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特·坎貝爾：美中兩國該怎樣在競爭中和平共存？

【文/美國前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美國正處於自冷戰結束以來須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重新思考的最為關鍵的時刻。雖然華盛頓在大多數議題上都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不過一項共識正在逐漸形成：與中國進行戰略接觸的時代應該結束了。如今辯論的焦點在於：美國今後該如何處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呢？

美國前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在2019年9-10月號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發評論文章：《在競爭中避免災禍——美中兩國該怎樣在競爭中和平共存》

與美國外交史上發生的許多辯論一樣，人們在這一辯論中的發言既包含建設性創新的內容，也包含破壞性煽動的內容。不過多數觀察家應該都會同意，今後美國對華戰略所遵循的路線將會是“戰略競爭”，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也是這樣表述的。不過，以“戰略”作為修飾語的外交政策框架所製造的問題通常來説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戰略耐心”反映了行動時機和行動內容的不確定性；“戰略模糊”則意味着該發出什麼信號是不確定的。

那麼“戰略競爭”呢？這個表述其實反映了競爭領域的模糊性，而且在競爭中取勝的標準也是不確定的。然而，由於人們急於開啓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新時代，目前還沒有人為與美中競爭有關的此類重要問題提供明確答案。美國到底為了什麼與中國競爭？通過競爭，美國希望實現怎樣的具有現實意義的目標？競爭手段是為實現競爭目標服務的，如果不能明確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最終目標，那麼美國將陷入為了競爭而競爭的怪圈，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危險也將大大增加。

美國決策者和分析人士曾樂觀地奉行與中國的外交接觸和經濟接觸戰略，如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放棄了這種樂觀心態。不過在轉向新的“戰略競爭”路線時，美國的決策者們也許只是用一套新的自以為是的觀點取代了一套舊的自以為是的觀點（policymakers may be substituting a new variety of wishful thinking for the old）。接觸戰略的錯誤在於，我們曾認為在與美國進行外交和經濟接觸的過程中，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對外政策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如今轉向“戰略競爭”路線的華盛頓很可能犯了類似的錯誤，他們以為中國將在與美國的戰略競爭中發生另一種根本性變化——屈服或崩潰。

雖然美中兩國之間存在諸多分歧，不過雙方都需要接受對方是大國這個事實併為兩個大國彼此長期和平共存的局面做好準備。美國在處理對華關係時首先應該對自己影響北京長期發展方向的能力做出謙遜的評估。美國的對華戰略不應過於依賴對中國未來發展路徑的判斷，無論中國的體制如何演進，美國的對華戰略應該是穩定持久的。美國的戰略目標不應是尋求實現類似蘇聯解體那樣的終極確定狀態，而應是尋求實現有利於美國利益和美國價值觀的、在清晰的戰略思維作用下形成的兩國穩定共存的狀態。

在這種共存狀態中既有競爭也有合作，而美國在競爭中應努力確保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得到維護。隨着美國逐漸放棄對華接觸戰略，這種對自身利益的維護也許意味着近期將發生一些摩擦。在戰略接觸時代，為了與中國建立積極的關係，避免發生摩擦本身曾被列為一個目標。展望未來，美國的對華政策絕不能只是着眼於美國想要何種美中關係，美國的對華政策還應着眼於自己想要獲得哪些利益。美國所尋求的穩定狀態應確保兩國在競爭的同時還要避免陷入緊張關係升級的危險當中。

美國的決策者不應認為這個目標難以企及而不予考慮。這個目標能否實現當然不僅取決於美國自身，中國也將扮演它的角色。因此在未來的美中互動過程中，“保持警惕”（vigilance）將是一種長期性的要求。雖然和平共存能夠讓美國獲得維護自身利益的最佳機會，防止難以避免的緊張關係惡化到直接衝突的境地，不過這種和平共存並不意味着競爭的偃旗息鼓，也不意味着我們在重大問題上向中方做出讓步。相反，和平共存意味着我們要接受“把競爭看作一種需要管控的狀態而非需要解決的問題”（competition as a condition to be managed rather than a problem to be solved）這一觀點。

