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雨子：《兩隻老虎》的內在裂隙，中國喜劇的內在焦慮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聆雨子】

近期國產電影市場上最讓人跌眼鏡的意外，莫過於因演員陣容強大而被寄予厚望的喜劇片《兩隻老虎》，公映後口碑一路走低。豆瓣等評論區的留言裏，充斥着“尬”、“無聊”、“全程尿點”的負面吐槽，當然，最主要的失望，還是集中在三個字：“不好笑”。

然而在筆者看來，《兩隻老虎》雖然真心不算一部好電影，卻能稱得上一個好樣本、好典型與好案例：它所天然擁有的要素、所努力進行的嘗試、所不慎犯下的錯誤和所註定要走的彎路，無不折射出中國喜劇電影當前遭遇之最大難題，同時，又暗示了某種正在被發現的方向、某種於未來實現突圍破圈的可能性。

電影《兩隻老虎》武漢路演現場（圖/IC photo）

“錯位”與“雙重錯位”

拋開葛優、趙薇、範偉、喬杉、閆妮一眾大神帶來的期待值加成，僅僅從故事起點上看，《兩隻老虎》也擁有一個極其工整、也極其帶感的喜劇設定：

在一場失敗的綁架案裏，綁匪和人質發生角色調換，綁匪被人質所指揮，人質被綁匪所伺候。

這叫做什麼？一言以蔽之：錯位。

熟悉春晚語言類節目的觀眾不難理解：“錯位”堪稱中國喜劇幾十年來，玩得最多也最溜的東西。

本不該此人扮演之角色，落於此人身上；本不適此人充當之位置，安於此人頭上；本不足此人擔負之責任，置於此人肩上。於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生活規則瞬間失序、大家心安理得的生活軌跡瞬間斷裂，所有的情節、戲眼、效果和笑點，得以在一個橫截面裏即刻爆發。

就以小品領域三代領軍人物為例：陳佩斯的絕活，是賊眉鼠眼演英雄，這就是錯位；趙麗蓉的絕活，是半老太太玩時髦，這也是錯位；趙本山宋丹丹的絕活，是老實農民上電視，這還是錯位。

更何況，《兩隻老虎》走得還更遠、更豐厚一些。

當葛優飾演的張成功把喬杉飾演的餘凱旋玩得團團轉的時候（也就是“綁匪疲於奔命得像人質、人質説一不二得像綁匪”這場錯位發生的時候），我們卻很容易從劇情裏發現，無論張成功端着多少“一切盡在掌握中”的故作輕鬆和指揮若定，他靈魂深處，其實佈滿了愧疚、虛弱、孤獨與惶恐，他對餘凱旋的驅使，只是在藉助一個空降到跟前的第三方，為那些追悔莫及的過去一一療傷。而在結尾的反轉裏我們進一步知道，在被意外綁架之前，他為自己選擇的是死亡。

也就是説，表面是綁架案內部的強弱互逆：劫匪比人質還要慘。內裏則是社會地位的強弱互逆：大佬比草根還要慘。

這又叫做什麼？雙重錯位嵌套。

一個能玩出“雙重錯位嵌套”的喜劇，當然應該是非常爐火純青的。

可它為啥還是“不好笑”？

悲劇內核與邏輯對立

很多人在詬病導演的執行力短缺、迷戀廉價而想當然的心靈雞湯、插入非常跳戲的文縐縐的話劇腔、想要的是“荒誕感”（這個詞對於幽默而言，無疑非常高端）結果卻成了“慌亂感”。這些，都有道理。

很多人都指出這電影其實完全靠演員撐着：喬杉和趙薇飲酒的那場戲、葛優與範偉按摩的那場戲（一個被動失去視覺、一個主動失去語言，所有的過去與當下都在手掌和脊背的揉捏裏往來着），都精彩且耐得住咂摸。這些，都很容易看見。

然而問題的根子，來自這部電影的另一個面向，更讓人嘆惋或深覺弔詭的是，這“另一個面向”，恰恰是這部電影最讓人欣喜和願意去玩味的地方。

只因為這個面向，不是一個喜劇的面向：

張成功和餘凱旋，他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周身都是截然不同的、最一目瞭然的直觀標籤：紅酒雪茄高爾夫VS雞排二鍋頭方便麪。他不高興，他沒頭腦，他城府森嚴智謀多端，他傻不愣登熱血中二連比個憋氣都會被前者誘騙。

可他們都屬虎、名字的含義也很相似（“成功”與“凱旋”），某種程度上，他們更近乎各自的一個鏡像、一個第二人格、一個想要擁有卻無法達成的臆想——他想要他那樣的物質財富，他想要他那樣的天真爛漫。

這種內在的彼此相似性和“彼此相慕性”，把他們載離了綁架和被綁架的敵對關係，讓畫面從廢棄建築物裏繩圈捆縛的黑色幽默，迅速走向了並肩駕車去踐履夙願。

站在路邊撒尿、躺在空地上話當年、浮在澡堂裏赤裸着坦誠相見、下一秒齊齊換上西裝展開新一輪的心照不宣。

“忘了自己是什麼身份了吧？”“是你先忘的。”財富和階層的落差在這裏被消泯了，留下的只有具象的人、具象的人生。

階層的消泯促成了一種反向體驗：在扮演他人中看清了自己，在那個自己最想成為的人身上，看到了跟自己一樣的孤獨和哀傷，在幫那個人治癒哀傷的同時，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和洗禮。

