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西方政治思潮的底色就是意識形態，我們卻不敢正視
【文/ 楊光斌】
一、引言
從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視野看，只有某種力量（行動單元）把地球意義上的“世界”聯繫起來、整合起來並形成一個關係密切的結構，自然地理的世界才能成為政治意義上的世界，或者説才有“世界政治”之説。
人類一直有弄清楚地球另一面的願望，但力有不逮。亞歷山大大帝過不了印度恆河，唐帝國過不了帕米爾高原。直到蒙古帝國征戰到歐洲以及隨後的鄭和下西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世界才逐漸被聯繫起來。此時，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技術和貿易作為“聯繫”的力量。這只是世界形成的初級階段。
真正把世界聯繫起來並形成“世界政治”，是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某種政治思潮——由意識形態（包括宗教）理念驅動而形成的一種趨勢性的政治現象。因為一旦技術和貿易把不同的人羣推擠在一起，人的需求就不會停留在貿易層面，就會存在對宇宙、國家、人生、生活方式等諸多問題的不同看法，勢必發生觀念上的衝突。
世界政治和國內政治一樣，是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就成為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雖然文化推動的“世界政體”之説有些誇張，認為自由、權利、主權、進步等要素所構成的“世界文化”影響了世界各地的社會制度，但作為文化權力的政治思潮的傳播與影響確實讓地球上的各個國家有了不容否認的“共同價值”。因此，離開政治思潮，就很難理解世界政治。
離開政治思潮，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國際關係。作為世界政治組成部分的政治思潮直接影響着國家間關係，比如國家之間因意識形態而結盟，因意識形態而敵對。所以，研究世界政治或國際關係，離不開作為“聯繫”或“整合”變量的政治思潮。可以把政治思潮視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種研究單元。而尋求新的研究單元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
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也因為對政治思潮的關照而更加深刻，比如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範式”雖然與本文的政治思潮研究路徑有着重大區別，但不無關聯。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雖然已經不再引人關注，但確實曾經在長達20年的時間內是西方國際政治學界繞不開的作品，福山的重點也是世界政治的意識形態因素。
在學科意義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大學派至少有兩個專門以政治思潮（觀念或者意識形態）為研究單元。建構主義的核心是民族主義問題，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二者都是以去意識形態化的方式建構意識形態權力。其實，約瑟夫·奈在《理解國際衝突：理論與歷史》一書中也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研究冷戰的起源。
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範式”對後世有着深遠的影響
我們在學習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或國際政治研究的時候，反而是本着價值中立、價值去除的想象去對待這些以政治思潮為底色的理論，把這些學派都當成了學術乃至科學。我們深深地誤解了西方社會科學。筆者認為，反而是西方社會科學抓住了問題的根本。世界政治説到底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質和精神兩大訴求，精神層面的訴求有時甚至大於物質層面，因此以精神為本體論或研究單元的社會科學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質。筆者一直認為，無視或者忽視作為政治思潮的意識形態，是“我們”的問題而不是“他們”的問題。
總之，理解世界政治的變遷離不開作為意識形態的政治思潮。在學科意義上，世界政治學不僅僅是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的一體化，背後還有作為意識形態的政治思潮。產生於西方的政治思潮主要有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融合則形成自由帝國主義以及政策上的殖民主義。保守主義雖然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但其政策影響主要在國內而非世界政治，形成不了影響世界政治的意識形態，而且國內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對外很可能是自由帝國主義者，即使小布什時期的新保守主義也不過是事實性自由帝國主義，因此本文並不涉及世界政治中的保守主義問題。
另外，本文把各種形態的政治思潮視為一種常識性變量，假設各種政治思潮的起源、主旨乃至推動政治思潮的主體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已知知識，目的是以已知的政治思潮為線索尋找認知世界政治變遷的新路徑。
當然，影響世界政治變遷這種大歷史的因素是如此之多，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一種整全性學説能解釋世界大歷史上的所有現象和所有問題。換句話説，任何理論或者研究單元在大歷史面前都有某種無力感；即使就政治思潮這一研究單元而言，本文也只能選擇性地論及特定時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潮而無力顧及各種意識形態“暗流”，也不能替代地緣政治、科學技術等分析變量對於世界政治的影響。但是，如果一種研究路徑或者研究單元確實能對特定研究對象有新的啓發性，這種研究單元的目的就實現了。
