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逐浪，“船到中流水更急”
文革結束之後，整個國家和我個人都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我個人在這個時期已經沒有機會實現我上清華做理工男的夢想了：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我因為還在工作狀態沒有趕上，後來我的年紀很大，31了，沒有讀大學就考了一個研究生。
從我個人的經歷來説，我參與了一些黨在轉折時期的工作。1977年1月份，我還沒有讀研究生的時候，在中央宣傳口工作，當時我們黨的中央宣傳部已經取消了，所以中央在打倒四人幫以後臨時建立了部門一個叫做“中央宣傳口”。負責人是耿飈，地點在釣魚台。
當時黨內發生了“兩個凡是”和反對“兩個凡是”的鬥爭，整個從中央到各個地區的高級幹部都捲入了。當時有一個説法叫做：“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們都要照辦，毛主席決定的都要具體執行”，這個實際上是堅持過去老的錯誤的認識。後來由小平同志推動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就把我們整個黨的認識路線撥回到實事求是的路線上來。我參與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另外我在那個時候也為我父親起草了一些發言提綱。當時我父親從監獄裏出來逐步恢復名譽、平反，後來成為當時十一大的中央委員，參與了中央的一些工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是我們改革開放的起點，我們現在確定改革開放元年是在1978年12月22日，就是以這份公報作為起始的。我後來有機會去美國做訪問學者，因為我學的經濟學。但當時副總理級的國務委員張勁夫，讓我做他的秘書，他認為我作為年輕人能夠幫助他和各方面聯絡。他101歲去世的，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的推動者。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在這段期間我也對政治生活的進展做了一些工作，包括清理“三種人”等等。1984年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人生的節點，當時我對一些政治上的文革的事情曾經上書給陳雲同志，得到了陳雲同志的肯定。1984年6月，我第一次出國。今天出國對於在座的各位不算新鮮，用各種方式，旅遊、訪學，還有暑期的活動等等，但那是我第一次出國，那一年我37歲。當時一下去了六個國家——法國、意大利、比利時、丹麥、挪威、瑞典——眼花繚亂，很快，回來以後又去了一趟日本，我對去日本那邊看到的感覺，他們富裕跟我們的鮮明對比，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
我們去坐新幹線，現在沒有什麼感覺了，因為跟我們的高鐵比是小菜，但當時我們坐新幹線時的震撼難以形容。張勁夫是老同志，他跟我説：“日本哪裏來這麼多的水泥，這麼多的鋼鐵？怎麼有這樣的技術，怎麼有這樣速度的交通？”我們覺得我們差距太大了，他説作為國務院的主要領導同志，一定要推動改革開放，所以我説他們為什麼有那麼急切的心情要學習，要開放，和這個感受是有直接關係的。
代表團成員在塞納河上
1984年發生了很多事，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莫干山會議，如果你是學管理和經濟學的，對中國改革史有一定的瞭解，一定知道莫干山會議，我不久前剛從那兒回來，今年是莫干山會議35週年。35年前，一批30多歲的學者、青年經濟工作者，在浙江德清縣開了一個會，會上124個人分成七個組，對農村改革、價格改革、對外開放、計劃經濟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等等徹夜地爭論，提出了很多意見。
當時開會的人物都有誰呢？有前面提到的王岐山、馬凱，還有朱家明、彭家南等等一批人。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提出當時在中國繼續推動關鍵性的價格改革，因為中國計劃經濟原來的價格體制，是小小的一盒火柴，價格變動哪怕一分錢都要測算，這對全國人民的消費負擔帶來多大的影響，何況那些輕工業品、那些農產品都是非常嚴格的。
