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凌：互聯網時代中國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幾個關鍵問題
（文/林凌）
大概是在最近十多年的時間裏，伴隨着互聯網技術的興起與普及，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沉默的“文化變動”，其特別顯著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自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挑戰與顛覆；2）以知乎為典型，在知識信息的權威性方面對學院精英知識分子的挑戰，特別是在公共事件與公共輿論中理工科背景的跨學科發聲；3）由於互聯網使用者的急速增長而帶來的文化趣味更迭。
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即都在不同層面構成了當代普通中國人生活和習慣的一部分，而挑戰所指的主要是針對舊的文化權力格局、體制和機器，以及雖然可以以“造反”命名，卻意外地與當代中國政治核心價值觀的建制相契合。
之所以認為這場運動是沉默的，主要並不是指它不被關注到，而是指由於舊的文化權力格局被挑戰、文化治理方式又基本處於過往路徑依賴的情況下，形成的一種社會現象無法被理論言説、無法被有效識別以及尚未自覺的狀態。
因此，作為國家能力的文化治理如何識別和麪對這一現象，就成為一個亟待研究的課題。當然，這些觀察眼下還僅是一種不甚嚴謹的描述，本文將在簡述現象的基礎之上，接着探討並總結當下中國文化治理能力的幾個關鍵問題，通過回溯歷史中若干治理經驗教訓，嘗試在理論上説明文化繁榮對於政治權力的意義，以及在互聯網新技術時代，如何真正增強作為國家基礎能力的濡化能力。
（一）
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經歷了傳統媒體的衰亡和自媒體的興起，這裏不僅指大量傳統紙媒的倒閉，更重要的是互聯網自媒體的內容生產已經形塑了普通中國網民的閲讀習慣和趣味，以致傳統媒體不得不大量借鑑自媒體的內容生產方式和運營模式。自媒體繁榮的另一面自然是泥沙俱下，《人民日報》就曾發文指出“自媒體亂象需多方共治”：傳播虛假奇葩信息，發佈“三無”時政新聞，推送同質低俗“水貨”……[1]
如何看待這一互聯網亂象及其治理，目前下定論還為時過早，但基本上，隨着平台的集中與壟斷趨勢越來越明顯，管理者與平台的協同治理，已經可以做到通過技術手段基本覆蓋國內的互聯網領域，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這種覆蓋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
比如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上來看，在自媒體興起之前，傳統紙媒中極具吸引力的一部分，很難講位居何種立場，其身處於中並參與塑造的舊文化權力格局對國家政治的核心價值是否友善也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自媒體的興起固然使得大量的“公知”與低俗內容登上了歷史舞台，但也恰恰由於同一個原因，“自幹五”“工業黨”“小粉紅”等認同中國道路的羣體也同步大量產生。值得一提的是，在治理者嚴格覆蓋全網、大面積頂格處理之前，“公知”就已經淪為一個嘲諷用語，網絡文化和輿論氛圍，以及何種人能成為意見領袖就已經產生了悄然轉變，這為國家治理的介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現在提起“公知”很多人的表情是這樣的
因此呈現出的有趣一幕是，自媒體挑戰並顛覆了由傳統媒體壟斷的舊權威，但其自然野蠻地生長卻對普遍的中國道路認同構成了建制作用。並且，這種由鬥爭而形成的公共意見和輿論氛圍是一種更為真實、理性和可靠的文化建構，對於國家濡化能力而言，正是一次羣眾路線的極好體現，是羣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在鬥爭中成長並自發塑造價值觀的體現。
正如1957年毛澤東在闡述“雙百方針”時所提到的，真理（香花）是跟錯誤（毒草）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才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醜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台戲。”[2]
