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另一個賽場上的孫楊，依然可以拿到比賽的“金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北京時間11月16日凌晨三點，備受矚目的孫楊聽證會在瑞士蒙特勒順利結束，孫楊完成了他職業生涯最重要的一次“賽道衝刺”。已經身經百戰的孫楊，在泳池內並非沒有經歷過痛失金牌的遺憾，但次一級高的領獎台依然算是某種程度的彌補。但這一次的比賽只有兩種結果：金牌和零。這個“零”的殘酷性在於，它直接可以決定孫楊以一種很不完美的姿態宣告職業生涯的結束，因為一旦失敗，他面臨的是WADA（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要求的2-8年的禁賽期。
整個聽證會冗長熬人，總共用時將近13個小時，這個時長差不多相當於孫楊完成了54個1500米比賽，從2018年9月4日那個所謂暴力抗檢的“風波之夜”開始算，也已經有14個月了。近十年來孫楊在泳道內所向披靡，世錦賽、奧運會國內大大小小的比賽見的多了，但是這次在瑞士，他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賽場新人，對手則是故意以冷冰冰執法機器示人的WADA。
會議的地點設在瑞士蒙特勒費爾蒙特萊蒙特勒宮酒店的會議中心，一個風景旖旎的湖邊酒店，而不是按照慣例放在逼仄的議事會廳，作為35年來第二次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公開聽證會，舉辦方展現了應有的重視。
聽證會一開始，孫楊滿面春風走進會場（@視覺中國）
孫楊所謂“暴力抗檢”的來龍去脈
國內不少媒體在聚焦此次聽證會之前，出於專業的需要，應該必須通讀今年1月3日國際泳聯（FINA）聽證會仲裁報告。這次仲裁會的最終結論是得到FINA和負責給孫楊採集尿樣血樣的IDTM公司以及孫楊三方同意的。只有把這份冗長瑣碎的報告細讀一遍，才能更好地理解上週五聽證會雙方律師的控辯思路。
2018年9月4日，FINA授權ITDM要在孫楊的家裏進行“飛行藥檢”，即賽外樣本收集任務（OOC）。雙方約好的是時間是晚上10點到11點之間。
晚上11點左右，孫楊到家，和執行OOC任務的人員見了面。這些人都是誰呢？主要有三個，一個是主檢官DCO，一個是血液收集助理BCA，一個是興奮劑控制助理DCA。如果我們能還原當時的場景，就會發現孫楊見到他們的時候，臉上肯定是很不高興的。
因為這個DCO在2017年被提拔之前就是個DCA，當時就負責過一次孫楊的藥檢問題，雙方鬧得很不愉快，換言之，2017年孫楊就質疑過她的專業性。遺憾的是，這個DCO在FINA今年1月的聽證會上強烈要求隱去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們不知道她叫什麼（有趣的是，這個DCO帶來的這個DCA也剛剛升級成為了DCO，而且都是同一個老師帶出來的，名叫Simones）。
通過1月份聽證會的報告，我們得知以下信息：
1 BCA和DCA（負責尿檢和血檢）着裝沒有符合ITDM的規定，血檢官還穿着超短裙；
2 尿液採集助理DCA名叫Huangfen Lin，很明顯是個中國人，是他開着車帶着另外兩個人來到住所的，而且他着裝也很不規範，穿着拖鞋短褲，在門口等孫楊的時候，他還在孫楊家外面各種拍照，按照他們團隊的説法，是要把照片傳給ITDM，説大家開車到了目的地，沒有曠工。
Huangfen Lin是DCO的老鄉（由此可以判斷這個DCO也是個中國人），還是高中同學，是搞建築的，至於平時是不是主要負責搬磚就不知道了。Huangfen Lin等了一會發現來的人居然是游泳明星孫楊，立刻表現得非常熱情：“孫楊，我是你的粉絲，咱倆合個影吧。”
通過Lin的陳述，我們可以推斷他在開車途中DCO沒有告訴他到底誰做藥檢，所以他才可能表現得如此驚喜。無論如何，孫楊看到這三個人的時候，第一感覺肯定是“你們太不專業了”。
當然了，孫楊也不能因為對方穿的不專業，打招呼的方式不專業，以及之前和DCO曾有過節就拒絕藥檢。真正讓孫楊憤怒的，是這三個人中有兩個人沒有按照程序拿出應有的身份證明。
通讀整個仲裁書，我們發現DCO隨身攜帶的證明還挑不出什麼毛病，但是其助理DCA和BCA卻只能拿複印件或者未有ITDM公司的授權，這引起了孫楊的警覺。雙方在爭執的過程中，BCA在晚上11點半左右還是完成了對孫楊的採血。
隊醫巴震也出庭作證