接受冷戰教訓、拒絕冷戰邏輯

由於美國在“戰略競爭”問題上並沒有給出清晰的表述，人們在面對當前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時往往會傾向於參考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大國競爭——冷戰，這是可以理解的。從直覺角度來説，人們把兩場競爭做這樣的類比並非沒有道理。與前蘇聯相似，中國也是一個大陸級別的競爭對手，施行一黨執政體制，而且極具雄心。中國向我們發出的挑戰具有全球性而且這一挑戰將長期存在。要應對中國的挑戰，我們需要展現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國家動員能力。

即便如此，把中國比作前蘇聯仍然是錯誤的。如今的中國是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對手，比起當年的蘇聯，中國在經濟上更加強大、外交上更加老練、意識形態上也更加靈活（more formidable economically,more sophisticated diplomatically,and more flexible ideologically）。此外，與前蘇聯不同的是，中國已經深深融入世界，中國經濟已經與美國經濟緊密交織在一起。冷戰的確是一場關乎美國生死存亡的鬥爭。美國當初之所以對蘇聯奉行遏制戰略是基於一種預判：蘇聯終有一天會不堪重負自行崩潰。正如提出對蘇遏制戰略的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1904-2005，美國外交家和歷史學家。結束職業外交生涯後，喬治·凱南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出版了17本著作，其中兩部獲得普利策獎——觀察者網注）所堅稱的：蘇聯的體制已經種下了“導致其自身衰敗的種子”。

我們在今天已經無法對中國做出此類預判。我們若以為中國最終會自行崩潰或將此作為目標來制定新的遏制戰略，那麼美國將誤入歧途。儘管中國面臨着人口、經濟和環境等方面的諸多挑戰，但中共面對新形勢已經表現出了非凡的與時俱進能力。中國也許會在國內問題上陷入嚴重困境，然而一項嚴謹的戰略不應建立在對競爭對手自行崩潰的期待之上。即便中國在某一天崩潰，那也是它未能解決國內問題所致，而非美國施壓的結果。

把中國與前蘇聯進行類比，誇大了中國為我們帶來的生存威脅，卻低估了中國與我們進行長期競爭的能力。雖然亞洲熱點地區有爆發衝突的風險，但這種風險並沒有高到冷戰時期歐洲那種程度，衝突升級為核戰的威脅也沒有冷戰時期歐洲那麼嚴峻。美中之間也不存在當年發生在柏林和古巴的那種核邊緣試探。此外，美中競爭既沒有把世界拖入代理人戰爭，也沒有讓各國根據意識形態分裂為兩個進行軍事對抗的陣營。

雖然爆發戰爭的風險較小，不過中國的確是一個非常難以對付的國家。在20世紀，美國的競爭對手（包括前蘇聯在內）的GDP無一達到美國的60%，而中國已於2014年跨過了這個關口。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如今已經是美國的125%。中國已經在若干經濟領域成為全球領軍者。與前蘇聯相比，中國經濟更多元、更成熟而且更具韌性。

此外，北京還更善於把自己的經濟實力轉化為戰略影響力。與前蘇聯封閉而虛弱的經濟不同，中國積極擁抱全球化，如今中國已經是超過全球三分之二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經濟活動、人員往來和技術聯繫定義了中國與美國甚至與全世界之間的關係，而這些元素在軍事色彩濃厚的美蘇關係中是缺乏的。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對我們的盟國和夥伴國家的繁榮發揮着重要作用——中國留學生已遍佈全球各所大學的校園，中國遊客已充斥全球各大城市的景點，中國工廠已成為全世界大量高科技產品的製造中心。在各國與中國進行如此密切交往的情況下，哪些國家與美國站在一起、哪些國家與中國站在一起已經難以確定。厄瓜多爾和埃塞俄比亞也許期待來自中國的投資或希望獲得中國的技術，然而這兩個國家不太可能將疏遠美國視為一個嚴肅的選項。