這裏當然不是要做一種簡單的類比，畢竟歷史環境和背景都有較大的差別，但也確實顯示了文化治理的問題與難題由來已久，並且過往的經驗教訓對塑造當下中國的文化治理能力仍然有借鑑意義。
與這個過程相伴隨的，是公共輿論中知識信息的權威性也發生了某種變化。傳統媒體一般藉助學院知識分子來增強權威性不再是讀者唯一的選擇，因為在其中對於知識精英的挑選必然地經過傳統媒體的中介，而這種中介很難保證不被意識形態或媒體從業人員本身的素養等諸多因素所幹擾，且信息傳播的形式也是單向的，即媒體壟斷着信息的發佈權。
廣義的社交媒體興起後，特別是知乎、早期的觀察者網等平台，則是打破這種文化權力格局的典型。伴隨着這一過程的，是一些知識精英的權威被徹底挑戰，公共輿論中有了更多理性、多元、實事求是的爭論，有了更多因熟悉事件本身而出現的就事論事和及時反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理工科背景的知識人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由於恰逢中國經濟和工業化進程上升時期，對於何為社會進步，何為國家強盛以及什麼是良好的政治制度等議題，與人文知識分子占主導地位的傳統媒體相比，這些網絡平台上的“工業黨”羣體[3]對中國道路的優勢往往會給出完全不同的解釋和答案。
對於舊的文化權力格局衝擊最大的因素，還是由於互聯網高速發展所引發的技術與人口的重大變化，以及作為其結果的文化更迭。截至目前，我國網民的規模已超過8億，這個數字意味着互聯網使用門檻基本消失，有更多原先不太可能在網絡世界活躍的人羣加入到了互聯網線上線下的公共服務中。因此，批評互聯網文化呈現低俗趨勢時，不能忘記了早期的互聯網參與或多或少仍是“城市中產”的特權，一個原來被排除在外的人羣如今被迅速吸納到了這個世界中。這個沉默的大多數借助技術的紅利——特別是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最終還將自己的審美和文化趣味推向了前台，深刻而廣泛地影響了技術和資本市場，以及文化市場。
長期從事相關研究的孫佳山對此表示：“我們在新一輪的媒介迭代週期下所面臨的深層次文化挑戰是高度複雜的，註定大大超過了我們所有的既往預期。”[4]他用“4+2”的結構來描述這個新的人口規模的實際情況，即“低年齡、低學歷、低收入、低地位”以及“農村網民”和“網吧上網”，與過去一般對90後、00後的描述不盡相同，互聯網領域實際出現的文化更迭對於都市中產階級文化趣味的壟斷和領導權地位衝擊巨大，在較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這種文化趣味與政治的關係相處並不十分融洽。
2009年和2019年網民學歷結構的對比，上面為2009年，下面為2019年
如果僅僅從社會精英的視角來看，網紅、直播、流量明星等現象固然是亂象，但是如果從數據來看，真實的問題在於如何應對浮現至表層的更自覺和多元的文化趣味，以及相應地如何尋求更好的文化治理邏輯和手段。
這一歷史時刻與1940年代的“延安文藝”似乎有某種形式上的相似性。從人口的層面上講，延安也“必須面對的是絕大多數近乎文盲的農民和與此狀況相關的農村口傳文化背景。”從技術轉變的層面上講，延安既不能依賴印刷文化，又缺乏攝影和電影的媒介技術，從而“導致了‘延安木刻’的興盛以及戲曲、曲藝和年畫等傳統視/聽藝術的復興”；從文化政治層面而言，為了動員最廣大的人羣中，就必須“重新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學’也即‘人民的文學’。……重新提出了‘文藝’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重新界定了‘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5]
對於延安文藝而言，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新的文化要打敗中國的封建文化和買辦文化，因而就需時刻警醒，文化權力到底掌握在誰的手上。同樣，對於互聯網時代的中國文化治理而言，這種形式上的相似性歸根結底也是要解決文化領導權究竟被誰充分掌握，文化權力的格局到底怎樣分佈，以及對新的文化現象的政治潛能如何充分理解。
新技術條件下，舊的文化權力格局遭到了挑戰和衝擊，但在政治上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對於國家權力的建設而言，如何選擇不同的應對路徑？是以高昂的成本勉力維持舊有的文化權力空間格局，還是緊跟基礎設施的快速變化主動參與新的權力空間佈局；如果參與，是以一種官僚制的“令行禁止”的邏輯去參與，還是以別的方式滲透？要深究這一問題，追求更優的文化治理能力，會發現其中的複雜性來自於新技術，而難題性則貫穿着對整個新中國文化治理行為的歷史理解。
（二）
