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答CNN：儘管我們很友善，但美國人民拒絕讓我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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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華為心聲社區發佈任正非11月26日接受CNN採訪紀要。
採訪中，CNN記者Kristie Lu Stout提問：如果特朗普總統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把它變成法律，那它就會影響中美貿易戰，繼而影響華為的未來，對嗎？
任正非：不會，因為我們已經不做美國市場，怎麼會有影響呢？我們也不打算去為美國人民服務，因為美國人民不需要我們了。
Kristie Lu Stout：那華為是不是已經完全放棄美國市場了？
任正非：現在也不能説完全放棄美國市場，我們也要爭取美國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但是美國人民拒絕讓我們服務，比如AT&T、Verizon等運營商不採購我們的產品，儘管我們有很友善的心，那也只能不給美國人民提供服務。美國是一個自由社會，應本着開放的精神容納世界各種力量，但是美國正在背棄這種精神，那它將來是不是還能領導世界呢？
以下為文章全文：
1、Kristie Lu Stout，CNN駐香港主播、記者：任先生，感謝您邀請我們到訪深圳華為總部。我非常期待今天和您的對話。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最近剛剛推出了全球最大規模的5G網絡，華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消費者對此的反應卻有點不温不火，您覺得要做些什麼才能改變這一局面？
任正非：第一，網絡才剛剛建設，還不夠完善，消費者還不能完全感受到5G給他們帶來的體驗。預計明年中國市場銷售的5G手機將達到2億台，估計大家的感受就會很充分了，特別是1000多元人民幣的5G手機做出來的時候，個人消費會有一些體驗。
第二，5G是對工業自動化、對人工智能的促進，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人工智能剛剛才興起，它需要低時延、大帶寬、大流量。它深度學習，建立模型，這些都需要一個成長過程，所以不會很快就熱銷。
任正非 圖自心聲社區
2、Kristie Lu Stout：雖然華為面臨來自美國的很大壓力，但是業務仍然保持增長。華為在中國市場的智能手機銷量也在不斷提升，在中國市場以外也在贏得新客户，包括國際運營商客户。這些是不是能證明美國的打壓並不能打敗華為？
任正非：因為華為公司從開創至今，經營觀念是堅決擁抱全球化，通過全球化產業鏈的合作，服務全球社會，這是我們的初衷。但是我們早就覺察到，我們和美國之間也存在着各種不確定的矛盾，所以我們自己也要有一些準備，當美國不賣給我們東西的時候，我們還不至於死掉，還能夠自立。從現在來看，我們生存下來，在短時間不會有問題了。但是我很擔心的是，3-5年以後我們是否還能持續領先世界，這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已經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了。
3、Kristie Lu Stout：華為能否保持在智能手機市場的領導地位？現在華為的智能手機銷量雖然還在增長，但是增長僅限於中國市場。禁止華為使用谷歌應用確實對華為海外的智能手機銷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果華為只能在中國銷售智能手機，您會樂意看到這樣的結果嗎？
任正非：我認為，不會是這樣一個結果。如果美國明確谷歌GMS生態系統不給我們使用，那我們自己的系統也是會投入使用的。我們相信自己有這個能力，在2-3年內完成世界生態系統的整合。
Kristie Lu Stout：所以即使沒有谷歌以及正在等待美國政府批准與華為做生意的其他公司，您也有信心未來華為智能手機的業務佈局將會是全球化的？