中央正在醖釀價格改革，用什麼方式改？有不同的意見。在這個會上有主張一步到位的激進派的意見，還有提出來的漸進式，所以最後提出來雙軌制。我知道要開會，就拉着當時的總理秘書，也是我們的同學上山跟他們溝通，他們晚上去，早上回來，選了一批他們的研究成果。然後經過選擇選了七八個學者下山，張勁夫同志親自跟他們座談。最後勁夫同志經過整理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總理，説他們的意見很值得參考。然後當時的總理也批了，説很開腦筋。這樣就把這個意見吸收到當時國家推動的價格改革中去了。
其實雙軌制改革是有利有弊的，大家對經濟學有一點概念吧，比如説我這個同樣的產品，它有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計劃價格假如説是五塊錢，如果市場價格是八塊錢，那會形成什麼呢？尋租，拿到五塊錢的指標了，無論是鋼材，無論是水泥建材，無論是外匯，比如説一美元兩塊八人民幣，但是實際上在市面上六塊、七塊、八塊，所以缺點是明顯的，以至於後來在價格闖關中間形成了一個反覆。
“莫干山會議”參會者合影
但是這體現出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我們中國推進的是漸進式的改革，而沒有走美國經濟學家給蘇聯設計的休克療法式的激進式的變動。漸進式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似的改革，大家知道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元年，但是實際上那時候沒有真正的頂層設計，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藍圖。所以這個改革有一個探索的過程，我想跟大家説，我作為那個過程的參與者，從實事求是、思想解放、反對兩個凡是等等，一直到具體的操作探索改革的具體方案，我是有幸參與了。
再説回我個人，我本來可能按照常規會去從政，就是現在説做公務員了，到政府裏面去了，但是我自己思考，我覺得我可以做點嘗試，所以我就到第一線，到市場裏面去了。這樣就形成了我的一個轉變，在光大和中信。
我在2010年的年底要退出現職工作了，當時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跟我談話，對我工作有評價，其中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説了這句話，“你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個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少年，工作卓有成效。”我很慚愧，我覺得這是中央組織對我的一個肯定，但是實際上我自己做的是很不夠的。我簡單説一説光大是一個什麼樣的產物。中信1979年就建立了，光大是在它之後四年1983年建立的，我先到了光大。
光大把總部設在香港，這是一個非常睿智的安排，因為當時我們國家開始推行引進外資。其中對於外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三減兩免”所得税——三年減半，兩年免費，香港的港資當時作為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平台，對它們也是採取了這樣的策略，所以光大總部設在香港。
光大集團1990年迎春酒會合影
但是在探索中間也會發生問題，因為向西方學習過程中有一些東西我們並沒有掌握規律，而是盲目地照抄照搬，所以當時光大下面一個公司，外匯交易一共虧損了四千萬美元，又加碼投入資金再做，這樣最後虧損了八千萬美元。又因為光大信投採用了高息攬存，吸收了一百幾十億的資金，我們高額成本投資出去以後沒有真正的回收，形成了巨大的負債，當時我受命去處理這些問題。
當時的問題非常嚴重，一直到了由國務院親自處理，我們的方案向北戴河李鵬總理主持的國務院辦公會議彙報，確定了一個債轉股的方案。這個過程因為時間原因不多講了，就是在探索中出現的問題，我從那個時候就有一個很特別的機緣，就是我自己經常受命處理和化解危機。
我接下來講中信，中信是值得一説的，我在中信待了十年。中信的起點是1979年的1月17號，小平同志請了榮毅仁還有其他幾位老的工商業者座談，在大會堂，叫做五老火鍋宴——非常親切、非常和諧的這樣一個氣氛。目的很清楚，就是中國要開放，要吸引外資，聽一點你們的看法。
