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韋諾：一個香港青年對“香港青年”的觀察及分析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這次修例風波有大量青年參與其中，自6月至今，五個月以來已經有近六千人被捕，當中有四成是學生，學生之中更有近四成是未成年，情況堪憂。“香港青年”這個羣體因而成為了社會焦點。
有不少內地學者對香港青年作出分析，嘗試探索他們的思想及其來源。雖然當中不少是青年學者，但畢竟他們不在香港生活，無可避免會多少帶點紙上談兵的味道；亦有“港漂”（在港讀書或工作的內地人）嘗試分析，但由於他們並非在香港土生土長，留港時間亦未必很長，觀察往往帶點片面，尤其是暴徒毆打內地旅客、打砸內地企業商鋪後，更會激發他們對香港青年的怨恨，分析可能出現偏差。
同樣地，很多香港學者嘗試分析本地青年，但在反共反內地意識形態影響下，分析更是極為偏頗：將香港青年美化成“反抗極權的民主鬥士”。當然，也有香港學者能夠公允地分析青年，但他們的年齡普遍較年長，與青年溝通的程度較低，缺乏第一線的接觸。
有朋友提議筆者寫一篇文章，分享一些對香港青年的看法。先交代一下筆者的背景：
筆者出生於殖民時代的香港，是所謂的“九十後”（1990年代出生），在公開大學及被稱為“暴大”的中文大學畢業。換言之，筆者可算是土生土長的香港青年。因此，對於“香港青年”這個羣體，筆者去分析算是相對有點優勢，希望將自身的經歷和觀察分享給觀察者網讀者。
當然，筆者的經歷和觀察無疑也帶有主觀性，而且“香港青年”作為一個羣體，當中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想法，筆者無法一一説明及分析，因此以下觀察只能作為參考之用，不能一概而論。
香港青年的思想
不少內地朋友跟筆者聊天時，都會問：是否真的有這麼多青年參與暴力活動？為何會有這麼多青年參與？到底香港青年在想什麼？
筆者觀察到，身邊絕大多數朋友及同學（中學及大學）都參與了這場修例風波，有親身參與和平集會及遊行的“和理非”，有手持盾牌及製作汽油彈的“勇武派”。即使因家人反對或工作關係等因素而無法親身參與的青年，亦會選擇在網上分享“文宣”予以支持。筆者身邊反對的朋友寥寥可數。換言之，香港絕大部分青年支持“反修例”或/及參與這場風波，是客觀事實。
至於香港青年參與修例風波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香港青年就如青年人普遍的那樣，容易患有“激進病”。他們往往充滿激情、貪圖刺激，對權威產生厭惡，甚至挑戰權威。在他們看來，政府和警察就是權威的化身，自然對它們產生不滿。蒙面的作用，使青年覺得即使犯罪亦難以被追究刑責，“貪玩”心態驅使他們連黨結隊參與暴力活動。
還有，傳統媒體及社交媒體形成強大的回聲室效應，彷彿香港所有人都在無條件支持他們。例如11月11日，李姓老伯直斥暴徒“你們都不是中國人”，竟遭暴徒淋易燃液體並點火，導致老伯四成皮膚二級燒傷，情況危殆。事後，網上出現大量支持暴徒的訊息，包括“藍絲廢老該死”、“不完美，但可接受”、“年青人加油”、“暴徒是警察假扮的”，“是該名老伯先動手”等等，意圖將暴徒的暴行美化，將暴徒説成英雄、義士。加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不斷催眠着青年，使他們永遠覺得自己做的事是正確的，是為了崇高理想而做的。
李老伯的夫人事後接受央視採訪（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此外，青年行事比較衝動，而且很容易受到煽情畫面影響，產生出義憤及仇恨（尤其是所謂的“警暴問題”）。當網上的有心人制造煽情“文宣”（例如示威者血流披面、被警察制服拘捕的畫面），青年就會不加思索、人云亦云地將“文宣”分享。
最誇張的例子是8月31日警察到太子站執法，拘捕不少偽裝成市民的暴徒（所謂的“831事件”）。事後有人造謠，指警察在站內打死“平民”（但所謂“死者”是誰都不知道，連名字性別都不清楚），筆者身邊不少朋友不但在網上發表仇警言論，要警察“血債血償”，還親身到太子站“墳墓”前獻花上香。這個可算是羣眾心理學者勒龐提出的概念“集體謊言”的最佳例證。當然，還有大量謠言，例如“新屋嶺事件”及陳彥霖自殺案等等，本文無法一一盡錄。
