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庫恩：對中國70年以及我個人30年的思考
【11月1日，由中華文化學院主辦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學術論壇在北京召開。本文為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獲得者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主旨演講，由中華文化學院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201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的紀念日，我當天整晚都在天安門廣場。我在觀禮台前排觀看了規模龐大的閲兵式，並認真聆聽了習近平主席的兩場講話。他在講話中涉及了三項重點內容：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發展成就以及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期間，我接受了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採訪。這24小時的經歷使我陷入了思考。
2019年11月1日，北京，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在由中華文化學院主辦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學術論壇上作主旨發言
我親眼目睹了中國在過去30多年裏取得的了不起的經濟發展成就，有人問我：“你會如何解釋中國的發展奇蹟呢？”我認為，中國之所以取得如此歷史性成就，有賴於六種驅動性力量。
首先是中國人民。許多中國人吃苦耐勞不畏懼長時間的工作，他們如此努力工作是為了改善全家的生活並改變自己國家的命運，其中農民工是中國人民最典型的代表；
其次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中國共產黨為執政黨的一黨執政體制，使得中國可以保持政治穩定並能夠高效地制定和實施國家戰略。中國共產黨用實際行動堅守勇於自我革命的品格，踐行自我革命的誓言。中國領導人對既得利益集團進行了約束和清除，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第三是改革開放政策，這一政策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
第四是中國製定了涵蓋長期願景、中期目標和短期政策的發展規劃，並持續對這些目標和政策進行監督和修訂。中國會對一些耗時較長的事項制定長期政策，例如中國曾為加入WTO進行了長達15年的談判；
第五是中國往往會在大面積推廣一項政策之前進行小範圍試驗。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從2013年到2016年摸索運行了三年之後，中國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設立多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其中包括海南省全境；
第六是一些項目和政策在實踐過程中發現問題則會及時承認，並及時調整和修正，“這些方式方法都值得鼓勵”。
我是1989年1月第一次來中國的，當中國於2018年12月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時，距離我首次來華剛好30年。1989年向我發來訪華邀請的是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宋健博士，他希望幾位熟悉科技領域的美國投資銀行家（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腦科學研究）能向中國科研機構提供建議，以幫助它們適應市場經濟的新環境。在所有認識他的人眼中，宋健博士是一個很具有啓發性的人。很榮幸，此後我時常拜訪他並與他討論國際局勢和科學問題。
在我剛剛踏上中國的土地時，我就被這個國家迷住了。當時的中國人具有一種散發着朝氣的熱情，他們很渴望學習，他們希望能通過學習來改變中國人的物質生活。當時我就知道，中國的歷史、文化、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將很快擴散到全世界。我當時不知道的只是中國將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個人產生影響。
在我的首次中國之行過程中，中方為我安排了一位陪同，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的能講英語的年輕人，也許是命運的安排，當時只有23歲的朱亞當成了我此後30年裏最重要的政治、商業和媒體夥伴，如今我們之間的友誼已經邁入了第31個年頭。要想把亞當和我在這30年裏經歷的所有挑戰和奇遇都寫下來，一篇文章是不夠的，恐怕要一本書的篇幅才行。我們對中國及其未來充滿了信心，我們希望能向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故事；在中國國內也好，在國際上也好，我們希望能在中國歷史性的改革發展進程中做出自己的微小貢獻。
