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幹部6年被問責了3次，卻被提拔了3次，什麼情況？

（“瞭望智庫”微信公眾號12月8日文章）

問責是從嚴治黨、依法治國的重要保障，是查處違法亂紀行為的嚴肅手段。用好問責利劍，需防止出現湊數問責做樣子、問責泛化等苗頭，防止問責過程中出現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一些地方調研發現，個別地區存在泛問責、錯問責等現象，讓少數幹部產生了少幹少出錯、不幹不出錯的心理，積極性、創新性和探索性有所減弱，甚至怯於擔當。

有的受訪基層幹部認為，問責中的形式主義，會讓規矩和紀律的約束力跑偏，損害黨紀國法的權威性，值得警惕。

1、幹部期盼精準問責

**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的約束和問責。在不少地方，問責事項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從傳統的計劃生育、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失職瀆職擴展到庸懶散不良狀態，問責領域擴寬、問責力度加強，讓黨員領導幹部牢固樹立起責任意識，並通過強化問責來倒逼責任落實。

多位受訪基層幹部説，隨着問責制度深入實施和不斷完善，多數幹部在思想意識上從被動問責轉變為主動防錯，從事後他問轉變為事前自問，自我約束和自我監督意識明顯增強。

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一位街道幹部，在6年裏被問責了3次，也被提拔了3次。“如果一直做‘鴕鳥’肯定一事無成，問責倒逼我考慮問題更全面、細緻，提高了判斷能力與工作處置能力。”他説。

另一方面，在個別地區、個別部門，問責也出現了走樣變形的苗頭。

有少數受訪基層幹部反映，曾經遇到過同一事項被多次問責的情形，因為不同部門之間互不通氣而出現重複問責。

東部某省一位組織系統的幹部説，有幹部曾先後四五次被紀檢和組織部門瞭解情況。“有的是組織部門剛剛調查後，紀檢部門又去調查；有的是紀檢部門已出具過了結書，其他部門卻不知道。”

**還有幹部反映，個別地方在問責幹部時，出現了由點及面、由此及彼等現象。**西部一位基層幹部説，有的幹部在工作上犯了錯誤，就被貼上標籤，甚至“越問越遠”。當地一家國企負責人反映，上級部門調查他時，一直查不出問題，就把他過去近十年的情況都查了一遍。

記者總結了個別地方出現問責形式主義存在的幾個特點：

一是屬地式問責，涉事者無論事發何地，户籍所在地都難倖免；

二是職能式問責，無錯部門可能“躺槍”；

三是強壓式問責，額外工作增添額外負擔；

四是計時式問責，“剛播種就要收穫”導致“按下葫蘆起了瓢”。

2、形式主義問責扭曲本意

有受訪基層幹部説，個別地區問責過泛的背後，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祟。這容易扭曲問責工作的本意，讓基層幹部工作起來畏首畏尾。

記者調研發現，在個別地區和部門，有的幹部為完成上級部門的考核任務，將問責數量當成執紀成果和積極作為的體現，容易將問責泛化。

還有的基層幹部反映，個別的問責處理還存在權責不對等現象，無權被問責、有權卻無責。某中部省份一名縣委書記説，鄉鎮權力小，但責任大，如果寬嚴不相濟，幹部幹起工作來會擔心事事都能“摘帽”。

西部一名副縣級幹部舉例説，在開展東西部協作扶貧時，縣裏本應派出一名幹部到東部發達地區掛職。為此，縣裏多次向省主管部門上報，但該部門並未銜接好，致使掛職幹部未及時派出。“結果被問責的是我們縣裏的幹部。”

**“現在上級轉辦督辦的案件，要防止層層加碼。****”**某中部省份一名紀委幹部説，有的地方擔心媒體曝光，出於息事寧人的心態，傾向於馬上就問責、先免了再説。如果問責前不認真開展調查，就容易出現只問責基層部門不問責上級部門、只問責弱勢部門不問責強勢部門、用輕微問責掩蓋嚴重問題等現象。

中部地區某縣一名幹部説，影響地方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項目滯後了，可能有多種主客觀原因，但個別部門卻不提有效建議、不做客觀分析，工作推不動就先問責，反而不利於項目推進。

“亟待釐清上下級職責權限，權隨事轉，責隨權轉，防止權責不對等轉移包袱的做法。”這位受訪幹部説。

3、完善問責與容錯糾錯協同機制****

問責是一把利劍，問責之劍須鋒利，更須揮劍精準，才能維護問責的公信力，讓幹部輕裝上陣。

首先，應釐清權限責任，務求權責對等。可制定精細化責任清單並動態更新，對權責進行明確劃分，確保不讓幹事創業者“背鍋”。

其次，根據問題主因，理清責任主體，精確定位問責對象。應實事求是，防止問責過泛過濫。

再次，問責本意在於擰緊責任“發條”，督促廣大黨員幹部履職盡責。應繼續完善問責與容錯糾錯協同機制，加強相關政策的解讀和指導。

記者調研發現，**容錯糾錯機制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基層幹部的後顧之憂，讓他們幹事更有動力。**同時，也有基層紀檢幹部建議讓這一機制更簡練明確，易於操作。

陝西省一些區縣紀檢幹部説，容錯主要針對在積極工作中存在的失誤和偏差，在監督執紀問責中，工作失誤偏差和工作失職瀆職之間的政策界限應更明確，因為基層情況千差萬別，審理起來比較困難。

“一方面，有的被問責的公務員擔心受懲罰而不敢如實報告，這反映出相關政策仍需細化，加強解讀。另一方面，負責糾錯的部門應掌握好標準，充分發揮容錯糾錯機制作用，從動機、程序和結果等方面對機制進行精準界定。”陝西省社科院研究員石英説。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説，容錯糾錯機制可以建立全國或分省案例庫，把不適用免責、適用免責和已經免責的案例予以一定範圍內的公開，供各地在執行時查詢和參考使用，減少誤判和錯判的風險，也有利於規範各地執行政策的自由裁量權。

此外，受訪專家表示，需要把容錯糾錯機制真正制度化，把“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的要求落實落細，讓問責部門敢於免責、敢於減責，形成犯錯-容錯-糾錯-改進的良性循環。

（記者 ：李亞彪 席敏 張斌 李強 蘇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