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弗爾切克：黃之鋒與瓜伊多，西方“反派角色產業鏈”上的兩個產品
【文/安德烈·弗爾切克 趙朗圻/譯】
新一代的“親西方英雄”和“聖徒們”顯然沒能給當今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胡安·瓜伊多與黃之鋒的右翼傾向可以比肩特蕾莎修女，卻無法如後者般使人“信服”。
很久之前，我曾造訪過加爾各答，這也是特蕾莎修女曾工作過的地方。天主教會和西方的宣傳機器稱她為窮人服務。然而我採訪了一些私下裏認識她的人，他們將特蕾莎修女描述為一個惡毒、記仇、易怒的人。當然這些説法從未被記錄下來，畢竟批評特蕾莎修女就等同於和全世界作對。
英裔美國作者Christopher Eric Hitchens是對特蕾莎修女批評最狠的作者之一。他如此直白地評論特蕾莎修女：
“這讓我們想起中世紀的腐敗教會：他們出售贖罪券給富人縱情聲色，同時向窮人傳教地獄之火與禁慾節制。特蕾莎修女從來不是窮人的朋友，她是貧窮本身的朋友。她説痛苦是上帝的禮物，她一輩子都在反對貧窮真正且唯一的解藥——女性賦權，並將她們從賴以為生的義務繁殖中解放出來。”
作為一名堅定的反共產主義和反塞族人士，特蕾莎修女據説曾遊説比爾克·林頓轟炸貝爾格萊德，儘管這個説法奇蹟般地在卷宗記錄中消失了。
特蕾莎修女
西方國家機器善於源源不斷地生產“反派角色”：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拉美的反帝國主義者，非洲和中東的愛國主義者，以及亞洲有獨立傾向的領導者們。
同時，他們也善於製造“英雄”：近乎聖徒的宗教人士，“熱愛自由的反對派領袖”，“受人民愛戴的仁慈君主”，以及親西方（並因此親“民主”）的總統。
近乎奇蹟般地，這些榮光加身的英雄個體們的所作所為完美契合了來自倫敦、巴黎和華盛頓的期待。他們從來不會讓西方的媒體和大眾們失望，也極少失誤，彷彿有一隻無形的手早已提前為他們寫好劇本。
如此的個體數以百計，但只有最成功的為全世界所知，例如特蕾莎修女，瓦茨拉夫·哈維爾，若望·保祿二世，泰國國王普密蓬·阿杜德……這個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
事實上，西方成功製造出的這些“聖徒們”都發跡於冷戰時期，他們都與西方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聯繫密切。曝光或是質疑他們輕而易舉，但是，再次奇蹟般的，幾乎從來沒有人有勇氣這樣做，因為這意味着與西方的政治宣傳頭目們和他們在地方上的走狗們直接做對。
如今，新的偶像們登上了舞台。
他們的做工不如他們的前任。過去的“聖徒們”堪稱政治宣傳下的傑作，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幾乎刀槍不入。
如今的新人們卻常常是些廉價劣質的複製品。
最近的兩個作品包括香港的黃之鋒和委內瑞拉的胡安·瓜伊多。他們年輕，利己，激進，臉皮夠厚。他們在帝國體系下訓練有素，能夠熟練運用“政權更迭”這一最近才被命名的政治手腕。
他們兩人，一個在西方被描述為“民主領袖”，另一個自己上台成為總統。
這兩人都需要公眾的認同為他們提供合理性，否則很容易找到他們在“邏輯”和政治安排上的漏洞，或是嘲笑他們的政治計劃和實施手段。
黃之鋒，香港的“民主領袖”，很明顯是西方安插在“Z世代”中的一枚棋子。他對於全球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任何深入的哲學見解。他是福音派的狂熱追隨者，在九龍的私立基督教學校接受教育，“參與教會團體培養了他的組織能力和演説能力”。他第一次參與“遊行活動”是2014年（雨傘運動），他當時只有17歲。然而這個年輕迷茫的小朋友迅速被美國的反華鬥士們挑中了，並在2018年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因其“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引入政治改革內容並保護香港應有的自治和自由權利中所作出的和平努力”。
2019年8月30日，香港，“亂港”分子黃之鋒被捕。（@視覺中國）
自那時起，黃之鋒就頻繁往返於西方世界的各大城市。