在過去30年裏，我採訪了來自中國社會各個行業、各個階層的人：國家領導人、政府官員、知識分子、企業家、工人、農民、士兵和農民工。從他們那裏，我獲得了很多關於中國的信息，在我所撰寫的書籍和文章裏，在我接受國際媒體採訪的時候，我都致力於完全忠實地把他們的觀點表達出來。他們能如此信任我把自己的經歷和觀點講出來，對此我深感榮幸。
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預見未來。當新中國於1949年成立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實力是非常弱的。1952年，中國的GDP僅有680億人民幣，僅佔全球GDP的1%；2019年，中國的GDP已經超過了14萬億美元，佔到了全球GDP的15%。按照名義價格計算，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2018年，中國的GDP比1952年增長了175倍。中國已經成為這個星球上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在新中國成立後的70年裏，我們見證了人類歷史上最宏大的經濟轉型。
不過，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並非是線性的，其中有彎路和轉折，有挑戰和問題，也有錯誤和過失。中國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在於中國人能直面挑戰和問題，能從錯誤和過失中吸取教訓。
上世紀90年代末，在我首次訪問中國10年之後，我開始覺得特別沮喪，因為我發現在美國國內很多人對中國的瞭解太過膚淺。於是我和朱亞當兩人與中國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了一部名為《探尋中國》（In Search of China）的紀錄片，我們把這部片子授權委託給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在全美範圍內播放。
紀錄片播出後，社會上的反響很好，我想原因之一在於這部片子並沒有刻意對中國進行美化。《探尋中國》不僅展示了視野宏大的中國企業家等中國的新面貌，片子還介紹了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包括中國的第一個破產案例以及下崗潮給人們帶來的各種困難。
與此同時，我們還拍攝了一部以美國企業併購為主題的系列片並在中央二套節目中播出。在今天看來，這兩部片子是我們在促進中國和世界交流領域進行的第一次嘗試。這種交流是雙向的，我們希望幫助中國瞭解世界，也希望幫助世界瞭解中國。
在我撰寫《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這本書的4年時間裏，我對中國現代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革命與新中國的建立、大規模的運動和意識形態鬥爭、改革開放的啓動以及中國當時所面臨的挑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加入WTO、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日益深入的接觸等等。
在過去5年裏，我與中國國際電視台共同打造製作了一檔名為《走近中國》（Closer To China with R.L.Kuhn）的周播節目，朱亞當是這檔節目的聯合創始人和監製。在節目中，我採訪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等諸多領域裏的思想領袖和決策者。
朱亞當和我還與上海廣播電視台共同製作了一部5集紀錄片《中國面臨的挑戰》（China’s Challenges），這部共三季每季五集的紀錄片在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和中國同步播出。這部紀錄片由彼得·特澤爾斯（Peter Getzels）執導，我在片中擔任主持人並撰寫了解説詞。第一季（2012-2013）聚焦於中國新領導集體所面臨的挑戰；第二季的主題是中國夢；第三季的內容則是關於中國的建黨一百年和建國一百年“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國面臨的挑戰》獲得了中國新聞獎、艾美獎和泰利獎。
我希望能儘量展現中國真實的一面：無論是歷史上發生過的還是當前正在發生的，我不會無視中國的過失，也不會掩飾中國存在的問題。實話聽起來往往並不那麼令人愉悦，不過真朋友還是要講實話。真相往往不是那麼簡單的，尤其是政治問題上的真相。雖然中國已經取得了那麼多成就，但我認為中國最為重要的一項成就仍然未獲得人們廣泛的瞭解，那就是扶貧成就。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在中國國內，很多人都對中國的扶貧成就知之甚少。然而，這是我必須講出來的中國故事。
