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戈：為什麼中國人現在根本不用懼怕鼠疫？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戈】
我熟悉鼠疫的味道。
幾天前，當聽説北京朝陽醫院確診兩位鼠疫患者的時候，我下意識的想到他們極有可能來自內蒙古。那種久違的味道很快的就充斥了我的鼻腔。
那是一種混合着福爾馬林、動物糞便、陳腐的屍體、羊羶和少許肉香的味道，濕潤、温暖，令人作嘔。
過去的幾十年裏，有那麼幾次，彷彿附近有一個閥門被一下打開，我突然就聞到了這種味道。比如，一次是看電影《卡桑德拉大橋》，當侵入日內瓦世界衞生組織總部的恐怖分子，不小心在實驗室感染了鼠疫菌，逃上列車的時候，這種味道就在電影院瀰漫開來。
比如，一次是看加繆的小説《鼠疫》，當讀到這裏：“4月16日上午，當貝爾納 裏厄大夫走出診所，在樓梯平台中間絆倒一隻死老鼠，當即一腳踢開，也沒有在意，就下樓去了”的時候，圖書館裏，不知從哪個方向就飄出了這種味道。
比如，當我在維也納著名的斯蒂芬大教堂遊覽的時候，當看到銘牌上的介紹，這裏埋葬着17世紀死於鼠疫的數千個維也納市民的屍骨的時候，這種久別的味道又突然而至。
一
這種和鼠疫關聯起來的味道來自於1979年夏天的某一個傍晚。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四子王旗，距離中蒙邊境不遠的草原深處，有一排低矮的乾打壘房子。房子的前面有一塊排球場，晚飯後，不少説着漢語普通話的青年男女會在落日的餘暉中打排球，歡聲笑語在空曠的草原上可以傳到很遠。
排球場、普通話和旁邊停着的一台大卡車，讓這裏和周圍的牧業大隊顯現出完全不同的氣質。這裏是內蒙古鼠疫防治研究所的實驗基地，父親劉紀有是這個基地的負責人。那一年夏天，我在這裏度過了一個暑假。
70年代父親和同事在草原上（第二排右三） | 圖片來自作者供圖
當我從排球場邊跑到乾打壘最東邊的廚房去搞口水喝的時候，一打開門，差點被燻了一個跟頭。我聞到的就是前面描述的那種十分豐富又飽滿的味道。
當眼睛適應了屋裏昏暗的光線以後，我看見了這種味道的來源——一口直徑一米的鑄鐵大鍋裏燉着上百隻老鼠，有的老鼠的皮肉已經脱落，露出白森森的頭蓋骨和長長的牙齒。灶旁邊，父親和他的幾個同事們在談笑，他們穿着白大褂，似乎根本聞不到屋子裏那麼難聞的味道，就像是學校食堂裏的一幫大師傅。其中的一位一邊拿夾子不斷翻弄着已經熟透的老鼠，讓它們的屍骨更快的和皮肉剝離，一邊幸災樂禍的告訴我，鍋裏煮的老鼠會製作成標本，作為檔案編號入庫。
每天，當太陽剛剛升起的時候，大卡車會拉着一車人離開基地，駛向更深的草原深處。遠遠的看過去，這是一羣裝扮十分詭異的人，他們人手一把鐵鍬，腰上彆着或者手裏提着一排老鼠夾。一點沒遮攔的驕陽下，每個人穿着翻毛皮鞋，長及膝蓋的高腰白布襪，帶着白帽子、白手套、白口罩，挖洞，下鼠夾，然後匍匐到稍遠的地方觀察，神情很像釣魚。每當打到一隻老鼠就會傳來一陣歡呼。
從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的時間，父親和他帶領的研究團隊終年在草原上挖洞、下鼠夾、在老鼠身上找跳蚤，在顯微鏡下識別跳蚤，在簡陋的化驗室分離鼠疫桿菌。有好幾個春節，他都是在草原上過的。
差不多在同一階段，除內蒙古之外，在甘肅、青海、新疆、西藏等地的數千鼠疫防治工作者在十塊鼠疫疫源地進行着同樣的研究工作，他們的研究成果最終被集合成“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發現與研究”，在第一次國家科學技術獎評獎中，這個凝聚着全國眾多研究者心血的項目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作者供圖
二