由於修例風波有大量青年參與，有不少人高呼香港青年終於“政治覺醒”了。那麼，到底香港青年對“民主”、“港獨”、“中國”、“英美”等重要的政治概念有什麼看法呢？
香港青年對“民主”的看法
雖然從五年前的“佔中事件”（港人稱為“雨傘運動”），到現在修例風波的“五大訴求”，都有爭取“真普選”的要求，彷彿兩者都是所謂的“民主運動”，但實際上，依筆者所見，大多數香港青年對“民主”的認識極為淺顯。哪怕是筆者在政治系的同學，都幾乎不懂“民主”為何物，只視“民主”為真理，是好東西。
當你問香港青年“民主”到底是什麼，他們要麼支吾以對，要不就直接回答是普選。在他們眼中，普選除了是達致“民主”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更是解決香港一切深層次問題的辦法。換言之，普選就是萬能藥。
香港青年對“港獨”的看法
有民調顯示青年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感有上升趨勢（例如根據2017年港大民調中心的調查，青年自稱純粹“香港人”的比率接近七成，為迴歸後有記錄以來最高），加上大多數“港獨”組織皆由青年組成（例如“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及黃台仰、“青年新政”的遊蕙禎及梁頌恆、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及周浩輝等等），這就造成一種假象，彷彿大多數香港青年都支持“港獨”。
梁天琦（圖片來源：港人講地）
然而，並非大多數香港青年都支持“港獨”。根據2017年中文大學有關“民意與政治發展”的調查，支持獨立的青年人只有一成半，反對獨立的青年則超過四成。
根據筆者的觀察，香港大多數青年都深知“港獨”是不可能、不現實的。香港青年真正支持的不是“港獨”，而是“獨港”。
“港獨”與“獨港”不同，前者是指建立一個新的、完全跟內地脱離的國家或獨立政治實體；後者則是名義上屬於中國，但實質上維持高度（甚至是完全）自治，不受內地的任何干預或影響。在他們眼中，甚至錯誤地把“一國兩制”等同於“獨港”。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為何會有那麼多青年高呼“一國兩制已死”、“要爭取自決”、“捍衞自主空間”。正是由於迴歸後內地與香港交流比以前更頻繁，以及無法建立能夠確保“代表港人”（實為反對中央）的人士成為特首的“真普選”制度，青年就視之為“赤化”，認定是“一國兩制”的失敗，因此他們才高呼“光復香港”，要求將香港變回以往與內地區隔的“獨港”狀態。部分青年繼而選擇更激進、更虛無的政治主張，例如“港獨”或“歸英”，但總體上仍屬少數。
香港青年對內地與中國人身份的看法
從整場修例風波來看，我們不難觀察到參與者充斥着恐共恐內地心態。基於這種心態，香港青年很容易相信謠言，例如在運動初期，筆者身邊不少朋友都分享了“在香港高呼‘結束一黨專政’會被送到內地監禁”等有關逃犯修例的“懶人包”，因而支持“反修例”。
6月上旬，筆者曾經與一位支持“反修例”的好友飯聚，當時局勢尚未如後來那般惡劣，而且這位是相熟多年的好友，所以大家能夠暢所欲言。當時，我問他為何反對修例，他就説了類似上面提到的謠言。事實上，這位好友就如大多數反對修例的人一樣，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完全缺乏認識（例如“雙重犯罪”原則、八不移交條目等等），反對的理由只是人云亦云。
然而，在修例風波爆發之前，香港青年對內地的恐懼及抗拒並非如現在般嚴重。筆者認識的青年都會經常往返深圳、廣州等地旅遊，看內地的綜藝節目，光顧內地商人在香港開的商店（例如某知名茶飲品牌在沙田新城市廣場開張，隨即有大量顧客排隊，當中不少為年輕人） 。
可見，香港青年在文化上對內地產生好感（至少不反感），但政治上，香港青年普遍敵視內地政府（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據筆者觀察，大多數香港青年實際上並不認識以上兩者，只是在他們眼中，錯誤地認為兩者就是“極權”（當然他們大多數都不知道“極權”的定義），簡單來説就是壞的，因而產生厭惡。