在改革開放初期，扶貧工作還不是國家的重要任務。中國領導人更專注於推進發展經濟。自十八大以來，中國把扶貧工作提升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幾十年來經濟發展的積累為幫助7億中國人擺脱貧困奠定了重要的經濟基礎。中國的脱貧攻堅成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展成功案例。世紀之交，扶貧工作開始受到重視，到2012年末中共十八大習近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中國對扶貧工作的重視得到加強。人們開始意識到，中國共有約1億的極端貧困人口。無論是因為處於地理隔絕狀態的偏遠山村，還是因為沒有接受足夠的教育或獲得充分的就業機會，或者是因為年老體弱，光靠發展經濟是永遠不可能徹底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的：無論中國經濟增長有多快，無論中國人均GDP有多高，這些極端貧困人口的狀況依然不會有太多改善。
中國的第一個國家目標是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習近平主席強調，如果有哪個中國公民繼續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那麼中國就不可能是一個“小康社會”。2013年11月，習近平在中國中部湖南省的一個貧困縣調研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這一概念。習近平表示：“應根據實際情況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並避免空口號”。“精準”是指個性化的流程和項目，輔之以政策支持，包括貧困的標準化定義、貧困人口的判定標準以及幫助所有貧困人口擺脱貧困的定製計劃和項目。習近平表示，必須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向貧困發起總攻，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中國精準扶貧的目標（即每年使1000到1400萬人擺脱絕對貧困）能否實現，取決於是否有嚴格的、量化的、透明的流程。在定義“絕對貧困”時，中國最初採用人均年收入的標準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屬於“絕對貧困人口”，此外中國還把是否擁有足夠的醫療衞生資源、教育機會和沖水廁所等衞生設施列入了判定標準。
目前有五種扶貧方式：產業扶貧，即創立可持續發展的微型企業；異地搬遷，即把人們從偏遠地區轉移出來；教育和培訓；為生活在環境脆弱地區的人們提供生態補償；以及社會保障、醫療補貼和對無勞動能力的人直接給予補助。中國要確保每個貧困家庭都能獲得幫助，各村都指定了專職的官員負責實施精準扶貧。在中國，省、市、縣、鄉（鎮）、村五級地方黨委協調一致共抓扶貧工作。此外，為了確保扶貧效果的準確性和真實性，各級政府還會定期隨機地進行第三方評估。
習近平主席不僅説到而且做到，他走訪了遍佈中國大江南北數不清的貧困縣和貧困村，反覆申明中國共產黨在扶貧問題上所做出的承諾。
紀錄片《前線之聲：中國脱貧攻堅》（監製朱亞當、導演彼得·特澤爾斯）已於2019年7月31日在美國公共電視網加州電視台（PBS SoCal）首播，並將於2020年5月在全美國PBS電視台播出。這部紀錄片講述了中國到2020年全面打贏扶貧攻堅戰的幕後故事。我們的國際攝製團隊在與中國國際電視台一起工作的過程中走遍了中國各地，這是從未有過的體驗。我們見到了接受扶貧的村民、實施扶貧的地方官員和監督扶貧的督導組的工作人員。這部紀錄片通過對6個案例的跟蹤拍攝給觀眾提供了一種有質感、近距離了解中國扶貧工作的機會，觀眾在片中還能瞭解中國扶貧的工作體系和組織管理等內容。
一位已經有些人生閲歷的美國觀眾在看過此片後對我説：“我本來以為這部紀錄片不會拍到什麼讓人感到樂觀的畫面，美國媒體上的涉華報道大多是負面的，所以我還以為中國政府不會太關注那些社會弱勢羣體呢”。我已經向全世界講述了30年的中國故事，我發現中國的精準扶貧是一個能消除偏見並改變人們對中國認識的極好題材。
當然，我也去過中國最貧困的地方。在過去15年裏，我走遍了中國的幾乎每個地方，包括最貧困的地區。我本以為我對中國已經十分了解，可是看到的情況還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發現每一户貧困家庭都有自己的檔案，檔案中列出了使該家庭脱離絕對貧困的計劃。中國有數百萬個絕對貧困家庭，政府為每一個貧困家庭都單獨制定了脱貧計劃，而且工作人員會對計劃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並彙總向上報告。在一個偏僻的村莊，我看到了何謂“民主評估”。當地村民把一個其父親患了癌症的年輕人通過投票的方式列為了“貧困户”，而當另一個人通過投票方式被從“貧困户”的名單上刪掉時，人們發出了歡呼。
同樣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中國地方官員會被派到貧困村開展通常為期兩年的扶貧工作。中共黨內的扶貧幹部在受到提拔前必須實現具體的量化扶貧目標。中國的各級官員們很清楚自己的職業生涯與扶貧做得如何息息相關。我曾碰到過地方官員因扶貧工作做得不好遭問責的例子，他的職業生涯也受到了影響。
儘管中國的扶貧事業已經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它仍然面臨四大挑戰。
首先，數據是否可靠？有些扶貧官員也同時負責對扶貧效果進行評估，這裏面是否存在衝突呢？我也看到過獨立的稽核人員在不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數據進行檢查或抽查，可是我仍然聽説有些數據是靠不住的，因為一些地方官員會在壓力下造假。