如果事情到此結束，這頂多就是一件很不愉快的飛行藥檢，但是由於藥檢程序表還要隊醫簽字，孫楊的隊醫巴震在趕來的路上一再提醒孫楊，要注意對方的藥檢資質問題，游泳隊領隊程浩也認為，如果不能完全確認對方的藥檢身份資格，整個過程是無效的。
於是孫楊團隊在繼續和DCO溝通無果的情況下，找來一個保安砸碎了已經採集好的血液樣本，並且當着DCO的面撕碎了藥檢程序表格。CDO一看這個情況，向ITDM的上司Tudor Popa彙報了情況，説無法拿到應有的血液和尿液樣本，藥檢失敗，悻悻離開。
所以説，不管西方媒體如何渲染孫楊暴力抗檢，但此事圍繞的恰恰是西方人念茲在茲的所謂“程序正義”，程序不正義則結果不正義，你無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證明，我怎麼能把藥檢這麼重大的事情當兒戲？如果不破壞血樣而被你們這羣資質不明的人帶走，如何保證血樣不被你們做手腳呢？
DCO的行事邏輯是，兩個助理都是我帶來的，我拿到了ITDM的合法授權就可以了，但孫楊團隊認為，這三個人分別都必須有獨立的合法授權。今年年初，FINA內部的聽證會，就是圍繞這個事情展開，結果FINA裁定（這裁定是泳聯內部的事情，不涉及WADA），雖然孫楊不能完全無過錯，但可以免責。
事情如果到此就結束了，也就不會有後來的聽證會了。誰曾料想，ITDM向WADA打了小報告，WADA覺得這是一個給孫楊穿小鞋的好機會，一紙訴狀要將孫楊和FINA告上瑞士體育總裁法庭，認為孫楊違規抗檢，FINA包庇孫楊，也有錯。
通過上述對整個過程的簡單描述，我們明白為何孫楊特意要求此次聽證會要公開進行直播，信心滿滿，IDTM藥檢官程序違規無可置疑，且FINA內部裁定書也有利於自己。
語言的“巴別塔”
聽證會的公告顯示，孫楊的律師團隊主要有三部分組成，一個是瑞士日內瓦的Bonnard Lawson律師事務所，一個是英國倫敦的XXIV Old Buildings律師事務所，還有個是北境藍鵬律師事務所，著名律師張起淮就是這家事務所的合夥人。
聽證會最開始的陳述環節尤其關鍵，給孫楊掌舵的，是XXIV Old Buildings的伊安•梅金（Ian Meakin）律師，今年53歲的他在體育訴訟領域摸爬滾打了20多年，勝率很高。
左一是孫楊的律師伊安·梅金（Ian Meakin）@視覺中國
而WADA派出的律師方陣是來自科羅拉多泉的布里安·卡弗律師事務所（Bryan Cave Leighton Paisner LLP），來頭也不小，打頭陣的是著名老體育訟棍雷切納（Brent E. Rychener），他們都是WADA的長期合作伙伴。
雷切納在仲裁法庭上是孫楊的主要對手之一
容光煥發西裝革履走進聽證會的孫楊滿面春風，但聽證會一開始就不斷皺緊眉頭苦笑。原因是負責同聲翻譯的人員水平太差了，控辯雙方都無法完全理解翻譯的內容。
筆者前25分鐘聽下來，也為孫楊捏一把汗，因為一開始翻譯就漏翻了孫楊至少50%的內容。後來則越來越離譜，聽到的幾個明顯錯誤：
1 把反興奮劑翻譯成了anti-medicine，貽笑大方了，可見她不熟悉最基本的體育術語；
2 把200次藥檢翻譯成了200毫升，對方律師雷切納聽了都震驚了；
3 對方律師要求孫楊把之前的口述狀翻到第9頁第二段，她翻譯成了第19頁，孫楊也不得不打斷她：你翻錯了，他説的是第9頁，孫楊之前曾經在賽後嘲諷過拒絕和他握手的對手“I win，you are a loser”，他其實也是懂一些英語的；
4 至於藥檢過程最基礎的細節，比如砸碎血檢樣本，如何反駁CDO資質等關鍵問題上，完全無法精確傳達孫楊的意思。
現場的“吃瓜羣眾”看不下去了，有一名男子主動請纓當孫楊的翻譯，最後被轟了下去，是整個聽證會相當有趣的一個花絮。
孫楊的辯護律師梅金見狀，也向法官抱怨翻譯太差，影響了聽證會進程。
午休之後，孫楊團隊決定更換翻譯。
筆者發現，就翻譯問題最近網上出現了很多“陰謀論”，其實這是站不住腳的，聽證會一開始的女翻譯是孫楊團隊的選擇，這一點仲裁法庭後來也特別指出。而且《紐約時報》也煽風點火把翻譯是孫楊選擇的這個“select”這個詞重點加粗了。
CAS説他們無權決定當事人的翻譯選擇
並且，午休後換的翻譯名叫Ying Cui，她是WADA的工作人員，筆者也在WADA主頁上查到了她的信息，也就是説，孫楊後半程用了一個“敵對方”的工作人員當翻譯，並且翻譯形式由同聲翻譯變成交互翻譯。
孫楊的母親楊明（左）和新更換的翻譯Ying Cui
