61歲的教師講，“農村趕人情太厲害，今年10月被情所困，20天，花掉了6500元。”

村民陷入既有的人情秩序中，不能自拔。即使想縮小人情圈，也縮不小，“不存在中斷人情，省吃儉用也要送禮，只要人存在就要到場。”他們普遍認為，抬頭不見低頭見，面子掛不住。由於人情負擔太大，村民苦不堪言。據村民組長講“前幾年，禮情太重，老百姓反感。”人情的本質在於人與人的交往互動，由於社會秩序的失範，公共規則的弱化，人情的形式性凸顯，人情的社會性缺失。

作為生活生產共同體，村莊依然存在共同的內生需要，當L鄉移風易俗行動輸入一套規則時，並沒有受到村莊村民的阻礙與反對，相反獲得村民的雙手支持。村民普遍認為政府早該採取措施，如一位村民説“只辦三件事，限制標準，限制規模，這是最貼近生活實際情況的倡議，堅決支持。”全鄉各村村民積極的配合村兩委的工作，老百姓減負了，逐漸形成了良好的社會人情風氣。

二、基層組織的政治嵌入

2009年，L鄉就採取措施對紅白喜事進行管理，由於措施與力度有限，走向形式主義，並沒有起到有效的約束作用。2015年，隨着中央的力度與決心增強，才逐漸嚴格起來。2018年3月，L鄉正式啓動“推動移風易俗、樹立文明新風” 活動。以此次活動作為起點，以村莊為基本單位，L鄉拉開了移風易俗的序幕，組織與制度逐漸建立與完善，從而為移風易俗提供了基礎與依託。

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紅白理事會。經過兩個月的精心籌備，全鄉成立紅白理事會34個，並制定了《紅白理事會章程》。根據章程，要求舉辦紅白喜事，做到喜事新辦，喪事簡辦，不大操大辦。

二是建立相關制度與規定。主要分為兩類：一制定《婚喪喜慶事宜報告制度》，實行紅事申報制度，白事實行報告登記備案制度；二制定《村規民約》和《關於村民舉辦紅白喜事、提倡移風易俗的決議》。制度與規定具體表現在只舉行子女結婚、添生大喜、喪葬宴席；宴席桌席控制在30桌以內，禮金控制在200元以內，禮煙控制在20元/盒以內，酒水控制在50元/每瓶以下。

從組織體系看，理事會成員主要是由村書記擔任會長，村民組長或黨員任成員，把基層組織有效地嵌入達到社會事務中，從而能夠合法化對社會事務的監督與管控；從制度與規定看，其產生經過村黨委、村委會商議、黨員大會審議和村民大會通過等民主程序，從而使得制度與規定具有村莊社會基礎，合理化與合法化，從而構建出村莊公共性，形成對個體化的監督與約束。相比部分地區，組織空殼化，制度掛牆上，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走向形式化，並沒有型塑出一套以組織為基礎，以制度為依託的公共體系，為移風易俗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

三、關鍵少數的有效管控

關鍵少數的管控是移風易俗的重要抓手，也是移風易俗能夠實現的重要途徑。

L鄉各村的關鍵少數羣體主要分為三類：

一黨員幹部。作為村莊內的政治性權威，如果能夠抓好他們，就能在村莊內發揮着重要的引領帶頭示範作用。

如何抓好就是根本。從大的層面講，2017年以來，D省紀委制定《關於黨員幹部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監督檢查辦法》，拉起紅線，形成宏觀的硬性約束；從小的層面講，L鄉制定反對大操大辦倡議書：黨員帶頭，率先垂範；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移風易俗，崇尚文明。其中對於黨員幹部制定 “八不準”，從而明確具體規範。

二諸管/知客師。知客師即“支客司”，“支”就是支配大家做事；“司”就是紅白喜事的總司令，令行禁止，大家都要聽指揮。作為紅白喜事主持人， “要事無鉅細，負責各項事務的安排與組織，同時還要能説會道，如婚慶時幾句吉利話”。

