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雷默：美國秩序的終結與中國崛起
2019年11月18日，政治風險研究和諮詢公司歐亞集團於東京主辦“零重力峯會”（GZERO Summit），集團創始人、美國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峯會上發表題為“美國秩序的終結”的演講。
以下為這次演講的文字稿譯文。原題“The End of the American Order: Ian Bremmer speech at 2019 GZERO Summit ”。譯者聽橋，譯文有刪節。
2019年11月18日，伊恩·布雷默在東京“零重力峯會”上發表演講。圖片來源：歐亞集團主頁
（文/伊恩·布雷默）
中國已做出決定。北京正在建設一個獨立的中國技術系統，這個系統有中國自己的標準、基礎設施和供應鏈，以與西方競爭。
別犯錯：這是過去三十年間最重大的地緣政治決定，沒有之一，也是自二戰結束以來全球化遭遇的最重大威脅。
原本不應是這樣的。
全球化令全世界數十億人口擺脱了貧困。今天，我們比從前活得更長壽、更健康，擁有更高的生產力。我們受到的教育水平之高，掌握的信息之豐富，都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人們。從來不曾有過一個地方，從來不曾有過一個時代，能好過我們生存的地方，和我們這個時代。
那麼，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那麼憤怒？為什麼全球化正在蒙受前所未有的威脅？歷史的這一刻為什麼充斥着不安？
因為這是一個轉型的時刻，一個不確定的時刻。在這個世界的很多地方，觀念、信息、人口、資金、商品和服務的光速般飛快的跨界流動——這同樣一些力量造就了相當多的機會和繁榮——同時製造了恐懼。
也就是説，認為現實世界已經變得更加複雜，更加危險；我們熟悉的那個世界已經一去不返；沒有人樂意並能為此做任何事情。
今天，我想和你們談談，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以及為什麼此時此刻，我們在這個偉大國家的心臟地帶進行的這場討論極其重要。
在這樣一個零重力世界（G-Zero world），日本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這既賜福於日本，也給日本帶來了負擔。
日本有政治穩定，有遠見卓識，有技術人才，那些人才可以幫助領導世界邁向一個較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世界更加光明的未來。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日本的領導人和企業、日本的政治意志及其人民會幫助領導這一轉型邁向新的秩序，在這一新的秩序中，人類的聰明才智、道德上的想象力和勇氣，可以幫助我們所有人直面即將到來的挑戰。（零重力世界，是指由於西方影響力衰退和發展中國家政府專注於國內，而在國際政治中出現的力量真空狀態。——譯註）
地緣政治衰退
1998年我創辦了歐亞集團，當時，我們的客户幾乎只對所謂新興市場國家有興趣。那些國家呈現出巨大的增長機會和陌生的政治挑戰。
我將新興市場定義為：“對市場結果來講，在其中，政治活動至少與經濟原理一樣重要的任何國家。”日本、美國、加拿大和西歐主要國家，這樣一些國家提供了遠為穩定且可預期的政治願景，但這些國家的增長機會要寡淡得多。
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了。甚至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隨後的混亂都已將政治直接帶入了經濟和市場表現之中。
我們還面臨日漸加劇的跨國威脅。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已經結束。從氣候變化到網絡衝突，從恐怖主義到後工業革命，眼下，有太多烏雲籠罩在我們的頭頂，它們不受檢查，穿越國界，令各國政府越來越無力滿足其國民的需要。
今天，不是經濟活動，而是地緣政治，成了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主要推手。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地緣政治衰退”時期，對國際體系和政府間關係來講，這是一個破碎的循環。眼下是這樣一個時代：聯盟、國際機構以及維繫這些聯盟和國際機構的價值觀都在走向分崩離析。