第二，一些渴望政績的官員希望人們能儘快脱貧，而一些村民卻希望能繼續被認定為貧困人口，因為這樣他們就能繼續從政府拿到補貼。
第三，隨着脱貧成功的喜悦逐漸淡化，扶貧官員會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人身上，該如何防止那些剛剛邁過極端貧困線的人再次返貧呢？中國的扶貧工作若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須確保脱貧狀態的可持續性。中國官員們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病返貧現象尤其引發了他們的關注（在中國有四成返貧的人口是由生病導致的）。
第四，已經生活在極端貧困線之上、生活水平卻遠遠達不到中國城鎮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口的存在無助於中國實現普遍繁榮的社會，而這正是中國的長期目標。中國與貧困之間的鬥爭並不會在2020年完全結束。
第五，由於扶貧工作表現如何與各級官員的職業生涯掛鈎，且扶貧資金規模巨大，這其中存在欺瞞和貪腐現象並不會令人感到意外。2017年，中國曝光了12.21萬起腐敗案例，其中4.87萬起（超過三分之一）與扶貧工作有關。中國政府能發佈此類案例的數據是值得讚賞的。中國絕不會允許偽造數據或挪用資金等問題影響扶貧目標的實現。
2019年初，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已經下降到了1660萬，雖然剩下的這部分扶貧工作非常艱鉅，不過中國必將於2020年底之前消除絕對貧困現象。
那些看到中國扶貧工作取得空前成功的人們還必須認識到，這種成功與中國的一黨執政體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強大政府治理體系之間是存在因果關係的。雖然所有政治制度都有其優勢和劣勢，但如果沒有如此強大的權威，中國是很難實現其扶貧目標的。
我撰寫書籍和製作紀錄片的目的是希望能讓人們瞭解一個真實的中國。我希望改變人們心中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在今天的西方，尤其是在美國，很多人對中國的行為感到憂慮，他們對中國行為背後的動機也存在質疑。我們在拍攝紀錄片《前線之聲：中國脱貧攻堅》時希望實現兩個目的：首先是要介紹中國是如何開展扶貧工作的，其次是要打消人們對中國的誤解。即便在觀看的那一刻能夠讓人們改變對中國的看法，我們的紀錄片也就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中國在扶貧事業方面已經走得更遠。雖然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和貧困情況與中國不同，中國相信自己的扶貧經驗還是能為其他國家提供一些幫助。當未來的歷史學家為這個時代撰寫歷史時，中國的精準扶貧事業應該被列為重要的一章。
習近平主席曾表示：“扶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親眼見證了他的這句話對國家產生的影響。我從沒聽到其他任何國家的領導人説過這樣的話。
2018年12月，在中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我很榮幸獲得了“中國改革友誼獎章”。這個獎頒給了在過去40年裏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提供支持和幫助的10位外國人（其中有5位仍在世）。我是獲得該獎的兩個美國人之一。作為一個時政評論員，我經常向人們解釋中國領導人説一些話或做一些事背後的原因。如今有人問我，“你為何會獲得這個獎呢？”
我能解釋李光耀獲獎的原因，他是富有傳奇色彩的現代新加坡的開創者，在中國他是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顧問和榜樣；我能解釋松下幸之助獲獎的原因，這位日本松下公司的創建者開啓了中國電子製造業發展的大幕；我能解釋莫里斯·格林伯格獲獎的原因，這位美國國際集團主席幫助中國建立了自己的金融產業。可是我為什麼會獲獎呢？
我認為獲得這個獎項並非因為我個人表現如何，而是因為我所做的事情：我一直在努力向世界講述一個真實、豐富而複雜的中國故事。如果中國在20年前或10年前頒這個獎，我想我是不會入圍的。一點可能性都不會有。
近些年，隨着中國的不斷崛起，中國積極參與每一項重大國際事務，講好中國故事、展示中國形象已經在中國國家戰略中處於核心地位。
從國際貿易和投資到多邊機構和新型全球治理，中國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正在做的事情發揮着影響。
展望20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屆時這個國家將慶祝建國100週年，中國人希望到那個時候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習近平主席發出了同樣的信息。全世界都在關注着中國人將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也必須對此予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