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玲玲：大禹治水的方法和範圍是什麼？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新解
【文/尹玲玲】
鯀禹治水，是我國廣為流傳的上古時期的神話故事與歷史傳説。神話傳説的背後藴涵了一定的歷史真實。故而，歷史學界往往不滿足於停留在傳説時代的神話解釋層面，更希望能在認識傳説時代共性的同時，探究特定地域的歷史個性。
關於鯀禹治水的具體地域及範圍，學界曾有爭議，現在一般都認為僅在黃河流域。關於鯀禹治水的具體方法，則一直模糊不清。筆者認為，對於這個古老的論題，我們或許可以利用多學科、跨領域的學術成果作些集成研究。本文即是運用考古學的創穫，結合環境史與水利史知識，從歷史地理角度作出的研究嘗試。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問題的提出
2002年遂公盨出土，李學勤認為其銘文的發現，“提供了大禹治水傳説在文物中的最早例證”。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相應提前了好幾百年。關於上古洪水及其創世神話，有學者認為鯀禹治水神話同於西方的動物潛水撈泥取土造陸的神話母題。這一觀點始自日本的白鳥庫吉。傅斯年也認為“禹鯀之説，本中國之創世傳説”，點明禹的神道性質。日本的大林太良又從比較神話學的角度闡述了阿爾泰地區的神話，認為其流傳地域遍及歐亞大陸及美洲印第安部落，由此認為鯀的神話原來應當就是撈泥造陸神話。該類型神話的中國版，經蕭兵、葉舒憲、李道和等人的發掘研究，實為鯀禹治水神話已“確無疑義”。
如徐旭生所云，古代的傳説雖口耳相傳，因年代久遠容易失真，但大約都有歷史的事實為核心，並非子虛烏有；歷史工作者如果能審慎地處理，就可以剝開它們神話的外衣，找出真正歷史的核心。關於鯀禹治水傳説中神話與歷史的成分及比例，歷史學界的認識也多有分歧。顧頡剛曾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對於鯀禹治水，則認為傳説裏面夾雜了很多的神話，質疑是否確有其人。徐旭生指出，傳説時代的許多人名，往往兼有個人與部落集團的雙重性質。因此，文獻上的黃帝、炎帝、顓頊等人名，不能僅僅理解為個人，而應看成是由這些人或這些人的繼承者率領的部落集團。這一觀點對我們認識鯀禹治水的傳説很有啓發。歷史學界就鯀禹治水可説基本形成共識，即該傳説的某些細節雖然存在一些神話成分，但其背後仍突顯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我國上古時代曾經洪水暴發，先民們曾在英雄式首領的帶領下成功地治理了洪水。
遂公盨
**關於洪水暴發和鯀禹治水的具體地域，歷史學界以徐旭生為代表的以往研究一般認為在黃河流域。**他考證認為，洪原本是一專名，指發源於今河南輝縣境內的小水名共水，其水旁乃後加，洪解為大是後起之義。洪水的發生區域主要在兗州，次則在豫州、徐州，餘州無洪水。禹平水土遍及九州的説法是後人把實在的歷史逐漸擴大而成的。對於共、洚及洪各字的考證與訓詁及其各水間關係，徐旭生後來已有反思，強調“此問題很複雜，不像從前所想象的簡單”，他自己對“現在所能得到的解釋也不能完全滿意”。徐旭生在論證相關問題時，涉及南方地域的證據一般都予以否定。既然洪水之洪原非專名，不能導出洪水即共水，將洪水暴發區域和鯀禹治水地域定為僅在黃河中下游不太合適。事實上，早期文獻中無論鯀、禹治水，均寫為“鴻水”，洪範也都寫為“鴻範”。我們現在講“開闢鴻蒙”、“鴻篇鉅製”等語彙時，仍然在用其初、大之義。
洪水暴發與否和全球氣候波動、海平面的升降密切相關，在暴發地域上具有一定普遍性，無論史前、歷史時期還是當代，應該都不例外。當前，學界不乏掌握和運用先進研究方法和科技手段的跨學科研究成果。這些研究認為，長江流域在4ka BP前後經歷過顯著的古洪水事件。
長江流域幅員遼闊，江湖眾多，土地肥沃，氣候温和，資源豐富，歷史文化悠久，也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古史起源多元論是民國古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觀點，認為中國上古時期同時並存多個地理區域，其中生活不同的種族，他們在文化上也有不同。蒙文通認為，上古居民約可劃為三個集團，分居於河洛、海岱和江漢三地域，先秦學術文化也大體可劃為北、東、南三系，《山海經》、《莊子》與《楚辭》等均屬南系作品。他指出，《山海經》把古巴蜀、荊楚都作為天下之中來看待，且詳記岷江中、上游。我們認為，生活在長江流域的史前先民同樣面臨過洪水暴發的困境，鯀禹治水足跡可能亦及長江流域。
遂公盨銘文
鯀禹治水之方法，相關記述屢屢提到“息石”、“息壤”，或單提，或並舉。《山海經•海內經》雲：“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郭璞注曰：“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並引《歸藏•開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淮南子•地形訓》雲：“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高誘注曰：“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應該説，用息石、息壤以“堙洪水”的記述是非常具體的治水方法。但“息石”、“息壤”究為何物，因古文獻相關記述極為簡略，加之郭璞、高誘雲“息壤”能無限生長、越挖越多，使其蒙上了神秘色彩。
“息壤”問題引發熱切討論。已有研究大體可分神話與科學兩派。神話一派的觀點雖存一定分歧，但總的趨勢是將息壤的含義無限擴大，對其具體方法則並不在意，甚至覺得無從考證落實。但正如王子今所論，史學界“更關注遠古洪水傳説的史實背景，更關注以鯀和禹的事蹟為神話影像的剛剛步入文明階段的先民們治理洪水的具體方式，更關注與此相關的文明史的進程”。
二、從江陵“息壤”的文獻序列看鯀禹治水
長江中游是長江流域廣闊的腹地，由於地勢和氣候條件優越，是長江流域人類文明起源和發展最重要的地區。根據5．1—4．5cal.ka BP屈家嶺文化時期後期人類遺址主要分佈在50—200米海拔高度的分析，其時人類生存可能受到過水域擴大和洪澇災害的影響。在2070BC—1600BC的夏代則經歷過顯著的特大洪水事件。
