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美元霸權奠基人去世，他曾有個治療通脹的“秘方”

2019-12-13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金鐘】

二戰結束後一段時間，美元的強勢地位一度是由美聯儲諾克斯堡金庫裏儲存的全球最大數量的黃金來支撐的。當西歐各國經濟逐漸恢復，開始按照固定匯率大量兑換美國手中黃金的時候，美國先發制人，在1971年宣佈美元匯率和黃金脱鈎，並拒絕繼續外國兑換黃金的要求，1944年西方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就此終結。

當時，保羅.沃克還是美國財政部的一名經濟學家，主要精力正放在設計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匯兑體系這個課題上。

佈雷頓森林體系剛剛結束的時候美元的霸權地位還沒有建立，當時保羅.沃克和美國財政部、美聯儲的官員們還在忙着尋找可以替代黃金的國際儲備貨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就是他們當時給予厚望的一個選擇。

1973年開始的中東國家對美國的石油禁運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很大影響，石油短缺造成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當時的國務卿基辛格飛到中東縱橫捭闔，依靠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説服了海灣的王爺們解除禁運，並讓他們同意在石油貿易中接受美元作為交易貨幣。石油美元的地位由此建立起來，直至今天。

1973年全球範圍內的石油危機（@NPR）

石油美元剛剛建立的時候，國際市場上美元一度極為短缺，造成美元匯價飛漲。美國出口商品價格上漲，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下降。為了打壓美元匯率，美聯儲連續降息。此時，保羅.沃克和他的同僚們還制定了一個在國際市場拋售美元，購買其他國家貨幣的計劃。1970年代，美國還不是國際儲備貨幣，只是幾個地位相近的發達國家貨幣中的一個。

海灣王爺們後來將出售石油賺到的鉅額美元存入銀行，重新流入國際金融市場，總算是平息了市場上美元短缺的風波。但是，美聯儲的降息行動和美國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在1970年代末，美國爆發了惡性通脹。

在高通脹面前，今天這錢還能買碗鹽酥雞，明天可能就只能買點鹽了，那誰還願意把錢留在手裏呢？

因此，那時的美元地位實際上是搖搖欲墜的，在世人眼裏也不是一定就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保羅.沃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就任美聯儲主席。他上任以後，在通脹面前堅定不移的執行了加息的政策，即使在受到死亡威脅的時候也毫不動搖，一直將美國的基準利率上升到近20%的水平，終於成功的控制了通貨膨脹。

保羅.沃克從此一戰成名，成為經濟史上一個傳奇的央行行長。美聯儲在各國央行之間也成功樹立了自己龍頭老大的聲望低位，國際市場對於美元的信心也是在那時候穩固下來，延續至今。

保羅.沃克的成功不僅僅是美聯儲和美元的成功，他降服了美國通貨膨脹的經過也讓美國的貨幣學派成為這幾十年來經濟學諸多流派中的“顯學”。該學派的貨幣供需理論是當今所有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的理論基礎，是被經濟學界奉為圭皋的金科玉律。

保羅·沃克（右一）與美國前總統里根（左一）（@金融時報）

直到現在，形勢終於發生了變化。

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美國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裏德曼最突出的貢獻之一，就是明確了貨幣供應量是通貨膨脹的根本決定因素。根據他的理論高通脹時需要加息減少貨幣供給量，價格自然就會下降；低通脹甚至通縮的時候就需要降息增加貨幣供給量，商品價格自然就會上升。這理論聽起來簡潔明瞭，是不是很有道理？

保羅.沃克證明了通過加息可以最終抑制通貨膨脹。但是，當央行增大貨幣供應量，加班印錢，需要通貨膨脹的時候，通貨膨脹卻“千呼萬喚不出來”。

2009年以後，美聯儲降息一直降到0利率邊緣，搞量化寬鬆讓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從近8000億美元擴張到4萬多億美元，多印了三萬多億美元的貨幣，但是美國通貨膨脹率一直無法長期的站到2%以上的水平。同樣，歐洲日本的利率都已經被砍到負利率了，量化寬鬆到市場上已經沒有國債可買的地步，但是他們的通貨膨脹率比美國的還低。