從7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對中國鼠疫疫源地的老鼠和其他齧齒類動物的種羣與分佈、跳蚤的種類和生活習性、老鼠之間鼠疫傳播的方式和途徑，動物和人之間鼠疫傳播的方式和方式，人被帶菌跳蚤叮咬後染病的概率和潛伏、發病等情況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和研究，掌握了鼠疫在中國傳播方式和路徑。
中國全境鼠疫傳播的規律被掌握之後，各地防疫工作者獲得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標準流程，使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就形成的整套鼠疫防治系統的工作有了科學依據。一旦疫源地出現鼠間鼠疫，大多數情況下就會被防疫人員所掌握，當地農牧民就會被告知提高警惕，一場防疫大戰就在當地靜悄悄的打響。大部分情況下，鼠間鼠疫很難傳染到人。
從90年代之後，中國全境每年感染鼠疫和死於鼠疫的人數都保持在個位數，有些年份甚至出現全國零感染零死亡的奇蹟。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都大大低於差不多同樣面積、同樣緯度的美國。比起每年因感冒而直接死亡的人數，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現在根本不用懼怕鼠疫的根本原因。
兩位來自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蘇尼特左旗的居民把鼠疫重新拉回到公眾視野，也讓我有機會動筆寫一篇文章來追憶父輩們在控制和消滅鼠疫這時所做出的貢獻。下一次鼠疫在中國再次成為新聞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之後了。
蘇尼特左旗醫院的醫生沒有在收治病人之後做出鼠疫感染的初步判斷，只能説是極端個案，是過於長時間的平安無事導致的疏忽。在中國現有鼠疫防疫和傳染病防控體系下，即使有這樣的極低概率概率發生，也絕無進一步傳染的可能。
三
在內蒙古，鼠疫防治的體系從自治區成立那天起開始建立。
上世紀初發生在中國東北的那次著名的鼠疫大流行，因為造成了國際影響，所以有充分的記載和研究。中國鼠疫研究的奠基者伍連徳因為在這次災害中的傑出貢獻而被人們所銘記。小時候，在父親的辦公室我曾經見過他撰寫的《鼠疫概論》。
但在此之後，內蒙古東部地區鼠疫流行其實一直持續不斷，只不過因為沒有傳播到大城市，成為被遺忘的歷史。
據記載，從1901年到1949年的49年內蒙古曾經發生過41次鼠疫流行，發病2000人以上的就有8次，死亡達81143人。1947年初的內蒙古東部地區就有一次人間鼠疫開始的大流行，5月通遼縣爆發人間鼠疫，波及內蒙古東部14個旗縣，30306人感染，死亡20089人，僅通遼一縣就死亡12771人，全家死絕的就有316户。同年7月，剛剛成立的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王爺廟（現烏蘭浩特）再次爆發人間鼠疫。面對嚴峻形勢，中共內蒙工作委員會決定在自治區政府領導下成立由黨政領導親自參加的防疫委員會。為爭取儘快撲滅鼠疫，9月16日自治區頒發政府第一號令，在王爺廟設立防疫本部，並從機關部隊學校抽調大批人員組成防疫大軍。
1948年1月1日，自治區主席烏蘭夫在元旦獻詞中，把防疫工作和打仗、生產並列為內蒙古的三大中心任務，制定了“早發現，早就診，早隔離，早治療”的四早方針。所有疫區的人員外出時必須有十日內本人和家屬無患病的旅行證明方准予通行，以防止鼠疫的蔓延。
當時處於戰爭時期，物質條件極其困難，技術力量非常薄弱。1947年政府撥出防疫專項經費530多萬元，疫區常年堅持工作的人員達到3300多人，經過三年堅持不懈的防治工作成功的控制了疫情的流行，發病死亡人數逐年大幅下降，1948年下降到1947年的10%，到1949年發病率進一步降到1.3％，病死人數佔發病人數的1.2%。