任正非：我們在供應鏈上堅定不移地擁抱全球化，歡迎美國公司加大對我們的供給，然後我們大量使用它們的零部件，形成共贏。當美國公司不能給我們供應的時候，我們是有替代方案的，如果替代方案出來以後，已經比較成熟和穩定，那再切換回去的可能性就比較小了。因此，這個時期對大家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希望美國政府要考慮一下美國公司的利益。華為公司的態度就是堅定不移地擁抱全球化，不會孤立地走自主創新、自力更生這種封閉道路。但是，也不能説我們各方面不去努力，萬一出現美國公司就是不供應零部件的情況，那我們也要生存。
4、Kristie Lu Stout：微軟剛剛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能夠繼續向華為供貨。您覺得谷歌也能獲得許可嗎？
任正非：微軟拿到許可，有利於微軟體系繼續在世界迅猛發展。因為我們PC、服務器等這些體系的生產量還是非常大的，所以會支持使用英特爾、微軟系統，加大這方面的發展。
我們自己也做了鯤鵬芯片、泰山服務器，其實我們並不是一心一意要走向全社會的，我們是為了防備萬一得不到供應的時候，我們自己的體系是穩定的。如果我們有充分的供應安全保障，作為備份的第二系統其實是不需要的，就因為沒有安全保障，我們才做了備份系統。大家要知道，世界上能作出CPU是極其艱難的事情，我們要耗費極大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才能實現替代和備份。這對於我們一個很窮的公司來説，要做這麼大的備胎，那要付出多大代價？有些事不得不做，也不是心甘情願地做。
所以，我們歡迎微軟、英特爾這種開放的態度。本來全世界就是它們佔領了最大的市場份額，如果它們突然説不要這部分世界了，要讓一些給別的技術體系，我感謝不過來，對不起他們。
Kristie Lu Stout：假設谷歌不能夠拿到向華為繼續供貨的許可，華為有沒有備份計劃？
任正非：有，而且規模很大。
Kristie Lu Stout：有沒有收到確切消息説谷歌的申請已經被美國政府給拒絕了呢？
任正非：沒有。
Kristie Lu Stout：華為現在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廠商，在沒有谷歌的情況下，華為有沒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
任正非：我想，應該説不會有問題，但需要時間。
Kristie Lu Stout：需要時間？但是如果沒有谷歌的話，怎麼能突破海外市場呢？
任正非：我講的“時間”就是指海外市場。因為明年、後年我們就能重返海外市場，我們完全有這個能力和決心。
5、Kristie Lu Stout：我們現在來聊聊5G。美國一直在給其盟友施壓，包括最近向加拿大、英國和德國施壓，讓他們不要在5G上與華為合作。我剛才提到的那幾個國家對於和華為在5G上的合作是持開放態度嗎？
任正非：是的，它們是開放的。世界各國主要是在比較到底誰的5G更好，運營商是知道的，它們的政府官員也知道，只是少數政治家從政治角度出發，有他們的想法。但是，還是有人從現實主義考慮的。
Kristie Lu Stout：現在已經有一些國家拒絕了華為的5G技術，比如説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但與此同時，還有一部分國家是華為5G的堅定支持者。所以在5G上，似乎出現了這樣一種分裂的跡象。您覺得現在中美之間的5G技術戰，有沒有可能造成5G的進一步分裂，從而使得5G的真正價值無法實現？
任正非：世界很大，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供應商的局面，多個供應商對社會進行供應，是正常的。但是5G的標準只有一個，如果有人想另立標準，它和別的標準不能連通，怎麼辦？因此，即使有些國家不用我們的設備，但它還是會用其他製造商的設備，最終都要連起來，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不是隻由華為來促進人類社會，5G是世界的、是大家的、是共有的，大家共同來促進世界的發展。
6、Kristie Lu Stout：隨着技術變得越來越複雜，信任有多重要？
任正非：由於技術變得越來越複雜，技術能力比信任更重要。因為只有信任、沒有能力，做不出產品來是沒有價值的。把產品做出來了，你不信任，但總有人信任，他們用了以後，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促進，這就給不用的國家一個提醒“你不用，就會落後的”。比如，英國人剛發明出火車的時候，社會對火車的評價也有負面的。中國第一次使用火車，認為火車很恐怖。慈禧太后坐火車時不坐火車車廂，她要坐火車頭前面放的那把椅子，她説“不能有誰超越皇帝”。但是火車給社會帶來巨大進步，原來阻撓火車發展的國家最終也是火車遍地。