他們一邊吃涮羊肉，一邊就談出來很重要的思想。怎麼來試驗？從點到面來找出經驗。然後小平同志直接提出來，組織一個公司，你來嘗試，你來探索，人由你來選，事你定。
這個應該説是很重要的一個安排，我最近研究中信的歷史，我們怎麼形成今天這樣一個產融協同發展的格局，我覺得主要原因在於當時改革開放沒有一個總藍圖，沒有一個頂層設計，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探索的過程就需要有抓手，現在大家都知道最具有效力的抓手是特區，深圳就是起到示範效應和現代的改革開放支點作用的特區。
中信的起點：“五老火鍋宴”
還有一個抓手是兩大窗口公司，它的探索機制要比它取得經濟上的成效更加重要。
當時國家的整體經濟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裏的企業都是國企，沒有真正的所謂私企、民營企業。所以要跟國際交往，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辦法，所以就成立了這兩個公司，什麼叫窗口公司，我覺得這是小平同志做事情的戰略眼光，同時又是很實實在在的工作方式——就是抓試點，抓重點。所以我們在發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同時成立了中國國際信投投資公司。而且外資經營企業法是徵求了榮毅仁同志的意見，因為他比較熟悉外商的工商業界，當時提出給外資一定的股比才能有這樣的作用。
開始中信的使命叫做“三引進”——引進外資，引進技術設備，引進管理經驗，另外它還是一個創舉，中國國際信投投資公司，本身既包括金融，也包括了實業——你看他叫“信託”體現了金融，叫“投資”就是體現了實業，因為榮毅仁同志一直篤信實業救國，大家知道榮氏家族在上海紡織、麪粉等實業方面方面有非常厚重的基礎。同時公司的名稱中還有國際兩個字，就是開放。所以我們中信的標誌也是榮老闆親自設計的，這是經典之作。我覺得確實有些人他們有特殊的能力，把握了這個歷史的關頭做了這個特殊的工作。
中信創立之初註冊資金兩個億，但是撥了一個億還沒有到賬。當時就要組建了，榮老闆拿了一千萬給公司作為啓動資金。我們的開拓創新成就了一系列的首創，首創不容易，首創不一定特別的成功，但是首創具有探索的意義。所以我們第一家發展商業房地產業務，第一個直接進行海外投資，還有我們涉及到通用衞星、境外放債等等。
中信發展過程中也經歷了很多的挫折，我們的金融曾經出現了一些問題，中信銀行跟所有的大行在2002年都遇到了嚴重的不良資產，當時海外的投資銀行界認為中國的銀行業是整體處於技術性破產的狀態，就是資不抵債。由於不良資產太多，如果按照實實在在的會計準則撥備核銷的話，我們淨資產會被吃光，當時我們的累計不良資產大約在三百億，我們全行業資本金不夠六十多億。這三百億不良資產按照會計準則要撥備和核銷，一共要核銷二百億，核銷完之後變成負資產。我們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當時整個中國的銀行業在九十年代末期成立了四個資產管理公司，從中信剝離了一億四千萬的不良資產。通過自己的努力，我們到國務院申請了批准發債，然後補充了資本金。
2007年我們在兩地同時上市了，叫做自費改革，我們中信人引以為自豪的是幾乎所有的銀行都伸手從國家拿到了資金的支持，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它們不但剝離資產，而且在2002年、2003年又再次剝離，剝離之後還不行，還要大量注入，一個銀行注入兩百多萬的資本金來解決它們的整改和上市。而我們完全靠自己，我們叫做自費改革。另外我們在香港上市，建了一個很好的試驗窗口，這是我們中信人引以為豪的，曾經因為資不抵債被看成三錢不值兩錢，我當時提出來“背水一戰”，要“卧薪嚐膽”，我們一定要把三錢變成十錢，後來我們在上市的時候，我們的市盈率到了39倍，我們的市淨率到了三倍，認購率到了90，最後融到的資金是接近60億美元，所以我們打了一個勝仗，成為我們中信的一個歷史發展節點。
2007年，中信銀行在上海、香港同步上市
這個是我親自參與的，2007年我們上市了，們當年整個中信集團的盈利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一百億，達到了160億的淨利潤，2006年是60億，上市之後是160億，我們正在發展的一個勝利的期間，又來了問題。銀行上市本身是一次危機處理，然後我們又遇到了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叫做中信泰富，它為了做澳洲的鐵礦項目做衍生產品，虧損了154億港元。