鑑於考古學界以上判斷，我們再來梳理歷代有關“息壤”的大量歷史文獻。如果從其涉及的地理空間進行歸類的話，記述較多且較為集中的大體有三個地點:其一，荊州子城南門外，即今湖北江陵沙市附近長江北岸；其二，湖南零陵縣南一處名為龍興寺的古寺；其三，秦地戰國甘茂盟誓處。其餘則是很少的零星記述。關於第二處地點的核心記述為唐柳宗元《永州龍興寺息壤記》，其餘基本為後續轉錄或圍繞該篇所作闡發議論。有關第三處的歷史記述本有分歧，有的認為並非地點與地名。相比之下，以湖北江陵的“息壤”記載最為集中，形成一個連續的文獻序列。
1.西漢劉向《別錄》：江陵子城南門有息壤
筆者目前追溯到的最早的江陵“息壤”直接記述乃蘇軾之《息壤詩》，最早的間接文獻依據則為南宋羅泌《路史》“息壤”條目轉引之《別錄》。《路史》書成於乾道庚寅年（1170）。該條雲：“江陵之壤，鎖鎮水旱。《江陵圖經》引《別錄》雲：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在昔傳為息壤，騰踐或死。”“息壤”條之徵引目錄中同有《江陵圖經》與《江陵志》。《路史》之後，前者仍常被其他文獻所徵引，如明陳士元《江漢叢談》、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等。隋唐圖經驟然繁興與官制變化密切相關，並由此演變成宋元后之“方誌”。《別錄》乃中國首部有書名有解題之綜合性分類目錄書，西漢劉向所撰。“息壤”條之《別錄》不可確定是否即為劉向《別錄》，如是，則最早可溯至西漢。所記內容則明確提到“息壤”的地理位置在“子城南門”，且點明“在昔傳為息壤”，可見該地早已流傳此説，並已塗上“騰踐或死”的神秘色彩。
2.唐五代佚名《溟洪錄》：裴胄誤出“息石”以致洪與埋而止雨
《江陵圖經》之後，較早的息壤間接文獻當屬唐五代之《溟洪錄》。該書今已散佚，《路史》“息壤”條目有載，內容較《別錄》之簡單敍述豐富得多，所記之事據云乃唐代荊州牧所親歷，記載詳細具體，故事也極傳神。現轉錄如下：
元和初，裴宙鎮荊，掘之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仿荊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為魚之憂。會歐獻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為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闕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
“裴宙”，有些文獻記為“裴宇”，均誤，應為“裴胄”，“元和”疑為“貞元”之誤。《溟洪錄》中所記或即當為裴胄任職荊南期間親歷之事。該書見於《宋史•藝文志》，列入小説類，因此，這個故事是否為真實的歷史事件尚存疑。不過，故事內容開始將“息壤”與“洪水”真正聯繫起來，有具體的時間、地點、親歷之人物，乃至事件前後發展的全過程，使得“息壤”與洪水的關聯非僅停留於神話傳説層面。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稱此事乃“從道士歐陽獻之謀”，該書轉錄了《溟洪錄》中相關記述，謂“前古相傳，不知其始”，並雲“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遊宦紀聞》又錄有柳宗元《息壤記》內容，並稱“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又指出秦甘茂盟息壤處“乃在秦地”，不是永州，並認為三地之息壤中永州與江陵“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路史》雲歐獻“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並説此事“亦見《江陵志》”。考南宋淳祐進士周應合曾編撰《江陵志》，淳祐在公元1241—1252年間，晚於《路史》，則《路史》所引《江陵志》當在周應合《江陵志》前即已成書，是早於該志之志。裴胄親歷“息壤”一事後又多見於歷代志書及眾多文集的徵引或轉錄，故事面貌大體相近而稍有出入。
3.唐五代王仁裕《玉堂閒話》：禹用息壤以平洪與荊帥仿禹
《溟洪錄》之後，有關江陵息壤的新描述當屬間接文獻《玉堂閒話》之記載。該書今已散佚，當前可見最早徵引其中關於息壤條目者當為《太平廣記》，為便分析，現全文轉錄該條如下：
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許，具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數百年前，此州忽為洪濤所漫，未沒者三二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為。忽有人白之曰：‘州之郊墅間，有一書生博讀甚廣，才智出人，請召詢之。’及召問之，‘此是息壤之地，在於南門。僕嘗讀《息壤記》雲：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之無恆，禹乃鐫石，造龍之宮室，填於穴中，以塞其水脈。後聞版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已毀損。荊帥於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志其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謬。出《玉堂閒話》
《玉堂閒話》大抵為唐五代時筆記小説，今人有輯佚本。將這一故事中所涉時間、地點、人物與上述《溟洪錄》所載相較，除地點外，均有明顯不同。時間上，如確為“數百年前”的話，則尚為早出。地點同在“南門”外，只是未用具體距離描述而強調其地物參照為“雍門之內，東垣下”。人物上，雖同有州帥，獻策者則非“洛中道士”而為“江陵書生”，從外地方士變成了本地儒生。尤為重要者，故事已追述至大禹治水，非常明確地將“息壤”與上古傳説聯繫起來，並指出江陵南門外之所以“泛溢無恆”乃因“茲有海眼”。大禹治水具體方法則為“鐫石造龍之宮室，填於穴中，以塞其水脈”。支撐這一記述的則是一篇名為《息壤記》的特別文獻，博學的江陵書生曾讀過此文，王仁裕寫作該書時，仍能看到，可以用來對照檢驗。該條目後又曾為多書廣泛徵引，面貌大體與《太平廣記》所引相類。
