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香港的民主亂局與西方民主理論的深層問題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最近半年多來香港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彰顯了西方“民主”的兩大“亮點”。第一，人們可以高舉“民主”的旗幟，自稱自己的行為代表了“民主”，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公私財產，使社會經濟發展受阻。第二，在“民主選舉”中，鼓吹民主而阻擾社會發展的人，可以當選為議員，甚至可以成為議會中的多數（雖然只是不具備實質權力的“區議會”）。

“民主”本應該是“人民做主”、“為人民服務”、“有利於人民利益”、“有利於社會發展”的，但香港的“亮點”卻展現出悖論式的結果。為什麼會發生如此的悖論呢？原因隱藏在西方民主理論的三個誤區之中，以及理論誤區導致的行為陷阱。

誤區一，西方民主理論主張的多數制規則形成了趨中化的“自弱機制”。

民主制是“從眾”“從多數”的，是要讓多數人的意見成為社會的決策意見。多數人不是社會中最聰明、最優賢的人，不是最能夠理性地分析問題的人，不能為社會作出最佳的決策。多數人中的很多人往往相當情緒化，尤其在其它眾人的情緒感染下，往往根據情緒來作決策，而不作深刻複雜的理性思維。

在社交媒體流行的今天，多數人的情緒更是擴大了影響力，社交媒體上的碎片化信息很利於及時傳播情緒，不利於理性分析表述，人人都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大呼大叫，沒有專業人士來作“質量鑑別”“分層篩選”，使得“大多數”的情緒可以抵制“少數”的理性。

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言，讓最聰明、最優賢的人作決策，有利於該社會的發展強大；而讓情緒化的大多數作決策，會削弱理性，偏離發展強大的軌道，這就是“自弱機制”。

當週邊其他社會沒有這種“自弱機制”的時候，受“自弱機制”影響的社會和它們競爭，就會處於很不利的形勢之下。在粵港澳地區，粵和澳避免了“自弱機制”，港的競爭力被自我弱化，港的發展明顯不如粵澳。

回想當年，香港已是現代化的富裕大城市了，而深圳還只是一個落後的貧窮小村，但是今天深圳已經快步追上了香港。澳門1999年迴歸中國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比香港差得多，但現在比香港強得多。根據世界銀行的人均GDP數據，1999年香港是澳門的162%，而2018年香港只是澳門的56%，香港“自弱”了106個百分點。

中國內地民眾直接參與基層選舉，同時在社會經濟發展決策中，真正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決策是由省市和中央在經過廣泛的調查、諮詢、協商後做出的，因此既在程序和實質上都體現了“民主”，又不受西式選舉的“自弱機制”影響。而且，中國內地很強調“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黨是先鋒隊，不是趨中化的普通大多數，黨建在基層治理中發揮引領的作用，可以防止基層直接選舉可能帶來的“自弱機制”問題。

澳門的選舉制度和香港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很關鍵的不同。以立法機構的選舉為例，澳門立法會有委任議員，佔了21%的席位，直接選舉的議員席位不到50%（委任議員是由特首行政長官委任的）；而香港立法會沒有委任議員，直接選舉的議員席位是50%，另外50%的席位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在目前的立法會中，澳門有33位議員，7人是委任，12人由法人社團間接選出，14人是直接選舉產生的；香港有70位議員，35人是由分區直接選舉的，35人是由功能團體選舉的。

澳門立法會（圖片來源：新華網）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因素也幫助澳門減少了“自弱機制”的效應，這就是“外部勢力的干擾”。由於平庸的大多數缺乏識破外部干擾的能力，他們比較容易受外部勢力的影響，這些勢力散佈花言巧語，引誘人去做一些將使社會弱化的事情，因而加劇了“弱化機制”。

