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最早的“中國”在二里頭
【文/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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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介入歷史書寫
“中國”這個話題特別吸引人，尤其是作為中國人，中國是怎麼來的？如何看待以往的中國？這些問題時時縈繞在我們的心頭。對於這些問題，有許多的解讀。這或許顯現出我們國度的集體焦慮。作為中國人，我們看待自己的文明，要在“科學理性、文明認知”這樣一種認識論的前提下，追求“史實復原”。我們現在所做的任何學術工作，都是學術上的尋根問底。我們的焦慮不僅是對於國家和民族歷史的未來前程的焦慮，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建構國族認同的焦慮。在這種情況下，勢必會把自己的情感融進我們向上追溯祖先歷史的過程，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將這兩方面結合在一起，肯定會有許多糾結和值得思考的地方。
**對於中國的誕生史，即中國是怎麼來的，可以有多種解讀。我們一直存在着“文獻史學”和“考古學”兩大話語系統。**文獻史學，幾千年來一直在做，直到現在還在做，今後仍有必要繼續梳理，捋清條線，去偽存真。這就是文獻史學為本位的研究。在考古學出現之後，有一種研究是積極的整合性研究，這就是把文獻中所披露的這些信息，跟已經發現的考古遺存做比較研究，俗話説是“對號入座”。這是一種研究趨向。還有一種就是我本人持有的態度，即以“考古學”為本位。這意味着考古人也應當給自己相對獨立的身份，介入寫史的研究範疇，考古人也應該寫史。當然，考古人寫史肯定會有另外一種方法和手段，有着獨特的話語系統。
“文獻史學”與“考古學”這兩大話語系統一開始各自發聲，分別是神話傳説和考古學文化。**到了殷墟時代，甲骨文出來後，地下文字和傳世文獻資料結合在一起，這兩大話語系統才能夠合流，才能成為信史。在此之前，所有狹義史學範疇的研究都是推論和假説。**由於有了這樣的認知，任何權威如果説在殷墟之前，某某遺址肯定就是某某王朝的都城，大家都先打一個問號，不能肯定。
殷墟甲骨 資料圖片
一般説來，我們把那些有確切文獻記載時期叫做歷史時期（History）；把只有零星文字，要靠後人追述的時期叫做原史時期（Proto-history）；再往前是完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Pre-history）。對於原史的劃分，當然有不同的爭論，這完全可以理解。有的人把原史時期的夏代文獻放到春秋戰國時期，但越往後，肯定性的文獻記載越多。
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期，考古學在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我曾跟着徐蘋芳和嚴文明先生做國家社科基金委託的考古學科規劃。我們這個學科的自我評價是考古學在史前時期的研究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夏商周三代的研究中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在秦漢之後的研究中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越是沒有文字的時代，考古學就越能彰顯出它的優勢。這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説的，與中國的誕生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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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國”從二里頭開始
那麼中國是何時誕生的？**作為以考古學本位的研究者，我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文明應該開啓了王朝時代，應該是最早的中國。**我在《最早的中國》這本書中寫的就是二里頭文明的崛起。但它是夏還是商？就不知道了。同時我又認為，雖然暫時不知道是夏還是商，但並不妨礙我們對二里頭在中國文明史上基本定位和作用的認識。這樣的認識持有的是“疑者疑之，不疑則悟當代之學問”這樣一種態度。總體上看，不跟文獻結合的考古學本位的這種話語系統，具有唯一性。但在闡釋層面就會有不同的意見。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 資料圖片
就概念而言，什麼是“中國”？大家都説中國五千年文明史，而我認為，中國要從二里頭開始，這樣中國就只有三千七八百年的歷史。這不是有問題嗎？但我認為這不矛盾，關鍵是你怎麼看中國。如果從現在的中國追溯，中國既是政治實體，也是文化實體，還跟族羣有關係。但如果作為政治實體來説的話，它的誕生肯定可以有不同的標準。
《最早的中國》裏面所説的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那是從最狹義的政治實體的角度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最初的“國”就像蘇秉琦先生説的那樣，“滿天星斗”，但那些“國”是共存的、不排他的。而只要“國”之前加上“中”（central）這個定語的話，就具有了唯一性和排他性。從考古學上看，東亞大陸是什麼時候開始擁有獨一無二的核心文化？那隻能是二里頭。
我們所熟悉的祖國的自然環境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大盆地，西北是高原乾旱區，東南是多雨的季風區，這兩大板塊有重大差別，也各自有特別興盛的文化，但最後被稱為“中國”的那種強力的存在，還是在兩大板塊的交匯地帶產生，所謂“雜交”出高度文明，這在生態學上叫做“邊際效應”。那麼，考古學又是怎樣解讀的呢？
嚴文明先生做史前時期的宏觀研究，指出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是東亞兩大河流域。從近萬年以來尤其是五六千年以來，逐漸形成幾個大的文化區。被開發的比較早的，文化就比較發達。中國考古學的泰斗蘇秉琦先生稱之為“滿天星斗”。嚴文明先生則説其特別像重瓣花朵，多位一體，以此來概括中國上古的文化發展。