4.北宋王子融《息壤記》：淳化、慶曆二度發息壤以求雨
蘇軾《息壤詩》乃記述息壤之直接材料，其《敍》雲：“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傍有石，記雲，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可知“息壤”乃為蘇軾親見，但其是否真的不可觸犯和致雷雨卻並非其親見，仍屬轉述。不過，北宋時真有親歷息壤與雨旱洪水相關事件者。《玉堂閒話》之後，間接記述江陵息壤可致雷雨的新材料當為北宋皇祐三年（1051）王子融所作《息壤記》，該篇先後為《路史》、《東南紀聞》、《江漢叢談》、《玉芝堂談薈》、《康濟錄》等徵引或轉錄，或引片斷，或引全文。現將《江漢叢談》中所引全文轉錄如下：
慶曆甲申，餘以尚書郎蒞荊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羣祀，五月壬申，與郡僚過此地，無復隆起，而石屋檐已露。請掘取驗，雖致水沴，亦足為快。因具畚鍤，置土數百擔以備，俟旦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霑洽，亟以馨俎薦答。醫博士張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兒時，見大諫臧夢壽（丙）嘗以久旱發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為柱為牖，其南隱出門闥。百夫莫動。乃縻以巨索，牽水兕二石蹄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窮其石城。因覆以屋，繪為風雷之像。陳希元（堯佐）又易以神龍像。皇祐三年，子融致仕，始記焉。
這段文字包含北宋淳化初年與慶曆四年（1044）先後兩個歷史故事，二者又有共通性，均因久旱而發息壤求雨。臧丙字夢壽，河北大名人，“弱冠好學。太平興國初，舉進士”，“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歲餘，疾。上聞之，遣中使及尚醫馳往視之，踰月卒，年五十三。”王子融親歷之事在慶曆四年，醫博士張若水在現場，其時年逾七十。臧丙淳化二年（991）任職江陵府，僅一年多即病死，故張若水所言兒時見臧丙發息壤事應發生在淳化三年前後，距慶曆四年約52年，正好與張若水所言“兒時”年齡相當。關於這次息壤發掘的故事，文字中有非常具體的細節描述，雲“牽水兕二百蹄出之”。如此，這一描述應當可信。
南宋時也有關於江陵息壤的記述，《吳船錄》雲范成大到達江陵留宿沙市時，與江陵帥辛棄疾一同遊覽“渚宮”，有“息壤在子城南門外，舊記以為不可犯”，但只是“舊傳如此。近歲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發掘息壤時，“畚其土於傍，以俟報應。往往掘至石樓之簷，而雨作矣。則復以故土還覆之。”“掘土而致雨”乃“辛幼安雲：‘親驗之而信’”之事。但查存世辛氏文集未見有述及息壤者。
5.《五雜組》與《觚賸》：明萬曆、清康熙時息壤的再現與再驗
明清時江陵息壤記述未斷，謝肇淛《五雜組》中有“息壤祠”條目，先引《山海經》中“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句，繼而云“今江陵南門有息壤祠”，後即講述前文所析裴胄任荊州牧時故事，再之後較珍貴者則乃明代當代息壤故事，記雲“萬曆壬午新築南門城，乃復得而瘞之，置祠其上”。據此可知，萬曆十年（1582）時息壤又曾被發掘出來重見天日，隨即又埋於地下，並在上面重建祠宇。
清初王士禛《香祖筆記》雲：“荊州南門有息壤，其來舊矣。上有石記雲，犯之頗致雷雨。”這段文字與此前羅列文獻所記相類，無甚稀奇，難得的是文中繼而詳述“康熙元年，荊州大旱，州人請掘息壤”，後從其請以發掘，當夜即發大雨，且雨水長達四十來天，導致江水泛溢沖決萬城堤，差點兒毀掉荊州城的故事。王氏所載並非孤證，鈕琇《觚賸》亦載其事，文字面貌與王士禛所記大體相類，乃事件親歷者之詳盡記載。鈕琇於康熙四年（1665）聽太康王司訓鈿説起元年時隨父在荊南為官，當年大旱，當地百姓請求發掘息壤，一開始他們並不相信息壤能致雷雨一説，但過了三個月都還不下雨，迫不得已，只好順從他們的請求。到了荊州南門外的大堤上，挖了不到數尺，就有房屋模樣露出屋脊，又挖下去約一尺，打開房屋走進去，看到一個方錐形物體，近看“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當地百姓説，這就是息壤，於是趕緊掩埋起來，但還是如上文所説，當夜就連下暴雨，萬城堤潰口，荊州城幾近淪陷，可證以往志書之載，但石碑已經不在了。康熙元年的這個故事後在《山帶閣注楚辭》與《楚辭餘論》中又有轉錄。
綜上所述，**自西漢劉向《別錄》以來，歷經隋唐的圖經地誌，唐五代的志怪體小説，宋元明清的方誌，直到明清的文集筆記，可以説多種文獻體裁都有對江陵息壤的記述，構成了一個連續的記載息壤的文獻序列。**除上述文獻證據鏈外，還可從自然科學角度進行邏輯論證。
三、“息壤”與江陵沙市之“息壤”考辨
據環境考古研究，全新世以來的氣候經歷了多次波動，長江流域的考古遺址數量也呈現出相應的波動。湖北全省夏代主要遺址僅有7處，全部分佈在海拔50米以上地區，其中3處分佈在海拔150—600米地區，這一分佈態勢充分表明在夏代經歷過顯著的特大洪水事件，受洪水影響，人類只能在海拔50米以上地區生存。
江陵鳳凰山8號漢墓曾出土一笥泥土，竹簡稱為“溥土”，李家浩關於“溥土”的議論緊扣“治水”主題。然而正如王子今所説，“即使如此，‘溥土’也仍然只是一種象徵。至於‘息土’、‘息壤’何以能夠‘鎮治水’、‘防禦水’，則仍然是未解之謎。”“息壤”究為何物，具體到江陵之“息壤”，又是怎樣一種情形，下文將對此作深入剖析。
1.以往研究對“息壤”的討論