從歷史上看，地緣政治的衰退較經濟衰退更為罕見，且持續時間更為長久。未來至少十年間，我們都將生活在這樣的地緣政治衰退當中。
怎麼會這樣？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説，“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刺激了增長，增長塑造了未來，而且歷史告訴我們那是事實。但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生活和謀生之道被毀掉了，而越來越多的人表示，他們的政府要麼無力幫助他們進行管理，要麼不關心他們。在世界上每一個地方，精英的不滿都在加劇。他們認為，體制被操縱了，矛頭指向他們。要證明他們的看法錯了則越來越難。
這為一批新生的民粹主義者創造了機會，他們提供了替罪羊，並承諾給予保護。這些政客沒有製造這一問題，他們只是在從中獲利。
最令人擔憂的是：所有這些憤怒的情緒都是在經濟光景良好的情形下孕育的。經濟增長開始變緩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歷史表明，在國內不受歡迎的政府更有可能在國外製造麻煩，尤其是製造與鄰國之間的麻煩，以凝聚公眾的支持，轉移公眾對國內問題的關注。這損害了各個政府之間的信任。發生誤解的風險在上升。事故更有可能發生，且更可能向衝突升級。
三個可能的後果需要考慮。
第一個可能的後果涉及“尾部風險”（tail risks），也就是那些發生概率低、但影響巨大的事件，這些事件在一個由中國崛起、中東亂局、民粹主義的歐洲、沙文主義的俄羅斯、分裂的美國、全球創紀錄的7100萬流離失所人口以及技術和氣候變化的顛覆性效應所塑造的世界中，已經變得司空見慣。
設想一下：美中兩國元首正因貿易和技術問題受困於一場意志之戰，並決心在國內展示勇氣，這時在南海發生的一場軍事事件失控了。
我們將目光轉向中東，美國和伊朗在這裏已成對立態勢。自特朗普總統下令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並對伊朗再度實施制裁以來，伊朗已採取了大膽的軍事行動，包括對沙特的關鍵石油設施發動攻擊。華盛頓的回應是派軍隊前往沙特：你們可能想起來了，一代人之前，這樣的舉動大大加劇了美國遭遇恐怖主義襲擊的風險。
要是特朗普總統明年謀求連任失敗了，且朝鮮的金正恩發現下一位美國總統不會接聽他的電話，該如何是好？他可能採取什麼挑釁行動？他可能冒險搞什麼事情？
要是未來的意大利政府違反歐盟預算規定，無意中製造了一場規模太大乃至於債權人無法應對的債務危機，這場危機打擊到意大利，該如何是好？或者，要是一次在烏克蘭的誤判將俄羅斯拖入一場戰爭呢？再或者，要是一場美俄網絡衝突破壞了關鍵基礎設施，在美國城市制造了一場人道主義危機呢？
在今天的世界，我們這個零重力世界，領導力量之間缺乏協調讓所有這些危機都更可能發生，發生之後也更難於處置。個別而言，這些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極小。但整體來講，這些危機構成了史無前例的危險。
地緣政治衰退的第二個可能的後果是國際性機構解體。
今天，全球範圍內數千萬流離失所的人口製造了最為迫切和昂貴的麻煩之一，聯合國必須着手處置。但即便是各國政府，也越來越不歡迎大規模到來的難民，而且越來越少有政府樂意向聯合國難民署投入更多財力支持。
隨着選民將越來越多的反歐盟政客送入歐洲議會，我們還見證了一些歐洲機構的四分五裂。歐盟公民的跨越國界自由流動，如何管理來自歐盟之外地區的移民，或者如何最妥善管理與俄羅斯的關係，對這樣一些重大問題，歐洲人之間不再有共識存在。
特朗普行政分支已經威脅到歷史上最成功的軍事聯盟——北約的凝聚力（看來法國總統馬克龍無疑同意這一點），並要求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與俄羅斯簽署的《中程核武器條約》，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巴黎氣候協定》。這裏只列舉部分。
所有這些舉動必定造成這樣的後果：形成一個更不可預測、不安全得多的世界。
在這樣的環境中，要達成新的協定，成立新的機構，幫助管控明天的危機，幾乎是不可能的。
相反，個別國家的政府嘗試遏制不尊重國界的挑戰時，將採用它們自己的規則。在一個能夠執行普遍接受的規則和慣例的機構越來越少的世界，它們將威脅實施經濟懲罰和軍事報復。