外來勢力在香港非常活躍，英國美國都搞了很多活動。在澳門外來勢力的活動則比較少，葡萄牙沒有搞活動，美國的手也不活躍，這就使得“自弱機制”在澳門沒有被進一步惡化。

誤區二，西方民主理論主張的“選舉權”造成了“自毀機制”。

在西方的“民主選舉”中，個人有選舉“權利”，卻沒有選舉“責任”的制約。只要是有選舉權的人，就可以去投票選擇執政者，選舉者沒有責任去理解投票內容。即使對候選人一無所知、對其政策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全然不瞭解，也可以任意投票，也會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對於選舉結果給社會未來造成的惡果，選舉者是不會被問責的。被選舉的人可以被問責，譬如當選的議員如果做出某項決策造成社會惡果，這位議員可能被問責；但是，那些把這位議員選到決策位置上的選民，卻不會被問責。

假設香港這次區議會選舉選出的某位議員，以後工作出了問題，譬如作出的社區垃圾處理政策不當，造成了社區的公共衞生問題，影響了大眾的身體健康，這位議員可以被問責，也許以後不能再當議員了，但是投票選他的選民是不會被問責的。

或許可以説政策不當的後果已經讓他們受到了“懲罰”，但他們的選舉權本身不會被取消，以後仍然可以參加選舉，而且從西式制度的實踐看，很可能仍然不負責任地投票，仍然可以選出決策錯誤的議員。這種不被問責、不需負責任的選舉，很可能不斷地選出決策錯誤的領導者，造成社會的自毀。

在商業公司中，如果一位經理選了一個人去做某項工作，此人工作出錯，給公司造成惡果，此人會被處罰，那位選他擔任此工作的經理也可能會被問責，這樣的問責制度是為了防止選錯人而損毀公司，是防止自毀的機制。

但在西式民主選舉的制度中，卻沒有機制防止自毀。在別有用心的勢力集團影響下，這種自毀產生的毀壞作用更為惡劣。這些勢力集團有的是來自社會內部，有的是來自外部。他們看到了大眾情緒化的特點，散佈煽情的蠱惑信息；他們利用了投票不需負責任的制度，吸引選票為自己的利益目的服務。其結果是，勢力集團得利了，社會受損了、自毀了。在香港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外國勢力集團的興風作浪以及惡劣後果，這是西式民主制度自毀的典型案例。

誤區三，西方民主理論中兩個核心理念之間有概念矛盾，使得個人可以把自己稱為“人民”，把對方稱為“反人民”，造成嚴重的社會撕裂。

在西方民主理論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核心理念是“保障個人權利”，同時又有另一個核心理念是“民主是人民統治”，此處隱含了一個概念矛盾的邏輯誤區。

在西方民主的話語敍事中，“人民統治”和“個人權利”是沒有矛盾的一對概念，民主就是要保障個人權利，只有保障了個人權利才能實現人民統治的民主。

不過，從深層邏輯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概念存在着矛盾。因為，“人民”是一個羣體本位的概念，而“個人權利”是一個個體本位的概念。在個體本位的框架中，人民是無數個人的集合，這些個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意見，不存在整體化的“人民利益”和“民意”。所謂“人民利益”其實是很多互相沖突的利益，所謂“民意”則是無數互相對立的意見。忽視這個概念邏輯矛盾的結果是，個人可以在西方民主體制中以“人民”之名來追求個人利益。這個現象在香港的民主亂局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那些打着“民主”旗號的人，自稱代表了人民，對異己大肆打擊，撕裂社會，破壞社會的整體利益。

中國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實行了自己獨特的民主制度。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可以被稱為“優主制”，它避免了“西方民主制”的誤區陷阱。中國的治理模式不是“從眾”“從多數”，而是“從優”“從賢”“從先鋒”，讓大眾中的優賢先鋒者組成先鋒隊，來擔任領導者的角色。中國的實踐展示了優主治理的成功，既提供了事實，也提供了理論。希望香港人能夠正視事實，能夠理性地思考西方民主理論的誤區，使香港能夠擺脱亂局困境。

關於優主政治的理論以及本文中述及的一些問題，請參閲“民主故障頻發，下一步是優主嗎？”（觀察者網）、《幸福與GDP：主流發展模式之外》（尹伊文，三聯精選，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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