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波：完全的市場化解決不了當前中國面臨的經濟困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彭波】

一、中國當前面臨暫時的困難

近幾年來，中國在發展中遇到了一些新問題，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滑。

困難是有的，而且不小，但是説實話，並不比改革開放40年甚至建國70年中的任何時候更多或者更加嚴重。新中國70年，哪年問題不嚴重？而且，中國當前所面臨的這些問題和困難雖然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內部發展中的問題，但國際大環境的整體惡化才是更重要的原因。要論打板子，首先也不應該打在中國身上。

雖然如此，困難面前，很多人已經開始喪失信心，自我否定的意識和言論開始抬頭。當然，這也是正常的。在面臨困難和選擇的時候，容易產生反思甚至自我懷疑，這是難免的，只是這種自我懷疑和否定不應超過一個理性的範圍，畢竟錯誤的總結只會帶來錯誤的結果。

二、中國要實行完全的市場化嗎？

當前，中國經濟學家中產生了一個説法，為徹底擺脱中國當前經濟及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只能實行完全的市場化。這種觀點目前受到很多人的贊同，迷惑性也特別大。

但是筆者個人認為這個結論是完全錯誤的，是根本不瞭解國內，也不瞭解國際，既不解當下，也不瞭解歷史，更不瞭解未來的一種機械的判斷。

首先，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完全的市場化；其次，完全的市場化也解決不了當前面臨的大危機，甚至可能會加劇危機。最後，如果中國實現完全的市場化，只會成為西方大國轉移矛盾的對象，被西方大國“薅羊毛”。

因此，得出中國必須“實行完全的市場化”這個結論的人，按一經濟學教授的説法，不是沒有頭腦，就是沒有良心。

三、“完全的市場化”解決不了當前國際國內存在的問題

(一) 不存在什麼完全的市場化

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麼完全的市場化。如果有人説有，請告訴大家究竟在哪裏？當前的西方發達國家號稱是市場化經濟，但是每個國家的具體做法都不同，究竟哪個才是完全的市場化？是美國、日本？還是歐洲？可以明確的一點是：這些國家都沒有“完全的市場化”。在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教育、醫療、住房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甚至還沒有中國的市場化程度高。

而且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制度體系也不是一直不變的。比如美國，自建國以來，經濟體系不斷變化，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也多次調整。有時候干預得多些，有時候干預得少些，究竟什麼時候才算是完全的市場化？而且，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美國內部體制幾經調整，總體上的趨勢是政府的干預越來越多，國家財政佔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

自建國以來，美國政府多次干預市場。圖為美國白宮（資料圖/視覺中國）

數據表明，二戰以來，整個西方國家的政府規模都是越來越大，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越來越多。就以當前各主要國家的國家公務員與其總人口的比例，即“官民比”為例來比較，美國是1:12；法國1:12；日本1:28；英國1:125。中國有兩種情況：狹義公務員的“官民比”為1:256，而廣義公務員的“官民比”為1:122。如果與美國相比，2017年，美國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為19.72%；2016年，中國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為15.76%。由此可見，美國政府的相對規模比中國大得多。

在對市場的干預方面，美國是全球濫用補貼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補貼力度大、補貼手段多，而且常常毫無顧忌。2000年至2018年間，美國聯邦政府以撥款、税收抵免等方式，平均每年至少向企業補貼1000億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獲得三分之二的補貼額。地方政府也給予了企業大量補貼，這一點在福耀玻璃與富士康近幾年投資美國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2004年10月，歐盟向WTO提起訴訟，指責美國政府對波音飛機提供非法補貼。經過十五年的調查審議，WTO上訴機構於2019年3月做出終裁，認定美國以税收減免形式向波音公司提供補貼非法。

2019年6月27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發佈專家組報告，裁定美國華盛頓州等八個州向可再生能源產業提供了非法補貼。這些州通過財政、税收等政策對符合“當地成分”條件的可再生能源產業提供補貼，導致進口產品相較美國本地產品受到歧視性待遇，這種做法違背了WTO《1994年關貿總協定》中的“國民待遇”原則。

因此，所謂中國應該學習的“完全的市場化”究竟在哪裏？

（二）完全的市場解決不了當前的危機

而且，所謂的完全的市場也解決不了當前全球面臨的大危機，甚至可能會加劇這次大危機。

其實，所謂“完全市場化、徹底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正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但是實踐證明，“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它既不能預測危機，也無法解決危機。在經濟形勢比較好的時候，它或許可以錦上添花；但是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它卻無法雪中送炭。