地緣政治衰退的最後一個可能的後果是，當今國際體系的弱化不只造成今天的世界更容易受危機影響，且在危機到來時更少韌性。
近年來，我們已經避免了一場重大的國際危機。我們見證了退歐、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民粹主義在全歐洲範圍內壯大、俄羅斯竭力削弱烏克蘭的獨立、委內瑞拉崩潰，以及中東和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國家發生大量具體的惹火事件。但在這期間，我們尚不曾經歷任何挑戰整個國際體系的事件，全球經濟依舊保持相對的堅挺。
我們的運氣無法持續。
今天的世界，超級大國只有一個，只有一個國家可以向每一個地區投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這個超級大國依舊是美國。
美國人自身對他們的國家應當在當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不再有一致意見，為什麼這是相當要緊的事情？答案在這裏。在我走訪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眼下的日本，我都聽到人們表達有關總統特朗普的疑問和關切。就好像他是所有這些的混亂的源頭。就好像他明年或者五年之後退出政治舞台，將使美國和世界重新回到某種正常的軌道上。
不會那樣的，因為唐納德·特朗普只是這焦慮和混亂的症狀，不是源頭。是的，質疑北約的價值，質疑美國軍隊是否應當在海外駐紮的，是特朗普。暗示日本和韓國應當開發它們自己的核武器以緩和美國負擔的，是特朗普。宣佈與中國打貿易戰，同時威脅歐洲、日本、墨西哥甚至加拿大的，是特朗普。
老實講，誰威脅到了加拿大？
退回到十幾年前，想想看貝拉克·奧巴馬何以當選總統。小布什的反恐戰爭進行八年後，是奧巴馬承諾，結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並不再開闢新的戰場。在很多美國人看來，包括希拉里·克林頓在內的其他民主黨人都因支持對薩達姆·侯賽因發動戰爭而聲名狼藉。
再向回退。1992年，比爾·克林頓承諾，冷戰的結束意味着冷戰負擔的結束。他承諾了一份“和平紅利”，也就是説，不再需要花錢擊敗蘇聯，相反，那些錢可以用來在美國國內進行投資，鞏固美國。
美國人不想管理世界了。他們早就不想了。
每一年過去，年歲夠大、還記得冷戰的美國人都在減少，更不用説記得二戰的美國人了。事實上，阿富汗戰場上，現在就有美國士兵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尚未出生。
美國不願再充當超級大國，這製造了一個全球領導力量的真空。但沒有哪一個國家出面，像一個多世紀之前粉墨登場的美國那樣，恰在太陽開始照耀不列顛帝國之時，承擔起超級大國的角色。
歐洲依舊全力關注自身事務，尤其是分裂南北的經濟議題和割裂東西的政治議題。與此同時，儘管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但中國領導層對承擔沉重的國際負擔依舊報以十足的警惕。
為什麼在國際領導力量方面，北京不會很快成為比華盛頓更值得信賴的公共產品提供者？為什麼未來的危機將很難管控？答案在這裏。
全球化的餘波
然後有地緣政治衰退對全球化自身的影響。
全球化改變了我們對產品如何製造和我們可能如何生活的理解。在世界各地，我們用中國製造的火炮慶祝國慶。我們為修理電腦而撥打的客服電話是在印度接的。我們的汽車是用來自十幾個國家的零部件製造的。我們都是全球一體化的。説我們的產品是在哪裏生產，不再有意義了。
而且，一直到最近，政治在這些進程中並沒有扮演過重要角色。不再是這樣了。
不再有全球自由市場了。很快就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這一體制使得政府官員可以確保經濟增長最終服務於國家利益。
對中國來講，這一體制的成功是無可否認的。對我們其餘人來講，好消息是中國的增長支持了全球的增長。關鍵是，由中國的增長所締造的這一混合式的全球經濟並未終結全球化。自由市場和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依舊使得商品和資本可以在全世界流動。
但全球化的未來並非如此簡單。全球經濟的不同組成部分正以不同方式做出調整，以適應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的終結。