本文首先考察世界政治起源中政治思潮的作用以及不同的政治思潮對於世界政治變遷的影響，最後力圖總結出世界政治變遷的意識形態權力原理。
二、世界政治形成中的政治思潮
世界政治既是一種進程性或歷時性結構，也是一種結果性或靜態結構。就起源意義上講，世界政治是一種結果性結構。作為一種結果性結構，世界政治顯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前世界”演化的一種結果。
“前世界”即公元1500年之前是什麼樣子呢？在“前世界”中，雖然有海陸兩條商路將東西方連接起來，這種聯繫畢竟不是常態化尤其不是制度化的，是一種多中心主義的自然分佈狀態。
在東方，有以儒家文明為中心的東亞體系，還有以印度文明為中心的南亞體系；在東西方交界的中東，則是伊斯蘭文明；在西方的歐洲，是基督教文明和東正教文明的神權體系。在四個中心中，只有儒家文明是世俗化的，如孔子所説的“敬鬼神而遠之”，按照西方現代化理論來説就是與生俱來的現代性——祛魅的世俗化；其他幾個文明尤其是比鄰的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都高度信奉一神教。
東西方文明有着“世俗化”和“一神教”的顯著差別
作為結果性結構的世界政治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的興起”和世俗文明的東方的衰落，因此世界政治必然具有強烈的宗教性價值關懷，而非世俗化價值的世界政治。如果是儒家文明贏得了世界，世界政治的性質則會完全不一樣，至少不會因為信仰不同而發生那麼多戰爭。
歷史不能假設。一神教就是“真理”的一元性和不妥協性，因此在“前世界”的中世紀（公元11—13世紀），“文明的衝突”不斷髮生，發生了不下十次“十字軍東征”。所以説，亨廷頓説的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間在21世紀的衝突事實上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這就是歷史制度主義講的連續性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乃至路徑鎖定。
“文明的衝突”不但發生在宗教體系之間，宗教內部的“文明的衝突”甚至更加慘烈。在16世紀中葉新教改革即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後，先是在法國的南北之間發生了30年宗教戰爭，後來便是歐洲範圍內以神聖羅馬帝國（德意蘭）為主戰場的30年宗教戰爭（1618—1648年）。這場戰爭的起因有宗教的，更有領主之間的現實利益之爭。但是，如果為了領主的利益而戰，兵源就是問題；以上帝的名義而戰，“戰士”的來源就源源不斷。
弗里德里希·席勒這樣描述道：“很少有人會自願為國家和諸侯的利益而戰，而為宗教則商人、藝術家和農民均會樂於拿起武器。為國家和諸侯，人們就連極少的一點兒捐税都不願出，而為宗教人們甘願獻出財富和鮮血乃至放棄塵世間的所有希望。”為什麼不能用妥協去解決利益之爭？這是由教義本身的不妥協性所決定的。“天主教會寧願通過武力失去一切，也不願意自動或通過法律途徑把一小點利益讓給對方……而放棄一種權益，承認新教徒獲得的要求，會動搖天主教會的整個基礎。在宗教合約中天主教會牢牢恪守這一原則。”
戰爭的原因或者名義是宗教的，戰爭的結果是世俗化的，這就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的現代國際關係體系或者國際關係原則。所謂國際關係原則，就是通過談判解決爭端；所謂現代國際關係體系，就是確定了明確的國家領土邊界。此前，人們生活在宗教世界，人們的觀念首先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到中世紀後期，人們有了地區認同感，認同自己是德意蘭人、法蘭西人等；1648年之後，歐洲人的國家認同意識慢慢地明確起來，稱自己為法國人、德國人或者英國人。
《威斯特伐利亞合約》奠定了現代國際關係體系
但是這種長時段中發生的鉅變並不意味着代表傳統的宗教作用的消失。具有很強宗教色彩的神聖羅馬帝國直到1806年才被拿破崙消滅，英國直到1820年才實現宗教和解。這就是説，宗教戰爭之後的一百多年裏，宗教一直在直接地影響着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政治。也可以這樣説，世界政治脱胎於宗教世界母體，成長於式微的宗教世界，制度變遷的連續性決定了現代世界政治烙上深深的宗教印記。
如果説三十年戰爭是現代國際關係的起點，其後的一個世紀即整個18世紀則是世界政治的形成時期，因此本文把17世紀和18世紀視為世界政治的起源和形成時期。
作為政治思潮鬥爭的宗教戰爭催生了以領土邊界為特徵的世界政治，生存於特定疆域的人羣逐漸形成“民族”意識，法國大革命催生了德國知識界的“狂飆運動”並進一步喚醒了德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民族國家事實上是一族一國或以民族為單元的政治共同體，民族國家成了民族主義的温牀。以後一百年，歐洲“國家興起”的浪潮誘發了一系列國家間戰爭，諸如三次英荷戰爭、法國和西班牙的戰爭、荷法戰爭、“大同盟”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以及全歐性的“七年戰爭”。戰爭是歐洲人的生活方式，戰爭也直接製造了國家。
到此時為止，戰爭製造的都是以加強主權為目的的國家。主權思想在歐陸是“君權神授”在英國則是革命之後的“議會主權”，雖然事實性議會主權直到“光榮革命”之後的一個世紀才真正到來。在議會主權的英國，因為資產階級的順利成長，誕生了各種為個人權利、社會權利辯護的自然權利學説，也可以説自然權利説有助於新興資產階級的成長，使得資產階級真正登上歷史舞台，進入議會並享受事實性“主權”。