“最好的喜劇，都擁有一個悲劇內核”，我認同這句話。

從上面的分析裏也不難發現，《兩隻老虎》的悲劇內核是齊備且深刻的——所以即使苛刻如網友，也基本都在抱怨它笑點不足，並沒有誰把矛頭對準這條悲情主義的暗線。

這條暗線寄予了導演太多的希冀和表達欲，於是，電影對它的重視和投入，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徹底壓過了喜劇的明線。

麻煩在於，當我們不無激賞與感懷地梳理完這個悲劇的面向時，卻只能不情願地承認，它並沒有反哺那個屬於喜劇的面向。

餘凱旋太過二次元，張成功又太高不可攀，我們視他們為符號隱喻，感悟生活的無奈，可我們始終沒能實現代入感，在他們的困境裏自我發現、自我解嘲。

於是，充當喜劇內核的悲劇，沒有和喜劇完成邏輯自洽，它更近似於一個脱軌於喜劇之外的、單獨存在的東西，它不曾變成一種內驅力、推動出對宿命的暗諷，也不曾變成“含着淚花的笑”——就像許多大師曾經做到的那樣，無論是卓別林、金凱瑞、憨豆先生，還是周星馳。

最終，導演只能強行安插一些生硬的橋段，來完成“逗趣”這件喜劇的份內工作，比如趙薇在片場的那段戲中戲，玩的是極其廉價的“粵語味道普通話”梗，老套而無聊。

最後，《兩隻老虎》與其説是喜劇片，倒不如説，更像一部文藝片。

當下瓶頸與突圍努力

説回到一個更大的話題：中國喜劇電影。

喜劇在當代電影史上的位次，自然是不容低估的。

畢竟，是馮小剛的賀歲片在中影引入進口分賬大片、國內市場迅速被好萊塢所佔據之後，從國產電影最絕望的時刻裏完成價值自救，甚至一舉奠定了“春節檔”這個概念。

是甯浩的“瘋狂三部曲”實現了張陳馮之後整整斷裂了一代人的“破億”神話，一舉找到了藝術與大眾之間雙贏的密碼。

《失戀33天》開創了都市題材另一種以小博大的可能。《泰囧》實現了異域敍事，拓寬了華語公路片的想象空間。《驢得水》和《一個勺子》成為引發廣泛討論和觸動現實批判的話題之作。開心麻花出品的每一部中等成本新作都在穩定地實現票房預期。

甚至“搞笑因為常常要自毀形象、所以不善於生產和孵化明星”的習見都被一次次打破，白百合、王麗坤、鄭愷、鄧超、古力娜扎都起自浪漫愛情輕喜劇。

但是今天的中國喜劇，依然面臨着許多瓶頸：

比如，在一個段子密集甚至爆炸的時代裏，公眾日漸提升的笑點——馮氏賀歲片的終結已經宣告了，單純靠“京味貧嘴”的語言快感逗樂，在這一撥觀眾跟前根本難以為繼。

比如，你始終無法否認，相比於“一首老歌可以聽一輩子而且越聽越感動”的時間加成，“笑料”永遠是一次性的，它需要源源不斷的生成與補充。

比如，幽默相當依賴文化公約數、也就是特定共同體內相近的文化成長環境和文化解碼能力，而中國超大的地理空間，則製造出了許多天然的文化區隔，東北、京派、海派、粵派喜劇各擅勝場割據一方，都很難超越這個區隔實現流量全覆蓋。

再比如，喜劇原本給人的印象非常依賴於原創，但事實上，國產喜劇電影對於改編的依賴程度、對於兄弟藝術門類的挪用和對於海外IP的移植程度奇高：

如來自小説文本的《杜拉拉昇職記》和《失戀33天》，來自舞台劇的《夏洛特煩惱》和《羞羞的鐵拳》，來自電視劇的《咱們結婚吧》，來自網絡綜藝的《煎餅俠》、《縫紉機樂隊》，來自海外經典電影的《我知女人心》、《新娘大作戰》、《我最好朋友的婚禮》……

《西虹市首富》直接購買環球影業1985年電影《釀酒師的百萬橫財》的版權進行本土化改編，《北京遇上西雅圖》直接致敬《西雅圖夜未眠》，《瘋狂的石頭》從一出世就被視作蓋裏奇《兩杆大煙槍》與《偷搶拐騙》的改頭換面。

綜上所述，中國喜劇的原創能力還是相對短缺的，這使得整個業界都處於居安思危的焦慮裏——當經濟收益不成問題的時候，他們思考的是，一旦中國電影市場進入理性穩定期，三線以下城市和閲片量相對不足的新觀眾被收割完畢之後，如何進行更加細水長流、具備可持續性的價值自證——證明自己既不是低級趣味的屎尿屁，也不是拉長版的相聲小品、抖音快手。

畢竟，中國人愛看喜劇——我們需要歡笑，中國人卻也常常輕視喜劇——笑笑就好，當不得真的。

因此，中國喜劇迫切等待的，是傳遞更細膩更豐富的愛與痛楚的、情感訴求更加多維的、敍事線索更加密集、結構更加考究的故事，是“最好的喜劇，都擁有一個悲劇內核”的高層次高格局的故事。

中國喜劇是世界上最渴望把自己做成文藝片的喜劇。

《兩隻老虎》很顯然，就是奔着這個目標去的。只不過，欲速則不達，或者，想法大於技能。什麼都想要，卻又什麼都沒紮實地要到。還好，“想要”總是“要到”的前提。明白自己想要，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兩隻老虎》依然擁有值得鼓勵的心氣，以及姿態。

記住那首餘凱旋酷愛朗誦的、普希金的名作：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鬱的日子裏須要鎮靜。”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