大宗商品——尤其是食品、五金和能源商品——的市場事實上只是變得更加全球化了。只要貿易戰繼續，有關美國和中國關税的新聞就會佔據媒體頭條，但更重要的故事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擴張。
新技術正在讓能源生產變得更高效，同時以快於政治活動推升能源生產成本的速度降低能源生產的成本。今年年初，沙特最關鍵的石油基礎設施遭到大規模導彈攻擊，造成沙特一半的石油生產下線，隨後是石油價格上漲，但上漲後的石油價格仍只相當於2008年的一半。
沙特油田遭襲
隨着全球範圍內有超過十億人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中步入中產階級行列，且全球中產階級數量增長的速度加快，大宗商品市場的全球化將持續進行。
另一方面，商品和服務市場將變得不那麼全球化。一定程度上那是因為，隨着新技術將自動化和機器學習引入工作場所，勞工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正急劇弱化。生產商希望在生產過程最不昂貴的地方實施生產，這一點不會改變。改變了的是對廉價勞工的尋求，因為中國、印度、東南亞、拉丁美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中產階級的興起拉高了各個地方的工資，這給了生產商實施生產過程自動化的絕好理由。
此外，我們在很多很多國家目睹民粹主義壯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去工作機會的憤怒所催生的。那意味着政治官員更有可能製造障礙，他們的目的與其説是為了是限制貿易流動，不如説是要保護地方的工作機會。
隨着每一個國家或公司都採取行動，力求削弱受到捲入貿易爭端的國家中爆發的動盪的影響，上述趨勢將縮短商品和服務的全球供應鏈。這不會很快發生，因為在企業高管認為必須作出決定之前，他們並不希望做出艱難的決定。但當全球經濟收縮，那些高管將越來越多地在消費者所在的地方生產商品並提供服務。
最後，數據和信息的全球市場是存在的。這個市場正在一分為二，不再是全球性的了。最初，網絡，也就是萬維網，由單獨一套標準和規則驅動。儘管存在少數例外，一位消費者實際上仍擁有與另一位消費者一樣的渠道。不再是這樣了。
今天，中國和美國正在建設兩個截然不同的在線生態系統。對今天的互聯網轉型來講，那是事實，但對新的物聯網的建設來講一樣是事實。美國的技術生態系統儘管瑕瑜互見，仍由私人部門建設，由政府實施（鬆散）監管。中國的技術生態系統則由國家主導。在大數據蒐集、人工智能開發、5G蜂窩網絡技術的部署以及對網絡攻擊的防衞和報復措施方面，也是如此。
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大問題：新的柏林牆究竟會屹立在哪裏？我們將在哪裏找到一個技術系統和另一個技術系統之間的邊界？歐洲會與美國結盟嗎？或者，歐盟會在個別歐洲國家內部分裂成個別決議嗎？印度會如何定位自身？韓國呢？巴西呢？甚至，日本將面臨什麼樣的壓力？
另一個根本問題是：美國領導的那種數據和信息模式會繼續由私人部門驅動嗎？或者，在美國，未來人們對國家安全的擔心會放任“基於技術的軍工綜合體”形成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意藴深刻。在大宗商品、貨物和服務市場中，全球玩家既是競爭對手又是（政治上的）夥伴。每個玩家都想要更多市場份額，但每個人都受益於一個為所有人創造機會的開放的貿易體系。貿易戰的發動，或許是為了實現具體的目標，但這並非零和競爭。一如既往，商業活動承諾為每個人提供一些什麼。對全球和平和繁榮而言，那是關鍵性的支持。
在數據和信息經濟的時代，這不再是事實。眼下，很大程度上與美蘇冷戰時期一樣，兩大系統競爭的存在限制了商業機會，並威脅到國家安全。每一方所期待的後果都是摧毀另一個系統。
美國與中國
這意味着，我們現在有必要談談中國和美國。
中國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應當期待中國什麼？我們應當期待中國成功。世界需要中國保持穩定，保持生產力，日益繁榮，助力全球增長。我們需要中國在國際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哪怕只是有限的建設性作用。我們需要中國與其他國家合作，應對貧困、衝突、公共健康風險、教育缺乏、基礎設施缺乏、氣候變化和顛覆性新技術的進步帶來的挑戰。當然，我們也需要美國這麼做。