黃之鋒，這位“顏色革命”的排頭兵（儘管他之前是用雨傘為自己代言），於2019年九月在德國首都柏林被拍到和“白頭盔”組織的人員會面。“白頭盔”組織是西方安插在敍利亞的另一夥僱傭兵，被認為與受西方資助的中東聖戰人士關係密切。值得一提的是，“白頭盔”組織也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除此之外，黃之鋒也被拍到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工作人員會面。這次會面的幾周之後，“示威者們”遊行至美國領館前，要求美國將香港從中國“解放”出去；隨後遊行轉向暴力和極端行為。
不管西方媒體如何支持甚至美化黃之鋒和他的蒙面暴徒追隨者們的所作所為，大多數香港人民支持的顯然是北京政府。他們被這些暴徒隨意破壞公共財產、不加區別地襲擊任何對大陸和國旗表示認同的人士的行為嚇壞了。
被洗腦並在西方嚐到甜頭的黃之鋒，出於自以為是或是近乎宗教般的狂熱，在柏林宣佈：
“如果我們正處於新的冷戰中，那麼香港就是新的柏林。”
他接下來要求“西方‘自由世界’跟我們站在同一戰線上，反對專制政權”。然而事實是，中國政府應對這一極具破壞性和叛國性質的遊行示威已經極度剋制，比法國政府或是西方的附庸印度尼西亞政府都要剋制得多。
黃之鋒領導的香港示威者們，破壞公共財產，痛打愛國人士，然後偶爾淋一淋香港純淨的直飲水，再被西方媒體如聖雄般對待！
委內瑞拉的胡安·瓜伊多是在自己宣佈自己成為總統之後才被他的民眾所知。他非任何選舉產生，也沒有任何實質上的組織或是團體支持，除了極少數身份不明的右翼政客們。
但他在西方成為了新的“聖徒”，至少在美國和歐洲的高層政客們中——他們的目標是把社會主義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趕下台，再扶植一個倒退的、親資本的、叛國的獨裁者上台。
這聽起來荒謬甚至愚蠢，但瓜伊多儼然成為了委內瑞拉的大多數的代表。不管這一事實何其詭異或是違背了所有的國際法規，西方（以及拉美國家的親西方政客們）硬是把瓜伊多推上了台。他幼稚又俯首帖耳的笑聲響徹加拉加斯和委內瑞拉的廣大國土。
沒人在乎他與哥倫比亞販毒集團首腦們拍的那些親切友好的照片。拉美地區的販毒黑幫團伙一直以來都被西方所利用來反對左翼政府，尼加拉瓜的反對派就是例子。
沒人在乎瓜伊多剛剛收到的那筆將用於“政權更迭”的五千二百萬美元，以及數以億計的已批准資金。最近的一筆匯款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資助名目是“發展援助”。
當地時間2019年9月14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瓜伊多出席集會活動（@東方IC）
只要他仇恨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他就是西方的聖雄！
互聯網時代真假難辨，但徹底追查並非不可能。
與過去相比，想要對這些西方生產的“聖徒們”徹查到底，如今的成功率要高得多，除非西方（和西方附庸國）的公眾們不想這樣做。
柏林、巴黎以及紐約的那些黃之鋒和胡安·瓜伊多的支持者們並非無知——有些人可能如此，但絕非大多數人。他們這樣做是出於針對中國的種族主義，以及對拉美愛國社會主義的仇恨，僅此而已。他們對相反意見充耳不聞，批評和討論改變不了他們的想法。他們故步自封，只想維持現狀。
他們不在乎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們不在乎“民主”的真正含義是人民當家作主，而非西方虛偽的多黨派政治安排。他們對於不同的文化不屑一顧。
風靡拉美的委內瑞拉式社會主義，並不是他們想要的。
由中國來拯救腐朽落敗的香港，更是他們最恐懼的的意識形態噩夢。
因此，雖然自相矛盾，但某種程度上黃之鋒是對的——香港正在成為新冷戰時期的柏林，這與北京或莫斯科無關，而是由於像他自己這樣的叛國領袖。
西方出產的“聖徒們”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嚴重損害了他們各自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直至今天仍是如此。
但不管他們身在何處，我們都會曝光他們。
（安德烈·弗爾切克：哲學家，小説家，導演，調查記者，報道了十餘國的戰爭和動亂。他最近的出版物包括《Revolutionary Optimism, Western Nihilism》，革命小説《Aurora》，以及暢銷全球的非虛構政治小説《Exposing Lies Of The Empire》弗爾切克如今生活在東亞和中東，並在世界範圍內繼續他的工作，個人網頁：Patre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