這樣，議會主權在歐陸又演變為“人民主權”思想，孟德斯鳩根據英格蘭政制而發展出權力制衡思想，盧梭將國家主權、議會主權拓展為人民主權思想。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誘發了美國革命，孟德斯鳩的權力制衡思想幫助美國建國立制，法國人的思想之花在遙遠的“新大陸”結果。反過來，信奉法國人思想的美國獨立戰爭直接刺激了法國人，法國人以盧梭的人民主權為旗幟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拿破崙又將這種國家體制推廣到歐洲其他地區。因此，很多史家將18世紀視為自由主義勝利的世紀，即資產階級的勝利。放任自由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法國大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
18世紀的“雙元革命”——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根本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政治的性質。工業革命產生的科學工具以更快的速度將世界聯繫起來，政治思潮催生的政治革命以及政治革命傳播的政治思潮提供了聯繫世界的思想工具。從此，“國家興起”成為一種潮流。在此基礎上，世界政治從王權國家主體逐漸演變為資產階級的“人民主權”國家主體。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説，資產階級撕下封建主義温情脈脈的偽裝，赤裸裸地以槍炮政策推行自己的商業利益，世界政治變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市場力量（資本權力）脱嵌於社會並凌駕於社會之上。從此，人類就生存在18世紀所形成的世界政治體系之中。19世紀和20世紀的世界政治變遷強化了這個“初始結構”，也釀成一場又一場血腥災變。因此，無論是談論什麼問題，無論是世界政治還是世界政治結構下的國際關係的本質性問題，離開“資本主義”這個關鍵詞，無異於隔靴搔癢，都是自欺欺人。
三、擴張性政治思潮與世界政治變遷
資本主義是一種不能獨立存在的經濟形態，趨利性決定了遠程貿易的形成和市場的不斷擴張，結果必然是所謂自由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這構成了“自由帝國主義”的過程性結構，成為19世紀世界政治的一個基本面向。或者説，資本主義在國內表現為自由主義，而民族—國家固有的“民族主義”性質決定了以國家為單元的自由主義在對外關係上必然是自由帝國主義。這是因為資本主義政治革命的一個意外製度結果就是民族主義的誕生，這是拿破崙戰爭催生的“一族一國”基礎之上的民族主義，催生了從歐洲到美洲的獨立建國運動。這樣，在整個19世紀，作為極具擴張性的政治思潮，自由帝國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思潮構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它們都與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的拿破崙戰爭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
（一）自由帝國主義思潮下的世界政治
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論》的開篇中所言：“在最近15─20年中，特別是在美西戰爭（1898年）和英布戰爭（1899—1902年）之後，新舊兩大陸出版的經濟學著作以及政治學著作，愈來愈多地用‘帝國主義’這個概念來説明我們所處時代的特徵了。”帝國主義是什麼樣子呢？列寧總結道：“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儘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説，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無阻礙地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佔據的地區推行的殖民政策，過渡到壟斷地佔有已經瓜分完了的世界領土的殖民政策。”壟斷、資本輸出、瓜分世界、殖民政策就是帝國主義的核心特徵。
帝國主義不是在短期內形成的。在國際關係史上有所謂“百年和平”之説，即從拿破崙戰爭之後的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其實，哪裏有什麼“百年和平”？即使在歐洲有所謂相對的和平——主要與此前的歐洲“戰國時代”比較而言，世界政治也絕非和平景象，而是腥風血雨的一百年。這一百年正是帝國主義大張旗鼓對外實行殖民政策的時代。
歐洲人從發現“新大陸”就開始了擴張，雖然一些國家在南亞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幾百年來主要以“東印度公司”的名義進行，因此以貿易擴張為主要目的。西方人一般把從1815年開始算作新一階段的“世界史”。筆者認為，其原因有兩點：一是列強之間的關係相對穩定，具有以國家為單位的能力去對外擴張；二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在19世紀上半葉已經啓動，各國更有技術能力去擴張並將世界連接起來。
在殖民貿易中“開疆拓土”的東印度公司
1870年前法國沒有殖民地，而1870年德法戰爭後興起的德國當然更不滿於自己的現狀，因此從1870年開始西方列強出現了瓜分殖民地的高潮。1873—1875年的柏林會議上，幾個列強將非洲瓜分殆盡；1900年瓜分非洲的同一批人來到北京，準備瓜分中國但未果。30年間，列強將世界瓜分完畢。1876—1914年帝國主義列強奪取了3490萬平方千米的殖民地，劃分了1460萬平方千米的“勢力範圍”（半殖民地）。全世界殖民地面積達到7490萬平方千米，其中英國最多，形成了所謂“日不落帝國”。這個過程就是國家能力的大比拼，行為主體當然是國家和政府，新世界史或全球史試圖“去國家化”而彰顯所謂“人類共同體網絡”的形成，顯然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