所以，任何東西有先進性，它一定要造福一個地區的人類。當被造福的時候，人們就會感受到這個新技術對他們是有好處的，而不會去排斥新技術。紡織機械最初是英國發明的，當時工人們也把紡織機械當成恐怖的威脅，用鐵錘把它砸掉。但是至今，全世界最好的衣服面料還是英國產的，説明先進技術對一個國家的促進就給周邊國家做了榜樣。我想，這種榜樣的力量將來是無窮的，人們會去比較、鑑別。
Kristie Lu Stout：近期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出台了一個針對華為的規定，本質上是説我不信任華為，所以農村的電信運營商不能使用聯邦政府的基金或者補貼來購買華為設備建網。我們也知道，華為計劃對抗這一決策。為什麼您認為這麼做很重要？你們打算怎麼對抗？
任正非：華為公司是商業公司，目的就是為全球人類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務，我們不是以政治目的為中心的。本着這個原則，在非洲、在高山、在熱帶雨林……很多艱苦地區，我們都去提供服務。
當然，我們也願意給美國人民提供服務。當年我們希望給美國大運營商提供服務，但是給大運營商提供不了服務，就給一些小運營商提供服務，以體現我們的價值。因此，美國政府這個決定是違反了政府要為人民服務的政策的，那是由它和它的人民去溝通解決的問題，我們只是一個供應商，不介入解決問題的衝突。但是美國政府這樣做是違反憲法的，因為美國憲法表示就是要為老百姓服務。
Kristie Lu Stout：所以您的觀點是美國政府正將政治和貿易戰置於消除數字鴻溝之上，對嗎？
任正非：我認為，政治和經濟本身是可以分開的，不要混淆在一起。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國家，需要把最好的商品賣到全世界。如果你的商品不賣到全世界，全世界就有其他人會作出替代商品，那美國就丟失了這部分市場。所以，美國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心，這個世界還沒人能超過你，至少短短時間裏不能超過你。當然這個“短時間”可能是幾十年，也可能是近百年。
美國在創新機制和創新動力上是非常強勁的，各種司法制度上也比較領先，這麼多優秀人才爭先恐後地湧入美國，目前全世界其他國家還比不上。你看，很多優秀人才都想到美國定居，這樣我們獲得的就不可能是一流人才，可能是二流人才或三流人才，但是我們在這種人才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幾個人、幾十個人拼在一起，就相當於一個優秀人才，所以我們的人數就比美國公司多很多，但是我們做出的成績並沒有比美國公司大多少。這樣來説，美國在科技上應該會繼續領導全世界，而且全球化對美國是有好處的。但是美國政府現在慢慢要脱離全球化，那就會把一片片市場讓給別人，“小草”和“春筍”就會旺起來，這些國家將來也會替代美國的。
7、Kristie Lu Stout：中美科技戰的核心在於信任的缺失。美國政府不信任華為，認為華為設備為中國政府提供了後門，他們現在還是這樣認為的。華為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消除疑慮，重建信任？
任正非：第一，美國這個題目應該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幾十年來華為沒有發生過類似事件。我認為，我們也無法説服美國，但是它的盟友國家是可以説服的，因為它們已經用華為公司的設備一、二十年，對華為是什麼樣的公司瞭解得比較透徹，這些運營商就會説服自己國家政府對華為公司放行，給華為放開空間。
第二，華為的設備很先進，耗能指標、帶寬指標，特別是體積、重量上的指標，是世界上其他公司還很難達到的。比如我們的5G設備安裝，手提着就可以上基站，不需要鐵塔、工程吊車……這些東西，建造成本可以降得很低，這是很了不起的。歐洲有很多舊房子，不可能在上面建大鐵塔，基站只能裝在房頂上，如果太重了，房子承受不了。我們的設備很適合歐洲，有這麼好的功能，重量又這麼輕，這些國家就必然會選它。因此，我認為客户的選擇會戰勝美國政府的聲音，儘管美國聲音很大，但是客户還是會有自己的決心。
