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我的敍利亞朋友曾是“白頭盔”粉絲，而如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丁楠】

我提起白頭盔創始人詹姆斯·梅西耶爾身亡的消息，敍利亞好友拉萬似乎已對此事失去了興趣。

上週末我們在柏林一家新開的“網紅”敍利亞飯館聚餐時，她輕描淡寫地説道：“敍利亞政府懷疑梅西耶爾是因為反對派內訌而死，或是被美國殺人滅口；反對派和一些西方人則推測極有可能是大馬士革或莫斯科實施了暗殺。其實無論真相如何，對我們已經不重要。”

詹姆斯·勒·梅西耶爾 圖自“白頭盔”推特

我之所以對拉萬提起梅西耶爾的死，是因為她曾是白頭盔的粉絲。記得2016年冬天，她向我推薦過關於這支“志願部隊”在炮火中拯救平民的紀錄片。在這之後，我才更加關注有關白頭盔的新聞。

白頭盔的全名叫敍利亞公民防衞隊，是一個在敍內戰期間在叛軍控制地區成立的以“民事防護”為名的組織。其創始人是英國前軍事情報官員梅西耶爾。後者曾參與北約在波斯尼亞、科索沃和伊拉克等地的軍事行動，從政府離職後，試圖在敍反對派控制區建起一支專業化的戰時救援隊伍、公共服務力量、乃至日後執掌政權的後備軍。

拉萬向我推介白頭盔紀錄片的那個冬天，正是該組織在國際上聲名大噪、影響力突飛猛進之時。那年，白頭盔志願者宣稱已冒死拯救了近十萬平民的生命。而此前不久，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張轟動全球的照片——從政府軍炸彈襲擊中救出的孩子。那個坐在救護車裏滿臉灰塵、面帶血跡的男孩就是日後成為輿論焦點的小奧姆蘭。

白頭盔在更早一些時候也曾上傳過類似的營救兒童的照片和視頻，但其帶給觀眾的衝擊力不及奧姆蘭這張照片來得那麼強烈。照片發佈後，美國國務院官員評論説：透過這個孩子可以看到敍利亞政權的真實面目。與此同時，在眾多西方媒體的敍述中，白頭盔成了正義和希望的化身，是當之無愧的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2017年春天，拉萬推薦給我的《白頭盔》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拯救一條生命就是拯救全人類”的口號令人印象深刻。震撼人心的鏡頭和詩一般的語言不僅拉近了觀眾和救援者的心靈距離，也為西方介入敍利亞內戰、拯救“受暴政摧殘”和“俄羅斯侵略”的敍利亞人民做足了感情鋪墊。

2018年4月14日，美英法三國對敍發動空襲，理由是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白頭盔提供了叛軍控制地帶遭受化武襲擊和嚴重人道災難的照片和視頻。華盛頓方面引用了這些線索，卻拒絕公佈其他調查細節，只表示他們堅信此事屬實。我問過一兩位德國外交官，他們也只是敷衍説：“製造化武過於複雜，基本可以確定是政府行為，因為反對派沒這個能力。”

化武危機發生後，敍政府和反對派就此事相互指責。聯合國相關機構的作用也僅限於確認在敍境內曾發生化武襲擊，而非判定誰使用了這些武器。事態真相至今撲朔迷離。拉萬説，旅居德國的敍利亞人就化武問題和西方空襲敍利亞打過不少嘴仗，許多原先不問國是的朋友至此亮明瞭政治立場。有些人因政見相同變得更加親密，有的則反目成仇。

化武危機尚未結束，有關白頭盔的各種負面新聞迅速浮出水面，無疑令大馬士革的支持者們更加振振有詞。這些爆料大多始於敍政府、俄羅斯和伊朗，也有一些來自西方機構和媒體工作者。