從50年代開始，自治區的防疫工作轉向日常化，一整套鼠疫防治的體系被迅速建立起來。自治區有衞生廳直屬的防疫大隊。各盟和旗、縣級的防疫站都配備了專門針對鼠疫的防疫人員。此後，作為鼠疫疫源區最多、最大的內蒙古，再沒有爆發過大的人間鼠疫流行。50年代中期每年的染病和死亡人數就下降到個位數。到80年代之後，幾年才會發生一例。
50年代的內蒙古防疫人員 |圖片來自作者供圖
1978年，父親作為內蒙古自治區的代表參加了著名的全國科學大會，他是全國上千位代表中唯一的鼠疫防治研究工作者。從中可以看得出內蒙古對鼠疫防治工作的重視。
四
從童年起一直到上大學，我就生活在鼠疫防治研究所的大院裏。最早單位在市中心的一座蘇式四層樓房裏，後來被遷到近郊的一座二層小樓。單位的名字被改為內蒙古流行病防治研究所。鼠疫，這兩個極容易引起人們不適反應的詞被拿掉了，但在那座小樓裏的人們，大都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了鼠疫防治工作。
由於對鼠疫的忌諱和保密需要，他們的工作很少見諸於媒體和公眾，業務交流也完全侷限在一個小圈子裏，老鼠、跳蚤、鼠疫菌貫穿了事業的始終。隨着鼠疫被基本馴服，他們的工作以後就更沒人知曉了。如果不是這次意外，我大概也不會抽時間來寫這段歷史。
60年代父親劉紀有在野外工作（右） |圖片來自作者供圖
他們當中有偽滿時期的專家，有50、60年代從北京等大城市分來的名牌大學生，有下鄉抽調回城的知識青年，有恢復高考後分配來的大學生。我熟悉他們的中的很多人，也從父親的日常談話中對他們的工作有些瞭解。
從1956年畢業一直到2007年去世，在長達50多年的時間裏，父親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鼠疫。在和癌症抗爭兩年多之後，他用最後的半年時間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寫下了一本幾萬字的回憶錄。真正讓我對父親這一代人鼠疫防治工作有全面瞭解，緣於幫助整理和印刷父親的這本回憶錄。
書中記錄了這樣兩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
一次是對大批活體老鼠進行強毒鼠疫菌注射，試驗要求必須一次完成，如果在過程中稍有不慎，刺破手指就有感染鼠疫的風險。父親選了兩位技術過硬膽大心細的女同事嶽明鮮和梁必軍作為注射者，自己和另外一位年輕同事做助手，在條件簡陋而有悶熱的實驗室，他們穿着厚重的防護服揮汗如雨，一口氣幹了好幾個小時，完成了全部工作。父親寫到“我被兩位女同事深深的感動，深知她們是用毅力堅持下來，多年來，我經常和別人講起她們的獻身精神”。
在疫源地研究的最後階段，父親認為必須對疫源地野外環境下跳蚤對人體的叮咬能力和吸血能力進行實驗，這是最終得到疫源地鼠疫傳播規律的最後一公里。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進行人體試驗。顯然，這是一個十分為危險的設想，試驗只能在研究人員自己身上做，幾位同事勇敢的站了出來，表示可以和父親一起接受跳蚤叮咬試驗。
父親心裏清楚，這種試驗絕不可能通過正規途徑得到官方正式的書面許可，沒有人會願意承擔其中的風險。但又必須告知組織，父親找到相熟的主管領導，明確責任由實驗者自負，絕不會牽連任何領導。領導表示一定要注意安全，對團隊表達了信任的態度，沒有反對。
父親做了最壞的打算，也做裏非常周密的計劃，萬一出現被帶菌跳蚤叮咬後感染的病例，都已經準備好了要採取的治療措施，不會出現嚴重後果，這一點他們心中有數。這次人體試驗，發現了不少創新性的數據素材，填補了既往的許多空白，解開了十幾年的謎團，對疫源地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特別是為了確立新的防控措施提供了科學依據。