8、Kristie Lu Stout：在這個問題中，有對華為的信任問題，還有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問題。如果中國政府要求華為移交數據，華為就必須移交數據，對嗎？
任正非：第一，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發出過這樣的聲音。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表態“中國企業絕對不允許裝後門”，李克強總理在今年3月份全國人大答記者問上也説過“不允許中國企業裝後門、竊取信息”，這是官方對法律的釋法。第三，華為公司是拿不到數據的。華為公司是賣的裸設備給運營商，運營商在運行設備的時候才有數據，但運營商是在主權國家管理下運行的，要服從這個主權國家的法律，不能違反主權國家的法律。我們拿不到數據，也不需要這些數據，從這點而言，美國這個説法靠不住。就像汽車一樣，汽車也可以用來做壞事，運輸什麼東西是卡車司機説了算，不能怪汽車生產廠家。一樣的道理，我們實際上就是一個造“卡車”的公司。
9、Kristie Lu Stout：2018年12月1日，應美國的要求，您的女兒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到現在已經軟禁了差不多一年時間。這件事情對您的個人打擊大嗎？特別是作為一個父親，對您有着怎樣的影響？
任正非：作為一個父親，當然我會關懷自己的兒女，也會心疼自己的兒女。但是兒女經歷風雨、受受磨難，對她本人一生的成長是有好處的。在中美貿易戰中，她成為了兩個大“球”碰撞下的一隻“小螞蟻”。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她應該感到自豪，世界上兩個國家打架，拿她作為了一個籌碼。
第二，因為孟晚舟沒有犯過罪，美國的指控不是真實的，法律遲早會有公正的結論，所以她的心態還是比較平衡的。現在她的母親和她的丈夫輪流到加拿大去陪她，舒緩她的心情；她平時也在學習、看書、畫畫……來調整自己的心情，她有耐心等到加拿大法律公平、公正和透明地解決問題。
Kristie Lu Stout：您有信心她不會被引渡到美國？
任正非：我相信不會有問題。而且我們在美國打官司，我們有信心把紐約東區的官司打贏，證明我們公司有能力和美國政府進行法律較量，美國政府以後也不能隨意欺負我們。
Kristie Lu Stout：您上一次跟您女兒孟晚舟通話是什麼時候？
任正非：三、四天前。
Kristie Lu Stout：你們通常多長時間交流一次？
任正非：沒有準確時間，有時候轉給她一些網上好笑的故事，隨便打個電話問候幾句。
Kristie Lu Stout：在孟晚舟被軟禁在加拿大的這段時間，你們父女之間的關係有沒有變得更親近一些？
任正非：是的，更親近了。以前孟晚舟一年也不給我打一次電話或者發一個短信，當然那時我們知道兒女在努力奮鬥就高興了。現在大家的關係變得比較親近了。
Kristie Lu Stout：您覺得在加拿大被軟禁的經歷會讓她變得更強大嗎？她現在經受的考驗會提升她的領導力，讓她在回到深圳後能更好地為華為工作嗎？
任正非：首先，這些磨難會對一個人的意志有很大影響，會讓她更加成熟。但是，她回到華為公司以後，也不會受到特別重用，因為她只是首席財務官，只做財務工作。我們公司的領導人必須要具有技術背景，沒有技術背景就沒有戰略洞察力，沒有戰略洞察能力的人領導公司，會使公司逐漸喪失清晰的方向，從而逐漸喪失競爭力。因此，她回來也僅僅是做原來的工作。
Kristie Lu Stout：在軟禁期間，她是否還在以某種身份為華為工作？如果是的話，她正在負責什麼樣的項目？
任正非：她現在的工作都是網上處理，已經沒有做日常管理了。我們已經安排梁華做代理CFO，已承擔起工作了。梁華以前就是CFO，孟晚舟是接他的班做了CFO，後來，梁華轉任董事長。孟晚舟出現危難的時候，梁華轉回來兼代理CFO，承擔CFO的領導責任，孟晚舟有時候也會通過網絡發表意見。目前情況大概如此。
10、Kristie Lu Stout：您是否試着親自去加拿大看看孟晚舟？
任正非：那要看特朗普批不批准。如果特朗普邀請我去加拿大，那我是會去的。
Kristie Lu Stout：特朗普總統之前曾表態説，如果有助於解決中美貿易戰，他有可能會介入孟晚舟一事。華為現在仍然歡迎這樣的姿態嗎？
任正非：如果特朗普能介入孟晚舟問題的解決，説明孟晚舟的問題不是犯罪問題，是一個可以交易的問題。交易的條件是中國政府必須在貿易上給美國作出大讓步，然後把孟晚舟作為有條件的交換。
