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達：以推廣人權為名，推廣霸權為實的干涉主義是國際和平的絆腳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君達】
美國向來有以民主自由名義干涉他國內政的傳統，國會將推進民主（promotion of democracy）稱為“鼓勵其他國家進行民主轉型或改革的外交政策活動”，而其目的則是並不高尚的“投射美國價值觀、強化美國安全、爭取美國經濟利益”。[1]
其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是干預他國內政的老手，在涉及中國主權的新疆、西藏、香港、台灣、“民主運動”等問題上動作頻繁，不僅通過資金大力支持各類顛覆組織，而且通過“民主獎”、“民主服務獎章”等獎項聲援部分分裂勢力活動家，達賴喇嘛、熱比婭等人都曾經受到NED的支持。
近期中國政府宣佈制裁的、以NED為首的幾家基金會並不是普通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在香港“修例風波”，以及多種分裂主義運動中干涉中國主權，與美國部分反華議員遙相呼應大打“人權牌”，為美國限制圍堵中國的整體戰略服務。
與NED遙相呼應，美國兩黨部分議員大力推進多項“人權法案”，不僅嚴重影響中美關係穩定，而且對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有消極影響。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標誌與口號（圖/NED官網）
冷戰時期遺留產物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是冷戰時期遺留的產物，雖然自稱“非政府組織”卻有着很強的政府背景。該組織的領導人卡爾·格爾施曼（Carl Gershman）解釋道，“如果全世界的民主團體被視作具有CIA背景會很糟糕。我們在60年代就看到了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它（CIA援助）被中止了……這就是為什麼創建捐贈基金的原因。”[2]時任經理大衞·伊格納修斯（David Ignatius）在1991年的採訪中承認，該組織所做的事情其實是CIA長期以來秘密從事的任務。
NED建立於1983年11月，由美國國會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撥款成立，此後每年由美國國會經由國務院撥款支持，是羅納德·里根“人權外交”策略的一部分。“人權外交”策略的目的包括破壞共產主義陣營和其他潛在威脅的治理、培養反蘇抵抗運動、在全球範圍扶植親美政權，通過政變和抵抗運動造成全球範圍的政治經濟變化，向主要對手蘇聯施壓。與NED同時成立的還有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等機構，USAID也是以發展援助為名，對外國進行胡蘿蔔加大棒戰術促進政治革命和外交轉向的工具之一。
里根外交政策有兩方面的源頭，一方面是美國冷戰時期興起的新保守主義，另一方面是其前任卡特留下的外交政策傳統。
吉米·卡特個人在美國外交政策轉向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説是美國從尼克松時代的實用主義外交到“價值觀外交”的關鍵人物。
卡特是一位虔誠的浸信會（Baptist）教徒，具有極強的理想主義道德觀，在卸任後仍然被美國社會公認為一位“好人”。他在當選美國總統之前僅有佐治亞州長的政治經歷，是華盛頓政治圈的局外人，缺乏駕馭華盛頓官僚和進行外交決策的經驗。由於尼克松政治品格不佳，在“水門事件”後被迫辭職，福特則因為特赦尼克松而聲譽掃地，被公認為道德模範的卡特入主白宮，在就職演説中便明確提出：
“我們是自由的，因此不會對其他地區的自由前途置之不理。我們的道德判斷使得我們明確偏好與我們一樣堅定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很顯然其他（持不同價值觀的）人能夠不受懲罰進行統治的世界是不道德的，而且威脅全人類的福祉。”
吉米·卡特（資料圖/IC photo）
卡特總統在中美建交上有客觀功績，但其外交政策受到政敵批評，其高喊人權口號大搞小動作、實質上軍事收縮的策略遭到強硬派人士的抨擊；1980年新上台的里根一方面接過了前任的道德大棒，一方面開始實行強硬的對蘇政策，其中就包括“人權外交”。
除此之外，新保守主義在美國社會逐漸壯大，形成一股鼓吹“十字軍東征”的外交思想，強調美國應對潛在威脅進行國際干涉。
新保守主義是二戰後形成的、與冷戰意識形態高度掛鈎的右翼意識形態，其起源是對“羅斯福新政”後逐漸與勞工、弱勢羣體結盟的民主黨進步主義政策的反彈。