部分早期傳世文獻記鯀禹治水方法有明顯區分，即鯀用堵而禹用疏。這種區分對後世影響很大，認為禹因疏而功成，鯀因堵而殛死。童書業則考證説：“這種觀念籠罩了二千年來的人心，大家都認為無問題的事實了”，但實際上“頗有和這種觀念相反的説法”。梳理《山海經》本身記載可知，集中記述鯀、禹治水的內容多在《海內經》與《大荒北經》。《海內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大荒北經》：“共工之臣名曰相繇……禹湮洪水，殺相繇”，“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可見，《山海經》中所記禹治水的方法，都是“布土”或“湮”。
後世人們對鯀禹治水方法有區分的認識，可能與屈原《楚辭•天問》中的質難有關，即“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人們結合《山海經》中“禹所積石”與《禹貢》中“浮於積石”及“導河積石”的記載，將禹治水之法主要解讀成了疏導之法。《禮記》與《國語》等文獻中的記述強調“鯀障鴻（洪）水而殛死”。這種對比強化和固化了人們關於鯀、禹治水方法有別的看法。屈原乃天賦奇才式的詩人，然其可能不一定熟悉水工，《天問》乃其向天所發詰難，思維又多跳躍而非連續，故而所記之鯀、禹治水或許較本來面目已有距離。鯀、禹乃長期親躬治水第一線的專業首領，《山海經》所記其治水多為較完整的傳説故事，時間也更久遠，應更可信。只是一方面早期文獻缺少記載，存在斷層，另一方面後人不懂經文所記治水之具體方法，從而視為神話。
鯀禹治水究竟是歷史傳説，抑或只是神話故事？呂思勉曾指出：“以息壤湮洪水者，謂以土填平低窪之區也”，“此蓋古代治水誠有之事，抑亦其恆用之法。神話中仍有人事，猶之寓言中之名物，非可偽造也。”先民治水確乎是“誠有之事”，至於“息壤”這一“恆用之法”究為何，我們則可再作討論以增進認識。
《山海經》郭璞注云“息壤”乃“土自長息無限”，其註文對經文的理解與表述已不夠全面，或者説產生了一定的偏差；高誘注《淮南子》所云“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則開始偏離經文本意，之後歷代學者的解説仍莫衷一是。“息壤”經理學名家朱熹之闡釋，其含義更是大大偏離經文原義。朱熹雲：“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幹之，故鯀竊之而帝怒也。”“帝”可解為天帝，也可解為“人主之帝”，朱熹此説已將其釋為“上帝”，“息”則被釋義為“平息”。明代楊慎作《息壤辯》，認為壤“蓋耕治之土也”，“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鯀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畎畝，以堙淫潦之洪荒，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可知，楊慎已將“息壤”泛化成一般的可使作物在其上生息的耕地，強解為君授於民的桑土稻田。經楊氏這一闡發，“息壤”的含義被不斷擴大。
楊氏觀點之後有所流傳，如明人朱國禎《息壤》：“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即此。所云鯀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以勞疫當之者，亦臆説也。而舊有詳為辨者，未知孰是。”意謂息壤有二處，不知哪一種説法對，但朱氏認為柳宗元用辛勞和疾疫的觀點解釋息壤是臆測之説。此處之“舊有詳為辨者”，即指其全文轉錄的《息壤辯》，但他同樣表示“未知孰是”故而全文轉錄以存。因朱氏書中轉錄之條目並未註明出處，故而羅漫、王子今引用討論時未曾提及楊慎觀點而當成朱國禎的原創。對於楊慎觀點的深遠影響，明陳士元認為“此説異於眾説，而《荊州圖經》所載皆略而不論矣”。意即楊慎置鯀禹用“息壤”以“堙洪水”的具體地點和史實於不顧，從其口氣不難看出，陳氏對楊氏觀點不敢苟同。總之，隨着歷代名人名家的闡發與釋義，鯀禹用“息壤”治水的神秘性被不斷加強，其神話特質也越來越被強化，頗有點類似“古史辨”派所云“層累地造成的古史”。
有關“息壤”，科學派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凍融土、膨潤土、夯土、加筋土這幾種觀點。當代史學界對息壤問題所傾注的熱情和探索始自顧頡剛，他認為渭河峽谷的黃土土層因地下水之凍融作用而隆起的現象，是“息壤”傳説的現實依據。羅漫則認為息壤即現代工業中的膨潤土，其最大特點是遇水膨脹，膨脹係數一般為十幾到四五十倍，這與治水的息壤會“長息”的特點極似。王子今則説息壤實為夯土，其“密度大於一般土壤，更大於新掘之疏土”。李廣信認為息壤應是古人利用草木竹石與土創造出來的加筋土，用以攔截阻擋洪水，秦漢時稱茨防，宋代稱埽工。
或許是科學派的解釋尚不能讓人十分信服，故而神話一派的研究繼續得到伸張。他們認為，“息壤”是具有生命與靈魂特質的東西。例如，葉舒憲提醒人們注意“原始神話中的息壤原型與古老的生命觀念、靈魂觀念的聯繫”，認為“息壤之所以能自行生長，是因為它具有生命，它之所以有生命，是因為神曾用吹氣的方式將生命之息——靈魂注入其中”。很顯然，當代學者們的觀點可溯源至明代楊慎的桑土稻田説，周延良甚至將“息壤”擴義成了孕育生命萬物的“土”的概念。
已有研究給了我們很多啓發，但據筆者對既有學術史之梳理摸排來看，雖有餘偉的通俗讀物聯繫具體地點描繪過息壤，結合具體地理位置和空間深入討論“息壤”者則少。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宋小克認為鯀禹治水所用息壤出自崑崙，崑崙原型即位於楚國西北之岷山。文中雖未確指息壤究為何物，但其所論與本文內容有較密切關係，值得重視。當然，論題所宥，對於“息壤”究竟是什麼則語焉不詳，更遑論闡明其原理。既然是討論古代先民治理洪水，那麼發生洪水的具體地點在哪兒？這些地點又有怎樣的地理特徵？這恐怕是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接近歷史真相比較可行的辦法。
2.江陵“息壤”：泥沙淤積而成的沙堤洲灘
自宜昌至江陵地勢的下降，從峽江至荊江流速的減緩，必然導致河流輸沙能力的下降，河流所含泥沙隨着流速變慢而沉積淤澱，形成邊灘或近岸洲與江心洲等，分江流為主泓道與分汊流。歷史上枝江境內荊江河道中洲灘眾多，或為江心洲，或為心灘，或為邊灘，其中江心洲長期穩定，可以居住和耕種。東晉盛弘之《荊州記》雲枝江“縣左右有數十洲，盤布江中”。《太平寰宇記》引該書雲（枝江）縣西自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99洲。