現在，那些曾經自詡高瞻遠矚、指點江山的中央銀行的官員們和權威經濟學家們正像無頭蒼蠅一樣束手無策，有很多人甚至還在掩耳盜鈴的拒不承認傳統貨幣理論失靈的現實。

通脹去哪了？

印錢不能導致通脹了嗎？這可和我們平時的感受不一樣，你看看津巴布韋、委內瑞拉、阿根廷這樣的地方，由於濫發貨幣導致的惡性通脹。再看看我們國家自己的歷史，解放前國民黨金圓券變得一文不值導致的物價飛漲，直到過去幾個月豬肉價格翻倍。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説，通脹切切實實就在自己身邊。

但是，一切數據變化和經濟發展經驗都表明，中國2019年的通脹水平，將是未來20年期間內最高的頂峯。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美國和日本在1970年代通脹頂峯的歷史。

1970年代還處於全球化起點的前夜，佈雷頓森林體系剛剛解散，金本位被打破，美歐日之間資本流動還存在着相當嚴格的外匯管制，製造業產業鏈的離岸外包還只是學術理論，製造業在美國日本歐洲等國還都是就業產出的支柱。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退伍的士兵們幾乎都集中在50、60年代成家生子，到了70年代，二戰結束後最大一波嬰兒潮開始步入青年時代，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朝氣蓬勃，對未來充滿信心和渴望。而恰逢當時城市化進程的高潮，中產階級向郊區遷徙，花園別墅以及家用汽車成為中產階級生活的標準配置。

美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年度增長變化與消費者價格指數（圖片來源：美聯儲聖路易斯分行）

70年底初美國每年近3百萬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這些人的年紀恰好在25歲左右，正是購買需求最旺盛的時候，房子車子孩子，每一項後面又是無數新的後續需求。再加上生產要素石油漲價、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較為完整的國內產業鏈讓價格壓力無處轉移，幾個條件同時滿足的精巧共振，讓美國的通脹在1980年代初達到頂峯。如果你在1980年代的美國和別人説未來40年內我們再也看不到通脹達到這樣的高度，恐怕你會被別人當成傻子。

70年代末的美國和今天相比，有兩個條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個是人口逐步老齡化，2019年第三季度美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了負增長；另一個就是全球化的推進讓製造業產業鏈廣泛的分佈在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

在其他兩個條件裏面，過去幾年石油價格曾經接近140美元，央行印錢的規模更是史無前例，但是新增人口不斷下降導致需求緩慢增長，供應鏈全球化導致成本壓力分散到全世界，因此通脹消失了，即使央行還按照過去的經典理論重複加印貨幣的政策，依然達不到徹底擺脱通縮的目的。

日本的通貨緊縮問題更為嚴重，其歷史成因和美國的基本類似，可見下圖。

日本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年度增長變化與消費者價格指數（圖片來源：美聯儲聖路易斯分行）

對於大多數和我同齡的中國人來説，我們人生的切身經驗讓這個結論看起來如此的不真實。

讓我們首先來看看處於另一個極端的惡性通脹歷史。比如解放前的國統區，比如現在的委內瑞拉和阿根廷。這些在不同時期經歷惡性通脹的經濟體的共同點包括：工業價值鏈中處於末端的位置，嚴重依賴進口生產資料和生活物資的經濟體系，龐大的外債等等。這一切説明這些經濟體要把自己最有生產力的羣體的勞動成果拿到國際市場來換取必要的進口物資，而央行加大印刷本國貨幣力度造成的匯率貶值，都無助於增加出口並縮小本國低下生產力和日益擴大的進口需求之間的缺口。隨之而來的就是惡性通貨膨脹。