我認為，中國總體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現在還有幾千萬人沒有脱貧，按聯合國的脱貧線標準是每天1.9美元的生活費用，而中國貧困線標準是1.2美元，如果按聯合國標準，我們貧困人口的數量比現在國家公佈的幾千萬人還要多。明年我們國家努力要使這幾千萬窮困的人口能擺脱貧困，如果我們要對美國讓出更大貿易條件，那就是拿窮人的錢去換取孟晚舟的自由，我們不會考慮這樣做的。可能你們沒有到過中國的西部，西部有些人還是很貧困的，我可以找一些現在貧困孩子的圖片給你們看。如果拿貧困人口的錢去交換我們的自由，我們從良心上過不去。
我們有信心，我們沒有犯罪，相信加拿大的法律可以讓我們打贏官司，當然我們也相信美國的法律，我們在美國紐約東區法院也要打贏官司。
11、Kristie Lu Stout：在您女兒被扣押兩天後，兩名加拿大人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在中國被扣押。但是他們的境遇和孟晚舟不一樣，他們不能打電話、不能見自己的家人，也沒有行動自由。您有沒有想過他們的待遇？您覺得他們受到了公正的對待嗎？
任正非：我至今都不知道中國扣留的兩個加拿大人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因為這與我們沒有關係。我們關心的只是孟晚舟軟禁受到寬容的對待，我們認為孟晚舟應該是被釋放的。如果美國認為華為有公司的官司，我們可以在紐約東區法院打官司；孟晚舟個人就是個人的問題，孟晚舟不是華為，華為也不需要孟晚舟來承擔公司的責任，我們有信心在美國紐約東區法院展開法律應訴，所以這是兩回事。對於中加兩個國家之間有什麼行為，我們不知曉，因為我們不代表國家。
Kristie Lu Stout：作為一名父親，您現在還是能和孟晚舟進行交流。而且您説過，在她被軟禁的這段時間，你們父女之間的關係實際上變得更親近了。那您覺得對於被中國扣留的兩名加拿大人Michael Spavor和Michael Kovrig來説，他們的父親是不是也應該獲得同樣的待遇？
任正非：因為我們不瞭解這兩個人的情況，也不知道執法情況，無法對這件事發表任何看法。
任正非 圖自心聲社區
12、Kristie Lu Stout：我們接下來聊一聊您的領導風格。您是華為的創始人，也曾是解放軍軍官。在對華為員工的講話中，您經常使用軍事語言。您是否有時感覺您就是一位將軍，在領着華為打一場保衞未來的戰爭？
任正非：首先，我不是將軍，從來也沒有人給我授過軍銜。當年我在中國軍隊只是一個下級軍官，當然有可能比小布什在軍隊的位置高一點，因為他是中尉，是連級幹部，我是營團級幹部，但在中國真真實實是一個下級軍官。
第二，作為一個企業，需要有組織、有紀律，不能是一盤散沙，這點我們是向美國西點軍校學習的。西點軍校的老校長我見過，我對他説：“我年輕時候對美國西點軍校就非常崇拜，崇拜西點軍校的管理方法、教育方法，崇拜西點人的努力奮鬥”。我們在公司早期建設中大量引用西點精神和方法，特別是末位淘汰，但是以前末位淘汰的打擊面太大了，把普通員工也納入末位淘汰系統，過分殘酷了。現在才明白，我們需要淘汰的是管理者，而不是普通“士兵”，通過對管理者的淘汰，把壓力傳遞到他的管理工作上去，我們就進步了。
面向未來，我們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還不能假定就是現在這個外部環境，如果美國再改變外部條件，我們該怎麼辦呢？一定要有應對方案，就要有組織的行為。當然，有時候一些名詞不好表述，就借用了一些軍隊上的詞，其實只是名詞而已，並不是真正的軍事組織。
13、Kristie Lu Stout：您的這種領導力風格很適合華為。對於香港領導者，您有哪些領導力方面的建議，幫助他們結束目前的動亂和抗議活動？
任正非：因為香港和大陸是“一國兩制”，他們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大陸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兩種制度是不一樣的。第一，香港的問題還是要香港自己去解決，我們的任何建議都沒有意義。第二，香港問題與我們關係不密切，我們現在關心的是如何補好自己的“洞”，而不是香港問題。因為我們不是政治家，所以我們不怎麼關心香港問題，只是現在不怎麼去香港購物了。
Kristie Lu Stout：上週末，香港的親民主黨派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您怎麼看這個事情？中國怎麼看這個事情？這會讓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摩擦加劇嗎？