換句話説，香港青年對內地的認識很薄弱，他們的恐共抗共反共心態亦非建基於紮實的理據，而是類似宗教信仰的價值判斷，視內地的政治體制為惡魔。在大多數香港青年眼中，民主與內地體制的關係，就是真理與惡魔的關係，即至善與至惡的關係。他們覺得，民主是好的，內地體制是壞的，是反民主的，內地因而無民主，甚至阻礙香港人追求“民主”真理。
然而，風波發展至今，香港青年在文化上對內地的認同感亦已大幅削弱。除了拒絕回內地旅遊，“勇武派”更在不少在港內地企業或被視為親內地的企業店鋪大肆破壞、在鐵閘噴上“支那”等辱華字詞，而“和理非”亦宣揚建立所謂的“黃色經濟圈”，呼籲公眾只到支持修例風波的商户光顧，杯葛內地或被視為親內地的企業。不難預見，風波過後香港青年與內地的厭惡感及疏離感很可能會更加強烈。
總括而言，香港青年普遍缺乏國族認同，有部分更自認具有排外性的香港人身份，對中國人及中華民族的身份嗤之以鼻。當然，並非所有青年都會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例如筆者與朋友到日本旅遊，要在入境表格中寫上國籍，他們都會主動寫上Chinese，而不是Hong Kong。然而，他們對中國人身份，表現出的是無可奈何的感覺，只是視之為現實，並非真誠主動對中國人身份產生認同感及自豪感。
香港青年對英美兩國的看法
這次修例風波之中，最令筆者的內地朋友摸不着頭腦的地方，就是示威者對英美兩國的態度。我們不難看到示威者高舉英美國旗及寫着“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解放香港”橫幅的畫面，乞求外國支援他們，甚至認為英國可以根據三條不平等條約將香港收回。
在內地人眼中，英美兩國是剝削及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甚至曾經殖民香港，香港人理應討厭殖民者。然而，香港青年不但不視殖民史為恥，反而引以為傲。難怪有內地朋友稱香港青年為“香蕉人”（黃皮白心）。
筆者觀察到，香港青年對英美兩國大致上存在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是熱愛英美兩國，認為兩國是民主自由人權等進步思想的代表。因此，他們真心相信英美兩國會幫助示威者爭取民主，共同對抗內地。這種看法與上述對“民主”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種看法是認為英美兩國也不是好國家，尤其是美國。他們深知其四處侵略的惡行，但相對於“最壞的中國”，英美兩國只是次壞。他們亦知道英美兩國並非真心支持示威者爭取民主，只是出於利益而抗衡內地，但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考慮，他們願意尋求英美兩國支援。這種思想與上述對內地的看法相關。
第三種看法是對英美兩國都沒有太大感覺，只是認為高舉這些國旗，既能夠吸引國際傳媒報道，好像把事件推上了國際舞台，又能使內地政府丟臉。可見，這種看法帶有“拿來主義”的味道。因此，除了英美兩國國旗之外，示威者還高舉加拿大、烏克蘭、“中華民國”、加泰羅尼亞等旗幟。
（圖片來源：香港東網）
香港青年的思想來源
那麼，到底香港青年的思想從何而來呢？有人認為，是修例風波導致青年“覺醒”，激發了他們“對抗極權”（實質是恐共反共）之心。然而，這種看法無疑是將因果關係調轉了，是先有恐共反共心態，才激發了這場修例風波。
然而，這並不代表青年的思想是先天的（所謂“天然獨”、“天然統”、“天然愛國”），也不是從天掉下來的，而是後天長期潛移默化而成的。簡單而言，意識形態通過各種渠道去影響青年，包括家庭、學校與媒體等等。
家庭
家庭方面，大量青年參與暴力活動，當中不少更只有十二、三歲，顯示父母缺乏對青年的約束力。一方面，很多父母都要上班，根本無法得知子女行蹤。即使知道子女參與暴力活動，亦無法阻止。
事實上，自風波爆發以來，很多青年與他們的家人因政見不合而翻臉，不但不瞅不睬，甚至不准他們回家，結果當然是削弱了父母對青年的約束力。更甚的是，有些父母會帶同自己的子女參與示威遊行，説要讓他們早點學習云云。這樣一來，反政府、反共的意識形態就在青年的思想裏紮了根。
學校
至於學校，更加擔任着教化的作用，對青年的價值觀及世界觀的形成發揮着重大影響。
首先，教師對學生的影響最為直接。眾所周知，在教育界之中最具影響力的組織正是屬於泛民陣營的教協。當然，我們不能只因很多教師加入了教協，就一概而論認定所有教師都是反共的。然而，根據筆者的個人經歷，確實有教師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向學生灌輸反共意識形態。