江陵縣境的江段主要為沙市河灣段，上起陳家灣，下至觀音寺，流經江陵、公安兩縣，為微彎分汊河段。沙市段最初形成當距今約5000年，均為多汊分流的彎道，且由該地區西北向東南遷移。河牀南遷，北部洲灘淤長。自全新世以來，隨荊江三角洲的發育，多汊分流與泓道南遷，形成大大小小的沙洲散佈。據圖1可知，洲羣自荊州城東呈放射狀向下遊展布，相對密集的洲羣可劃分為4條洲灘系列。李長安的研究則説沙市之地質—地貌剖面有5個南北並列的江心洲砂體，是5次河道變遷的產物。砂體的時代由北向南變新，表明了河道由北向南的遷移，從江心洲砂體間距離來看，近3000年來河道南遷的速度在加快。通過鑽孔資料和遙感資料的綜合對比分析，在全新世中期，長江古河道位於沙市市北，大約由江陵縣向東流。無論如何，在各個時期江心都有沙洲沉積，並隨着江流的南遷而向北並岸。
圖1 沙市地區第四紀全新世沙質洲灘分佈圖
資料來源：據周鳳琴《湖北沙市地區河道變遷與人類活動中心的轉移》文中“第四紀全新世沙質洲灘分佈圖”（《歷史地理》第13輯，第24頁）改繪。
長江出三峽後河牀坡降減小，兩岸限制減弱，水力的機械分異作用充分表現出來，江心洲表面沉積物的粒度向下遊細化。上游關洲和董市洲洲頭為疊瓦狀礫石牀面，江口洲和火箭洲洲頭為礫質砂覆蓋區，馬羊洲洲頭為砂質覆蓋區，洲頭沉積物粒度逐漸變細。泥沙沉積到馬羊洲以下沙市河灣段已是粒徑很細的沙，由於交叉斷裂的存在而導致河牀近乎直角形轉彎，江流在此形成迴流，速度進一步減緩，更易沉積。因此，這裏的地名自古以來就與洲沙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春秋楚國宮名“渚宮”，説法之一即為“洲城”。南宋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自四川召還，五月由成都起程順江東下，“庚午，發楊木寨。八十里，至江陵之枝江縣。四十里，至松滋縣。二百十里，至荊南之沙頭，宿。沙頭一名沙市。”可見，南宋時地名即“沙頭”，洲沙之頭。可能因河灣處可供客貨船舶停港靠岸貿易互市，形成規模可觀的市場，故又名“沙市”。
“息壤”，即為泥沙淤積而成的沙洲。東晉郭璞所注《山海經》，為“息壤”一條所釋之義即為沙洲。郭璞“土自長息無限”的解釋使“息壤”蒙上無限神秘的色彩，實則應聯繫上下文整體看待。在解釋其無限生長之特性後，先是轉引《開筮》文字以更具體地描述伯鯀之治水方法，然後緊接着説漢元帝時臨淮郡的徐縣境內地面上湧，形成“長五六里，高二丈”的所在，這就是所謂的“息壤”。這是一個沙洲生成的實例。
查《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又，《漢書•地理志》：“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是年黃河在清河郡靈縣鳴犢口決口，原屯氏河斷流，出現了鳴犢河與大河分流的形勢，行河六七年。可知公元前39年的夏秋季節，整個華北乃至江淮流域曾發生持續相當長時期的大規模降水，不僅黃河大堤北向決口，形成並流河，南面的江淮流域也暴發特大洪水，沖決民房聚落，洪流造成大量人員淹溺死亡。臨淮郡在潁川、汝南、淮陽諸郡下流，郡下有29縣，徐縣即其一。
筆者認為，造成“徐縣地湧”的，就是洪水帶來的上游淮陽等郡的大量泥沙在徐縣境內淤積，從而生成了一個大沙洲。鑑於如此大規模的沙洲在較短的洪水週期內淤積形成，恐怕非僅由淮河的含沙量所能造成。歷史時期黃河下游河道的變遷向因東北、東南之決徙而呈扇形，因此，筆者懷疑黃河早在奪淮入海之前的漢永光五年（前39年）就曾南決。這次特大降雨和洪水可能不僅導致黃河北向決出鳴犢河，可能亦因南向決口而導致含沙量驚人的河水部分下泄至淮水中，這才使得“臨淮徐縣地湧”而迅速淤成規模可觀的沙洲。
長江中的沙洲 圖自“東方IC”
筆者以為，郭璞是一個長於觀察與思考並能對自然界現象作出較為準確判斷與描述的人。其《江賦》有“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句，王育民曾引以論證晉時湧潮現象。潮流所能到達的頂點是其時稱為“赤岸”的揚州，而湧潮的力的作用，也就是潮波的波能，所能影響到的最西面的頂點則遠及柴桑，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郭璞對更為複雜的潮流與潮波現象能有如此細緻的觀察、深入的思考與準確的表述，或可認為他對“臨淮徐縣地湧”現象，對“息壤”條目的註釋，乃至對整本《山海經》的註釋也都建立在同樣科學認識的基礎上。
**事實上，凡是涉足自然科學領域者，尤其是水工第一線參與工程實踐的專家，對“息壤”的理解和表述就都是寫實的，未當為神話。如明代曹胤儒雲：“江陰地勢最卑，當漕河下流，又為眾水入江要道，去江堧可二里，並江多山，土隆崛墳起，日以廣斥。蓋古所云息壤也。”很顯然，作者是將“息壤”理解成河流泥沙沉積而成的沙灘。**又，明代姚文灝雲：“中吳地勢，沿江有山為之包防，近山土壤迤邐隆起，山脈引帶生氣流通，日漸增長，如古之所謂‘息壤’。”大意與曹胤儒所言相類，只是更強調沿江岸線因為有山脈丘陵的包圍防護，不易發生侵蝕，河流作用更主要地表現為泥沙的沉積隆起。顧頡剛曾就“息壤”現象諮詢礦學家張幼丞，張幼丞説：“息壤為自生自長的土，這話從地質學上説來也是正確的。世界上有兩種顯著的因素可以造成息壤，一種是水，一種是風。”張氏是用水成説與風成説解釋土壤沉積作用，並用崇明沙洲舉例説明水力沉積作用，可見其認定與水相關之息壤即為沙洲。但他強調無論風成、水成，無論黃土層還是河流沙洲的形成都要經歷相當長時期的堆積，都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形成的，所以斷定永州和江陵的息壤都“不屬於此類”，也就是説不是沙洲。
自《別錄》始，江陵息壤“去之一夕，輒復如故”的特性即為後之文獻廣泛轉錄與流傳。那麼，江陵“息壤”是否真能迅速生成，一日可就呢？真相到底如何？從前引范成大所云已知“息壤”可一夕而就、迅速生成的特性只不過是“舊傳如此”罷了，也就是説，沙洲並不能一夕生成，而應是日積月累而成。只不過，當夏秋洪水氾濫時，因河流含沙量明顯高出平水與枯水期，讓人覺得“息壤”能快速生成而已。