在整個19世紀，對外擴張、瓜分殖民地成了列強的“時髦行為”。帝國主義的流行始於1872年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累利的演講，鼓吹英國人民需要一個“贏得世界尊重”的“偉大的國家——一個帝國”，從而開創了英國政治中關於帝國論述的新篇章，“帝國”成為民族自豪感的象徵。迪斯累利的帝國觀還使其於1876年頒佈了《皇室頭銜法案》，使維多利亞女王獲得了“印度女皇”的稱號，同時廢除東印度公司和德里莫卧兒王朝。這意味着對“帝國主義”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否定變為肯定。過去，帝國主義是用來指稱拿破崙三世第二帝國的擴張政策。
因此，影響巨大的約翰·霍布森的《帝國主義研究》雖然發表於1902年，但此前的幾十年裏，“帝國主義”已經是一個流行詞，只不過霍布森賦予這個詞新的含義，指出帝國主義是一種政策，其發源地是國內金融資本的擴張，專指大英帝國和歐洲主要國家發動的擴張。在過去30年裏，一些歐洲國家尤其是大英帝國，它們要麼吞併，要麼在非洲和亞洲大部、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諸多島嶼上強制推行政治統治。眾所周知，霍布森的帝國主義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列寧將霍布森的理論融入馬克思主義之中，誕生了著名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帝國主義”在上世紀初成為了列強的“主旋律”
“帝國主義”具有國家政策、學術研究和政治批判的不同意義。就國家政策而言，我們熟悉的自由主義者如托克維爾是典型的帝國主義者。1837年的《阿爾及利亞信件》指出：“我毫不懷疑，我們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樹立起一座象徵着我們國家光榮的豐碑。”在1841年的《關於阿爾及利亞》中，當論及法國當局在阿爾及利亞應當採取的必要措施時，托克維爾指出：“我經常聽到我尊敬的法國人説，我們焚燒收成、清空筒倉以及最後抓捕沒有武裝的男人、女人和兒童，這樣做是錯的。但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在我看來，這些都是不幸但必要的措施。”托克維爾一生都堅定地維護帝國主義擴張。
帝國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而盛行，背後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1959年達爾文的《物種的起源》出版，為當時歐洲的殖民政策找到了生物學上的根據。當時以及此後幾十年內，自由主義者其實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或者説自由帝國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人種優越論，歐洲之所以在科學技術上領先，説到底是因為白種人優越。迪斯累利也認為，“一切都是種族，沒有其他真理”。法國殖民政府理論家儒爾斯·哈曼德直白地説，殖民關係最根本的起點是歐洲人的上等優越感：“征服土著居民最基本的合法性在於我們相信我們是上等人民，這點不僅體現在機械、經濟和軍事上，而且也體現在道德上。”
土著兒童被放在動物園裏供白人蔘觀
同時，由於工業革命誘發的社會問題即階級矛盾，殖民政策成為化解國內階級矛盾的重要手段。法國大文學家維克多·雨果説道：“將你們國家難以容納的人輸送到非洲這塊大地，以同樣的方式解決你們的社會問題，將你們的無產者變為有產者。”以輸出人口化解國內緊張關係是當時歐洲國家的普遍做法。英國的漸進與穩定與“日不落帝國”有着密切關係。即使當時的左翼學者如英國的費邊社都這樣鼓吹，不想要內戰的人就應該成為帝國主義者。儘管如此，意大利還是產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在19世紀70年代，只有17萬人移居他國；19世紀90年代，移民數量增至150萬人；20世紀前十年，有360萬人移居他國；1914年有600多萬人生活在海外，而當時意大利的人口才3500萬。由此可見工業化過程中歐洲社會關係的緊張性。
到19—20世紀交界時，赤裸裸的白人優越論開始讓位於文化優越論，即從文明、文化的視野解釋西方的優勢地位，其代表人物就是作為自由帝國主義者的馬克斯·韋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要回答的問題是，西方為什麼贏了以及西方文明為什麼具有普適意義和普適價值。
關於西方贏在哪裏，韋伯列舉了八點：第一，只有西方的科學真正達到了可以被當代公眾認可的發展程度。第二，中國的歷史學雖然高度發達，卻沒有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第三，在音樂藝術上，理性而和諧的音樂只有在西方才有。第四，在建築學上，哥特式拱頂的空間結構在其他地方也沒有。第五，大學制度為西方獨有。第六，公職人員系統為西方獨有。第七，理性的成文憲法為西方獨有。第八，也是結論性的，所有這些都源自其他文明所沒有的資本主義組織。資本主義是怎麼來的呢？就是“西方文化獨特的理性主義”。
對於資本主義來自新教倫理塑造的理性主義這一説法，著名的編年史歷史學家費南爾·布羅代爾稱之為“篡改歷史”的行為。韋伯自稱學術服從政治，説“我根本就不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韋伯事實上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狹隘的文明優越論者和帝國主義者，把民族權力和民族文化作為終極價值追求。這樣一部典型的“文化優越論”的政治作品，居然依然被一些人視為“學術經典”，在“無問西東”中不自覺地喪失了主體性。
