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區選之後，香港各界應冷靜想一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是香港政治的重要轉折點，“泛民”取得了過半議席。這是香港理性精神進一步陷入迷惘的徵兆。這是一次暴力氛圍下的特殊時期的選舉，其結果受到一定的扭曲，但大體上可以作為測試香港所謂“主流民意”的民調依據。

但我的憂慮在於，這樣的“主流民意”與中央確定的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理性管治方略相距甚遠。我相信多數香港人並不願意香港持續暴亂下去，但他們確實希望改革命運，可是又根本沒有能力和意願想好怎麼去改變。他們的憤怒與政治不審慎，很可能是導致香港進一步撕裂和沉淪的助力。這種結果，也讓外界很容易以為香港“主流民意”是支持暴力、支持對抗、恐懼融入內地。

在這個民主價值“泛化”的時代，任何對民主有意義的討論或批評都會遭致不悦，對香港區選結果的分析同樣如此。內地有媒體社評委婉道出了對香港區選結果及其後續政治演化的憂慮，也包含着某種微茫但熱烈的期待。但我更擔心的是，香港陷入此種精神迷茫週期過長，以“民主”方式自我封閉和邊緣化。

區選結果如此，與下述因素密切相關：

其一，“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完整法理學與法律信仰未能在香港有效確立，香港在“普通法”下保持着完整的“殖民”制度建制及與西方的一致性；

其二，從“佔中運動”開始的公民抗命到今年的“修例風波”，違法達義已深入人心，青年本土派決定性崛起，香港政治版圖極化與激進化顯著發展，香港法治與政府管治未能有效應對；

其三，“兩制”意義焦點長期錯位及不對稱發展，國家期待的“法治發展”型路線最終難以有效説服香港人追隨，而本土派的“民主福利型”路線精準把脈了香港資本主義民主的內在節點與訴求；

其四，外國勢力對香港長期的“隱性殖民”與超限利用，製造了香港與“一國”對抗的政治幻想。

建制派議員何君堯在選舉過程中曾遇刺受傷，圖為遇刺後何君堯通過社交媒體發聲

在既往中美和解、兩制相安的歲月靜好期，香港安享全球化制度紅利，也享受着俯視內地的道德優越感；在中美交惡、全球化秩序質變的當代，香港何去何從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辯題，但香港本身的教育、文化及精英素質難以支撐這一場“精神突圍”考驗。

區選的結果與其説是建制派的失敗，不如説是多數香港人“精神能力”的失敗。他們對“一國兩制”、基本法、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理與戰略理解是殘缺和碎片化的，他們在信息自由的世界裏卻陷入反國家的信息漩渦，他們在全球化的巔峯平台上卻看不到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結構性變遷，他們在民族復興的“黃金時代”卻選擇觀望、抗拒乃至於逃離。

然而，無論香港區選及未來若干場選舉走勢如何，“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確立的香港自治地位與中國主權地位不可能改變。反對派當然可以繼續裹挾“民意”、勾結外國勢力圖謀任何政治目標，但直接遭受損害乃至於重大犧牲的不是香港建制派，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香港自身。

在走向封閉和高度戀舊的集體心智下，香港對內地精英人才乃至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恐怕會持續走低，香港高等教育和金融中心的頂級地位恐怕會遭遇巨大挑戰，香港在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戰略發展中的機遇窗口恐怕不會等候太久。反對派贏了“民意”，輸了“未來”，這可能是此次區選結果的危機徵兆之一，也是最具有悲劇性意味的現象。

迴歸22年，在中國決定性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及21世紀全球化秩序塑造性力量的條件下，香港本土精神的“反國家迷失”對國家發展的實質性影響不會太大，且正在被國家戰略的風險調整所折抵，但香港在21世紀的發展機遇及香港國際地位的國家支撐條件，卻可能遭受香港“政治化陷阱”的狙擊和消解。

暴徒在香港街頭縱火。來源大公網

區選之後，也許香港各界確實應當冷靜下來想一想：

暴力真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嗎？

對法治的肆意蹂躪和選舉暴力的精準設計真的是民主的勝利嗎？

對國家戰略與體制的持續疏離真的是香港的未來嗎？

對西方無節制、無保留的信任與追隨真的是香港的精神命門嗎？

對青年人包括未成年人的極限動員與暴力洗禮真的是對香港下一代負責任的政治行為嗎？

通過渲染恐懼和暴力製造“民意”容易，歷史上不乏先例，但負責任地教育和引導民眾形成穩定的、反思性的社會公共理性及與民眾共同思考本土利益的最佳實現方式，則是精英無法推卸的責任倫理。這一次，香港的管治精英與社會文化精英“自私”、“無能”而又“民粹化”地放棄了這一理性責任。

這一切，都值得香港社會在選舉激情釋放之後冷靜思考，投完票的每一個居民也不應當缺席這一場事關香港前途與命運的時代大討論。香港面向國家的精神自救與轉型，是遠比某一次具體選舉中的“民意”取向與選舉結果更為關鍵的全社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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