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禁止村莊大操大辦,為何能夠很快見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夏日】
婚喪陋習、天價彩禮、孝道式微、老無所養……圍繞移風易俗,全國各地掀開了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序幕。經過幾年的密集行動,雖然部分地區大操大辦依舊嚴峻,陳規陋習屢禁不止,但是全國來看,社會不良風氣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在部分地區,為何大操大辦等社會不良風氣在短時間內就能得到有效治理?筆者根據自身的實際調研經驗,以D省西南L鄉的移風易俗實踐為例,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原因:一是村莊內生的迫切需要;二是基層組織的政治嵌入;三為關鍵少數的有效管控;四是政府力量的積極引入。
一、村莊內生的迫切需要
《禮記·曲禮》中就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的名言。即使經過幾千年的社會變遷,在L鄉各村一直流行着“情將情趕,你情你還” 的俗語。人情往來是人與人交往互動的重要渠道與途徑,人情往來的頻度與強度,決定人與人交往互動的深淺。
隨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婚喪嫁娶過程中講排場、比闊氣、大操大辦等現象愈演愈烈,按照當地的説法“喪事比孝心,婚事比財力,喬遷比氣派,生日祝壽比影響力”。
從酒席消費看,分為三部分:一是酒席規模龐大,正常結婚或消添生打喜,正常達到60桌;二是酒席檔次高配,菜品達到28個/桌,煙40元/包,酒至少100元/瓶等,花費達到800—1000元/桌;三是禮金水漲船高,現在最低至少100元,普遍200元,最高達到5000元甚至10000元。
從酒席種類看,涉及婚喪嫁娶、36和50、60、70、72歲等做生、添生打喜、做壽、喬遷等,人情頻度大大增加。因此,有時在吉利的日子,一天要趕6—7個禮,即使在日常週末,趕禮也是從沒有停歇。

資料圖:IC photo
村民的人情開支不再按年計算,而是按月計算,最高均達到3—4千元,普遍1.5—2千元。按照村民的説法,家庭收入的一半用於人情開支,這給村民造成巨大的人情負擔,村民“奈不活”(俗語:無可奈何的意思)。
如一位50歲的村民,他有三個人情圈,人情開支達到4萬元/年。他説:“人情開支太大,關係不好的最低100元,己親1000—3000元,前兩年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去趕人情,如果三年內不辦酒席,就會造成巨大負擔。”一位61歲的教師講,“農村趕人情太厲害,今年10月被情所困,20天,花掉了6500元。”
村民陷入既有的人情秩序中,不能自拔。即使想縮小人情圈,也縮不小,“不存在中斷人情,省吃儉用也要送禮,只要人存在就要到場。”他們普遍認為,抬頭不見低頭見,面子掛不住。由於人情負擔太大,村民苦不堪言。據村民組長講“前幾年,禮情太重,老百姓反感。”人情的本質在於人與人的交往互動,由於社會秩序的失範,公共規則的弱化,人情的形式性凸顯,人情的社會性缺失。
作為生活生產共同體,村莊依然存在共同的內生需要,當L鄉移風易俗行動輸入一套規則時,並沒有受到村莊村民的阻礙與反對,相反獲得村民的雙手支持。村民普遍認為政府早該採取措施,如一位村民説“只辦三件事,限制標準,限制規模,這是最貼近生活實際情況的倡議,堅決支持。”全鄉各村村民積極的配合村兩委的工作,老百姓減負了,逐漸形成了良好的社會人情風氣。