（二）民族主義思潮與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在西方一些早發國家對非西方國家大搞殖民政策的同時，在西方內部包括西方後裔國家即拉丁美洲，拿破崙戰爭刺激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並推動了建國運動，出現了所謂“民族國家”，進而成為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如果説法國大革命刺激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那麼拿破崙戰爭則激發了德意志政治民族主義的誕生。在文化民族主義方面，約翰·哥特弗雷德·赫爾德第一次提出作為有機的歷史羣體的“民族國家”思想以替代傳統的國家概念。拿破崙戰爭迫使存續了800年的神聖羅馬帝國解體，新的政治認同進一步在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中醖釀。以前，當德意志遭受外來侵略或者外國將其國土當作戰場時，幾乎沒有德意志人具有國家遭受蹂躪的意識。因為直到1800年，他們很少認為“德意志”是他們的祖國，而只是在德意志歷史著名王朝治下的一個小邦而已。如今，拿破崙戰爭激發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在一批知識分子的引導下進而發展為政治民族主義。其中，哲學家、柏林大學校長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的危急演講最有動員性。費希特十分強調一個民族的政治獨立性，其演講深深激勵了陷於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並激發了一種新的政治思潮——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興起
至1830年前後，“民族”一詞第一次作為具有特殊政治意義的名詞為人使用，開啓了民族主義事業的時代。“在1830年至1870年間，人們一再鼓吹和傳播這些基本概念和特徵，其效果之大使得歐洲的政治思想起了變化，歐洲的地圖也大為改觀，統治階層在1815年大都不能接受的原則，到了1860年已為多數統治階層所支持或不得不予以考慮了。”這就是政府與其民族的疆域問題，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約翰·密爾在《代議制政府》中提道：“一般地説，各國政府統治的界限大致應與各個民族的居住界限一致，這是自由體制的必要條件。”以民族為單位的建國，當時最有影響的就是德意志的統一和意大利馬志尼民族主義運動。
顯然，帶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民族國家”運動對於帝國是極大的解構力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奧斯曼帝國的完整性上，很多民族從帝國中脱胎出來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同時，民族國家運動對1815年確定的大國決定一切的“歐洲一致原則”也造成了影響，雖然弱小民族的獨立離不開支配性大國的直接影響，比如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愛沙尼亞人、保加利亞人等問題。發生在歐陸的民族主義運動對歐洲人的殖民地構成影響，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在19世紀20—30年代紛紛獨立。
民族自決運動可以視為自由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朱塞佩·馬志尼所謂的民族係指“説同一種語言的公民總體，他們共同相處，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其共同的目的是使各種社會力量……不斷地發展臻於更加完美的境地”。因此，在馬志尼那裏，民族自決就是民族自由問題，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不可分離。
民族主義一開始就是一把雙刃劍，要統治他人的民族主義即前述的自由帝國主義勝過了奉行民族自決的自由民族主義，比如德國人一直熱衷於瓜分波蘭。此外，俄羅斯、奧地利和土耳其這些多民族的大帝國都在壓制着程度不同的民族自決運動。
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領袖玻利瓦爾
在民族主義運動中，民族國家紛紛出現，“新玩家”越來越多，這對過去以帝國形態為主的世界政治造成了重大影響。雖然歐洲政治依然沒有脱離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定的“歐洲一致原則”即事實上大國決定一切的所謂“神聖原則”，但是民族國家在一百年後最終還是獲得了至少在形式上和大國一樣的權利，比如歐盟的一致同意原則保護小國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自由民族主義與自由帝國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尤其是自由帝國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演繹成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在這個意義上，理解20世紀上半葉的世界政治，離不開19世紀世界政治演化所構成的結構性矛盾。
（三）作為“反向運動”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及其滯後性影響
在歐洲國內資本主義化以及對世界範圍的自由帝國主義化的歷史進程中，首先是在歐洲內部，接着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先後出現了作為自由主義的“反向運動”即世界社會主義運動。1847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及1848年二月革命，沒有財產的階級開始第一次主張政治權利。通過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的“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一國發展到多國，從歐洲擴展到全世界。19世紀最後30年既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最終形成期，也是思想大動盪的時代，是塑造20世紀新世界秩序的思想播種時期。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積累，終於在落後國家結出社會主義之果——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從而奠定了社會主義從一國到多國勝利的基礎。如果説自由帝國主義運動奠定、塑造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社會主義運動則撕裂、重組了世界秩序。