江陵“息壤”為泥沙淤積而成的沙堤洲灘已如上述，然鯀禹治水所用之“息壤”實乃堵管湧之“息石”。因“息石”與“息壤”有着密切的關係，對於二者的區別與關聯，及其作用與功能的差異，人們的認識模糊不清，“息壤”的面貌變得越發神秘莫測、撲朔迷離。
四、禹鐫石城以“塞海眼”與歷代江陵“息石”之治管湧
據環境考古相關實證研究，在長江上游地區的考古文化遺址，發現有早在距今約4000年前的防洪水利工程。距都江堰58．9公里的成都市温江區紅橋村遺址，是一處寶墩文化三期（4．1—3．9ka BP）的大型聚落，為抵抗古岷江河道洪水襲擊，採用木樁及夯土抵擋洪水，在古河道旁將河道礫石層加固為河岸夯土。該水利工程有其獨特的地質基礎，是先民對第四紀地質和水文作用不利影響的防治。那麼，上述長江中游的江陵“息壤”鎖鎮水旱這一歷史傳奇，是否也揭示了與鯀禹治水傳説時代基本相當的4ka BP前後的防洪治洪水利工程呢？這一傳奇背後究竟又有怎樣的科學原理支撐？本文認為，“息石”究其實質是為治理堤防管湧。管湧，是指在滲流作用下，土體中的細顆粒被地下水從粗顆粒的空隙中帶走，從而導致土體形成貫通的滲流通道，造成土體塌陷的現象。管湧破壞一般有一個發展過程，是一種漸進性的破壞。管湧發生時，水面出現翻花，隨着上游水位升高，持續時間延長，險情不斷惡化，大量湧水翻沙，使堤防、水閘地基土壤骨架破壞，孔道擴大，基土被淘空，引起建築物塌陷，造成決堤、垮壩、倒閘等事故。
1.鯀禹治水所用“息壤”實乃“息石”
考古研究證實，江漢平原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有廣泛的人類活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江漢平原的環境變遷。從20世紀90年代的洪湖鑽孔到利用孢粉、粒度、有機碳同位素、磁化率等多種環境替代指標分析，一些研究關注到江漢平原氣候波動、環境變化和湖羣演化及其與人類活動的關係。朱誠等通過對新石器文化遺址的分佈、文化層、自然地層和埋藏古樹的研究，並結合歷史文獻資料，揭示了江漢平原全新世異常洪澇災害發生的規律。4．7—3．5ka BP屬於洪水頻發期，江漢湖羣的擴張和水患災害是兩湖平原文化北向和東向遷移的原因之一。
筆者認為，鯀禹治水之地域或當包括長江流域。前述江陵“息壤”文獻序列仍明顯偏晚，早期文獻《楚辭•天問》中的相關記述或可佐證，且其內容可上連《山海經》。正如近來學者之總結，“《天問》是《楚辭》中的一篇奇文，也是屈賦研究中疑問最多的作品之一，向為楚辭學者所關注”。文藝學界的相關論著可謂汗牛充棟。其中“鴟龜曳銜，鯀何聽焉”一句該作何解，向來爭議頗多。學界認為，“從對《天問》原文的解釋上説，分歧最大的便是對‘鴟龜曳銜’一句和‘阻窮西征’一節的理解”。相關研究層出不窮，眾説紛紜。王逸《天問章句序》中説，屈原於放逐之途，“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蒙文通指出，《山海經》古應有圖，且圖的起源應當很古，其圖與經當與《天問》一樣，都是據壁畫而作，“《天問》所述古事十分之九都見於《大荒經》中，可能楚人祠廟壁畫就是這部分《山海經》的圖”。永州龍興寺“息壤”之色澤模樣乃“狀若鴟吻，色若青石”。《天問》既為據壁畫而作，楚人之祠壁上或當畫有“鴟”形“息壤”。筆者認為，屈子此問中所提“鴟龜”或亦與用以壓制管湧之“息石”有關，也就是被雕琢成形制貌若江陵城的有“鴟吻”形象或裝飾的巨型石質宮室。至今，形容中國古建中宮室正脊兩端翹起的雕飾的術語仍稱“鴟吻”。“鴟吻”後演變成“螭吻”，其形象也歷經演化，由鴟鳶、無尾四腳蛇等變為魚龍，因屬水性而用之鎮邪避火。“鴟尾”雕飾的原初實用功能也有壓鎮意，用以壓制屋脊筒瓦。“鴟龜”之“龜”則可能與後之龜趺相關。龜喜負重，中國傳統文化中向多碑下龜之形象，也符合用重物以壓管湧的願望。
永州龍興寺之“息壤”既“色若青石”，可確知其為“石”而非“壤”。前述有關江陵“息壤”的歷史文獻序列，實際上也都與“石”有關，明人謝肇淛更曾明確指出，“息壤，石也，而狀若城郭。”前述江陵南門外歷次發掘或出露的“息壤”也均非“壤”而為“石”。江陵子城南門之外向來即為難治之地，事實上，自傳説的大禹治水以來，這裏就存在堤防管湧現象，故而需用“息石”之強力壓制以鎮水，也就是説避免管湧。
2．江陵“息石”：防止堤防發生管湧的巨石
餘偉曾提出用“息壤”以堵管湧的觀點，只是未明確指出“息壤”究為何物，而是將以往學者的觀點全部雜糅在一起。為更好地闡述相關問題，且看《路史》之“息壤”條目：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生之土，長而不窮。如出入息，息肉、息錢、息婦雲者故有息石。高子勉《息石詩序》：在江陵莊嚴寺。或雲韞玉。漢元帝時臨滁地湧六里，崇二丈。……蓋息壤也。……昔高從誨鎮渚宮，出經其處，問書記孫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荊，定彼泉原之穴，慮萬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鎮之。
渚宮，春秋時期楚國宮名，故址即在今湖北江陵。高從誨（891—948），五代十國時期南平國第二任君主。前述《太平廣記》中已提到有《息壤記》雲：“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之無恆，禹乃鐫石，造龍之宮室，填於穴中，以塞其水脈。”這裏提到的“泛之無恆”的“海眼”應即為管湧“穴”，禹所“鐫石”則為治管湧的“息石”，禹治水的方法則為“填”與“湮”。追溯相關記述，我們可在《天問》中發現蛛絲馬跡。屈子首句劈頭就説：“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汩”字之義，童書業考證説，“‘汩’字訓‘沒’，與‘湮’同意。”筆者認為，“汩”應當是泡水的意思，也就是管湧，如成語所謂“汩汩流淌”是也。所謂管湧，就是壩身或壩基內的土壤顆粒被滲流帶走的現象，是指在汛期高水位情況下，堤內平地發生“流土”和“潛蝕”兩種不同含義的險情的統稱，這種險情在湖北一般叫翻砂鼓水，在江西叫泡泉。由此可見，“汩鴻”就是冒洪水的意思，湧水翻沙，水往上鼓，與《中國水利百科全書》中對“管湧”的定義與描述完全吻合。