當代中國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管生產，還是管流通。
克里斯特娃在她的研究中，曾試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的剖析，來發展一種獨特的更為激進的符號學理論。克里斯特娃認為馬克思將生產視為一種意義結構，是將生產放在產品的分配、交換和流通等社會生產關係中，是從交換和流通的角度進行研究，而她則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思路，她關心勞動在進入交換關係之前的“另一場景”，“即在價值凝結之前勞動自身的生產狀況。這一場景因其難以公度而為研究所忽略，只能放在交流和交換系統中通過價值流通或者貨幣符號流通進行研究。”[6]如果將這裏的激進性倒置，即不是從符號和意義生產的角度出發，關心進入流通之前生產的可能性，而是從國家治理的保守角度出發，那麼重要的恰恰是控制意義的流通領域。
為了論述的清晰性，這裏舉一個最簡單的實例。迄今為止，曾經在海外一度熱炒的“中國崩潰論”在互聯網界已是一個笑談，其代表人物章家敦則成為了網民調侃、嘲諷的對象。從“管生產”的角度來説，清朗網絡空間顯然需要將這些有害信息清除，但從“管流通”的角度來看，有害信息“中國崩潰論”在流通層面的含義卻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在社交媒體傳播的條件下，恰恰是在一刻不停地彰顯着西方話語的荒謬和網民對中國道路的高度自信。
於是，刪除有害信息反而存在着負面的效應，而認為符號信息的生產、流通以及最終接收有着固定的同一性，無疑是治理惰性的體現。所謂高端黑、低級紅的現象，最容易在這種情況下滋生，比如將“新婚之夜抄黨章”這類新聞作為正面材料宣傳。這甚至意味着，不能只考慮生產層面信息的真實性，而要重視流通層面可能產生的傳播效果。
強調“管生產，還是管流通”的問題，就意味着必須尊重文化符號生產的規律，同時找到管理流通領域的合適手段。正如過去十年中國互聯網世界呈現出的景象，大量認同中國道路的羣體的誕生及其文化生產，對國家介入意識形態治理提供了趁手的武器和良好的基礎，這表明文化權力的真實來源是文化繁榮，而不是管理上簡單的全面覆蓋。
早在1956年提出的“雙百方針”，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反對文化、科學領域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簡單粗暴的行政領導方式。鄧小平曾表示：“如果我們不注意，不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要僵死起來，馬克思主義要衰退，只有……各種意見表達出來，進行爭辯，才能真正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辯證唯物主義。這一點，斯大林犯過錯誤，就是搞得太死，搞得太單純了。”[7]
在1953年之後，中央對文化工作的領導力度就隨着文化管理機制和制度的建設完善而進一步加強，“管理權限和範圍擴大，各部門的職能分工更加清晰和合理”，但是，由於這種規管是最直接地介入文化的生產領域，“1955年秋天以後，聲討胡風和肅反運動最激烈的階段過去了。然而，知識界空氣空前沉悶，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志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收到嚴重挫傷。肅反運動也打擊了知識分子鑽研業務的積極性。在如此環境中，不僅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從事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也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之中。這種現象在文藝界特別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擱筆不寫，解放區來的作家也屢受批判，文藝作品不但數量少，而且題材狹窄，主題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畫公式化。文藝批評家更陷入動輒挨批的境地。”[8]
“雙百方針”之前，從體制上講社會主義政教完成了對所有文化領域的全面覆蓋，但這種覆蓋並沒有讓國家層面的文化權力得到提升，官話套話和教條主義反而讓國家濡化能力存在下降的風險。