在L鄉各村的每個村民小組中，通常至少有一位知客師，“他們一般為人正直，有德才，辦事實在”，是村莊內的社會性權威，具有很高的威望與面子，“發話講話沒有威信，搞不成”。正是因此，知客師成為了傳輸各種規範理念和觀念的重要的載體，也因此，通過知客師轉換話語體系就能夠起到宣傳教育的作用，從而引領新的村莊公共規範。體現在紅白喜事舉辦過程中的各個方面：

如酒，原來一桌席面，要十幾斤酒，現在知客師會説“自己酒自己喝，不敬酒不鬧酒。難得相聚，喝點開心酒，不在酒多少，也不要傷和氣。最多喝4兩，喝多既傷身體，又傷和氣，還浪費錢。”

如飯菜，以前菜品多，造成很多浪費，現在一桌10人，菜改為16個，如蒸排骨、青椒肉絲、油燜大蝦和全家福等，知客師説 “人民嚮往美好生活，菜不在多少，重要的質量高，吃得開心。”同時，為了減少浪費現象，知客師會説道：“一是鼓勵能吃的收起來；二是鼓勵來客打包，吃了歡迎，浪費可惜；三是剩菜多，就把鄰居喊過來一起吃完，加強聯繫與交流”。

白事中的樂隊，以前10班，每班2000元，佔所有支出的1/4，因此現在改為2班，知客師會説“多班浪費錢，浪費精力”；還有放鞭炮，知客師就表示“放鞭炮，煙霧茫茫，一是會浪費人情雙方的錢；二是會污染空氣，打掃起來很麻煩。”

正是通過知客師的行為轉換，從而輸入新的公共規則。

三廚師。隨着紅白喜事的市場化趨向，客人的飲食是通過廚師團隊來烹飪的，就會面臨食品安全等問題。為了科學安全聚餐，根據上級要求，廚師必須要廚師證與健康證。

因此L鄉把18家農村廚師服務團體組織起來集中培訓，時間為期兩個月，一個星期一天，並邀請區食藥局執法大隊隊長就加強集體聚餐進行培訓，指導集體聚餐舉辦者和承辦者規範安全操作，培訓結束就會獲得廚師證。廚師作為村民食品安全的直接面對者，通過對廚師的管控，落實責任，從而形成間接的監督體系。

四、政府力量的積極引入

村莊本身有一套公共規則，規範村莊內村民的社會行為，維護村莊社會穩定。這種規則通過社會輿論和社會權威來形成評價與約束，但由於受到現代化的衝擊逐漸失效。由於既有的公共規則失效，以紅白喜事為基礎的人情來往就失去了有效約束。而人情秩序屬於社會範疇內，並不受到國家法律的直接約束，因此並不能直接藉助國家法律來約束村民的社會行為。在強國家背景下，國家行政力量開始伸向社會範疇領域。藉助行政力量，通過間接的方式，積極引入政府力量從而能夠起到對村民行為的約束與管控的目的。

在L鄉主要是兩種：藥監局和派出所。大操大辦本身並不會產生問題，但是會外溢出很多社會問題：一食品安全問題；二醉駕問題。對於前者，主要通過藥監局來進行監督；對於後者，主要是以派出所來管控。一旦出現大操大辦，紅白理事會就可以通過電話舉報，積極引入政府力量，從而形成監督與威懾。

引入政府力量，一旦出現問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採取強制性措施，但是關鍵不在於強制性措施，即其內在機理不是引入政府公共性力量，而是藉助村莊內的人情、面子等社會治理資源。據村民講，如果在舉辦宴席過程中，藥監局等政府部門過來檢查，他們可以以各種理由沒收菜品或僅僅是過來轉一轉，這就會影響整個大操大辦的氛圍，會導致主家很沒有面子。因此通過國家力量的引入，轉化為村莊內的人情面子，形成公共性約束。

結語

移風易俗之所以能快速得到有效治理，村莊內生需要、基層組織嵌入、關鍵少數的管控及政府力量引入，這四個要素是相互關聯，綜合發揮作用的。以基層組織與關鍵少數作為依託與抓手，既能借助村莊內生力量，同時能引入外在約束，從而對村民的個體化行為形成約束，重塑一套公共規則，並轉化為村民內心的習慣，最終社會風氣就會得到有效治理，有效遏制陳規陋習，為農民人情支出減負，提高鄉村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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