雖然中國是比前蘇聯更難對付的競爭對手，但中國同時也是美國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些全球性問題即便在美中聯手的情況下解決起來也非常困難，如果美中無法實現合作，問題獲得解決的可能性便不存在了。鑑於美中兩國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氣體排放國，氣候變化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此外，經濟危機、核擴散、流行性疾病等大量跨國問題也需要美中兩國展開合作才有望獲得解決。然而在冷戰時期，並不存在像今天這麼多的問題需要美蘇之間展開合作。

一些人提出了“新冷戰”的概念，這一概念意味着美國須對中國進行遏制；而另一些反對遏制戰略的人提出了“大交易”（grand bargain）的概念，他們認為美國應與時俱進並與中國達成交易。這裏所説的“交易”不僅意味着我們與中國之間會實現美蘇之間曾出現的那種關係緩和，它還有更進一步的含義：在達成“大交易”之後，美國將在亞洲向中國做出讓步，承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持這種態度的人認為讓步是必要的，因為美國國內問題重重而且美國已陷入相對衰落的狀態。他們認為“大交易”是一種務實的選擇，不過在我看來，“大交易”並不比遏制戰略更加可行。亞洲是當今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區，將這一地區的主導權讓給中國會對美國工人和商界造成長期損害。此外，這樣做還將傷害我們的盟友和價值觀，我們在亞洲主權獨立的夥伴將淪為交易籌碼。當我們與中國達成“大交易”之後，我們還可能做出根本的永久性讓步，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體系將走向終結，我們在西太平洋地區行動的權利也將被放棄。這一切對美國來説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大交易”也是無法真正落實的：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國家，當中國的實力進一步增強或想法發生改變時，它可能違反與美國所達成的“大交易”條款。

遏制戰略的支持者們傾向於把那些主張“管控競爭以實現美中和平共存”的人視為“大交易”概念的支持者，而“大交易”概念的支持者們則傾向於把那些主張“美中可持續競爭”的人視為遏制戰略的支持者。這意味着，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在遏制戰略和“大交易”兩種極端觀點之間其實還存在一條中間路線，這條路線並不是建立在中國向美國屈服（遏制戰略希望收穫的結果）或美中共治世界（“大交易”所主張的觀點）的基礎之上的。

與上述兩種極端觀點不同，中間路線的目標是：華盛頓在軍事、經濟、政治和全球治理四個領域實現與北京的和平共存，並致力於確保和平共存的規則框架有利於維護美方利益、確保美中兩國不會在和平共存狀態中感受到冷戰時期美蘇兩國曾感受到的那種威脅。華盛頓應該汲取冷戰教訓，不要誤以為美蘇冷戰邏輯在當今的美中關係中仍然有效。

打造可持續威懾能力

與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全球性的軍事對抗相比，華盛頓與北京之間僅在印太地區有發生衝突的風險，其中有四個熱點：南海、東海、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美中都不希望發生衝突，不過隨着雙方增加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隨着雙方在攻擊性軍事力量方面大筆投資以及兩軍近距離相遇事件的不斷髮生，該地區的局勢正日趨緊張。華盛頓擔心北京會把美軍的勢力從西太平洋地區驅逐出去，而北京則擔心華盛頓正在試圖包圍自己。考慮到美國海軍和空軍在南海行使航行自由權利時曾多次遭到中國軍隊的干擾，一些程度較低的摩擦升級為大規模軍事衝突的風險是存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前司令員吳勝利上將曾發出警告稱，任何此類事件都“可能引發戰爭”。

然而，美中兩軍在印太地區實現和平共存並非沒有可能。美國必須接受一個事實：考慮到中國軍事力量投射的範圍，美國已經無法恢復此前在該地區軍事上的絕對主導地位。美國應該集中力量實現以下目標：對中國形成威懾，使其不能壓縮美國在該地區的迴旋空間，使其不能用軍事手段脅迫美國盟友和夥伴國家。中國也必須接受一個事實：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將繼續維持自己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美國海軍將繼續在該地區的主要水道執行任務，美國將繼續在該地區維持自己的聯盟體系和夥伴關係。