在新中國文藝實踐的歷史上，“管生產”的傾向一直非常明顯，雖然幾經反覆，且社會主義文藝仍有着非凡的生命力和複雜性，但“一體化”的文藝制度最終是要對文藝生產具體管理到“寫什麼”“怎麼寫”。改革開放之後，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突破寫作的陳規舊制，以及呼喚更積極開明的管理方式就成了文化領域工作者共同的心願。趙丹在病牀上寫的《管得太具體 文藝沒希望》就是其中的典型：黨領導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黨領導農業政策、工業政策的貫徹執行；但是，黨大可不必領導怎麼種田、怎麼做板凳、怎麼裁褲子、怎麼炒菜……“四人幫”管文藝最具體，連演員身上一根腰帶、一個補釘都管，管得八億人民只剩下八個戲，難道還不能從反面激發我們警覺嗎？！[9]
1980年人民日報刊發趙丹的文章《管得太具體 文藝沒希望》
“管生產”的一邊是，全面覆蓋式的行政干預容易讓文化領域只剩下僵死的政治正確，這種急功近利的政治正確是簡單的自我重複，從而即不及物又缺乏戰鬥力，更談不上羣眾喜聞樂見；而另一邊則是因為習慣於“管生產”的治理的方式，並相信意義的生產就等同於意義的流通，於是既苦於因內容生產無所不要干預而產生的高額管理成本，又惰於尋求更高超的文化治理手段，一旦隨後感受到文化權力喪失的風險，就只能通過“不管”來促進文化繁榮[10]，於是形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
“管流通”的意識和手段的缺乏，又反過來導致了文化生產領域承受了額外的必須分“對錯”的壓力（從主旨到細枝末節），“雙百方針”在操作層面始終難以落實也就不難理解。其中最具悲劇性色彩的正是羅崗所注意到的：“延安文藝”在進城之後，必須面對城市文化和市民階層，因而必須藉助新的經驗和資源。無論是1950年代向蘇聯學習，還是1960年代中國社會開始面對自身的城市化和消費經驗，從而向1930年代的城市左翼革命文藝學習，不同的文藝體制產生了摩擦、衝突、博弈和鬥爭，而這一過程在多大程度上最終變成了社會主義文化實踐在生產層面上爭奪政治正確的內耗，而不是在多元並存的可能中指向同一個文化領導權，如今看來，一個很大的原因正是國家在文化治理層面無法做到在生產繁榮的前提下實現流通上的有效治理。考慮到世界範圍內基於城市經驗的、反資本主義的先鋒派運動，這些左翼資源後來更多地被資本主義文化領導權挪用或佔用，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
在互聯網時代，隨着政府與各大平台的協同治理，“管流通”無疑有了更好的基礎設施條件——哪些信息能被更多地看到（展現量推薦），哪些複雜信息在意義的流通中能被“過濾”（並不是指審查與刪改），哪些負面信息能產生正面效果，又有哪些正面信息會產生負面效果（如王蒙曾調侃的：“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廣告”）——治理所能動用的手段和方式也遠遠超過傳統所謂的“半臂之距”，只不過所有這一切均呼喚着超越官僚化的政治意志的現身以及實踐智慧的檢驗。
（三）
當代中國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二個關鍵問題是：管理性，還是管情感。
這裏的“理性”、“情感”均是泛指，意在表明説教對於意識形態觀念傳播效果的有限性。回顧《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正要求了黨員和文藝工作者有一種情感態度上的真正轉變：“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一難題又表達為：“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裏。我這樣説，不是説在理論上。在理論上，或者説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羣眾看得比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重要的。”
可見，難題並不在於政治正確作為一種觀念以説教的形式呈現，而在於同時要將之實現於人的內心深處與行為實踐。在1957年3月毛澤東又提及“一條心”還是“半條心”的問題，“即不僅僅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還要接受辯證唯物論，確立新的世界觀。其實所謂由‘半條心’進而為‘一條心’，需要知識分子轉換整個感覺結構；不僅是在理論意義上接受‘辯證唯物論’，而且是看待世界的眼光發生改變。”[11]
