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達：受“政治正確”庇護的美國軍工對中國威脅有多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君達】
美國社會有着“尊軍”的傳統，在美國旅行過的朋友們大多見識過航空公司允許軍人提前登機，我國網上也流傳着商務艙客人給軍人讓座的段子。
從蓋洛普數據來看，美國軍隊在1990年以來的對機構信心（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比較中始終高於其他機構；2018年的調查裏，美國民眾對軍隊（74%）、小企業（67%）和警察（54%）的支持率遠高於包括教堂、法院、媒體在內的其他系統（均低於38%）。在美國大多數的文化產品中，部分作品對美軍的吹捧達到肉麻的程度，如最近某遊戲中美軍的“維和部隊”形象與美軍拋棄庫爾德“盟友”交映成趣。對美軍持批判態度的創作人則往往格外謹慎，多將關注點集中在反思戰爭、個人作惡或者政客腐敗上。
我們知道美國軍隊（和警察）時常爆出醜聞，那麼為何美國人往往對軍隊（和警察）團體的觀感如此正面？是否僅僅是媒體選擇性報道的結果？一些學者認為，美國的兵役制度與現在美國社會、政客對軍隊的態度有着重要關聯。
美國軍隊（資料圖/IC photo）
美國志願兵役制的由來
自殖民地時期起，美國在戰爭時期廣泛使用兵役制度募集兵員，作為對志願兵和傭兵的補充；美國徵兵法具有顯著的時限性，隨國內政治經濟情況在戰時、戰後進行調整。殖民地時期的十三州規定所有健康適齡男性參加民兵訓練。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雙方首次對美國全國範圍內的民眾進行徵召。
美國的兵役制自建國初期便具有幾個特點：
（1）美國兵役針對兵員不足的情況主要有兩條解決思路，即提高志願兵的薪水和徵召義務兵。由於美國社會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風氣，一些人反對政府強制徵兵，贊成提高薪水的“自由買賣”。這種爭論曾多次出現，例如一戰時期威爾遜總統和大羅斯福曾就兵役進行交鋒。
（2）美國存在着逃兵役的傳統。早期的被徵召者能夠付錢讓人代服役；北軍服兵役的168649人中，共有117986人是代人服役。這一制度在後來大規模徵兵中被廢止，但有錢人能夠逃兵役、甚至“付錢僱人打仗”的認知在美國內戰時期便已經存在。除此之外，一些人則以政治信仰為由逃脱兵役，甚至臨陣脱逃，並在戰後以此為榮。
（3）美國的義務兵役從一開始便遭遇出於種種原因的反對聲音，例如麥迪遜總統在1812年試圖徵兵時被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指責違憲，1863年紐約徵兵暴動就是愛爾蘭移民出於戰局不利、同情南方、對富人交錢逃兵役不滿等因素髮起，在日後的兩次世界大戰、越戰等軍事行動中，美國的反戰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部分宗教人士和指控軍事法庭迫害新兵的活動家也反對義務兵役。
（4）美國兵役制從最初就設計不同權力集團的利益之爭，早期的美國聯邦政府致力於從殖民地各州手裏拿回徵兵權，議會則通過設計徵兵法案限制總統權力。
（5）由於大量反對聲音的存在，美國的兵役制度在實施手段上具有較大彈性，強制服役與戰爭宣傳並行。以一戰時期為例，美國政府使用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美國勞工聯合會等機構進行戰爭宣傳、煽動反德情緒，號召公民自願參軍。而在志願兵無法滿足軍隊需求的時候，美國政府也從不憚於頒佈徵兵法律、擴大強制徵兵範圍，甚至有選擇性地多徵召“不太可能成為熟練工人”的低收入人羣、黑人和移民羣體。
一戰時美國的徵兵廣告
美國共經歷過內戰、一戰、二戰和冷戰四次全國義務兵役制募兵。二戰時期美國的軍事動員達到史上高潮，皮尤公司數據顯示，1941-1945年間有將近9%的美國人口在軍隊服役。
二戰末期，在冷戰和青年人口（誕生於生育率低的大蕭條時期）減少的壓力下，美國的部分鷹派人士主張保留選擇性服役系統（SSS），認為義務兵役是保障志願兵源的基礎[1]，美國政客也將對兵役的恐懼當作鼓勵社會良好風氣的工具。這一時期的美國兵役制規定，自願服役者能夠優先被分配到較安全的崗位，而擁有正式工作、較高學歷和已婚人士也可以獲得一定的免兵役優惠。