在階級關係之間，它嚴重地損害了中下層的利益而讓社會的頂層更加富裕。在國家利益之間，它讓富國更富，窮國更窮，甚至把富國的矛盾轉嫁給窮國，乃至通過在窮國製造危機以給富國輸送利益。

新自由主義自推行以來，在實踐中帶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當下西方的各種主要弊端都跟它有關，因為它不但損害他國，也損害西方自己，所以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已慢慢被識破，在西方國家內部正逐漸失去影響。而在中國，因為還沒有完全地實踐過新自由主義，所以很多人對它還充滿了玫瑰色的幻想。

當然，也有一些人別有用心，他們希望藉助所謂的“完全的市場化”來侵吞國家資產，謀取更多的財富。但是説實話，假如如當前的西方國家那樣，因為“完全的自由化”損害了整個國家的利益，社會不再穩定，那麼這些人就如沉船上的老鼠，財富再多，又能逃到哪裏去呢？

（三）完全的市場化會讓中國在危機面前更加被動

更重要的是，所謂的完全的市場化會導致中國在大危機面前更加被動，為人所困。

20世紀世界經濟大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各國政府一開始都堅持市場經濟的原則，堅持政府不干預市場的政策，結果是世界各國遲遲走不出危機，社會災難日益深重，最後不得不通過積極的國家干預，加上二戰的影響才擺脱了危機。

上世紀6、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效率不斷下降（在蘇聯經濟效率下降的同時），經濟界及政治界將之歸咎於過多的政府幹預，於是採取了擴大市場程度，減少政府幹預的改革，經濟效益有所好轉（真正發生作用的原因存疑）。

但是自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在市場動盪和惡化的危險面前，西方大國，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日本，都是毫不猶豫地運用政府及各方面的力量干預市場，“國進民退”的現象並非只在中國發生。

因此，在經濟危機面前，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政府的干預及參與都是必要的。這個時候，如果中國實行所謂完全的市場化，只會自縛手足，自廢武功，受人擺佈。

而且，當前世界經濟形勢急轉直下，西方國家無論是政府，還是經濟學家、投資者，包括如WTO、聯合國、IMF等組織機構，都提示風險來臨，亟需採取有力措施。但是，大危機當前，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大多數國家首先做的並不是採取積極有力的改革措施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而是想方設法通過國際博弈，把危機轉移出去。

就以美國為例，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國自己也看到了，美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富懸殊。不解決這個問題，美國無路可走。但是特朗普上台，不是積極採取措施解決這一問題，而大打貿易戰，試圖掠奪壓擠他國利益以暫時緩解美國國內的困難。

這個時候，國與國之間的經貿紐帶已經難以取得消解矛盾的作用，大國博弈，國際政治的作用凸顯，政治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作用不斷強化。如果中國實行所謂的“完全的市場化”，只能是自撤藩蘺，引狼入室。雖然中國是一個大國，國內產業體系最為完整，天然抗風險能力較強，但也很難擋住國際“熱錢”的全力投機。

四、中國當前需要什麼？

世界經濟大危機和美國貿易戰的壓力當前，中國當然要加快改革速度，但這並非是為了實行所謂的“完全的市場化”，不是為了討好美國及全球資本，而是為了增強自身的經濟效率及抗風險的能力，強化經濟的穩定性及對全球資本的吸引能力。一個雖非“完全的市場化”但卻穩定有效率的市場，對全球優質要素（包括資本）的吸引力及附着力要遠遠強於一個所謂“完全的市場化”但是卻是極不安全，效率低下的市場。

就在美國政府再次提出對中國輸美商品提高關税的時候，美國中國貿易全國委員會的調查數據仍然顯示：87%的受訪美國企業 沒有也不打算將業務遷出中國；83%的受訪美國企業表示過去一年他們沒有削減或停止對華投資。美國榮鼎諮詢公司調查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美國企業在華投資68億美元，較過去兩年同期均值增長1.5%，增幅雖小，卻是逆勢上揚。因此，雖然中國沒有實現所謂的“完全的市場化”，但是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卻在不斷強化。

中國面對當前的困難及可能到來的大危機，需要的是多個積極因素共同發揮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提升市場的效率，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同時也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積極引導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

讓多種力量，包括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有機社會、有責企業和有序資本共同發揮作用。這是一個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需要小心謹慎，步步為營，反覆調整。而不是一步到位，目標直指所謂“完全的市場化”。那個目標原本就是不存在的，是虛幻的，如果靠得太近，也是災難，而不是什麼改善。

更進一步説，如果一個國家朝向一個虛妄錯誤的目標做出太多努力，那不但是浪費資源，也是迷惑人心，不利於真正解決困難，對整個國家的發展和穩定也並無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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