當時9月15號金融危機在美國發生，我9月21號到紐約，正在感受他們的壓力和危機的時候，我接了一個電話説咱們也出事了，我電話裏就問是幾位數出了事，回答説是兩位，我又問，兩位數會不會往三位數走？對方説正在往三位數走，鉅額的虧損。那時候我正跟美國人有點調侃地説，你看我們比以前強大了，但是我們還沒有強大到可以承擔幾十億美元的損失，所以我們比你們還是不行。話音剛落，我們自己幾十億美元的損失來了，最後整個虧損154億港元。
這對我個人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我是中信的董事，我們在中信佔比30%，榮智健他們是20%，我們有一種方式就是壯士斷腕，斷腕不夠，會發生信用方面的連鎖反應和履約方面的問題，可能會形成交叉違約。最後我們派了兩個調查組——一個是財務，一個是業務——到香港做了調研以後，我們就開了一天的閉門會議，最後決定用一種方式來拯救。
這個方案現在大概凡是投行的人都認為是特別經典的成功案例，它的基本原理是這樣的。當時我們把所有的合約按照一個澳元換0.7美元定價，由中信集團接過來。大家注意它還不是一個上市公司，它有大量的小股東受損，所以我們接過來等於把損失在某一個時間點鎖定了。每一分錢，0.69我們賠兩億港元，如果變成0.6，按照這個發展趨勢多賠20億港幣，當時我們説要研究，能不能不要掉到整個集團淨利潤一百億以上，因為我們員工頭一年超過一百億以後心氣很足，心理關頭能不能堵住。
第二個我們沒有那麼多錢，我們怎麼做呢？每股八港元注入，市場價格是四港元，市場價格就是股東手裏抓的錢。八港元需要小股東投標，我們比他多一倍，小股東99%贊成，因為覺得我們大股東寧肯犧牲自己也要維護企業的股東利益。但是其實每股淨資產是多少？16塊錢，我不知道大家這裏對財務有熟悉的嗎？這是什麼概念？如果按照那個時點股票的價格測算，我們每股一上來就虧了四塊錢，但是如果按照淨資產來算，我們一進去每股賺了八塊錢，這兩個辦法來入賬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這個方案小股東擁護，其實真正的這兩個風險都和市場波動有關係，如果澳元一路跌下去，如果四塊錢港元變成兩塊錢港元，那我們損失慘重。但是我們有一個判斷，認為中信泰富除了這個事以外，其他的資產經營狀況良好，所以我們有一定信心。
2008年金融衍生品引發的金融危機
當時做這個事的時候，王岐山同志是政治局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他管中央經營機構，我跟他當時有明確的表態，我説我身為董事長，雖然這個公司的經營我們管不了，它有特殊的歷史原因，但是既然出了這個事，請你問責我，摘我的烏紗帽。他説你少跟我來這套，你好好的拿出方案來，把它解決了。我説那你要這麼做，我們就去拿方案，但是這個方案也要經過批准，後來我們成功了。股價沒有多久慢慢就從四塊八塊一直到十三四塊錢了，我們的心裏就踏實了。
當時一路波動，六毛九，六毛八然後七毛一，我記得當時馬凱同志在王岐山同志的辦公室對面，他見到我説澳元已經七毛一了，都在關心一分錢，整個國務院的領導都在關注這個事。最後我們成功了，我們在澳元的基礎上賺了六個多億美元，我們賺回來了，我們在農行借款方面無論按照事實還是淨資產都翻了一倍，賺了十五六億美元，這是我們的一個案例。
後來人家説這是一個經典案例，讓我總結一下，我總結了三句話，是從農民那兒總結吸收的——個人要努力，領導政策好，還得天幫忙。這個天是我們的客觀外部環境和條件，其實是我們的國家有這麼強的能力，是中國的體制優勢是的體現。
2008年11月，我記得在中央全會以後，和中國經濟工作會議中間緊急召開了一個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這應該是真正的中國經驗，雖然它有負面作用，比如説關於四萬億投資的一些損失等等，但是一舉解決了這個問題，改變了預期——當時東莞人都走光了，員工都回家的情況一舉轉變了。所以你看我們不是光靠自己，也不是光靠命，是靠國家發揮了作用，所以它就是我們的“天幫忙”。
所以我覺得你們各位在人生中將來做任何一件事都會面臨這樣的情況：人不努力肯定不行，如果沒有很好的政策環境，或者好的領導不行，但是沒有機緣和運氣也不行，這是我作為一個72歲的人的體會，你們將來都會嚐到這個滋味。在2010年總書記跟我談話的時候，我們的業績大概就是這樣的，我們2009年第一次進入世界五百強，415位，九年下來，現在已經是137位。
2014年中信集團整體上市