“文化治理”這個概念本身恰好有助於顯示與理解了這一難題，這一能力屬於作為國家基礎能力的濡化能力或者意識形態治理的一部分，而之所以突出“文化”，意味着將重心放在了非理性地説教或教育的另一層面，即所謂“漫散性權力”——“漫散性權力往往被人們忽視，但它恐怕更重要。這後一種權力以一種近乎本能的，無意識的，分散的方式滲透到所有居民的潛意識中。漫散性權力關係的關鍵不是命令與服從，而是內化的程度。當社會核心價值或國家意識形態被人們廣泛接受時，對這種漫散性權力的服從表現為漫不經心、潛移默化、自覺自願。”[12]“管情感”即是承認，濡化不能僅僅追求觀念上的政治正確，其最終的目的是人的改變和塑造，是感覺、潛意識和本能上偏好的轉變。
同理，“文化治理”的研究與“文藝政策”、“文化體制”的研究均有交叉而又不盡相同。文化體制或制度研究的不是治理行為的原則和邏輯，而是政府和社會關係的“規範化表達”，是“各種相互聯繫、相互交織的關係網絡結構化的結果”或者“各種具體關係的契約形式”[13]；而文藝則是一個略狹隘的概念，將所有與“漫散性權力”相關的統稱為“文化”，類似於康德的語言藝術包含了“雄辯術”與“詩藝”，意味着有一些行為比如宣傳、教育，固然以説教為主，但也內在地呼喚着更有效動情的“漫散性權力”，從而會改變其實踐的行為原則，相反，有一些文藝則由於生產的教條化，反而不在“文化”這個概念中。
另一方面，“文化”的複雜性則自然地呼喚着“治理”的出現，一種與官僚制與科層制的規管相牴牾的原則。“治理”大概是在過去30年間才突然變得時髦以及被學界普遍接受的，這一情況是與福利國家的衰退，公共管理的範式轉換，國家角色的改變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緊密相聯繫的，其背後實際上是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認為“政府”管理方式落伍並沒有效力，不應當再居於核心的管理地位，而“治理”邏輯才是更有效率、質量更高的。
雖然已有學者指出，這種貶低政府作用的“治理”只是晚近出現的一種神話，並沒有靠譜的現實依據，是一種本末倒置[14]。但似乎唯獨在文化的領域內，“治理”原則是我們格外需要重視的，恰如在其它領域是要擺脱“治理”邏輯的迷信，但文化領域卻因追求“漫散性權力”而必須尊重其特殊性，兩者千萬不能顛倒了。當然，這裏強調“治理”不是為了讓渡而讓渡，更無意一步邁入福柯意義上的“治理術”，徹底放棄“管生產”，而是為了更有效的“濡化”，為了確立一種針對改造人心的治理邏輯、原則和思路的一般理論，並廣泛地運用於意識形態相關的多個領域中，其中必然包含着防止去政治化的努力。
然而，如何平衡“管理性”和“管情感”，追求“漫散性權力”並防止説教甚至批判的擴大化，讓民眾真正改變自身對政治的情感、態度、立場乃至行為，這在漫長的社會主義文化實踐中始終是個難題，在治理領域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操作種也存在長期反覆。1960年代，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一次主持文教小組會討論“文藝十條”時就曾表示：我不喜歡什麼“潛移默化”這類提法，“教育作用”就是“教育作用”。[15]
當然，彼時的語境涉及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教育作用”訴諸的是新人內心的鬥爭與自覺狀態，以及廣大人民均可被教育的可能，因而對“潛移默化”的懷疑自有其合理性，這背後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學層面的根本問題，與一種純粹的觀念灌輸並不是一回事。
但陸定一的這句話仍然顯示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家對“漫散性權力”的重視程度不夠。儘管也必然能找到一條相反的線索，即當治理者明確意識到，新社會和新道德的建立不可能僅依靠“半條心”為基礎，就還是要求助於“潛移默化”或“潤物細無聲”，但在實際的文化實踐中，簡單粗暴的治理方式仍不斷生產出“半條心”。
比如著名的“五五戲改”中，湖北孝感一位漢劇老藝人就感慨道：“我經常和一些朋友談到戲劇前途，真是令人灰心，眼望着身經百鍊千錘學成的一些戲，被‘教育性’、‘思想性’一出一出打入死牢，唱來唱去總是眼前幾齣戲打轉，觀眾看厭了也就不來了……”[16]這裏所謂的“觀眾看厭”，就是變文藝為説教的典型。
在互聯網時代的中國，同樣的問題依然存在。比如在過去十年的輿論鬥爭中，圍繞着奧運、高鐵、航母、華為、經濟增速、《戰狼》、《流浪地球》、中美貿易等等話題，很容易發現，要改變一個人對任何屬於中國經驗的事物的情感和本能反應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理性的説教只能改變對具體一事一物的看法，卻難以改變人的基本的情感和態度，更不要説建立起感性領導權。
2019年年初，《流浪地球》熱映，引發網絡爭議