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小於華盛頓很多人所認為的那個程度。中國對與美國開戰的興趣甚至小於美國對與中國開戰的興趣。中國是地區性而非全球性的軍事大國。儘管雙方步調一致的舉動是削弱經濟上的弱點，雙方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卻仍將持續。
美中衝突的最重要源頭是技術。今天，中國是真正的超級大國。今天，對那種將會影響到世界每一個地區的關係而言，是存在一種冷戰架構。今天，美國確實有興趣看到中國失敗，因為中國的技術發展對全球安全和繁榮所依託的那種價值觀構成了根本性挑戰。
這是一個美國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有一致意見的話題。想象一下。
風險是真實的。碎裂網（Splinternet）的構想，即形成一個並行的技術生態系統，不只是對全球化的威脅，更是一場競爭，那些信奉政治自由的人士可能輸掉這場競爭。
我們應當做些什麼？
請允許我提出兩項建議。首先，成立一個等同於聯合國政府間機構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組織，負責客觀評估當今世界的脆弱性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我們需要一個類似的組織，為我們的數字世界，為支撐數字世界的數據和人工智能，為這個數字世界的未來發展，確立基礎性規則。
我的第二項建議是：當今世界需要一個數字版的世界貿易組織，即世界數據組織（World Data Organization）。與世界貿易組織一樣，世界數據組織可以將信奉在線的開放和透明的各國政府團結起來。中國最終會有想加入該組織的經濟和安全動機，尤其是，假如加入該組織是北京能確保其進入發達市場的唯一途徑的話。胡蘿蔔會比大棒更有效。
美國、歐洲、日本和那些志同道合、有意願又有能力的夥伴國家必須攜手合作，商定人工智能、數據、隱私、公民權和知識產權的未來標準。必須成立永久性的秘書部門，一併決定這些數字準則，並形成一種執行那些準則的裁決機制。美國人有創新能力和初創企業。歐洲人是負責監管的超級政治實體。世界必須看到人工智能可以如何改進人們的生活，日本是其中首要的實驗室。
我們可以這樣應對美中技術冷戰。
但有一個領域，中國與西方的合作至關緊要，而且目前是完全可行的。為抗擊氣候變化的推進及其最壞後果，我們必須擬定一項“綠色馬歇爾計劃”（Green Marshall Plan）。該項目涉及如何以最優方式實現政策調整，並投資於可清潔全球空氣和水並限制氣候變化造成的惡果的技術；主要動用西方資金，網羅私人部門思想家的最佳構想，以及來自西方和中國、由官方提供資金的科學家。
眼下在美國受到密切關注的所謂“綠色新政”（Green NewDeal）預先假定，美國人可以解決他們自己的氣候難題。他們做不到。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家，排放量領先排名第二的國家很多。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在抗擊氣候變化方面有共同利益。不只是紐約和東京要面對即將到來的風暴和上升的海平面，上海也將面對。
日本的全球角色
現在可以談談日本了。
我很早就認為，零重力峯會（GZERO Summit）必須在東京這樣一座偉大的城市舉行。在我勾勒的國際劇本中，世界需要日本扮演一個獨一無二的角色：一個領頭羊的角色。
在一個政治受到黨派不滿驅動的世界，今天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發達工業化民主國家。日本擁有最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層。儘管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很多爭議，日本這個國家依舊抗住了全球性的激進化趨勢。
日本是主要工業化國家中最公平、最平等的社會。日本的制度在其國內較其他任何國家都具備更多的公共合法性。多年的個人體驗告訴我，日本的私人部門富有創新精神、活力十足。在今天的世界，很多國家的政府時常無法保障其公民的長期安全和繁榮，但日本的社會保障網絡發揮了作用。其重要性是前所未見的。
是的，日本需要大量人才，需要大量創新，需要多得多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大軍，包括進入高級崗位，從事大量艱苦工作。是的，日本管控難以為繼的公共債務的挑戰還在繼續。
