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方遠：從“同學”到“同志”——陳明忠先生對我的質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方遠】
出生於日據時期、台灣地主家庭、慣用閩南語、閲讀日文著作、參加“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單從這幾個拆解開來的元素來看，以台灣主流的“政治常識”判斷，故事的主人肯定是個“台獨”人士。
11月21日在上海病逝的陳明忠先生，完全符合上述幾個元素。不過，他一生卻始終堅定地站在“統左”的立場。
一
我和其他師友一樣，以“陳さん”（Chin San）稱呼陳明忠先生。他過世的那天早上，微信羣組裏傳來短短一行字：“陳さん今日凌晨4:17離開我們了”，這句話的含義和後座力，其實沉澱了幾天才開始慢慢意識過來。
就在那一天上午，陸續有幾家媒體報道了陳明忠先生離世的消息。身邊幾位同事朋友，年紀不一，紛紛問起了：“誰是陳明忠？”當他們看了介紹陳明忠先生的文章之後，下一個問題接踵而來：“他怎麼會支持統一？”
熟悉陳明忠的人，或者是立場和他相近的人，可能會覺得這兩個問題很荒謬。但真正荒謬的是，這兩個問題幾乎揭露了台灣社會對待歷史與現實的實相。
“二二八”在台灣戒嚴時期曾經是不能被提起的詞。而在台灣人所自豪於“民主化”30餘年後的今天，“二二八”卻已是不分年齡都能朗朗上口，甚至能頭頭是道地講出關於事件的幾個認知：省籍衝突、“中國人”迫害台灣人、追求台灣“獨立”。這些零星且片面的“內涵”，拼湊起來，就成了當前台灣人對“二二八”事件的經典詮釋。
在圓環緝煙事件後包圍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抗議羣眾。攝於1947年2月28日上午10時。（資料圖/維基百科）
打開留存至今的初中歷史課本，這本由李登輝主導、從1997年開始試用的《認識台灣（歷史篇）》是這樣描述“二二八事件”的：
“因偶發事件而爆發一場全島性的反政府行動”、“不幸又因行政長官公署衞兵開槍造成傷亡，民眾情緒激昂，因而爆發全島性反抗政府和省籍衝突的事件”、“國軍登陸後，以武力在各地掃蕩鎮壓，造成嚴重的傷亡；……許多社會精英被捕殺或遭冤枉下獄，無辜民眾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害，形成一大悲劇”。
在如此認知氛圍，又在如此教科書論述成長起來的我，原來對於“二二八事件”以及由此形塑出來的國族認同，本應和絕大多數人都一樣，簡單來説，把台灣自日據時期以來的歷史，都簡化為《返校》這部電影裏的敍事：“致自由”。直到我在大學時期修習了一門名為“台灣人與台灣意識”的課，開始接觸了被台灣藍綠共同掩蓋的台灣反帝反殖史，原來和身邊同儕一樣像呼吸般自然的認同與史觀，慢慢地被開出一個又一個的缺口。
二
電影《返校》有一句經典台詞：“總得有人活下去，記住這得來不易的一切。”問題是，到底要記住什麼？得來不易的又是什麼？
就在這個階段，我認識了陳明忠先生，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他，聽他講着一個又一個從日據、光復、“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親身經歷，才開始體會原來歷史不只是過去的事、原來故事不只是記憶傳述，而是活生生的現實。
當他操着夾雜閩南語腔調的普通話，講述他如何受到日本人欺負而萌生了民族意識，如何參加謝雪紅組織的部隊對抗國民黨，以及那一代台灣青年如何對“白色祖國”失望從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包括後來以一個曾經的國民黨政治犯身分，走進國民黨中央黨部，主張“國共和解”。再看到電視媒體上台灣政治人物和與日俱增的青年們嘶吼着“反中”口號，在這個島嶼上任何被宣稱的牢不可破和深信不疑，都應該受到懷疑和檢驗。
1960年7月，陳明忠第一次被捕出獄後，攝於家中頂樓。因在牢中得了肺結核，當時體重只剩下四十三公斤。
2011年5月，我第一次隨同陳明忠先生赴大陸貴州參訪。他的膝蓋由於當年在獄中受到刑求留下了傷害，行程中都需要由我們幾位年輕人輪流推着輪椅，但他堅持每個革命歷史遺蹟一定要下車走訪。
印象很深的是，我們在遵義赤峯烈士紀念碑前獻花、獻唱《安息歌》：“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陳明忠先生堅毅的神情，看得到他與他的同志們的理想與信念。
2011年4月25日於貴州參訪行程（作者供圖）
2011年4月27日與夫人馮守娥於四渡赤水紀念館。（作者供圖）
在其中一段的航程，我坐在陳明忠先生與其夫人馮守娥女士的旁邊，他從隨身包裏拿出了一張國民黨政府在1953年調製的《破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發展沿革表》。透過這張“敵人”對他們的調研材料，他向我解説當年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的組織關係，以及他的同志們、難友們的事蹟。他後來把這張表送給了我，我也保存至今。
當這個社會大談“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甚至同時也大談“紅色滲透”與“中共代理人”時，我總想起陳明忠先生對難友的描述：
“我進二十房不久，有一個叫馮錦輝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着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温熱的，我非常佩服。”
馮錦輝
這位馮錦輝的妹妹馮守娥，後來成為陳明忠相守一生的伴侶。陳明忠先生經常帶着馮錦輝就義前的遺照，照片裏烈士臉上的微笑與從容，他們都因為信仰而“無悔”。而他們的信仰與實踐，才應該是白色恐怖歷史不能被磨滅的肌理。
2014年2月28日在“二·二八事件”67週年座談會上發言，手上拿着馮錦輝烈士遺照（作者供圖）
三
和陳明忠先生相處的過程中，還記得幾件他講過的事情，印象特別深，當時對我的衝擊也很大。