在教育年輕人方面則更是如此，情感生產是高度複雜和多元決定的，任何符號的生產和信息的接收都離不開特定的語言環境，比如諸如“厲害了我的國”等詞彙所引發的爭議，這些詞彙本來就是年輕人在互聯網社交媒體條件下自娛自樂同時也是自我教育的產物，它在感情上的生命力來自於它誕生的環境，並特別來自於與官方表述的差異。治理者對這些詞彙的直接徵用，僅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接地氣，由於不是主動探身沉潛到那個環境中，而是將詞彙從環境中脱嵌出來，詞彙的情感表達功能也就喪失了，剩下的就是語言純粹的表意功能。
對於一個傳統社會而言，國家對文化的管理其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今天之所以強調“治理”的重要性，是因為在一個市場高度發達的後工業社會中，文化管理的難度會突然激增。這裏有兩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對於人的慾望的開拓成為了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良性運轉的重要前提條件，從空間的意義上講，這意味着對外在疆域的擴張已經到達了某種極限之後，必須內轉為拓展和攫取人的慾望、情感、想象乃至潛意識等“內在心理空間”；其次是消費與生產的同一，特別在互聯網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中，消費或娛樂本身與生產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這兩點使得對情感的治理已經內嵌於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的邏輯，從而徹底無法再單純從意識形態觀念層面來解決。
（四）
當代中國文化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三個關鍵問題是：管平台，還是管內容生產者。
近年來，“協同治理”已經成為各類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的基本思路。一般而言，呼籲協同治理的主要理由是防範各類網絡社會風險，除了“頂層設計”，協同治理也會明確各“利益相關者”層面的目標，所謂的“利益相關者”，是指“網絡社會治理的利益相關者眾多，主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以及網民等。”[17]
比如，2017年10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佈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內容管理從業人員管理辦法》，就提出了“構建了三位一體的社會協同治理體系”[18]，管理主體就包括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各級網信辦以及社會監督。
新技術時代強調協同治理無疑是極為明智和正確的選擇，因為作為監管方的政府已經失去了傳統意義上的絕對權力，特別是在微觀權力的層面上。已經有研究者指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帶動的新技術環境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發生着重大的變化。[19]
一方面，新技術因素賦予了社會更多的行動主體挑戰傳統國家權力邊界的能力，社會的再組織化也塑造着更多新型的政治空間；另一方面，政治體系運行的結構和規則發生着改變，國家制度能力不足加速了政治安全層面的風險。傳統的結構功能主義、監管型國家等概念，反應的是大工業時代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國家通過功能界別、單位等等來識別社會，並壟斷暴力。但在新技術環境下，這一點需要重新審視，比如政府是否還是作為壟斷暴力（數據）、壟斷財税的組織，就不那麼肯定了。
在協同治理具體的實施中，管理者無疑需要與平台進行某種方式的合作，但“管平台”有幾個比較顯著的難點。首先，由於平台本身的特性，任何平台都最終都是為資本服務的，重視商業利益是平台生存的基本邏輯，因此所有具有壟斷性地位的平台歸根結底對於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均保持冷感，從根本上講對之也沒有相關需求，除了服從法律和行政命令發佈有關信息，剩下的就僅是通過技術手段來屏蔽和查封信息，平台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動力來主動承擔任何可能的政治風險，因此反而會將審查標準嚴格化和擴大化——這種層層加碼的擴大化並不會讓人感到陌生——因而顯然不能過於期待它們作為主體來實現文化治理的目標。