二、基層組織的政治嵌入
2009年,L鄉就採取措施對紅白喜事進行管理,由於措施與力度有限,走向形式主義,並沒有起到有效的約束作用。2015年,隨着中央的力度與決心增強,才逐漸嚴格起來。2018年3月,L鄉正式啓動“推動移風易俗、樹立文明新風” 活動。以此次活動作為起點,以村莊為基本單位,L鄉拉開了移風易俗的序幕,組織與制度逐漸建立與完善,從而為移風易俗提供了基礎與依託。
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紅白理事會。經過兩個月的精心籌備,全鄉成立紅白理事會34個,並制定了《紅白理事會章程》。根據章程,要求舉辦紅白喜事,做到喜事新辦,喪事簡辦,不大操大辦。
二是建立相關制度與規定。主要分為兩類:一制定《婚喪喜慶事宜報告制度》,實行紅事申報制度,白事實行報告登記備案制度;二制定《村規民約》和《關於村民舉辦紅白喜事、提倡移風易俗的決議》。制度與規定具體表現在只舉行子女結婚、添生大喜、喪葬宴席;宴席桌席控制在30桌以內,禮金控制在200元以內,禮煙控制在20元/盒以內,酒水控制在50元/每瓶以下。
從組織體系看,理事會成員主要是由村書記擔任會長,村民組長或黨員任成員,把基層組織有效地嵌入達到社會事務中,從而能夠合法化對社會事務的監督與管控;從制度與規定看,其產生經過村黨委、村委會商議、黨員大會審議和村民大會通過等民主程序,從而使得制度與規定具有村莊社會基礎,合理化與合法化,從而構建出村莊公共性,形成對個體化的監督與約束。相比部分地區,組織空殼化,制度掛牆上,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走向形式化,並沒有型塑出一套以組織為基礎,以制度為依託的公共體系,為移風易俗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
三、關鍵少數的有效管控
關鍵少數的管控是移風易俗的重要抓手,也是移風易俗能夠實現的重要途徑。
L鄉各村的關鍵少數羣體主要分為三類:
一黨員幹部。作為村莊內的政治性權威,如果能夠抓好他們,就能在村莊內發揮着重要的引領帶頭示範作用。
如何抓好就是根本。從大的層面講,2017年以來,D省紀委制定《關於黨員幹部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監督檢查辦法》,拉起紅線,形成宏觀的硬性約束;從小的層面講,L鄉制定反對大操大辦倡議書:黨員帶頭,率先垂範;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移風易俗,崇尚文明。其中對於黨員幹部制定 “八不準”,從而明確具體規範。
二諸管/知客師。知客師即“支客司”,“支”就是支配大家做事;“司”就是紅白喜事的總司令,令行禁止,大家都要聽指揮。作為紅白喜事主持人, “要事無鉅細,負責各項事務的安排與組織,同時還要能説會道,如婚慶時幾句吉利話”。
在L鄉各村的每個村民小組中,通常至少有一位知客師,“他們一般為人正直,有德才,辦事實在”,是村莊內的社會性權威,具有很高的威望與面子,“發話講話沒有威信,搞不成”。正是因此,知客師成為了傳輸各種規範理念和觀念的重要的載體,也因此,通過知客師轉換話語體系就能夠起到宣傳教育的作用,從而引領新的村莊公共規範。體現在紅白喜事舉辦過程中的各個方面:
如酒,原來一桌席面,要十幾斤酒,現在知客師會説“自己酒自己喝,不敬酒不鬧酒。難得相聚,喝點開心酒,不在酒多少,也不要傷和氣。最多喝4兩,喝多既傷身體,又傷和氣,還浪費錢。”
如飯菜,以前菜品多,造成很多浪費,現在一桌10人,菜改為16個,如蒸排骨、青椒肉絲、油燜大蝦和全家福等,知客師説 “人民嚮往美好生活,菜不在多少,重要的質量高,吃得開心。”同時,為了減少浪費現象,知客師會説道:“一是鼓勵能吃的收起來;二是鼓勵來客打包,吃了歡迎,浪費可惜;三是剩菜多,就把鄰居喊過來一起吃完,加強聯繫與交流”。
白事中的樂隊,以前10班,每班2000元,佔所有支出的1/4,因此現在改為2班,知客師會説“多班浪費錢,浪費精力”;還有放鞭炮,知客師就表示“放鞭炮,煙霧茫茫,一是會浪費人情雙方的錢;二是會污染空氣,打掃起來很麻煩。”
正是通過知客師的行為轉換,從而輸入新的公共規則。
三廚師。隨着紅白喜事的市場化趨向,客人的飲食是通過廚師團隊來烹飪的,就會面臨食品安全等問題。為了科學安全聚餐,根據上級要求,廚師必須要廚師證與健康證。
因此L鄉把18家農村廚師服務團體組織起來集中培訓,時間為期兩個月,一個星期一天,並邀請區食藥局執法大隊隊長就加強集體聚餐進行培訓,指導集體聚餐舉辦者和承辦者規範安全操作,培訓結束就會獲得廚師證。廚師作為村民食品安全的直接面對者,通過對廚師的管控,落實責任,從而形成間接的監督體系。

四、政府力量的積極引入
村莊本身有一套公共規則,規範村莊內村民的社會行為,維護村莊社會穩定。這種規則通過社會輿論和社會權威來形成評價與約束,但由於受到現代化的衝擊逐漸失效。由於既有的公共規則失效,以紅白喜事為基礎的人情來往就失去了有效約束。而人情秩序屬於社會範疇內,並不受到國家法律的直接約束,因此並不能直接藉助國家法律來約束村民的社會行為。在強國家背景下,國家行政力量開始伸向社會範疇領域。藉助行政力量,通過間接的方式,積極引入政府力量從而能夠起到對村民行為的約束與管控的目的。
在L鄉主要是兩種:藥監局和派出所。大操大辦本身並不會產生問題,但是會外溢出很多社會問題:一食品安全問題;二醉駕問題。對於前者,主要通過藥監局來進行監督;對於後者,主要是以派出所來管控。一旦出現大操大辦,紅白理事會就可以通過電話舉報,積極引入政府力量,從而形成監督與威懾。
引入政府力量,一旦出現問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採取強制性措施,但是關鍵不在於強制性措施,即其內在機理不是引入政府公共性力量,而是藉助村莊內的人情、面子等社會治理資源。據村民講,如果在舉辦宴席過程中,藥監局等政府部門過來檢查,他們可以以各種理由沒收菜品或僅僅是過來轉一轉,這就會影響整個大操大辦的氛圍,會導致主家很沒有面子。因此通過國家力量的引入,轉化為村莊內的人情面子,形成公共性約束。
結語
移風易俗之所以能快速得到有效治理,村莊內生需要、基層組織嵌入、關鍵少數的管控及政府力量引入,這四個要素是相互關聯,綜合發揮作用的。以基層組織與關鍵少數作為依託與抓手,既能借助村莊內生力量,同時能引入外在約束,從而對村民的個體化行為形成約束,重塑一套公共規則,並轉化為村民內心的習慣,最終社會風氣就會得到有效治理,有效遏制陳規陋習,為農民人情支出減負,提高鄉村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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