其一，陳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獄，當時台灣出現了“統”與“左”的分裂，他説自己百思不得其解，贊成社會主義的人，主要是年輕一輩，怎麼會對於統一採取消極、甚至是反對的態度呢？
其二，他出獄後有次赴美國演講，一位“台獨”聽眾堅持“二二八事件”時高雄有30萬人被殺，但陳先生説，當時高雄人口只有15萬，“就算都殺光，你要哪去找15萬人來殺？”
其三，2010年陳先生在《兩岸犇報》週年酒會上致詞，一開頭就談了他對“普世價值”的看法。他説：“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本來就有意見”，他認為“普世”就是普遍世界通用，但是非洲連年內戰與饑荒，人民要的是和平與麪包，而不是“人權”；台灣有很多父母失業，燒煤炭自殺，他們要的是工作與生活，也不是“人權”。所以“人權”雖是重要且理想的價值，但不是“普世價值”。陳明忠説，“人權是美國人硬加給其他國家的，美國自己也做不好人權的工作”。
“台獨”、“二二八”、人權、普世價值，這些在台灣早已成為不可挑戰的政治正確。於我而言，我經歷了1990年代以來台灣“國族”意識建構的過程，後來成為一名政治學學徒，在主張追求客觀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感受到民主、自由、人權價值卻又被推上了神壇，透過冷戰秩序的遺留，形成了一種“普世價值拜物教”。陳明忠先生從自身經驗所得來的批判與反省，其實不只對他個人是相當痛苦的思想挑戰，對我也是一種相當痛苦的思想“解放”的起點。
而這些問題，同時又與新中國建國後的歷程尖鋭地鑲嵌在一起，同樣在扣問着陳明忠先生，如何回應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問題。他透過理論的不斷探求，配合他對於現實的理解與思考，於2011年編著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提出相當特殊的見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的體制，是社會主義的預備階段，並不等於“社會主義”，並以此為基礎來解釋中共所説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求索，也涉及到了“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問題，這也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爭論的敏感癥結點。對陳先生來説，既然中國是處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是為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來創造其物質基礎和文化條件的階段”，那麼中國需要的不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而是“走向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符合中國實情的民主”。
這幾天重新翻看當時讀書會的筆記，陳先生以東西方人不同的體格為比喻，東方人擅長跳水、桌球，而西方人擅長籃球比賽，那麼對於民主的思考也應該着眼於國情的不同。
老實説，無論是陳先生的思考模式還是他給出的想法，對於長期受到反共思維制約的台灣是相當陌生且隔閡的，初聽的我也不例外。但在我思想轉折的過程中，陳明忠先生的探索無形中促進了思考，我後來到北京大學唸書，有一門課“中國政治專題”，透過深入討論新中國建國初期歷史，才更進一步隱約地感覺到自己慢慢能夠走進有別於台灣的“三觀”。
其實台灣（或者包括香港、西方世界）與大陸最大的鴻溝也是在這裏，永遠聽不懂、看不懂中國大陸説的話、做的事，而用着自以為的“普世價值”去衡量一切，從而忽略了話語背後的結構關係，用着各種主觀臆測和獵奇眼光去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四
陳明忠先生過世那一天，我和一位朋友聊起了陳先生的思考和實踐，他説知道自己身上原有被灌輸的那套反共意識形態有問題，但就是很難走出來。我當下想起呂正惠教授的一篇文章《我的“接近中國”之路》，呂老師花了30年的時間摸索出自己的歷史觀，以此過程“接近中國”，汪暉教授對此提出了一個很形象、也很動人的總結：“幸福是和再生相關的，也是和信念相關的”。
我在想，陳明忠先生正是以民族意識、參與台灣社會變革運動，當然也包括着他在政治牢獄中的種種苦難，去“接近中國”、去獲得“再生”，在這個意義上，他也是“幸福”的。而台灣當下所需要的，儘管不一定是要去認同陳明忠先生的主張或立場，但一定程度的“接近中國”卻是不可或缺的。
由於陳明忠先生，以及他這條路線上幾代台灣人的啓發，我自己正走在“接近中國”這條路上。在這個過程中，陳明忠先生的一生，對我而言都是無法繞過去，從而必須直面的不斷質問。
2011年6月28日，陳先生籤贈《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他以“方遠同學”稱呼我；到了2014年7月24日，他在《無悔：陳明忠回憶錄》書上簽名，則以“張方遠同志”來稱呼。從“同學”當“同志”，對我來説是偌大的肯定與鼓舞，或許，這也是一種“幸福”。
2016年4月15日，《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簡體版新書發佈會在北京台灣會館舉行，陳明忠在會上發言。（作者供圖）
陳明忠先生説過，“沒有關係，大形勢是擋不住的，我已經知道，統一不成問題”。他沒有遺憾地遠行了，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這一年，光榮地完成了生命最後的鬥爭。
陳さん，永別了，但您所見證的一切、您所走的道路，仍然不斷地質問着我，質問着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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