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很可能對上述設想構成嚴重的挑戰。無論在台灣還是在南海，軍事挑釁或誤判很可能引發大規模衝突並造成毀滅性影響，華盛頓和北京的決策者們應對此予以更高的關注。在台灣問題上，考慮到其複雜的歷史背景，各方都默契地不單方面改變現狀也許是我們能想到的最好結果。台灣不僅是一個潛在的衝突點，它還可以被看作是美國和中國在兩國關係歷史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美中雙方以細膩而有彈性的手段在台灣問題上製造了一個模糊的空間，這座小島就在這一模糊空間裏實現了發展和民主化。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仍然存在很多問題，雙方在那些問題上難免互相警惕和不信任，但也需要進行密切的接觸、保持必要的剋制和耐心，而雙方在處理台灣問題時所展現的外交技巧能夠為那些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在南海問題上，若北京能意識到航行自由受到威脅會對其自身的經濟造成毀滅性影響，再輔以美國的威懾，那麼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勢頭便能夠得到控制。

為了實現美中和平共存的局面，華盛頓需要加強美中危機管理機制並增強自身對中國的威懾能力。作為冷戰對手，美國和前蘇聯曾為了避免偶發衝突升級為核戰爭採取了很多措施，雙方建立了軍事熱線、制定了兩軍行動守則並簽署了軍控協議。在潛在衝突點已經擴展到外太空和網絡空間的今天，美中之間卻缺乏類似的危機管理機制。

美蘇兩國1972年簽署的《防止海上事件協定》為避免兩國海軍發生誤判制定了詳細的行為準則，如今美中兩國在每一個軍事領域都有必要簽署那樣的一份正式而詳細的協定。為避免衝突（尤其是發生在南海地區的衝突），美中兩國還需要建立更多的溝通管道和溝通機制，以便讓其中一方能夠在相遇事件中快速知曉對方的動機。美中兩國在政治上的分歧不應再繼續綁架兩軍關係。雙方的高級將領應該進行更密切的實質性接觸，以便雙方建立個人關係並對對方的行動有更多瞭解。從歷史上來看，在危機溝通方面取得進展並非易事：中方也許擔心危機溝通機制的存在會讓美軍因不必擔心承擔後果而在行動時變得更加無所忌憚，不過隨着中國實力的增長和軍事改革的推進，中方的憂慮將有所緩解。

一項有效的對華戰略不僅要求美國降低爆發非故意衝突的風險，而且還要求美國對故意衝突的爆發形成威懾。華盛頓不應允許北京在領土爭端中通過對他國進行武力威脅來製造既成事實。然而，對風險進行管控並不需要美軍在該地區掌握主導地位。正如特朗普政府前防務官員柯伯吉（Elbridge Colby）所言：“即便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強大、令人懼怕的對手，在不佔據軍事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對其形成威懾仍然是可能的”。

若要美軍成為一支在印太地區有威懾力的軍隊，華盛頓應該調整在軍事裝備方面的開支，把資金從那些昂貴的、易受攻擊的作戰平台（如航母）轉移到更加便宜的不對稱戰力的打造上，用較低的成本來挫敗中國人的冒險主義。這意味着我們要向北京的一些做法學習。正如中國通過相對廉價的反艦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來應對美軍一樣，美國應該更重視遠程無人艦載機、無人潛航器、導彈潛艇以及高速攻擊武器的作用。所有上述武器都能夠保護美國及盟友的利益，這些武器在打擊中國人認為自己必勝的自信心的同時，還能夠降低發生誤判的風險和爆發衝突的風險。此外，美國還應該使自己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軍事存在更加多元化，在必要時用基於協議的軍事介入來取代永久性駐軍。這將讓部分美國軍事力量擺脱中國的精確打擊魔咒，讓他們能夠保存快速處理危機的能力。而且除了應對與中國之間的衝突之外，他們還可以遂行更大範圍的軍事任務，包括人道主義救援、救災和反海盜行動等。