曾幾何時，中國也有一段時期面臨着類似的困境。現在的年輕人大多不記得1990年代的惡性通脹，當時的人們會通宵排隊搶購最基本的生活物資，比如醬油和鹽。但是在這期間，中國的生產力和工業水平飛速發展，國內的產業鏈從低端工業產品到現在相當一部分中高端工業產品，產能過剩早已經在許多行業代替了產能不足，成為我們面臨的最主要問題。

從1990年代到最近幾年，中國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人口紅利，城市化進程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這幾個條件的共振，不但造成了中國的經濟奇蹟，也在過去幾十年裏幾次引發了比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在今年豬肉漲價前網上曾經狂炒過“買水果的財務自由”的話題。而就在幾年前，網絡流行語裏還有“蒜你狠”，“豆你玩”這樣的段子。

上世紀90年代，我國也有一段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期

但是，未來二十年，情況將發生極大的變化：中國將步入老齡社會；發達板塊的城市化進程已經進入尾聲；產業升級進入到攻堅階段，而全球經濟一體化現在也出現倒退的勢頭。傳統貨幣政策框架下，中國發生大規模通貨膨脹的基礎正在逐漸消失。

通貨膨脹與民粹主義

傳統貨幣和財政政策無法制造的通貨膨脹，在民粹主義環境下，將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出現。

美國、日本和歐洲近幾年的降息和量化寬鬆實際上是將低成本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放給了跨國銀行和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而這些資本則利用低成本的資金在金融市場上獲取了巨大的利潤。

大部分資金進入金融市場，僅有小部分流入實體，因此我們看到歐美日的股市屢創新高，實體商品的價格（也就是通貨膨脹）卻一直萎靡不振。

這一傳統貨幣政策與資本精英們的合作本來是天作之合，世界宏觀經濟在上一輪危機之後經歷了10年也終於開始回暖。然而，遠遠走在實體經濟前面的金融市場必定帶來的貧富分化加劇，卻給我們帶來了民粹主義這一怪胎：英國脱歐、美國四處加徵關税、法國黃馬甲運動、拉美和中東的暴亂示威等等，預示着貧富分化帶來的階級衝突週期自100年前的共產運動以後又回來了。

2017年6月，委內瑞拉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成堆的錢只能買一隻雞（@路透社）

上一次階級衝突的高峯期，為了緩解階級矛盾，歐洲建立了福利社會，美國也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和醫保制度。但是，當年這些福利制度可以建立起來的基礎是發達國家享受的超額利潤和經濟壟斷地位。今天，在急劇擴大的政府財政赤字面前，在激烈的全球經濟競爭面前，發達國家政府拿什麼來補貼人數眾多的低收入階層呢？

超低的通貨膨脹率此時就是一個救命稻草，刺激了西方新的政策創新：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現代貨幣理論等等就是目前最流行的民粹政策主張。其根本思路就是政府無中生有，通過印刷機來支持國民消費和生活水平。其代價，就是央行花費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市場信譽。

有人或許覺得信譽這種東西看不見摸不着，似乎也沒什麼重要的。其實不然，傳統的貨幣政策導致了貧富分化和民粹主義，而精英們為了平息民粹主義只能採取高赤字的福利政策並通過印鈔機買單，而民粹導向的高福利財政政策一開始的確會把錢直接發到居民手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費需求，但這增加的消費需求不是建立在更高的生產力基礎上，而是憑空印刷出來的貨幣創造出來的購買力。這樣虛假的購買力相對於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會大幅貶值，最後的結果就是引發真正的惡性通貨膨脹。而那時，已經沒有人相信失去信譽的央行敢於像保羅.沃克那樣逆民意而動的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來抑制通脹了。

四十年前，保羅.沃克頂着市場和政客的壓力做了正確的事。今天，維持正常利率空間，抑制大水漫灌的衝動也是在做正確的事。新的時代需要新的國際貨幣機制，堅持做正確的事，金融枷鎖終將被打破。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