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守軍 劉祚黎：逆全球化思潮擴散到金磚國家內部，中國能開出藥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崔守軍 劉祚黎 】
2019年11月14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舉行，此次峯會聚焦“經濟增長打造創新未來”主題，倡導加強金磚國家之間的科技創新合作，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旨在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金磚方案”。
峯會發表了《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巴西利亞宣言》，宣言分為“加強和改革多邊體系”、“經濟財金合作”、“地區熱點問題”和“金磚務實合作”四部分，涵蓋了外交、經濟、安全和公共問題等多方面，表達了新興經濟體對全球治理和世界發展方向的戰略期待。
多邊主義是金磚機制的“靈魂”
金磚合作機制是新興經濟體結伴參與全球多邊治理的重要平台。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產生背景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該危機暴露了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中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和代表性不足的弊端。
2009年，首屆金磚國家領導人峯會在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堡舉行，“金磚”由投資槪念正式轉化成多邊合作機制，金磚國家的合作被視為是新興發展中經濟體結伴參與全球治理的有益嘗試。2011年，在中國倡議下，南非受四國的邀請參與在中國三亞舉辦的第三次峯會，金磚由四國的金磚“BRICs”變成了五國的金磚“BRICS”，實現了金磚機制的首次“擴容”。
2017年，在中國舉辦的第九次金磚國家廈門峯會上，中國邀請了全球範圍內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會，確立了“金磚+”機制。“金磚+”機制，是金磚國家同其他發展中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組織進行對話，建立更廣泛的夥伴關係，擴大金磚“朋友圈”的一次範式創新，旨在將金磚合作打造成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南南合作平台。
2018年的南非約翰內斯堡峯會延續了廈門峯會的理念和“金磚+”合作模式，廣邀非洲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組織主席國參加。“金磚+”合作模式為金磚國家成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以及金磚合作機制將來可能的擴員奠定了基礎。
2019年11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利亞出席金磚國家峯會（@新華社）
除了促進南南合作外，金磚合作機制還是促進南北對話的重要渠道。十年來，金磚國家承擔了發展中大國的責任與擔當，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平台上積極協作，共同設定議程，努力制訂國際規則，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進程，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共同發聲，大大提升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例如，金磚國家均是二十國集團成員，每次二十國集團峯會之前，金磚國家領導人都會先碰面，在重要問題上協調共識，在峯會上儘可能站在同一立場與發達國家開展對話，以尋求更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模式。
金磚新開發銀行不但是金磚合作走向機制化的一個里程碑，還推動了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改革。金磚合作機制切實推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貨幣金融機構的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正是由於感受到新開發銀行以及中國倡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壓力，美國國會才在2015年底最終通過了2010年版IMF改革方案，使金磚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得到提升，五國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上升到13.24%，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上升到14.91%。
多邊合作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金磚國家的多邊合作具有廣闊而美好的發展前景，有多方面的優勢。第一，有利於維護開明國際秩序。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不同程度的出現了民粹主義傾向，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沉渣泛起，正在威脅世界的穩定與發展。金磚國家作為五個充滿活力和發展潛力的重要行為體，有責任共同應對多邊主義面臨的重大挑戰，維護現行國際秩序，維護聯合國和國際法準則，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的發展。
第二，有利於共克全球性問題。當今世界面臨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國際軍控等諸多公共問題，這些問題具有跨國性、公共性，超出單個國家的管轄與治理的範圍，只有依照多邊原則積極開展全球治理才能實現對這類問題的有效管控。
第三，有利於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當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增長緩慢且經濟民族主義情緒泛起。金磚國家作為五個新興經濟體，積極開展多邊合作不但有利於開放市場，鼓勵資金流通，還有利於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塑造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加公平開放的世界經濟。
近三年金磚國家各國GDP增長率，包括ASEANS東南亞國家聯盟（2019年為預測數據，@BBC）
第四，有利於維護國際安全。金磚五國在地理上分佈於亞、非、拉和歐洲，都是在其所處地區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行為體。金磚五國秉持多邊主義精神，關切敍利亞問題、朝鮮問題和中東北非地區衝突等安全問題，有利於管控危機、避免事態升級。
在強調金磚組織開展多邊合作的廣闊前景的同時，也必須客觀看待生產力變遷與世界經濟要素的結構性變化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影響。自動化與人工智能將對現有的就業結構產生顯著的衝擊，低端製造業和低端服務業從業者將出現大規模被取代的現象。
牛津大學學者卡爾·弗雷（Carl B. Frey）和邁克爾·奧斯本（Michael A. Osborne）曾分析稱，服務員、低技術工人等低端崗位被計算機取代的概率在80%至98%之間。根據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發展中國家處於邊緣國家地位，多從事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
隨着自動化逐步取代低端勞動力，發展中國家易受到國內失業增加和國際經濟地位降低的雙重衝擊。因此，應清醒地認識到，金磚合作雖然前途光明，但實現的過程並非一片坦途，這需要金磚國家積極開展合作，共同克服艱難險阻。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作為金磚五國中經濟總量最大、增長率和高科技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有能力也有意願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14屆東亞峯會在泰國曼谷召開，印度於在峯會上正式宣佈，決定退出正在進行的《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圖/新華網）
事實上，逆全球化思潮不僅出現在美國，在發展中國家中也並不罕見，同屬金磚組織的巴西和印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保護主義的傾向。如2019年11月4日，在曼谷舉行的東盟峯會上，印度以不利於本國民眾為由正式宣佈退出正在進行的《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協定》（RCEP）。
莫迪政府能夠獲得執政地位，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競選口號，不排除未來印度政府會以此為由對金磚組織提出“難題”。不可否認，令本國民眾滿意是每個政府都應承擔的責任，與其對保護主義進行話語批判，不如積極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將“金磚蛋糕”做大做實以惠及各國，更好地實現“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
此次金磚峯會將科技創新與經濟增長相結合，無疑指明瞭金磚組織的發展方向。金磚國家目前佔全球產出的近三分之一，但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力不足制約着金磚組織國際影響力的釋放。此外，製造業發展相對滯後也是印度等成員國不願放棄保護主義的重要原因。
當前世界正在經歷以人工智能、新能源、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變革。與以往依賴鐵路、海運等貨物運輸的的科技變革不同，新科技變革基於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體現出深度交融、廣泛分佈、綠色經濟等新特徵，對後發國家而言，新技術變革既是挑戰又是實現超越的機遇。依靠多邊合作形成規模優勢，緊跟生產力發展潮流，加速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與經濟結構升級是金磚國家最大的共同利益，因而也是金磚組織的發展之道。
在新技術變革的背景下要實現創新與經濟增長相結合，就需要金磚組織加強在金融、互聯網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並進一步提升戰略互信，避免地緣政治博弈對多邊科技合作的消極影響。
（崔守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組織學院副院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劉祚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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