在如此重大關鍵的聽證會上如果無法保證話語傳達的質量，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每一句證詞是否精確翻譯，哪怕是兩個形容詞較為微弱的語氣差異，或者連帶出來的語義的二級延伸，都會影響聽證仲裁的判決。四百多年前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曾經推斷，未來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所有話語都應該用計算機用的那種“機器語”，要完全消除任何語義的模糊性，保證百分百的明晰準確。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孫楊團隊工作百密一疏，沒有在翻譯環節上做足功課，其實這件事情本質上反映出的則是“英語霸權”問題。
孫楊的律師也抱怨翻譯太差
無論再優秀的運動員，一旦被裁判員投訴違規，他一定是處在絕對弱勢地位的，而中國的運動員在國際體育法庭上，面前是一座巋然聳立的“語言巴別塔”，不得不遭受潛在的語義陷阱的考驗。
仲裁法庭（CAS）官方網站只有英語和法語兩種語言選擇，對絕大多數的中國運動員來説，他們甚至無法自助查閲最基本的發佈信息和新聞，體壇風平浪靜的時候，語言隔閡這張細密的網隱而不彰，但一有風吹草動，它便躍出水面，很多時候讓人無可奈何。
對最終結果應保持足夠的樂觀
聽證會結束了，什麼時候出結果呢？總裁法庭的官方文件説“no precise time”（沒有精確時間）：
仲裁小組由三個人組成，他們將決定孫楊的命運：
仲裁小組主席法拉蒂尼，另外兩個一個是WADA的人蘇比奧托，以及孫楊委託的，國際泳聯同意的律師桑茲（Sands）。
考慮最壞的打算，孫楊也還有向最高法院上訴的機會。
法庭主席法拉蒂尼（Franco Frattini）也將是裁決孫楊案的小組的組長（@東方IC）
最後結案陳述的時候，孫楊慷慨陳詞，是整個聽證會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孫楊把天下“苦WADA久矣”的情緒表達得淋漓盡致，認為他們沒有做到公正公平，不但無視正常願意配合的清白運動員的正當權益，而且由於藥檢的種種不合規的顢頇程序，屢屢讓有嗑藥嫌疑的運動員逃脱懲罰。所以孫楊是以一個運動員聯合體代表人的身份質問：如何保證運動員在藥檢中的合法權利？包括隱私權肖像權等等。
而且孫楊堅決要求公開聽證會，目的之一就是要把2018年9月4日藥檢的種種滑稽場面大白於天下。IDTM這家有着濃重製藥公司背景的飛行藥檢承擔者成立於1992年，總部在斯德哥爾摩，比WADA大7歲，現在穩坐WADA被轉包的頭號私企的寶座，他們治下的藥檢官背景複雜，除了這次的建築工作者和司機，不排除還有廚子、理髮師或者相聲演員臨時被叫去給運動員採尿採血的可能，藥檢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被嚴重踐踏了。
結語 躲在陰暗角落偷笑的人
行文至此，本來就可以收筆了，但還有一件事不吐不快。當大家都在關心聽證會具體過程，計算孫楊最後訴訟獲勝可能性的時候，有一羣人很可能躲在陰暗角落裏偷笑，他們是誰呢？不是別人，就是英國老牌的報業集團的老大——《泰晤士報》。
很多人都忽略了，到底是誰首先炒作孫楊暴力抗檢的？就是這家媒體。
查閲WADA“反興奮劑數據保護政策”（ANTI-DOPING DATA PROTECTION POLICY），《泰晤士報》明顯違反了第6條第1款的有關規定：
他們在事件發生後極短的時間內就披露了孫楊藥檢的細節，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如果你把話筒塞到《泰晤士報》主編嘴裏，他説不定很是得意洋洋：“我們有內線。”
《泰晤士報》以違反新聞倫理的方式展現了WADA隱私保護條例是如何廢紙化的，雖然有點以暴制暴的意味，但他們沒有受到哪怕一點譴責和懲罰，反而有輿論陣線英雄的感覺。
君不見，2016年裏約奧運會之後，一個名叫“奇幻熊”（fancy bear）的黑客組織黑掉了WADA的數據庫，把WADA內部各種見不得人的操作公佈於眾的時候，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怒不可遏，譴責黑客擾亂了正常的國際體育界藥檢秩序。但這次沒有任何人站出來，哪怕稍微質疑一下 《泰晤士報》這麼做是否合理合法，難道就因為受害人是孫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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