美國的義務兵役客觀上起到了勸學、鼓勵生育等積極影響，但也無形中加劇了美國民眾與義務徵兵制度的矛盾；而隨着時間推移，維持高強度兵役制度的社會條件也逐漸瓦解：
（1）隨着美英蘇三國於1963年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冷戰初期近乎失控的核軍備競賽和迫在眉睫的核威脅開始淡化，美國社會的好戰情緒隨之削減，不少年輕人因此陷入迷茫。
（2）隨着美軍逐漸提高技術含量，並提出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等策略，機器的作用愈發重要，軍隊對戰鬥員的要求向着“少而精”的方向發展；全民皆兵式的制度，如普遍軍事訓練（UMT）則無助於培養能操作精密儀器的職業士兵。
（3）由於前述配套政策的推行，美國社會自1946年起產生了嬰兒潮（Baby Boom），而大量在嬰兒潮中誕生的美國青年為了獲得兵役減免和優質崗位進入高等學府深造；隨着美國在越南戰場越陷越深，美國政府開始收緊先前給予學生的優惠政策，這導致越戰期間的美國大學爆發此起彼伏的反戰運動，也導致學生變成反對義務兵役聲音最大的羣體之一。
尼克松於1968年競選時提出全志願兵役制（All-Volunteer Force，簡稱AVF）。他的政治觀點受到右翼經濟學家安德森（Martin Anderson）的影響，此外尼克松也認為AVF能夠安撫學生，讓學生退出如火如荼的反戰運動。他命令曾在艾森豪威爾時期任國防部長的托馬斯·蓋茨（Thomas S. Gates Jr.）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負責設計針對全志願兵役制的軍事改革。隨後，美國在事實上實行了AVF制度。
雖然卡特政府仍然推出了新一版的選擇性服役法案，要求18至25歲之間的男性美國公民和移民在SSS登記，並將登記與駕照、大學補助等社會福利掛鈎，但自1986年以來就沒有再出現過美國人因為逃避兵役登記而受到處罰的現象。隨着軍士長傑弗裏·美凌格（Jeffery Mellinger）於2011年退役，美國已經沒有通過義務徵兵制度招募的士兵。
美國志願兵（資料圖/army.mil）
志願兵役制與尊軍風氣
蓋茨在加入委員會之前曾經是AVF的反對者，支持義務兵役。他代表反對者提出四個觀點：
（1）AVF會損害軍隊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割裂民眾與職業“僱傭兵”，削弱人民對軍隊的控制。
（2）AVF會造成軍隊充斥着低收入階層和黑人。
（3）AVF會使得民眾對於戰爭和外交漠不關心，美國在外打仗與老百姓的利益徹底無關。
（4）基於第三條，該制度可能會鼓勵指揮官的軍事冒險主義。
這些反對意見在現代或多或少地顯現出來，二三四條顯而易見（轟炸我國南聯盟大使館可能就是軍方擅自行動）。而蓋茨提出的第一條其實在美國形成了相當奇怪的現象，雖然美國民眾對“僱傭兵”缺乏瞭解，但批評軍隊已經成為政客、媒體和老百姓的政治不正確行為。這種趨勢的結果是形成強有力的軍工集團，在內外矛盾激化時非常危險。
AVF一個重要的影響是美國社會普遍存在“負罪感”。如上所述，美國實行全國募兵之處有人通過花錢找人代為服役。在志願兵役制推行以後，美國民眾的邏輯是：因為他們挺身而出，我們才不用服役，因此我們應該感謝這些職業士兵。由於眾所周知的美式價值觀宣傳，軍人還被戴上“自由鬥士”的冠冕，成為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代言人。
與此同時，美國社會流動性在許多職業領域開始停滯，窮人無法與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富人公平競爭，隱性的種族歧視仍然存在，但軍隊仍然是一個相對公平、以戰功而非出身來評價個體的集體；除了窮人和少數族裔，部分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如《夢想者法案》）也能夠通過參軍獲得美國國籍，於是我們總能看到少數中國面孔通過參軍成為美籍華人。這種上升渠道又使得美國軍人成為“美國夢”的成功實踐者。
這雙重政治正確導致美國社會形成了“軍人不會犯錯”（the military can’t do wrong）的思維模式，不少左翼政客因為批判軍人而聲名狼藉。美國的議員在涉及軍隊的問題上往往不敢批評軍隊，否則會被扣上“外行指導內行”的帽子；記者在涉及軍隊的問題上也不敢憑空編造事實，而所有去前線的採訪都必須在美軍保護陪同下進行，這就導致軍方能夠控制記者做出有利於自己的報道.