到2018年末我們總資產是七千億人民幣，我想提醒大家，最早開始給我們撥註冊資產兩個億，最後沒有給錢，榮老闆墊了一千萬，後來給了兩千萬，我們號稱兩億起家——七千億是兩個億的三千多倍。有的人一直堅持一種流行思維説國企低效、腐敗、壟斷，我們沒有壟斷性的行業，這個也不能説我們是低效的，當然我們遇到了風險，但是最終克服了困難。大家看我們的淨利潤從65億，2007年189億，2008年142億，2009年189億，我退職的時候是332億，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我説這些是想表達，我們改革開放的歷程是曲折艱難的，不是一帆風順的，按總書記説的讓民族復興，不可能是敲鑼打鼓坐着轎子來進入民族復興的大門，而是最近我們常説的，“船到中流水更急，人到半山山更陡”的情況。在很多人的印象裏，我們七十年輝煌是一個非常一帆風順的過程，這是一個理解上的誤區。六十年代中國提出“小康”，到現在習總書記説“全面小康”，都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我們中信的三十年出過一本書叫做《艱難的輝煌》，我相信大家聽完我剛才講的內容就會覺得原來中信也是曾經經歷過如此艱難的時候，同樣，光大在發展過程中也經歷過艱難的時候。
我的第四個時期是在我退職以後，2011年底，我做了一個事，這成為了我人生的下一個節點——我組建了一箇中信改革發展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是在中央領導推動下，我們中信集團作為國有集團承擔政治責任的舉措。我們的宗旨是三句話：“堅持實事求是，踐行中國道路，發展中國學派”。我們要打造一個具有特色的民間智庫，其中特別是我們提出的中國學派。
我有一個看法，我認為毛澤東是中國學派，因為毛澤東不但是實踐家，而且是理論家，毛澤東思想是哲學的，也包括一些經濟學方面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還包括戰略學方面的，他應該算是中國學派的開創者。他不是做學問的，但是他有很深的學術根基，還體現了理論的實踐性品格，毛主席是近代現代的第一人。小平同志是實踐性很強的，他推動了解放思想，他是一個推動者。
而現在我覺得習近平總書記，大家看得很清楚，他在理論上的推動作用，他的建樹已經成為我們的引領者。我們時光過得很快，基金會建立到現在已經五年了，我們舉辦了124次活動，認領和承擔國家部委交辦的課題有49項，上報的國家智庫研究報告41期，發行經濟黨刊67期。刊發了我們的一些內刊，改革發展與安全，88期，中國道路系列講座57期，中國道路叢書36種，在習總書記的新年祝詞時，他的書架子上能看到我們的書。2017年我們成為了國家高端智庫建設的一個培訓單位，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同時也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示大概有一百次左右。
人生就是這樣走過來，它跟時代緊密相連。南懷瑾曾經給我寫了一幅字，他寫了辛棄疾的一段詩：“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我很喜歡辛棄疾的氣魄，我們不需要那種悲涼，但我們應該有那種為國效力的氣魄。另外我喜歡的一首詩，就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我喜歡這個詩的原因是因為他説出一種情懷，他覺得國家的事情生死都要去應對，而不能因為給自己帶來什麼禍福，福我就趨，禍我就避。其實對我們來講，大半生已經過去了，我當然還在努力，就像前面説到的“永久奮鬥，奮鬥至死”。
2000年，孔丹在香港看望南懷瑾老師
在座的各位同學你們都是精英，在整個中國的十幾億人口裏面，你們是極其優秀，也極其幸運的一批人。但是有一條很重要，你們要有家國情懷，這是我對你們的希望，曾經有同學對我説“我們沒有經歷跌宕起伏的時代”，我説不對，你們面臨着比我們那個時代更要緊的時代，是中華民族到了關口，是復興還是倒在復興的門檻上，就是這麼一個時代。國家的整個發展大局需要大家的努力和智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做到用學術來報國，我跟大家共勉。
在奮鬥報國上，我現在還想幹，你們幹，我也幹，我們一起來努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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