但日本無可爭議的優勢將幫助這個國家向世界提供極其需要的領導力。近期，首相安倍晉三接觸了印度、德國、伊朗和很多非洲國家的政治和商界領袖，這是一個開端，展示出假如日本抓住機會，幫助世界應對我今天描述過的諸多挑戰，它未來可能做出什麼貢獻。
9月初，安倍與莫迪再次會面
我認為，以下五個領域是最迫切需要日本領導作用的領域：
第一，日本可以領導世界邁向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增長”的代價已恥辱性地昭然若揭。空氣、水和土壤遭到污染；氣候變化持續推進；而各國政府未能守護維繫它們與公民之間紐帶的社會契約，這證明了當今世界需要一種“可持續的資本主義”模式。5.0版社會建立在機器學習、機器人技術和其他豐富人類生活的革新的基礎之上，日本對5.0版社會的探索為日本政府和產業界提供了向世界展示一條前進道路的機會，這條道路不會將我們帶到懸崖邊緣。
第二，日本可以推動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合作，並限制它們之間的衝突。
這兩個國家將佔據未來國際體系的中心位置，但日本的地位獨一無二，可以為每一方提供更大的激勵，驅使它們在彼此利益發生衝突的領域展開合作，在彼此競爭的領域避免最壞情形的對抗。
第三，日本可以向多邊機構提供支持。
我認為，日本應當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着力推動，令該機構佔據一帶一路倡議的更核心位置，由此令一帶一路倡議的融資行為更少模糊性。這會有利於日本和日本企業，也有利於世界。
日本應當説服其美國盟友也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更大範圍內，日本應攜手德國、加拿大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捍衞現有國際機構，全面參與全球性貿易、數據轉移和創新政策的規則制訂中。日本在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變成現實的過程中已經展示的領導力，證明了這些事情是可能做到的。
第四，日本可以繼續開展有關網絡協調和監控中心的工作，該中心可以推動和指導研發方面的投資，這方面的投資在日本經濟衰退期間遭到削減。日本可以與“五眼”情報聯盟外加德國當中的一個或幾個國家合作完成這項工作。
第五，今天的世界亟需人道主義援助，日本可以在提供和協調人道主義援助方面發揮示範作用。
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日本擁有協調各方舉措、幫助有需要的民眾和政府的影響力和公信力。日本的產業部門在推廣全球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方案方面，尤其是在醫療供應、智慧城市建設和二十一世紀工作場所的重新設計這樣一些領域，既能提供領導力，又能提供先進技術方案。
美國秩序的終結
展望國家間關係的未來時，我們無疑可以這樣預言：不論明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如何，不論誰當總統，也不論哪一個黨掌權，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都已結束了。不會回來了。
但恰恰一樣重要的是，承認這一秩序所代表的很多人的渴求依舊存在。
這些渴求、這些價值不是美國發明的。它們不是“西方”的。它們不只是歐洲啓蒙運動的產物。人們對自由、公正、法治、言論自由的追求，對開放和探險的無可爭議的追求，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美國再也無法聲稱自己是捍衞這些價值的主要推手。我們美國人要發揮自己的作用，歐洲人要發揮他們的作用，日本人也是。在中國、俄羅斯、埃及和沙特國內，在大大小小的國家內部，總有人渴望有機會主宰他們自己的命運。
國家間的競爭和衝突難以避免。地球的變暖和人工智能的興起，將帶來關乎人類生死存亡的挑戰。
但我們生活在一個零重力世界，這個世界缺乏人們可以信任和依靠的領導力量。填補那個真空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是掌權者的責任，是有影響力的名流的責任，是眼下這個屋子中所有人的責任。
能來日本始終是我的榮幸，感謝你們的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