構建對等的美中關係

與把資源集中於軍力建設的前蘇聯不同，中國把經濟視為國家競爭的主戰場。頗有前瞻性的中國政府已經在人工智能、機器人、先進製造技術和生物技術等新興技術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不過，中國在尋求獲得上述技術領域主導地位的過程中並不希望給予西方公司對等待遇。中國已經通過產業政策、保護主義等方式構築了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市場壁壘並利用了美國市場的開放性。

這種結構性失衡已經對美中經濟關係的穩定造成了侵蝕，即便兩國領導人能夠在近期達成貿易戰停戰協定，兩國經濟關係仍然面臨很高的破裂風險。若希望緩解日益緊張的局勢、保護美國工人和創新成果，我們就需要讓北京知道，只有北京願意在國內進行經濟改革，中國產品才能進入全球其他主要市場。而華盛頓自身也需要對構成美國經濟優勢的那些核心產業進行投資，與具有相似價值觀的夥伴國家構建聯合戰線並在避免傷害到自身的前提下捍衞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

在與中國競爭的過程中，對美國取勝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是我們在國內所採取的政策。用“斯普特尼克時刻”對當下的情況進行描述也許顯得過於誇張，不過政府的確需要為捍衞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和科技主導地位發揮作用。上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曾倡導修建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範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作為一位科學家也提出了諸多基礎科學研究倡議，然而如今面臨強大經濟競爭對手的美國卻已經不再進行雄心勃勃的公共投資。華盛頓必須在清潔能源、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和超級計算機等基礎科學領域大幅增加投資。與此同時，聯邦政府還應該在各級教育領域增加撥款並翻新基礎設施，我們的移民政策應有利於美國繼續鞏固自身的人口優勢和由此帶來的知識技能優勢。在對中國展現更加強硬立場的同時，美國不應減少對公共領域的投資。我們正面臨來自中國的競爭，一些人認為對公共領域的投資具有“社會主義”色彩，這是非常荒唐的。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和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是一對怪異的意識形態夥伴，他們的存在告訴我們：美國需要新的產業政策。

在穩固國內基礎的同時，華盛頓還應與具有相似價值觀的夥伴國家展開合作，共同為國有企業、本土創新政策以及數字貿易等WTO規則目前尚未觸及的領域制定標準。在理想的情況下，我們所制定的標準將通行於亞洲和歐洲。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美國應該在WTO體系內部向奉行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就標準制定發起一項倡議，這樣我們就可以填補上述標準空缺。美國這樣做的邏輯是非常清晰的：如果中國今後希望享有進入該經濟體系的平等權利，那麼中國就必須讓自己的經濟和監管框架符合我們所制定的標準。美國與各夥伴國家所構築的經濟體系將具有強大能量，中國將在其作用下不得不做出選擇：要麼對搭便車的行為進行自我約束並遵守各國所制定的貿易規則，要麼直接面對佔全球近半經濟總量的各國給出的不那麼優惠的貿易條件。北京當然有權利堅持“進行經濟改革將變更其經濟制度”的觀點，可是其他國家也有權利對北京採取相應措施。在一些情況下，華盛頓有必要在貿易和投資領域對中國採取對等措施，然而美國這樣做是有代價的，這也是我一直以來堅持以下觀點的原因：特朗普政府挑起與盟友的貿易摩擦卻沒有與盟友們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中國的做法是在浪費美國手中的牌。

中國公司在從美國的知識產權中獲利，中國製定了目標明確的產業政策，中國在推進軍地融合，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必須在中國面前確保自己的技術優勢。這就要求美國對兩國在科技領域的雙向投資和貿易活動加強控制，這種控制不應是全面的，而應是有選擇性的。美國應該對那些與國家安全和人權有關的技術加強控制，而與這兩者無關的貿易和投資活動不應受到影響。即便這種控制是有選擇性的，在實施前，美方也必須與產業界和其他國家的政府進行充分的溝通，否則全球技術生態將因知識和人才流動受阻而變得碎片化。如此一來，美國相對於中國的一項關鍵競爭優勢——開放——將被削弱。長期以來，美國開放的經濟體系能夠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才並能夠把全世界的科技創新為美國所用。此外，對技術領域的過度控制還將把其他國家推向中國的懷抱，考慮到中國已經是全球大多數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這一事實，美國更應該把握好施加控制的範圍。