那個時代的社會主義運動有兩層含義：一是社會解放運動，主要發生在歐洲，這是一國之內的權利之爭；二是民族解放運動，主要發生在亞洲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區，又稱民族民主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重疊或者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國家之間的權力鬥爭。這樣到20世紀上半葉，世界政治主要是由自由帝國主義之間以及自由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西方人習慣用“共產主義”）之間的矛盾所誘發的，並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
四、對抗性政治思潮與變遷
到了19—20世紀之交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自由帝國主義已經成為列強內部的主要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運動方面，1914年之前，歐洲沒有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加入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在大多數交戰國，社會主義者都加入了本國政府，捍衞自己的國家，社會主義政黨因此得以合法化。在自由主義陣營中，知識領袖諸如馬克斯·韋伯更是公然為帝國主義政策著書立説，其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一部為民族權力張目的帝國主義作品。應該説，帝國主義思潮的盛行是帝國主義國家政策的產物；反之，帝國主義思想的盛行進一步催生了帝國主義國家政策。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看似是很偶然的因素誘發的，其實這個因素只不過是點燃帝國主義政策之間緊張關係釀造的火藥桶的導火索而已。在筆者看來，不研究19世紀下半葉以來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思潮，就説不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世界體系的崩盤與重組。
十月革命中的列寧
沿着霍布森的《帝國主義論》，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研究是為了批判帝國主義國家政策，右翼的帝國主義理論如韋伯的民族權力論則是為了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無論是帝國主義理論還是帝國主義政策，“帝國主義”都是20世紀上半葉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關鍵詞，這也是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誕生的基本歷史背景和理論語境。
換句話説，以現實主義面目出現的帝國主義理論就是最有力量的世界政治理論，今天依然沒有過時。只不過冷戰開始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極力“祛帝國主義化”，以所謂的“實力政治”“均勢”等一般性概念代替了帝國主義這種實質性概念，以至於讓很多人忘記了世界政治的本質。1815年之後的一百年裏即所謂的“百年和平”，西方大國之間講究所謂“實力政治”達成的“均勢”，但它們何時對非西方國家講究過“均勢”？其奉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這就是歷史之於政治學的重要性，忽視了歷史而執迷於理論，理論也就成了沙灘上的城堡。結構現實主義在中國的流行可謂一種深刻的教訓，我們需要呼喚歷史政治學的誕生，以還原“歷史”的真實政治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繼續，或者説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因為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直接爭奪“生存空間”而導致的民族權力之戰。制度變遷具有非預期性，自由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導致的是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在俄國誕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催生了社會主義國家羣的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國家看上去有法西斯主義的，有自由帝國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其實法西斯主義既可以看作自由主義失敗的產物，也可以看作極端的自由帝國主義形式。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國家是自由主義或自由帝國主義失敗的產物。
經過歐洲半個世紀的積累，至20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全球性思潮，也成為一種普遍性價值。19世紀60年代，密爾認為社會主義思潮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沒有財產權的人主張的政治權利；到了20世紀20年代，連右翼的奧地利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精神導師路德維希·馮·米瑟斯在1923年的《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中指出，時代到了今天，不承認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在道德上是説不過去的。