最先揭露白頭盔擺拍做戲的是敍政府軍在奪回反對派控制的某村莊後，發現白頭盔用於拍攝襲擊視頻的“影視基地”。隨後不久，今日俄羅斯在2018年4月底公佈了對白頭盔化武襲擊視頻中一個男孩的採訪。與此同時，同一位敍利亞女孩在三個不同場合被救援人員救助的鏡頭開始在網上傳播。奧姆蘭的父親也接受了採訪，向媒體還原了在遭遇不明襲擊後，孩子被塞到救護車上擺拍的事件經過。當年12月，俄羅斯向聯合國提交了關於白頭盔在敍境內活動的調查報告，指控該組織參與強行摘除人體器官、勾結恐怖分子、搶劫、盜竊和腐敗交易等活動。

小男孩奧姆蘭的照片被揭露是擺拍（圖片來自央視新聞截圖）

西方政府和媒體雖一股腦將上述爆料看作俄敍聯手發動的輿論戰而不屑一顧，但談起白頭盔來還是多了些謹慎和提防。伴隨更多醜聞浮現，此前的“聲淚俱下”和溢美之詞顯得越發不合時宜。最近兩年，已很少再有西方機構公開提名白頭盔參與諾獎角逐。

在政府軍收復失地、白頭盔銷聲匿跡的背景下，有關後者內部分裂、派系叢生的消息也隨着媒體對原反對派控制區內居民的採訪而被逐漸披露。

白頭盔從創立伊始就宣稱是“中立”的“非武裝”救援組織，“來自人民”，“代表人民”。儘管其成員並不諱言有“前”反政府武裝分子入會的事實，但他們表示，這些人已放下屠刀，意識到救護平民遠比奪走他人生命更為神聖。

然而在實踐中，白頭盔與敍利亞各大反對派武裝之間的人員和物資輸送，一直以來都疑點重重。一些與白頭盔有關聯或相互滲透的團體，如努斯拉/征服沙姆陣線，還是西方政府認定的恐怖組織。不難想象，身處幾千人的隊伍中，白頭盔隊員們還是會本能地選擇和具有相似地域、信仰、政治理念或組織背景的人抱團，直至將小團體利益凌駕於所謂的崇高共同理想之上。這種根植於敍利亞社會內部的“肌理”和“斷層”，恐怕是梅西耶爾或曾源源不斷為白頭盔輸血的西方政府都無力改變的。

同樣的道理，白頭盔成員生活在反對派佔領區、接受外界提供的以反阿薩德政府為條件的援助。在這種條件下，要兑現他們所宣稱的“不偏不倚”、“對所有敍利亞人一視同仁”，無異於天方夜譚。

而這也是令拉萬最為痛心的地方。幾年前，她曾被外界鼓吹的白頭盔志願服務和人道主義精神所深深打動，以為該組織有潛力成為凝聚各方訴求、彌合國內派系衝突的聯合大家庭。如今希望破滅，學醫出身的拉萬説：“真正令我悲哀的倒不是白頭盔事件本身——抑或它背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是我意識到在我的祖國，分裂和對立壓倒了人與人之間最單純、最實在的情感和關懷。”

“一切都被政治化，每個敍利亞人都不自覺地成了某種外力作用下的提線木偶。社會的凝聚和團結離我們越來越遠，”她略帶自嘲地説， “白頭盔也好，黑頭盔也罷，現在在敍利亞做任何事——即便是治病救人——你都無法擺脱外國的操縱和干涉，無法跳出國內政治的支離破碎。”

“我原本打算在德國畢業後回國工作，但政治的複雜令我望而卻步。一不小心説錯了話，你就會失去親人、朋友，失去職位和前途……我想要的不過是在大學裏從事教學和研究，但如今的敍利亞已容不得中立。”

“我們從前的生活絕不是這樣的！朋友、鄰里、路人和睦相處，大家常常是交往了很久也不知道、更不去關心對方的教派、族羣或者政治傾向是什麼。”

拉萬不是第一次對我説這樣的話。每次聽她講戰前的敍利亞都讓我沉思許久，想到革命中的埃及，想到今天的香港。一些曾在戰前到敍利亞學習或工作過的中國朋友也像拉萬一樣，表達對往昔的感懷和思念。

然而一切畢竟是覆水難收。由治生亂易，由亂轉治難。

“我們或許再也回不到從前了”，她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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