從這一角度來看，特朗普政府針對參與各國5G網絡建設的中國華為公司展開的過於高調的單方面攻擊為我們提供了值得汲取的教訓。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夠事先與各盟友和夥伴國家協調立場並制定一些有創造性的政策（如提出多邊借貸倡議幫助各國為通信運營商購買華為設備的替代品提供補貼），那麼美國在説服各國購買其他通信設備製造商的產品時就會有更高勝算。如今華為已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禁止華為設備將導致歐洲5G服務的推出被推遲兩年，若特朗普政府能夠做到上面所提到的事情，那麼美國就可以對這兩年時間加以充分利用。若要對美中在科技領域的貿易和投資活動加強控制並取得成功，特朗普政府就必須仔細權衡、制定有前瞻性的計劃並在多邊框架內獲得支持，否則美國自身的創新能力將很可能受到傷害。

推進民主而不是反華

美中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競爭意味着兩國正陷入一場模式之爭（an emerging contest of models）。不過與冷戰時代美蘇兩國之間激烈的意識形態對抗不同，如今美中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界限卻是相對模糊的。無論華盛頓還是北京都無意像冷戰中的美蘇那樣在與對方接觸的過程中試圖改變對方。即便中國並不尋求輸出自己的模式，這個國家最終還是會成為一個比前蘇聯更難對付的意識形態對手。如果説國際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這個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的制度特徵的話，那麼中國崛起為超級大國必將給國際秩序籠罩上一層其自身的色彩。一些人也許會有疑問，西方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受到侵蝕是否會對美國自身的利益造成損害呢？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國家更有可能與接受美國的價值觀，更有可能追求良好的國家治理，更有可能善待自己的人民，也更有可能尊重其他開放的社會，所有這一切都會讓他們更透明、更值得信賴，他們會成為美國更好的經濟合作伙伴和安全合作伙伴。

為了在與中國實現和平共存的過程中建立有利於美方的規則框架，華盛頓不應僅僅關注自己在美中競爭中得分多少，而是更應關注上面提到的價值觀本身。隨着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增長，美國應避免冷戰時期的慣常做法（即根據一個國家與蘇聯的關係來制定對該國的政策）。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諸如在拉美地區推行門羅主義或者在非洲發表針對中國的言論）正是反映了美國的上述冷戰舊習。美國應根據每個國家的不同情況與其打交道，這將更有利於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美國不應根據一個國家對中國倡議的反應來制定對該國的政策，這將給各國留下一個印象：華盛頓僅僅把他們視為自己與北京競爭時使用的戰場。

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很顯然這是美國實踐上述原則的好機會。美國不應在每一個港口項目、每一個橋樑項目或每一個鐵路項目上與中國博弈，美國及其夥伴國家應該向各國闡明：只有高品質、高標準的投資才能更好地促進各國的發展。我們不應只因某項投資對中國不利就對其提供支持，我們之所以對一項投資提供支持應該是因為它有利於維護自由、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樣做更具長遠眼光。從這一角度來看，良好的國家治理（尤其是政府問責機制和施政透明度）、公民社會、獨立媒體以及信息的自由傳播是我們應該着重堅持的價值觀，這是對民主制度最好的維護。這將降低民主倒退的風險、改善發展中國家民眾的生活並削弱中國的影響力。美國及其盟國和夥伴國家應為此建立一個多邊的基金，世界各國將因此獲得中國倡議之外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不過，我們還需要從更根本的層面做出改變：美國應該對良好的國家治理和投資人力資本有更堅定的信心，堅信這一路徑從長遠來看會比中國方案更有利於各國的發展。