美國最早的新保守主義者許多曾經是同情民權運動和馬丁·路德·金的自由主義者，但這些知識分子在國際上支持鷹派政策，反對美國當時的反戰風潮。在民主黨左翼愈發強烈的進步主義和反戰主義浪潮衝擊下，這些自由派開始將共產主義運動、甚至美國國內意識形態偏左的社會運動、黑人平權和工人運動視為敵對勢力對美國的“文化侵略”，轉而走向一條將所有知識意識形態化、上綱上線，繼承麥卡錫衣缽批判進步思想的美式民族主義道路。
新保守主義者師承列奧·斯特勞斯等美國政治哲學大師，對美國社會湧現的道德相對主義、文化多元主義非常反感，不僅在國內提倡愛國主義和保守派價值觀，而且主張主動出擊，先發制人地消滅美國的潛在敵人，通過暴力和其他手段將更多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陣營”。新保守主義因為小布什總統期間的兩次戰爭而廣為人知，但該思潮同樣主張支持“在全世界傳播民主”，保守主義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則更加直白地稱新保守主義政策為“使用軍事和經濟手段支援親美政權”。
眾所周知，美國的“盟友”並不全是西方民主制度，除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案例，智利、印尼等國也在國內威權主義時代獲得美國支持。與此同時，委內瑞拉等地的民選政府則遭到美國“非官方”組織的破壞。除此之外，USAID和NED還支持諸如美國自由勞工發展研究所（AIFLD）的機構，此機構是CIA滲透扶植，用來破壞美國和國際勞工運動的機構，以民主之名幹着反民主的勾當。
綜上所述，雖然新保守主義者口頭上仍然會強調美國對外干涉的合理性，其行動卻反映出美國旨在維護自身絕對安全的現實主義戰略。
綜合以上兩方面，推廣民主並不是美國建國以來一以貫之的政策，更不是部分美國強硬派聲稱的“神聖使命”。
美國的外交思想錯綜複雜，其政策制定者中不乏能夠破除意識形態偏見、致力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外交家：尼克松和基辛格為中美關係“破冰”；老布什在1989年的敏感時刻穩定中美關係大局；里根、克林頓、小布什等領導人也能夠在執政中及時轉變對華政策，從挑釁轉向穩定、交流、合作……這些事例都體現出美國外交工作者的靈活性和實用主義精神。
但以意識形態主導外交政策、以道德霸權區分敵友的新保守主義思想在美國政界頗具影響力，除了盧比奧、佩洛西等很少在外交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政客外，擁有參軍經驗和良好國內名聲的軍隊世家子弟約翰·麥凱恩、從政經驗豐富的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等資深政客也曾經在中美問題上打人權牌、聲援“民運”異見人士。在中美矛盾日益激化的時代，根植於美國政客心中的新保守主義思想正在成為美國對華政策圈的主流聲音，NED等國家資助機構的活躍也就不足為怪。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最早的新保守主義者原先自詡“進步派”，但在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大背景下對自由主義“幻滅”，轉而成為反共急先鋒。在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之際，不排除部分原先提倡對華接觸的左翼人士搖身一變成為強硬派，而人權、民族問題正是這些人士最擅長的話題。
劫持世界穩定為自身謀利
從歷史上來看，基於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無疑優於意識形態掛帥的外交政策。
前述的卡特總統就是在大國關係上因小失大的典型，他在人權問題上不斷抨擊蘇聯，激怒了當時有意限制軍備競賽的勃列日涅夫，進而使得《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談判破裂。卡特在實質性的美蘇戰略博弈中無力提出有利於雙邊穩定的外交策略，其對蘇聯的單方面制裁、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等決策對於緩解大國間矛盾於事無補；由於缺乏有效的談判策略又一再在人權等問題上激怒蘇聯，卡特的“軟弱”政策導致蘇聯加速擴張，美國盟友對美國的信心減弱（至於蘇聯陷入“帝國墳場”則是後話，在當時不好預測）。
里根同樣對蘇聯採取人權外交，其鷹派政策為美國在冷戰中獲勝奠定基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反共工人領袖更成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處刑人。但究其根本，冷戰的結束更多應歸因於蘇聯領導層的頻繁更替和決策失誤，而非美國方面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義性”。冷戰結束後，美國及其盟友自認為其意識形態已經成為“普世價值”，在世界各地的干涉行動均以民主自由為旗號，以直接武力干預和扶持反對派混合為外交手段。