例如在筆者求學時期，教師會在課堂上播放反共機構製作的視頻片段，以及帶學生到反共機構在城大的所謂“展覽館”參觀。很久以後，筆者偶然在網上找到從其他角度分析內地政治風波的紀錄片，才得知世上原來存在與那些反共資料不同的信息，但像筆者這樣能擺脱這位教師灌輸的意識形態的同學，只屬極少數。
至於課程設計及教材，最為人詬病的相信是通識教育科。教材內容的偏頗，《文匯報》曾經對此作出詳盡報道，筆者就不再多談。筆者曾經修讀通識教育科，確實從中學會了批判性思考及多角度思考。換言之，通識教育科教導的主要是思考方法。然而，在面對政治（尤其是巨大的政治風暴）時，青年往往難以維持理性思考，結果“批判性思考”只剩下批判，多角度思考變成了單向度思考。缺乏理性思考的“批判”，只會發展成一種充滿偏見與不信任的“宗教信仰”。
更甚的是，香港青年普遍缺乏對香港史的認識，這就要從中國歷史科説起。先聲明，筆者手頭上沒有相關教材，只能憑自身記憶去分析。
筆者已經忘記初中時期到底有沒有在課堂上接觸到香港史，即使有的話印象亦很模糊，可能是由於筆者當時年幼所致，亦有可能是由於課程內容只屬“蜻蜓點水”。事實上，自2000年課程改革以來，中史被編入“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範疇之中，大部分學校把中史科納入“綜合人文科”，因而變得零碎化及矮化，而有關香港史的內容，只佔初中中史科課程約五分之一，授課時間及內容少上加少。
筆者最有印象接觸香港史的時間是高中時期，那時筆者選修世界歷史科，當中有一個課程是香港史。雖然課程內容及資料比初中豐富，但框架基本上與初中的課程無異。
筆者接受的歷史教育，可説是一種時空上被切割的香港史。
第一個切割點是“香港開埠”。 1842年，英國逼使清廷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開啓了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筆者當年接受的香港史教育，正是以1842年“香港開埠”為起點。
看起來，將“香港開埠”視為香港史起點，好像是理所當然。然而，這是絕對錯誤的做法，把香港史等同於殖民史，彷彿香港在殖民者統治以前是沒有歷史的，是殖民者賦予了香港“歷史”一樣。
事實上，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歷史亦從來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那怕中國政府自1842年起失去了對香港的管治權，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都沒有因此而割裂，兩者依然密不可分。
以香港經濟為例，香港歷史上兩次重大的產業結構轉型，正是由於中國大陸的影響所致。由起初的轉口貿易轉型至製造業，是因為朝鮮戰爭期間聯合國宣佈對中國實施禁運，對香港的轉口貿易造成沉重打擊，因而發展製造業；由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則由於內地實施“改革開放”後，大量香港資本家將工廠“北移”，導致香港的製造業失去發展動力，因而轉型至服務業。由此可見，即使中國政府從1841年起失去了對香港的管治權，香港的發展亦從來沒有與中國的發展分開。
然而，由於“香港史等同於殖民史”的錯誤史觀，香港彷彿自1842年起就從中國切割開來，香港被視為一個獨立於中國的社會、擁有一個獨立於中國的歷史。在這種史觀之下，香港歷史能夠獨立地發展。即使有受中國影響，亦只是以個案呈現，缺乏與中國歷史整體發展的聯繫。例如省港大罷工，除了是發生在香港的歷史事件，更是整個中華民族反殖反帝運動的部分，但這個重要意義在殖民史觀下被刻意淡化了。可見，這次切割是香港與中國的切割。
第二個切割點是“六七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殖民史觀將“六七暴動”前後分成兩段歷史時期（1842-1967，1967-1997）。
六七暴動（圖片來源：中評網）