新技術已經在人類倫理方面向我們提出了嚴峻課題。我們應堅持原則而不是僅在意一時的得分多少，這對美國在新技術領域制定規則至關重要。從人工智能到生物技術，從自主武器到人類基因編輯，在為上述新技術領域制定行為規則時，我們將在未來幾年裏面臨激烈的鬥爭，而且在取勝後我們還需要對不遵守規則的參與方施加壓力以進行規管。華盛頓不應再浪費時間，我們必須儘快啓動規則的制定工作。

競爭與合作

人們一般認為，隨着美中關係中競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合作的空間即便不消失也將受到嚴重擠壓。然而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國即便作為宿敵也曾在太空探索、傳染性疾病防治、環境保護等很多領域裏展開合作。鑑於當今人類所面臨的嚴峻挑戰，與冷戰時代相比，如今華盛頓和北京更加迫切地需要合作。兩國領導人應該將諸多跨國性問題納入合作框架，這不是其中一方讓步與否的問題，合作是雙方的共同需要。

若要在合作與競爭中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華盛頓必須為何者為主、何者為輔作出安排。展望未來，華盛頓應避免在解決諸多跨國性問題時過於主動地向中方尋求合作。美方態度過於主動將給予中方討價還價的籌碼，事實上這反而會給雙方的合作範圍造成限制。雖然聽起來有些與直覺不符，競爭卻是實現與北京合作的必要之舉。許多信奉零和戰略思維的中國人一直很重視研究美國的實力和決心（U.S.power and resolve），而中國一直以來也很關注如何對這兩者施加影響。鑑於這個問題的敏感性，華盛頓應該在北京面前展現自己堅定的立場，甚至讓北京付出一定代價。這樣做非常重要，甚至與以懇切的態度尋求與北京展開合作同樣重要。因此，最佳的戰略是以競爭為主導，輔之以合作意願。美國不應為了爭取中國在一些全球性問題上的協作而在國家利益上作出讓步。

超越美中雙邊關係的更大視野

美國決策者可以從冷戰中汲取許多經驗教訓，應該被牢記的一點是：美國在與中國競爭時的一項最大優勢並非限於美中雙邊範疇，而是超越了這個範疇。美國與盟友和夥伴國家所形成的合力能夠在所有領域對中國的行為施加影響，這意味着華盛頓必須深化與盟友和夥伴國家之間的關係並把所有這些關係編織在一起。雖然涉及美中競爭的許多討論都落入雙邊範疇，然而美國最終還是需要將對華戰略融入到自己在亞洲及全世界打造的綿密的關係網絡和機制網絡中。

特朗普政府最好能記住這一點。特朗普並未充分利用美國的上述長期優勢，他反而通過軍事基地經費分擔比例、關税等問題讓很多傳統盟友越來越疏遠美國，更加惡劣的是，他還放棄或削弱了許多美國參與其中的國際機制和國際協議。從聯合國到世界銀行再到世界貿易組織，許多國際機構都是美國參與設計並主導的，這些國際機構在航行自由、軍事透明、爭端解決、貿易政策等領域制定了廣為世界各國所接受的原則。從上述機構中抽身離開也許能讓美國獲得短期的迴旋空間和政策靈活性，但代價是美國的長期影響力將遭到削弱，而北京也將藉機在上述機構中重塑各種原則和規範並擴張自己的影響力。

美國應該回到那個把盟友視為需要投資的資產而非帶來成本的累贅的時代。對於無力打造屬於自己的聯盟體系的北京來説，它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國把這項長期優勢揮霍殆盡。在清晰的戰略思維作用下實現與中國的和平共存是一項有挑戰性的任務，然而若沒有朋友的幫助，它將是無法完成的。如果美國希望強化自己的威懾力、構建更加公平對等的貿易關係、維護普世價值、克服諸多全球性挑戰，那麼美國就不能單打獨鬥。雖然反覆闡述這一點有些囉嗦，但在本文結尾處我必須再次強調：美國在制定任何一項戰略時，若想產生良好效果，就必須把聯盟體系視為一切的出發點。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9年9-10月號美國《外交事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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