但除了憑藉武力優勢顛覆小國“正規軍”的海灣戰爭、科索沃、利比亞軍事等衝突外，美國在非對稱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陷入泥潭，在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烏克蘭（克里米亞）的軍事行動中也無力干涉。可見打着民主人權旗號的外交政策不但無助於解決分歧，還會適得其反。鼓吹意識形態的所謂“強硬派”學者和政客，與其説是維護美國國家利益，不如説是打着美式“愛國主義”的大旗為自己爭權奪利。
遺憾的是，NED等美國干涉主義組織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形成了強大的利益集團，不惜劫持兩國關係和世界穩定為自身謀利。
NED與美國國會關係匪淺，其絕大部分運營資金直接來源於國會撥款，NED旗下核心機構如國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和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均與國會形成類似壟斷的利益輸送關係。
格爾施曼本人具有政界經歷，曾經是里根時期美國駐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大使，在華盛頓擁有雄厚政治資源；雖然他多次聲稱NED擁有自己的獨立董事會，其組織與國會、中情局的聯繫卻是華盛頓政治圈裏一目瞭然的事實。持財政保守立場的眾議員羅恩·保羅（Ron Paul）曾經直言NED和民主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利用美國税收資金顛覆民主的組織。
NED與許多影響力巨大的美國政客，如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佩洛西和貝納（John Boehner）、參議院的已故議員麥凱恩都有密切聯繫，佩洛西等人也經常發言聲援國際異見人士，試圖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美國國務院於2019年2月公佈的新預算裏將NED的撥款削減三分之二，並希望NED與其他基金會進行競爭，格爾施曼很快就給特朗普扣上了“背叛美國盟友”的帽子，佩洛西等政客也頻繁批評特朗普當局在香港等問題上“不作為”。NED及其支持者希望讓人權牌成為中美關係的焦點，更多是出於自身利益需要。
近期美國頻繁湧現干涉主義言論，例如在NBA經理莫雷就香港“修例風波”發表激進言論後，奧卡西奧·科泰茲等議員站出來要求美國跨國公司“站隊”，利用他人的經濟損失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源。
佩洛西多次發言干涉香港問題（資料圖/IC photo）
結語
當前美國衰退風險上升、各國需要協調面對經濟危機，包括中美在內的全球各國面臨氣候變化和軍備競賽風險，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的“末日鍾”已經連續停在臨近午夜的23時58分；這些議題都需要美國儘快停止單邊挑起的一系列貿易戰，積極與其他大國共同治理全球議題。以NED為首的美國組織、盧比奧、佩洛西等與NED遙相呼應的政界人士破壞中美談判基礎，不但侵害中國主權，而且也損害了包括美國在內全世界各國的利益。
中國對於美國部分非政府組織的制裁被許多外媒認為是“有節制”的回應。此時制裁NED等組織，也有助於分化歐美內部不同的政治勢力，集中打擊美國國內以推廣人權為名，推廣霸權為實的反華利益集團。
當前美國國內形成了一致的反華風潮，而且有擴大打擊面的趨勢，這種變化對於中美關係的破壞性很大。對NED等機構的破壞活動及時加以控制，不但是維護主權的正當行為，也有利於中美兩國排除雜音，儘快進行行之有效的對話，解決雙方的國家利益分歧。
參考資料：
[1]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mocracy Promotion: An Objective of U.S. Foreign Assistanc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Jan 4, 2019.
[2]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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