如果媒體和政客批評軍隊，他們往往瞄準職業官員，尤其是理論上統率三軍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伊朗問題上幾乎遇到的、克林頓在南聯盟遇到的軍隊越權問題，很少被認為是軍隊的責任，而是總統管控無方。美國議會在憲法上對是否參戰具有決定權[2]，但二戰後的議員們從不敢使用這種權力。
批評軍隊的個人則會受到各方壓力，美國士兵布拉德利·曼寧在向維基解密披露美軍醜聞後，被檢方以包括通敵在內的20多項罪名起訴，被軍事法庭革職並判刑35年；在被左派總統奧巴馬特赦後，曼寧仍然因拒絕就維基解密一事作證而屢次被拘留和罰款，前往加拿大被永久拒絕入境，而美國民眾的看法竟然是曼寧在自我炒作。可見無權無勢之人挑戰美軍權威的後果相當悲慘。
布拉德利·曼寧（資料圖/維基百科）
軍工複合體的誕生
由於職業軍人在軍事決策方面無法被監督和挑戰，AVF事實上在美國形成了一個美式剎帝利羣體（warrior-professional）。這個羣體受到高度尊重，並且事實上形成了艾森豪威爾在離職演説中提及的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享有自主決策且不受監督的權力。波士頓環球報於2010年追蹤研究了過去二十年中退役的750名上將和四星上將，他們中將近半數在國防部和諮詢機構公眾，在小布什執政的2004和2008年間，這一比例高達80%，可以作為旋轉門的典型案例。
這種大權表現在多個方面，包括持高不下的軍費、巨大的外交影響力和軍事冒險主義等。舉例而言，美國自建國以來共經歷約330場軍事部署（military deployment），其中過半發生在二戰後；在1946-73年間美國進行19次軍事部署，但在1973年AVF實施到2012年，美國用兵次數達114次。誠然這種對外用兵可説是維護超級大國海外利益的體現，但這種用兵頻率也體現出了“職業軍人”近乎窮兵黷武的好戰傾向。
為了制約軍人，美國製定了預備役（reserve）制度，少數現役部隊不足以發動戰爭，而調用預備役（和國民警衞隊）需要聯邦政府進行動員；然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中，徵召預備役並沒有成為阻礙新保守主義者小布什、拉姆斯菲爾德、切尼和軍隊在兩地投入大量兵力。
除此之外，美軍對平民權利的侵吞也隨着反恐戰爭的展開而逐步顯現；美國國防部對平叛行動（COIN）的定義即為“為同時擊敗和遏制叛亂並解決其根本原因而採取的綜合性平民和軍事行動”[3]。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由，美軍組織協調跨國政治經濟合作，並開展一系列侵犯他國主權的間諜活動。美軍將領克魯拉克（Charles Krulak）曾經提出過“戰略下士（Strategic Corporal）”的概念，美軍基層將士愈發頻繁地承擔非戰鬥任務，並對美國和任務所在國的政治經濟關係造成極大影響。
如果觀眾對美軍的認識停留在海灣戰爭時期，那麼大家很容易認為美國的高科技戰爭不需要付出人員傷亡；事實上這也是美國自二戰以來的戰略，通過戰略轟炸減少地面部隊投入。但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兩場戰爭中投入地面部隊，陷入與非傳統對手的“治安戰”，以及曠日持久的消耗。
駐阿富汗美軍（資料圖/IC photo）
阿富汗戰爭是美國建國以來最長的戰爭，隨着美國近期與塔利班談判破裂，美軍仍未完全走出“帝國墳場”的戰爭泥潭。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加起來的成本在美國歷史上僅次於二戰，人員死亡在美國歷史上排名第七（在純粹由志願兵參加的戰爭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墨戰爭）；這兩場曠日持久的非對稱戰爭造成當地平民大量傷亡，甚至爆發過格拉耐空襲事件等襲擊平民目標的醜聞。
戰爭不可避免地帶來軍事開支，除了先進武器的高額成本和維護費，更高的士兵生還率也導致傷員救治安置費用的攀升。而鉅額軍費也成為美國難以撼動的“政治正確”之一：由於美國社保、醫保等開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高速上升，美國軍費在財政預算中的佔比事實上不升反降，這使得減少軍費對於削減財政赤字的作用有限；隨着債務天花板不斷上升，華盛頓的政客轉而對削減財政支出的問題避而不談。