相比《山海經》，《天問》中“汩鴻”與“鴟龜”的記述為我們提供了更多鯀禹治水的細節，但同時也留下了一些誤導我們的記述。例如“洪泉極深，何以窴之”一句，既説明江陵一帶向有“洪泉”即管湧現象，可能即為鯀禹治水的對象；同時也説明屈原並不懂管湧真相，以為泡水的地方必為地下深泉，故而質問怎麼能填。如此，當然也就不可能明白鯀禹用“息石”以壓管湧的具體治水方法。“窴”後作“填”，其義亦可深究。窴，“塞也。從穴真聲。待年切。”有“穴”頭則仍與“水穴”即“管湧”現象相關聯，而“填”已失此關聯，治管湧則主用鎮而非僅填。筆者認為，“窴”與後來的“填”非僅為“塞”之意，應可通“鎮”。古代曾用土星為歲星紀年，認為土星每28年運行一周天，一歲鎮守一宿，稱“填星”，“填”即通“鎮”。
至此，據年代久遠的《山海經》原文，中經《天問》所記各句聯綴，兼及後續文獻序列的相關記述，我們大致可得出以下判斷，鯀禹是將巨石雕琢成形類江陵城的巨型宮室，填塞並鎮壓在發生管湧的泡水口，也就是用重物強力壓制以治管湧。鯀禹治水的方法得到了揭示，並落實到漢代江陵子城南門外這一具體的地理空間，這一地點又隨時間的發展、河牀的南移而轉移到五代十國時之萬勝門外。筆者推斷，柳宗元與祝穆所記湖南永州“狀若鴟吻，色若青石”的“息壤”，其性質當亦與湖北江陵禹所鐫“龍之宮室”相類，都屬用重物壓制以避免管湧的“息石”。
現代科技已經揭示，發生管湧的原因主要有三：（1）堤壩、水閘地基土壤級配缺少某些中間粒徑的非粘性土壤，在上游水位升高、出逸點滲透坡降大於土壤允許值時，地基土體中較細土粒被滲流推動帶走形成管湧；（2）基礎土層中含有強透水層，上面覆蓋的土層壓重不夠；（3）工程防滲或排水排滲設施效能低或損壞失效。三者之中的前兩種均與江陵沙市這一地點相吻合。管湧的現象在歷史文獻中稱為“坌”，如宋人記“息壤”之“頗以致雷雨，近代有妄意發掘，水坌出不可制”。“坌”，作動詞有“湧出”之義，可組詞為“坌溢”。至今，湘方言裏説物滿而溢仍用“坌”。言其“水坌出不可制”，就是水往上翻鼓、冒泡溢出之意，描述堤防一旦發生管湧即難以控制的景象。
“息石”的作用就是用巨石壓制，避免因滲流而管湧。一旦“息石”被發掘出來或移開，就會因細沙逐步流失而出現管湧，造成堤防坍塌，使得洪水由潰堤處漫灌淹沒城池。正因為存在這樣的危險，為免後人不懂水性而誤動“息石”，自古以來即在旁立石勒碑以示警戒。“騰踐或死”的警示在不懂堤防洪水水性的民眾眼裏，自然充滿神秘色彩，敬畏而不敢輕易觸碰。不過，在長期摸索於治洪第一線因而深諳洪水水性的專業人士眼裏，“騰踐或死”並非嚇人之語，而是實實在在的警告。既不能隨意踩踏觸動，更別説是將“息石”發掘而出了。因為一旦觸動“息石”，甚至發掘而出引發管湧的話，就極有可能導致被洪水衝溺而淹斃。
《方輿勝覽》又云：“息壤，在籍縣南一里，有地畝餘，踏之軟動。”此處所指“息壤”在今四川眉山市仁壽縣境內。“踏之軟動”與上述因地下水滲流等而可能導致的管湧前兆非常相似。可能即因該處亦有管湧現象，故而也用“息石”以堵塞與鎮壓。柳宗元言湖南“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磚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龍興寺”地名當亦關乎水，或即因易發洪水故而稱之“龍興”。從“夷之而又高”一句來看，也與洲沙被剷平後又可淤高的特性相符。據前文所述可知，洲沙這種不具粘性的土壤最易發生滲流導致地基坍塌而管湧。如此，“凡持鍤者盡死”一句也就不難理解了，也就是洪水管湧導致被衝溺淹斃。
治管湧者既為“息石”，為何自《山海經》以來皆稱之為“息壤”？石頭應該並不能生長，為何也稱“息”？“息石”與“息壤”二者之間究竟有何關聯？下文即圍繞這些問題作出回答。
3.石可息壤：“息石”、“息壤”混稱之由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水利乃農業命脈，自鯀禹治水以來即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科技知識。古人對河流水文力學有很科學的認知，如對江心中沙洲的淤漲坍消現象及其水文力學原理，即“洲聚於沙,而沙摶於水也”。古人曾利用這一原理以人工干預，促使或加速沙洲的形成。明崇禎末年官軍將帥左良玉用兩艘鉅艦裝載鐵器石頭沉入沌河入江口，迅速淤成沌口沙洲就是例證。古人明確指出，“凡江中洲渚多由浮沙旋擁以成，而沙之所以旋擁者,必有巨石重器兀然抵柱其間。水性湍逆,沙滓附著,頃刻而起”，故而沙洲的演變“雖天工所在,實可以人力為也”。“中流砥柱”這一成語的原初意義與效果，看來早在鯀禹時代就已有很好的認識和利用。鎮管湧之“息石”就相當於兀立中流之砥柱，可使江流減緩，助力泥沙淤澱。
對於沙洲與城垣聚落及民眾生計之間的關係，古人也有精當總結，所謂“此以水藏洲曲，可以避風，水淺洲回，可以下錨故也”。沙洲與城防安全有着密切的關係，明清兩湖方誌對此有詳細記述。如武昌府江夏縣境，大江“逼繞會城，舊恃金沙洲障之。邇來洲徙，水泛橫流，直衝江岸，侵齧城址，岸石崩弛”。漢陽府境南紀門外“曩江岸有劉公洲障之，去水略遠。百年以來，洲既淪沒，岸亦崩洗。城郭剝膚，勢且不測”，“城根半在水中，向賴城南之鸚鵡洲以為外障。今洲已湮沒，外無捍禦，江水直洗堤腳。”漢陽府與隔江對岸之武昌府城垣因有無沙洲護岸而輪番告警，交替反覆。
歷史時期江陵也曾上演用人力干預沙洲演變，改變江流形勢以護岸御堤的故事。乾隆五十三年（1788）九月初一日上諭據地方官奏稱“荊州水患，詢之該處官員兵民人等，鹹以窖金洲侵佔江面，漲沙逼溜”，乃敕令地方查看形勢，於府城瀕江處所修建磯嘴、石壩之類，逼長江主泓南擺，以將南岸窖金洲所漲沙灘漸次沖刷，減小洪峯對北岸荊州江陵萬城堤的衝擊。江陵治水之傳統當可上溯鯀禹時期，或即以巨型“息石”壓埋於此以免滲流與管湧。“息石”既可擋江流對荊江北岸的侵蝕與衝擊，並助力泥沙以“息石”為中心淤澱沉積，形成洲灘，從而起到對北岸江陵的護岸與護城作用。總之，人工堤防沒有出現前，沙壩自然堤就已有護城與護岸的作用。人工堤防系統出現後，堤外又可賴以“息石”為內核而淤成的“息壤”也就是條帶狀洲灘以保護岸線與城垣，堤防與沙洲構成雙保險。
正因為“息石”可息壤，也就是促進泥沙淤積，故而“息壤”既可指鎮管湧所用之“石”，也可指“石”上所息之壤，“息石”、“息壤”之名由此混稱並用。自《山海經》以下，歷代文獻記鯀禹治水者莫不如此。如非水利工程實踐第一線的專業人士，大多不能明白其中道理，而經後世郭璞、高誘，尤其是朱熹與楊慎乃至今人的“層累”闡釋後，更是雜偽難辨。
江陵沙市何以易發管湧，何以需用“息石”以治管湧？上述江陵“息壤”與“息石”鎖鎮水旱這一歷史傳奇與其地理特徵有着怎樣的關聯？換言之，江陵沙市在地理空間上究竟具有怎樣的特殊性呢？下文擬剖析其地形地貌特徵與地質背景。