歷史的玩笑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出現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歐，而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的俄國。看來，制度變遷的軌跡既有線性的漸變，也有非線性的突變。俄國社會主義政權是出現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第一個“異端”，因此從一開始便受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勢力的圍剿。經過幾次殘酷的考驗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證明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成功，但是環境壓力所帶來的代價是多方面的，比如民族緊張關係，這為後來的制度變遷埋下了種子。
如果説20世紀上半葉世界政治演繹中的政治思潮是一條或明或暗的線索，至少需要研究者去整理才能説得清楚的關係（即政治思潮與世界政治變遷），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半個世紀的世界政治路線圖則直接由政治思潮勾畫並牽引着，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並定位國家間關係。
冷戰起源於美國發動的心理戰即意識形態。為什麼如此？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的批量出現以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很難再用傳統的“熱戰”去捍衞舊秩序，因為美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發動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戰爭。心理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以應用，爭奪人的思想和心理成為美國捍衞舊秩序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説，戰爭形式或戰爭目的由過去爭奪領土、資源轉變為爭奪人的大腦與思想，以此來改變對方的生存秩序和政治制度。結果便是，美國贏了，USSR輸了。在這個思想比拼的長程歷史中，是否有與時俱進的社會科學至關重要，因為只有將思想和觀念社會科學化，才能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
冷戰的結束催生了“歷史終結論”，並以全球化之名推向全世界。一時間，USSR和東歐紛紛易幟，很多非西方國家開始轉型或隨後發生了“Color Revolution”。全世界包括中國學者也開始以“價值承諾”來判斷國際關係的是是非非。這場世界政治的變遷催生了所謂的“民主和平論”，即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為此美國謀劃了“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阿拉伯之春”成了“阿拉伯之冬”，一度經濟繁榮和社會和諧之地變成了人間地獄。
顏色革命沒有帶來自由和繁榮，反而把眾多國家拖入了動亂的寒冬
在這場所謂的“民主的第三波”中，中國的政治實踐智慧和國家自主性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擁抱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固本革新，堅持政治自主性，在政治發展道路上堅持方向的同時，各種政策則秉承包容性原則。也就是説，一方面，中國被動地捲入了政治思潮之爭；另一方面，則以實用主義原則應對變遷中的社會壓力，從而成為全球化浪潮中的大贏家。
五、政治思潮影響世界政治變遷的內在機制
前述三百年來的全球政治史説明，政治思潮不但影響着世界政治變遷，也是研究比較政治和國際關係不可或缺的變量。那麼政治思潮發揮作用的內在機制到底是什麼呢？政治思潮的起源與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但最終都是擴張性的。這裏主要以辯護性—擴張性的意識形態為例，探索政治思潮影響世界政治變遷的內在機制。
第一步，國內需要催生的政治思想。英國政治革命完成之後，新興階級得到迅猛發展，於是產生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即自由主義，以論證自己行為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遠程貿易的發展使得自由主義必然演變為自由帝國主義。同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面對大步到來的世界社會主義思潮，西方陣營內部需要論證自己為什麼也是民主國家，從而產生了以選舉式民主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可見，無論是最初的自由主義還是後來的自由主義民主，最初都是一種辯護性理論體系。
第二步，中心國家或者國際組織的政治傳播。產生了辯護性理論的國家往往是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國家，在實現自身全球性利益的同時也在傳播自己的思想，這是國內經濟再生產需要所產生的文化產品的國際化。傳播過程不單單是中心國家的任務，中心國家所組建的國際組織也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通過社會科學、文學、電影等各種渠道傳播自由主義民主理論，並以“自由之家”“政體VI”等各種評價指數體系加以推廣。