與此同時，美國軍事行動部分交由非政府軍事組織，如黑水公司進行，一些工程項目也承包給軍工複合體內部的企業，這些外包行為使得美國政府和百姓對總體軍費缺乏明確的統計數據。美國政府的任意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中，軍費的比例相當大，實際上已經成了某種“固定支出”；軍費與固定支出中的醫保、社保等花銷共同導致了當前美國政府缺乏活動資金、被迫靠海盜劫掠式的貿易戰斂財的處境。
志願兵役制和軍工複合體的未來？
AVF在美國仍然擁有很高支持率，相比起被政府強行徵召，大多數美國人選擇讓職業士兵為國家打仗。軍工複合體已經成為美國一大利益集團，在小布什時期大力推進“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至今影響美國在朝鮮、伊朗、敍利亞等諸多熱點問題上的政策方針。
由於南海航行自由對於美國海軍的“全球到達”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美軍對美國在南海方面的強硬政策影響極大；從2001年王偉烈士血灑海空，到菲律賓等國就南海提交國際仲裁，再到近年來美國及其盟友艦隊在南海的頻繁出沒，背後都有美國軍工集團的因素。在今後的對華問題，尤其是台海、南海問題上，軍工集團很可能成為反華急先鋒，甚至主動尋求擦槍走火。在美國社會上，軍工複合體不但會得益於目前的反華情緒，而且很可能成為日後煽動排華潮的幕後推手之一。
那麼美國的軍工複合體是否不可撼動？筆者認為，在戰術上尊重對手之餘，我們也應看到它的侷限性和弱點。當前美國社會的民粹風潮對“軍工複合體”造成了一定動搖，雖然美國人民對軍人的信任仍然持高不下，美國人對“普通軍人”和“軍工精英”的看法很可能分離。
前述提到美國軍隊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羣，美國海軍分析中心指出，相對貧困的西部山區和南部州是美國兵員的主要來源，而收入較高的東西海岸、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參軍人數佔比遠低於其他地區。
與此同時，皮尤中心數據認為拉美裔士兵的比例在AVF時期快速上升，由1980年的4%上升至2015年的12%以上，雖然白人仍然是美軍士兵的中堅力量，他們的佔比卻有所下降。此外女性在大多數軍種中的比例也穩步上升，更多人開始就軍中的性騷擾現象積極發聲。
這些新因素有可能導致民眾對於“自由鬥士”與為自己利益將軍人派去送死的軍工複合體、“深層政府”（Deep State）區分看待。
特朗普的執政代表着共和黨集團的得勢，代表軍工集團的強硬派如埃斯珀，新保守主義者如納瓦羅、博爾頓也獲得了在傳統美國官僚體系中難以想象的中央權力。然而從特朗普將近三年的執政也可以看出，這位以“反建制”為賣點上台的地產大亨與軍工複合體存在罅隙。特朗普及其親信集團有自身利益和訴求，與戰爭狂人博爾頓、老派清教徒軍官馬蒂斯的關係都不好，博爾頓最近甚至可能在特朗普“通俄門”中反戈一擊。
特朗普與博爾頓（資料圖/IC photo）
與此同時，由於特朗普帶來負面炒作風氣和所謂“另類真相”，更多美國激進政客開始挑戰左右兩翼的傳統“政治正確”。就在最近的民主黨初選期間，軍旅出身的夏威夷女議員加巴德（Tulsi Gabbard）公開提出敍利亞政策，被希拉里稱為“俄國傀儡”後勇敢反擊，為基層軍人聲討戰爭販子。雖然加巴德等人在美國政治系統中相對邊緣化，隨着美國社會意識形態鬥爭日益激烈，反對軍工集團的聲音可能在將來發揮更大作用。
當然，對於我國而言，防範美國軍工複合體的法寶還是苦練“內功”；只要人民軍隊不斷加強在未來衝突中捍衞主權的能力，美國職業軍人在美國內外的“超級霸權”就不會堅不可破。
註釋：
[1] 原句為“每有一個美國人被徵召，就有三到四人受到壓力自願參軍（scared into volunteering）”。參見選擇性服役系統負責人赫希在眾議院聽證會上的發言，Hous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Hearings, 1958.
[2] Article 1, Section 8, Paragraph 11
[3] U.S. Government Counterinsurgency Guide (PDF).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9.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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