4.江陵沙市的地形、地貌特徵及其地質背景
如所周知，中國的地勢是西高東低，呈三級階梯下降，自宜昌至江陵乃第二級降至第三級。地勢的階梯下降使得中國河流總體呈西東流向。長江出三峽後進入江漢平原，因地勢的階梯下降，河流比降驟減，流速迅即減緩。自巴蜀至江漢，兩岸的地形、地勢與地貌迥然相異，這種自然景觀上的對比與差異古人已有細緻的觀察和獨到、準確的描述。峽江兩岸、夔州奉節一帶是摩天入雲的陡峻高山，千峯萬壑，但出宜昌後入荊江地界，回首西望，山峯已“杳然不復一點”，景觀一變而為“蒼煙落日，雲平無際”，兩岸已非“猿聲啼不住”之山地景觀，而是“極目楚天舒”之大平原。自峽江至荊江，其流速可從“千里江陵一日還”與“九曲迴腸”兩種描述中感受到二者之間的對比。河流比降減小，江水不能訊速下泄，總得有所停蓄，於是只能以空間換時間，通過迂迴轉折，增加曲率，加長河道來停蓄水流。荊江曲流發育，洪水宣泄不暢，極易潰堤成災，故有“萬里長江，險在荊江”之説。
由於桐柏至大別山自北而南的掀斜作用，在江漢平原北緣的各級水系均呈近南北向平行梳狀排列（見圖2）。地表水系是一種對地殼構造運動反映極為敏感的地貌類型，上述掀斜隆升對長江中游水環境的控制性影響十分明顯。據圖可知，江漢平原的水系平面展布特徵極不正常。自西向東的各水系進入盆地後不是按自然規律直接向東從盆地中心穿流武漢，而是以近於直角轉向南流，在盆地的南緣繞一個彎後再北東向流往武漢。
圖2 江漢平原水系展布特徵圖
資料來源：據李長安《桐柏—大別山掀斜隆升對長江中游環境的影響》（《中國地質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同名圖改繪。
地質學者基於湖北省地質志的最新劃分方案，依據江漢盆地第四系沉積物的成因類型組合、物源差異，並結合地貌類型和新構造運動特點等將江漢盆地第四系劃分為西緣露頭、沉積中心和東緣露頭三個地層分區，並分別建立相應的岩石地層序列。江陵沙市正好處於前二者的分界線上。新構造運動的性質及特徵對該區第四紀沉積有着明顯的控制作用，近南北向的沙市—閘口斷裂兩側無論在第四紀沉積厚度還是巖性變化上均有較大差異，並控制着江漢平原強烈沉降區的西界。
河道如何彎曲轉折並非隨機，河流也非隨意擺動，而是受制於河牀所在的地層地質背景，如斷裂線等。長江在湖北境內的幾個直角形大拐彎，均嚴格受構造運動所控制（見圖3），如宜都—枝城大拐彎受鄂西南隆起帶東西向褶皺及天陽坪大斷裂之抵制而成；沙市大拐彎為荊州背斜及其斷裂所約束；郝穴大拐彎與監利—公安大斷裂有關；石首大拐彎則受監利—澧縣大斷裂之影響。長江在城陵磯突然轉向北東流，則與沙湖—湘陰大斷裂有關。江漢盆地的基底斷裂分佈具有較強規律，據斷裂走向和產狀等的差異可分為四組。基底斷裂的形成主要與東秦嶺—大別造山帶、江南構造帶以及黃陵隆起帶等在印支—早燕山期的擠壓逆衝碰撞作用有密切關係。
圖3 江漢盆地基底斷裂與江陵凹陷分佈圖
資料來源：據劉雲生、王延斌《江漢盆地的構造—地質結構樣式分析》（《石油天然氣學報》2008年第1期）文中地圖改繪。
斷裂是構造變形的直觀表現，江陵凹陷是江漢盆地最大的次級負向構造單元，以萬城斷層為界東西分塊，西部為一窪一隆的構造格局；東部以幾條主要三級斷層為界又可南北分帶。江陵凹陷經歷了多期構造運動，發育了眾多斷層，各期次運動發育的斷層在性質與展布上有極大差異，因而具有多期性、多向性、多類型、多級別及分區性等特徵。三個斷裂系統分別反映了不同應力作用形成的斷層幾何學、運動學特徵。萬城斷層為長期活動型斷層。江陵凹陷東界為丫角—清水口斷層，北邊有紀山寺斷層，西為問安寺斷層，南界為公安—松滋斷層，它們共同控制着凹陷的生成發展。萬城斷層為前白堊紀基底斷層，其後經歷了三個主要活動期，並控制了這三個時期地層的沉積。此即為荊江萬城堤乃該區史上最易潰決而險情迭出堤段之由。
總之，江陵凹陷中數百條大大小小的斷層形如蛛網，相互交叉、切截。在這樣的地形地貌條件與複雜的地質環境背景下，江陵附近的水沙形勢也就表現得異常複雜而難以控制；與之對應的是，這裏的洪水與泥沙的治理自然也就極為困難。據環境考古研究，長江中游地區居住面高程從7．0—5．0ka BP峯值降到最低點，可能與前期的降水豐沛和水域擴張有關，因為人類需要向更高地區轉移以抵禦長江干流和支流的洪水。
**行文至此，我們已知鯀禹用“息石”、“息壤”是最具體的治水方法，但因其記述簡略，“息壤”成神秘物質，其含義又因歷代闡發而不斷泛化，神話要素的成分被逐級放大，加重了“息石”、“息壤”的神話氣息，強化了鯀禹治水的神話特質，使我們偏離了對神話背後歷史真實的認知。**歷代有關息壤的記述，以湖北江陵沙市一帶最為集中，資料最為翔實，構成了一個連續、豐富而多元的歷史文獻序列。掘息壤以致洪或發息壤以求雨的故事貫穿了自西漢至明清的歷史，真正書寫了江陵息壤“鎮鎖水旱”的歷史傳奇。傳説與文獻序列相連貫，考古學界的研究成果也證實長江流域在4ka BP前後的鯀禹時代確乎經歷過顯著的古洪水事件。鯀禹治水應非僅在黃河流域，可能涉及更廣闊的地域範圍，具體地點之一，或可落實到湖北江陵沙市這一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空間。鯀禹治水的具體方法在這裏得到了較為明確的揭示，“息壤”為泥沙淤積而成的沙堤洲灘，“息石”則是用重物壓制以防管湧的巨石。石可息壤，既可指所用之石，也可指所息之壤，故而混稱並用，導致世人莫辨。
**“息石”的特定埋深還有水文指示意義，時有因旱而設祭以發“息石”求雨的舉動。氣候的波動具有一定的週期性，具體表現在氣温與降水這兩個指標上。當長江流域的持續乾旱到達一定程度，水位下降到接近某個特定的臨界值，比如“息石”埋深所在的位置時，也就意味着接近週期的結束和轉折的到來，從而旱期結束，發生降雨。**人們在多次的求雨實踐活動中，發現了“息石”與降雨之間的關聯，從而得出發“息石”可致雨這樣的經驗總結。當然，實際上求雨是否應驗雖有上述概率性原理，但具體到每一次則純屬偶然，只是應驗與否卻被有選擇性的記住或遺忘。未能應驗的，黯然遺忘；恰好應驗的，則口耳相傳。又因上述氣候波動的概率性依據，應驗的概率與次數肯定遠大於未應驗者。這一現象因此得以載諸史冊，也就更加強化和深化了人們的相關經驗，從而形成求雨實踐上的循環。
本文原載於《歷史研究》2019年第４期，原標題為《江陵“息壤”與鯀禹治水》，觀察者網經“歷史中國”微信公眾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