電影是美國宣揚自身價值觀“軟實力”的重要途徑
第三步，成為國際性政治思潮。中心國家往往是那個時代最發達的國家，後來者或者學習者也容易向中心國家看齊。這樣，中心國家刻意推廣自己的思想產品與後來者學習中心國家的互動過程，最終使得中心國家的思想產品成為一種國際性政治思潮。比如，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發生並如此廣泛，不同於過去制度變遷中國內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外來性因素即國際性政治思潮的影響非常重要，甚至起着決定性作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就是如何實現自由主義民主的路線圖。因此，冷戰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第四步，誘發國內秩序的變遷，改變世界秩序，塑造新的國際關係。政治思潮所誘發的國內秩序變遷，促使變遷國家或轉型國家按照觀念去站隊，從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冷戰後，原屬USSR陣營的中東歐國家紛紛加入歐盟或北約，使得俄羅斯形單影隻。如果説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撕裂了英國和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而形成了“兩極”的世界秩序，但美國贏得“沒有硝煙的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又逢合、鞏固了１９世紀式世界體系，即西方完全主導的世界秩序。
在改變世界秩序的同時，也塑造了新的國際關係。在新世界秩序中，很多國家間關係重新排列組合，要麼從友好到敵對，要麼從敵對到友好。這在過去三百年的世界政治中是常態。改變了USSR的美國試圖如法炮製，通過改變中國經濟形態而改變中國政治體制，因此奉行所謂的“接觸”（即在接觸中改變）政策。但是，中國的規模決定了中國通過改變自身而改變了世界，19世紀式世界秩序只是曇花一現。美國為此全面重新評估中美關係，2016年後對華強硬，形成一邊倒的聲音。
總結起來，中心國家政治發展所催生的政治思想或者話語體系，往往會被中心國家當作事實性國家利益對外推廣，為此甚至組織專門的國際機制去傳播其思想，從而使得一種地方性知識—思想成為全球性思潮。全球性思潮勢必會改變很多落後國家或者對手的精英階層，使得精英階層改變對本國政體的忠誠，制度突變勢必發生。國內秩序的變遷改變着一個國家的屬性，習慣於按照意識形態排隊的世界政治，必然或者很可能因此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同時國家間關係也會得到重大改變或者某種程度的調整。
這一組政治思潮影響世界政治變遷的演繹邏輯是規範性分析，世界政治變遷的過程更為複雜，當然不排除或否認地緣政治、經濟利益等核心變量對於世界秩序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只是學者尤其是中國學者已經太熟悉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作用與相關理論，而世界政治變遷中或國際關係史中政治思潮變量如此重要卻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因此，作為一種補充性的新型分析路徑提出來，勢必會豐富對於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的想象，加深對全球事務的理解。
作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種範式，政治思潮與亨廷頓的“文明範式”有關係，但又存在重大差異。亨廷頓的“文明”無疑具有高度的質性特徵，強調其穩定性乃至恆常性，從而難以回答為什麼同樣的文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完全不同的關係。比如Ａ文明與Ｂ文明之間、Ｂ文明與Ｃ文明之間，過去的友善型可能演變為不那麼友好型，這並不是“文明範式”本身所能回答的。之所以發生了這樣的變化，是因為經濟利益驅動的政治思潮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刺激了文明關係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説“文明範式”是解釋國際關係或者世界政治的最為深層的歷史結構，相對而言，政治思潮則是一種中觀結構。政治思潮的流動性決定了其可觀察性，或者説是一種可以看得見的解釋變量，比“文明範式”在解釋上更具可控性。
按照這套規範性演繹邏輯，正在成為中心國家的中國，因其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鮮明對比，很難用既有的思想或者話語體系來論述中國，中國必須有自己的論述。中國如何建構並傳播自己的論述，是時下正在經歷的歷史性事件；誕生於中國的學説乃至政治思想能否成為全球性思潮，更是值得期許、值得觀察的大事件。當然，中國也不必然重走過去三百年的老路，世界政治的變遷也未必一定要像過去三百年那樣具有思想強制性，即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強加於人。因此，不但中國影響世界政治的方式是開放的問題，世界政治的形態也將是一個開放的問題。如果中國步入中心國家的舞台，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文明型國家的對外關係方式將會完全不同於傳統的帝國式強權。如果中國全面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熟悉的世界政治形態和變遷方式將會成為歷史。作為中心國家的中國也不容許人類重蹈不平等、霸權、欺凌的覆轍，國家之間將有更多的共商、共建、共享。這其實就是民本主義的世界觀、“天下觀”的再現。這意味着，源自中國的政治思想將是影響世界政治變遷的一種重要力量，世界將因此而不同。
【本文原刊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