其次，與平台合作很容易形成表面上的有效治理，畢竟平台擁有更好的技術、更充沛的資金和人員以及更大的數據量，因而很可能提升治理者的惰性，也更容易滑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並形成路徑依賴。但是免責、高效率和頂格管理一旦成為行動的邏輯和慣性，那麼整體風險掌控、文化領導權和“漫散性權力”就不再有人真正關心。
第三，與文化內容生產者的脱離。通過平台的技術和審查人員來規管，讓治理者極大地降低了治理成本，但卻喪失了與文化生產者直接的血肉聯繫，無法對內容生產在其身處的語境中的性質和重要性有準確的把握。[20]沒有了羣眾路線，無法區分敵友，就會造成“一刀切”，不珍惜數量龐大的內容生產者可能帶來的文化權力，不尊重內容生產從中誕生的複雜土壤，不承認新的文化權力格局及其潛能。久而久之，不僅有誤判輿論環境的風險，在真正激烈的意識形態深層鬥爭中也可能錯失羣眾路線，喪失了趁手的精良武器，治理文化這一最複雜的技藝反而在新技術條件下容易淪為一種最傳統的行政，其目標轉回了全面的覆蓋和管控，而不是文化的繁榮與領導權。
因此需要區分的是，與平台的合作是一種新技術條件下具備互聯網思維的協同治理，還是藉助技術手段運用於互聯網的傳統治理思維。在1961年，周恩來借電影《吉達和她的父親》表達對文藝工作中“套框子”的不滿，痛斥“思想上的束縛到了這種程度”，“首先有個框子，非要人家這樣説這樣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21]
在新技術條件下，與平台的合作不能變成新的“套框子”，“馬克思主義是有框子的……我們有的是最偉大的框子。把這個框子縮小成為形而上學、主觀主義東西的小框子，是錯誤的。”對於清理文化空間和網絡輿論而言，需要警惕形成過多大大小小的框子。面對一個日趨複雜而陌生的社會，如果治理手段不是自我訓練和升級，那就不僅無法有效識別社會，還有可能因為新事物、新挑戰的突然出現，以及國家權力缺乏應對機制，導致系統性風險激增，最終為巨大的治理成本買單。
固然，通過平台的技術手段能實現管控到位，但卻無法區分敵友，也無法區分在進入流通領域後，什麼有助於“濡化”，什麼有助於“漫散性權力”。在嚴格規管的條件下，把生存置於首位的壟斷平台對大多數與盈利無關的內容並不敏感，所以將標準執行得更嚴格或層層加碼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在過去，“套框子”讓“作家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當然搞不出好作品來。”[22]如今，“套框子”以平台為中介，平台又何曾不是但求無過，不求有功？
（五）小結
當然，實踐的邏輯總是更復雜一些，並非簡單套用某些原則就能得到良好的結果。更何況另有一些本文未來得及處理的議題也非常重要，比如新技術時代的知識分子問題，如何處理人的低俗與慾望，文化輸出等等，也均是社會主義文化實踐曾遭遇過的難題。所以，本文僅僅是一種嘗試的開始，並認為文化治理的改革需要更全面、系統和理論化的歷史總結作為未來實踐的前提。
讓我們藉助阿爾都塞來完成更理論化的表述，即追問意識形態到底是“意識形態觀念”還是“意識形態機器”？阿爾都塞提出一種唯物主義解釋，即意識形態具有一種物質的存在，與其説是觀念，不如説是主體的無意識行為、實踐和儀式，而這又是由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生產的。他也區分了“初級意識形態”與“次級意識形態”，後者是派生和觀念性的，前者則更接近於我們所談論的“漫散性權力”的效果。[23]
就意識形態作為“觀念”而言，八零年代以後的中國無疑有其堅守的底限，但機器每一步驟的運轉能否確立起真實的、深入人心的權威性和文化領導權，在當時直至今日都是可疑的。機器的運轉有沒有獲取文化權力，確立權威和文化領導權？每一時刻平台與內容生產者之間又是否缺乏相互依附或根本的血肉聯繫？換句話説，倘若我們以為處理的是“觀念”，那麼依靠“管生產”和“管理性”的原則，政府部門的手中無疑擁有大量的資源和權力，當然這很重要，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又遠遠不夠，“觀念”的傳播常常呈現為量上的虛假，意識形態交鋒也容易淪為一個浮在表面的偽問題。
所以，也許在治理開始的地方就要追問，如果文化治理的目標是文化繁榮，並且只有繁榮能創造真正的文化權力和濡化能力，那麼要爭取“漫散性權力”必須打造怎樣運轉順暢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而互聯網時代的羣眾路線又應當如何實現？