在“滿天星斗”的時代，即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之前，整個中亞大陸根本無所謂核心文化可言。玉帛古國、凌家灘、陶寺、石峁等各具特色的區域性文化或者文明，到公元前2000年後一段時間紛紛退出歷史舞台，到最後只有嵩山周圍中原腹地的二里頭。在中國歷史上，二里頭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是鑑於二里頭在從多元到一體的結點上，它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為政治實體最早的中國，只能上溯到二里頭，再往前就“滿天星斗”了。二里頭肯定是“滿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顆星。但與其説它是某一大的文明的先聲和序曲，不如説它走完了生命史的全過程，後面的中原文化對它進行揚棄，一直發展到今天。
我不太認可文明單線進化論，那時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狀況跟現在中國的東西差別幾乎是一樣的。中原與其説是自然地理的概念，不如説是一種文化的概念，沒有文明碰撞，沒有羣雄逐鹿，就沒有中原。中原絕不是從一開始就很興盛、很強大，而是東方開始很厲害，到後來中原才崛起，這與歐亞大陸青銅潮的東漸是有密切關聯的，所以我説“東方先亮、西風東漸”，最後二里頭出現是“月明星稀”。
在考古學的話語系統中考古學者發現的這些現象，跟文獻做對比，結果會怎麼樣呢？對比的結果是比較大的不一致，也就是古代文獻中都認為，已經進入到夏王朝，導致了夏文化，但是我們在考古中沒有在這些王朝戰爭傳説地發現所謂的王朝氣象和跡象。這就是考古人寫史的一個內涵。關於夏商分界的研究產生了大量的學術爭論，它是中國考古學上罕有的跨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出版發表論著之多，形成一個奇特的景觀，到現在為止，大家還在眾説紛紜。其原因就在於兩大話語系統的契合，即必須得是地上文字（傳世文獻）和當時的地下文字緊密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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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的諸多“中國之最”
我們把目光聚焦在洛陽盆地，二里頭文化就是在洛陽盆地出現的。我們知道盆地北邊就是邙山，中國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生於蘇杭，葬於北邙”。在洛陽盆地的中心部，有1500多年13朝在這裏建都，這是在世界文明史上都非常罕見的。而二里頭是其中最早的。
我們在二里頭這樣一個大都邑里，發現了中國歷史上，包括東亞大陸從來沒見過的遺蹟遺物，而這些東西跟三代以後，一直到明清的古代王朝都是相關聯的，可以説是前無古人，開啓先河的。二里頭有好多這樣的“中國之最”。比如，在這裏我們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東亞大陸最早的車轍（雙輪車的痕跡）、中國最早的紫禁城。中國建築特別重視中軸線，在二里頭找到了中國最早的帶有中軸線佈局的四合院宮室羣。東亞大陸最早是土木建築，秦漢之前基本沒有石頭建築。要顯示威嚴，只能是通過空間縱深的延展。“庭院深深，深幾許”，庭院越深，主人的身份就越高。
在二里頭，除了發現政治性的遺存，還發現中國最早的大型圍垣和最早的手工業作坊區。以前就發現過鑄銅作坊，現在又發現了最早的綠松器作坊，這是不是可以被認為是最早的國家高科技產業基地？在當時，這種鑄造技藝也絕對是一種威權的象徵。
二里頭遺址青銅爵 資料圖片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象徵着凝聚力的“爵”與象徵着打擊力的“鉞”等青銅禮器和兵器的大量出現，不僅在當時國家權力運作中處於重要地位，更“代表了當時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是當時最大的主流價值觀與“中國模式”。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兵器直接加速着以二里頭為先導的中原王朝的迅速崛起並實現對外的文化擴張。“長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頭東風”。
二里頭的東西向外傳播，我認為這不是當時一種軍事強力擴張的產物，而是文化向外擴散的產物。各地酋長甚至一般民眾，以二里頭為高位，以二里頭為大，以二里頭為上，是“跟風”的一種產物。大家都來學習和模仿，導致了二里頭的物品文化向外傳播，引領了當時的一個時代潮流。可見，二里頭是一個歷史的大的節點，經歷了從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的劇變。從石器到銅器，又是從物理到化學的物質變化。從民生到國計，社會複雜化。如果以前只有村落，那麼從二里頭開始就有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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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了”
中國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其實，國家就是一個過程，不可能是一道門檻，今天不是，明天就是了。早期中國是單純土生土長的嗎？二里頭文化究竟是酋邦（Chiefdom），還是國家（State）？對於這些問題，現在大家還是爭來爭去的。
我在《何以中國》這本書裏引述過一個片段，2005年世界著名的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ColinRenfrew）教授應邀到北京做講座，有人問他對中國早期國家形成問題的看法。他的回答非常好，他説這完全取決於考古學家自己的經驗，例如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學者眼裏，龍山時代的那些共同體應當就是國家了，因為他們發掘出的“國家”就那麼大甚至還沒那麼大；但你如果問從事埃及或美索不達米亞考古的學者，他會覺得只有像殷墟那樣的社會才是國家。因此在我們這個領域，沒有正確和錯誤之分，現在許多問題都具有不可檢驗性，此時，證據、材料、邏輯、推導過程，這些東西才是重要的。
二里頭遺址 資料圖片
我們發掘得越多，感覺問題就越多，重要的不是解決了什麼問題，而是提出了新的問題，引發大家思維複雜化。現在可以説“光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了”，我們今天一定要把整個中國史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視角下來看，“二里頭是世界的二里頭”。由於學科、地域的限制，考古人要協調其他學科、地域一起做研究。加強不同地域、不同學科間的合作，尤其寄希望於年輕人，在廣泛的國際交流中做更深入的研究。
【文章內容原載《社會科學報》，本文為許宏研究員在“望道講讀會2015學術系列講座第三講”現場演講部分內容，演講主題為《考古學視角下的“中國”誕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