“六七暴動”被鎮壓後，時任港督戴麟趾為了平息民怨而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改革香港的勞工法例、推行六年義務教育等等，被視為港英政府“善治”的開端。及後擔任港督的麥理浩所推行的大幅度社會改革，包括十年建屋計劃、九年義務教育、成立廉政公署等等，更被塑造成港英“善治”的典範。當然還有港督尤德、衞奕信及彭定康的政制（急促）民主化。以上呈現的，正是港英政府“善治”的形象，然後再透過將這種形象放大，試圖淡化殖民者劣跡斑斑的殖民史。
這種史觀將殖民史分成“劣治”與“善治”兩個時期，並製造出一種假象：無論殖民者在香港做出多少惡行、香港人民在殖民統治之下生活有多困苦，“六七暴動”以後，殖民者好像已經改過自身，願意推行社會改革及推動民主化，以改善香港人民的生活。這樣一來，殖民史就不再是充滿壓迫、剝削的血淚史，而是由作為恩主的殖民者所帶來的“文明史”。
換言之，這種歷史教育是以殖民史為基礎的。這個課程所呈現的，一方面是香港與中國的割裂關係；另一方面是英國殖民者對香港的“善治”，而香港的“現代化”亦拜英國殖民者所賜。這樣一來，香港的殖民史就被塑造成一段“光輝歲月”：香港當初“有幸”被英國殖民，才得以建立內地所沒有的“文明”。
這種被切割的香港史，導致了青年培養出一種強烈的“戀殖”心態及對中國的疏離感。加上國民教育的長期缺位，以及媒體的作用，導致香港青年缺乏國族認同，自認為中國人的青年愈來愈少，反共反內地心態則愈來愈強。
媒體
至於媒體，則可分為傳統媒體及社交媒體。從筆者觀察，香港青年慣常地閲讀香港電台、《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反共媒體，亦經常收聽由不同反共人士擔任主持或所謂評論員的網上電台節目。
然而，相比傳統媒體，社交媒體更加是青年獲取資訊的主要渠道。除了Facebook及Instagram，高登、連登等討論區更備受青年熱捧。這些討論區不但充斥偏頗資訊及假新聞，更有大量公然煽動仇恨、暴力，甚至宣揚恐怖主義活動的貼文。諷刺的是，這些媒體的存在，就證實了香港言論自由確實得到充分（甚至過分的）保障。
香港青年與香港未來
在這個嚴密、廣泛、強大的意識形態機器影響之下，試問有多少青年能夠擺脱這種反共反內地意識形態？像筆者般左傾、擁有愛國主義思想的青年，無奈地在香港只屬極少數。筆者多年來就因這種立場而受到不少冷嘲熱諷，“五毛”、“走狗”之稱此起彼落，多少友誼因政見不同而破裂。對思想的堅守，換來一次又一次的人身攻擊。
這種感覺就如已故台灣左翼作家所言一樣：“問題是眼前，是當下，人們不理解你。這是社會主義運動裏常有的事情，除非你回到三零年代全世界一片紅旗。我一直是一個人走的。”
但相對於因捍衞愛國立場而遭受皮肉之苦的英雄，筆者所受的可算是“小兒科”。事實上，在修例風波之中，擁有愛國主義立場的人被攻擊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9月16日，一名周姓男子只是説了一句“我是中國人”，就被數十名黑衣暴徒圍毆至昏迷危殆。11月11日還發生了前文提到的李姓老伯被燒事件。在中國的土地下，愛國竟然會惹來殺身之禍，這是多麼的諷刺？ ！
在所謂的“連儂牆”上，示威者貼上印有毛澤東有關青年的名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的海報。
沒錯，香港屬於青年，但同時屬於幼年、中年及老年人。青年人不要太過自以為是，以為香港是我們獨享的，就能夠為所欲為。我們必須懂得尊重他人，尤其是長輩，不要因政見不同就左一句“藍屍”、右一句“廢老”去人身攻擊對方，須知青年現在擁有的一切，都是上一代辛苦建立而成的。當青年反駁林鄭月娥那句“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時，不妨想想自己又如何對待持相反意見、同屬社會持份者的人？
當然，將來香港必然掌握在青年手中，這就意味着青年肩負起重大的責任。然而，單靠滿腔熱血和激情，沒有培養出足夠的智慧和能力以應對真正的問題及其根源，無論青年如何“愛港”，香港亦只會在青年手中繼續沉淪下去。將來，作為成年人的我們，則無可避免要面對下一代青年人的責難：是我們親手把香港毀滅，是我們破壞了下一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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