本文刊於2019年第五期《科學社會主義》，網絡版經作者修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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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藝政策論綱》魏天祥著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 P56
[3] 參見 《東方學刊》2019年 夏季刊的專題：“工業黨”的文化自覺
[4] 孫佳山：《媒介迭代帶來的文化挑戰，王者榮耀只是一個開始》https://www.guancha.cn/SunJiaShan/2017_10_10_430291_2.shtml
[5] 羅崗：《聯通“媒介革命”與“社會革命”——社會主義文藝轉向對“視覺文化”研究範式的挑戰》《東方學刊》2019年 夏季刊 P105~106
[6] 參見《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研究》 崔柯著 中國文聯出版社 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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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中國文化管理體制研究》 饒先來 蒯大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P192~193
[9] 《人民日報》1980年10月8日
[10] 比如1980年代初，胡喬木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中表示，“象對於《苦戀》這樣顯然存在着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我們的文藝批評界的許多同志竟然長時間內沒有給以應有的批評，直至讓它拍成電影。在《解放軍報》發表批評以後，一些同志除了指責這些評論文章的缺點以外，仍然不表示什麼鮮明的態度。”
[11] 朱羽：《社會主義與“自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P40
[12] 王紹光：《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增訂版），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141頁。
[13] 傅才武：《近代中國國家文化體制的起源、演進與定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P3
[14] 王紹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 《開發時代》2018年第2期
[15] 《文壇風雲錄》 黎之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P242
[16] 《近代中國國家文化體制的起源、演進與定型》 傅才武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254
[17] 徐東華：《構建網絡社會協同治理體系》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www.cssn.cn/zx/bwyc/201805/t20180523_4285184.shtml
[18] 雷躍捷 龍鴻祥《強化從業者責任意識，構築互聯網協同治理體系》 載於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1110/c14677-29639224.html
[19] 參考樊鵬：《新技術環境下的政治安全》 《東方學刊》2019年春季刊 P34
[20] 相關的一個案例請參見筆者著《為什麼應該支持谷阿莫？——互聯網“速食電影”與文化權力空間開拓》《電影評介》2018年9月
[21] 《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文化組編 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年9月 P33
[22] 同上P66
[23] 關於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理論，參見阿爾都塞：《論再生產》 西北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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