任正非：“一國兩制”法律框架下允許的行為是合法有效的。香港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能走向繁榮，在繁榮的狀況下，所有市民能分享這個繁榮，是所有領導者最重要的使命，而不是一個政治名詞，來説明它民主、不民主……。香港如何製造繁榮，是香港今天的領導人和未來的領導人最主要思考的問題。人民羣眾都富裕了，不就是我們的願望嗎？
Kristie Lu Stout：您對香港的抗議人士以及他們所要爭取的目標抱有同情態度嗎？
任正非：沒有任何同情，因為不瞭解。我堅決反對暴力行為，這種暴力行為是不正確的。人們可以自由表述思想，但是用暴力這種行為是不可取的，美國也是不允許（暴力）的。
Kristie Lu Stout：對於那些以和平方式抗議的人們以及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您是否抱有同情態度？
任正非：不存在同不同情，因為我沒有研究過他們的訴求，我不理解他們在做什麼，他們要求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説“一國兩制”下這種和平方式是制度允許的，不存在我對他們是否理解。但是不能作出極端行為破壞環境，這是不可取的。
Kristie Lu Stout：現在美國有一些立法者正在為香港而戰，他們直接捲入到香港問題中，導致中美貿易戰、技術戰以及華為在美國的未來發展面臨更復雜的局面。對此，您有何想法？
任正非：我注意到盧比奧先生最近的言論。我們外交部抗議美國干涉香港內政，盧比奧先生説美國立法干涉香港是“美國內政”，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笑話。
14、Kristie Lu Stout：華為是要重建在美國的各種夥伴關係和業務。那現在香港以及香港的一系列抗議活動是不是讓華為在美國的重建工作變得更難了？
任正非：香港與華為重建業務沒有任何關係。香港是一個商業性的貿易中心，不是科技中心，不可能給我們提供任何產品、零部件供應，所以香港不會影響我們在國際上的任何合作。
Kristie Lu Stout：但如果特朗普總統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把它變成法律，那它就會影響中美貿易戰，繼而影響華為的未來，對嗎？
任正非：不會，因為我們已經不做美國市場，怎麼會有影響呢？我們也不打算去為美國人民服務，因為美國人民不需要我們了。
Kristie Lu Stout：那華為是不是已經完全放棄美國市場了？
任正非：現在也不能説完全放棄美國市場，我們也要爭取美國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但是美國人民拒絕讓我們服務，比如AT&T、Verizon等運營商不採購我們的產品，儘管我們有很友善的心，那也只能不給美國人民提供服務。美國是一個自由社會，應本着開放的精神容納世界各種力量，但是美國正在背棄這種精神，那它將來是不是還能領導世界呢？
15、Kristie Lu Stout：任先生，您在華為服務已經超過30年，把華為打造成了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提供商以及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製造商。現在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是不是讓您沒法退休了？這麼多年您一定也很累了吧？
任正非：美國的貿易戰和科技戰與華為本身沒有太大關係。至於我退不退休，我也希望在合適時間裏能夠解決公司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這些問題走上一定軌道以後，我會逐漸減少我的工作量。其實目前我在公司基本很少工作了，主要是常務董事會和輪值董事長們在主持日常工作。有時候他們來問我一下“你覺得這個事情怎麼樣”，他們不問我，我也不知道。我在公司的作用已經在淡化，再淡化淡化，就沒有了。所以，我也不擔心我怎麼退出、退出的方法是什麼。短時間內我可能還沒有這個計劃，有計劃時我會告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