父親在回憶錄中寫到：“當我書寫這段文字時，想起了10多年前一起試驗的同事們，我是最長者，有不少年輕人，還有女同事，他們都為科學而自願承擔風險，裸露皮膚，讓跳蚤自由的叮咬自己而毫無怨言。我當時已經有了一定的名氣，而他們只是在奉獻。其中特別難忘的是錫盟鼠疫防治站的張耀興，郭鵬飛二位領導，張俊蘭，陳連芳等幾位同事，我曾想再有機會見到他們的時候，一定要以某種形式向他們致謝，也不知上蒼是否能給我這樣的機會，由命運決定吧，若干年後如果有人熟悉我和錫盟站的同事並看到這段文字時，請轉達我對他們的敬意，懷念。”
做跳蚤人體叮咬試驗，試管裏是跳蚤 |圖片來自作者供圖
父親沒有再見到他們，不久後就與世長辭。
希望這篇文章能被他們或者他們的子女看到，了了他最後的心願。
消滅和控制烈性傳染病是新中國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那些為這項偉大事業奉獻一生的人們應當被記憶。
80年代父親在鼠防會議上發言 |圖片來自作者供圖
五
諾貝尓文學獎獲獎者加繆的《鼠疫》是一部完全以鼠疫為背景的小説，小説的故事圍繞着一座小城遭遇鼠疫並最終戰勝鼠疫的全過程展開。小城裏出現了大量死老鼠，已經接連有人患病死去，死者的病情完全符合鼠疫症狀和接觸史。主人公里厄醫生據理力爭召開了衞生委員會會議。
會上裏厄被省長要求確認這到底是不是鼠疫。裏厄回答説：“您這個問題提的不恰當，現在的問題不是如何措辭而是如何爭取時間的問題”。會前省長説過，開會可以，但千萬不要聲張，以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會議的第三天，裏厄醫生總算見到了省政府的佈告。白紙小布告，匆匆張貼在城裏最不明顯的角落，從內容上很難看出當局正視這種形勢，採取的措施也不嚴厲，似乎特別遷就那種渴望——不要引起輿論的憂慮。”
作為學術權威和衞生部鼠疫專家委員會的成員，在後來內蒙古多次出現人間鼠疫病例時，父親都會被第一時間叫到現場，都要回答同裏厄醫生被問到的同樣問題：你能確認這的確是鼠疫嗎？
這其實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鼠疫菌培養需要時間，而恰恰這幾天，正是最關鍵的時間。如果一定要等實驗室結果百分之百的確認出來才採取措施，很可能貽誤戰機，釀成大禍。而在試驗結果出來之前，根據對病人的診斷、接觸史和疫源地基礎資料儘早做出判斷就非常重要，但同時也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如果做出誤判，給地方政府工作帶來麻煩不説，還會搭上自己一輩子的學術聲譽。
萬幸的是父親遇到的好幾次疫情，需要他下決心的時候，都做出了正確的判斷，政府隨即採取了與疫情相匹配的正確措施。父親在他的回憶錄中反覆強調，地方政府的決策者與專業人員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信任，以及決策者的擔當是每一次正確處置疫情的前提。如果專家和政府決策者都不願意承擔任何風險，都要等最終的實驗結果出來，肯定會釀成災禍。在這個決策過程中，政府領導的擔當比專家的判斷更重要。
加繆的《鼠疫》一書是這樣結尾的：“裏厄傾聽這從市裏飛揚起來的歡樂喧囂，但念念不忘這種歡樂始終受到威脅。因為他了解這歡樂的人羣並不知曉的事實：鼠疫桿菌不會永遠滅絕。也許會有那麼一天，鼠疫再次喚醒鼠羣，大批被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給人類帶去災難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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