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是誰不斷把全球經濟重心往東牽引？答案不言而喻
【文/朱雲漢】
從全球史的視野出發，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國這一百多年：從被帝國主義欺凌侵略而瀕臨生死存亡關頭，到重建一統政治秩序與恢復民族獨立自主地位， 然後一步步走到全球最大經濟體量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再興之路是多麼曲折而不易。中國過去七十年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急起直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超越了過去各種不同民族與文明曾經創造的歷史紀錄；如果中國在既有的發展道路上持續前進，那麼它必然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社會的未來。實際上，過去三十多年，它已經深刻地影響全球化進程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未來中國可能發揮的作用還會更關鍵，關鍵程度會超過歷史上美國所起的作用，這對全人類的社會可持續性發展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勢頭。
一、回顧世界經濟活動重心的千年移轉
2018年10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一個新的霸權：中國世紀仍方興未艾”的專題報道。這篇報道引用了一張非常醒目的歷史地圖，信息量很大。它最早為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報告所採用，根據著名的世界經濟史專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領導的研究團隊提供的歷史估算數據繪製，展示了過去兩千年來世界經濟活動重心（The world’s economic centre of gravity）的空間移動。從公元元年（1AD）開始，在前面1600年的時間裏，世界經濟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動的範圍非常小，一開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亞細亞，先微微地向南移動，然後緩慢地向中國西域移動。在這個重心的西邊有被稱為“人類文明搖籃”之一的兩河流域，以及環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等。在它的東邊與東南邊有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大型的古文明，在人類歷史上長期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這兩大古文明歷經幾千年，在大多數時期於各方面都是比較先進的，包括農耕、紡織、冶金、醫藥和天文。所以把各地區經濟活動規模加權平均以後，世界經濟地理重心長期相當接近中國與印度這兩大文明板塊。從16世紀開始往西北移動，到1820年以後，也就是19世紀初開始，世界經濟重心的移動加速，一直往西走，這就是西方世界的興起，這段歷史包含航海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與工業革命。
到了快要臨近19世紀末的時候，北美新大陸和美國的興起，更是把這個重心快速地往西牽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更是達到了頂峯。因為美國的板塊分量太重，所以這個重心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移到了北大西洋的中間。接下來又開始發生變化，西歐戰後重建復興了，東亞也開始發展起來。所以這個重心從1960年以後就開始慢慢往東移動。儘管有日本的興起和東亞“四小龍”經濟奇蹟等，但因為美國也在發展，所以重心的移動速度並不快。但是1980年以後全球經濟重心則在快速地往東移動，此時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然後到 2010年、2018年，以及預測到了2025年，重心還會繼續快速東移，當然之後可能會再往東南一點，因為印度也在快速發展。
是什麼力量把這個重心一直往東牽引？****答案不言而喻，就是中國興起，它是最大的牽引力量。兩千年世界經濟重心移動的軌跡預告了不久之後人類經濟活動分佈的重心可能會回到19世紀初的起點，甚至回到更早兩千年前的起點，也就是迴歸更悠久的歷史常態。《經濟學人》在這篇報道里感嘆道，如果從統計數字的構成來看，過去三四十年間很多所謂的“全球趨勢”，其實主要就是中國趨勢。因為中國的體量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趨勢就影響了全球大趨勢下的各種指標變化，並且中國還在持續向前發展。
有了這一背景知識，我們對下面這個問題的理解就會更清楚。
這是美國智庫“經濟週期研究院”（Economic Cylce Research Institute）針對過去兩百年世界主要國家與地區的購買力評價（PPP）的GDP估算數據所繪製的統計圖表。這張圖表清楚地顯示，從1820年（也就是中國清朝的嘉慶年間）開始到195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國力達到頂峯的時候），整個人類歷史的故事基本是西方的興起，這些西方國家長期處於絕對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續到1970年。上圖中最上面的部分是美國，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然後是英國（這些都是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為主的國家），其後是法國、意大利跟德國，接下來就是荷蘭等這些中小型西歐國家，以上合起來就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方”。所以，有將近兩百多年，西方是人類歷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區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被他們殖民的對象。
**與此同時，中國和印度這兩大曾經在全球經濟所佔份額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對的比重一路下滑，相繼被葡萄牙、荷蘭、法國超過，而遭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下滑更為嚴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比較突出的變化是日本的興起，但從1970年中期至今40多年來，大趨勢是非西方世界開始全面興起，尤其是亞洲，其中，中國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二、中國速度
在過去的40年裏，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歷史紀錄，前無古人，對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以衡量，而且以後很難有其他文明可以再複製。徐大全（Daniel Hsu）是“中國加速器”（China Accelerator）這家全球知名的企業孵化器公司副總裁，他利用IMF的資料庫，繪製了一幅中美發展速度比較的解説圖（見圖 2），來闡釋何謂“中國速度”。**這張圖揭示到：從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裏，中國的GDP增長了36倍。歷史上，另外一個曾經出現大規模、大板塊、快速工業化的國家就是美國，尤其在南北戰爭之後，美國興建橫跨東西兩岸的鐵路網， 工業化進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為終點反推，相較之下美國花了多少時間才讓自己的GDP增長了36倍呢？美國總共花了117年。換言之，中國的工業化追趕速度是美國的3.9倍。為什麼英文世界的媒體經常説“ China Speed”？什麼叫中國速度？這就是中國速度，史無前例，尤其是在如此幅員遼闊的版圖之上建設“經濟奇蹟”的速度。這很自然地讓西方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感到震撼，甚至帶來壓力。不難看到，中國的興起，在全球的範圍裏的作用就是引導全球趨勢。
中國快速發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讓將近七億人脱貧，也助力人類社會快速邁向全面消除絕對貧困人口的目標。聯合國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新千禧發展目標之一，就是從1990年到2015年將地球上生存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減半，然後逐步邁向全面消除貧困人口。現在看來，這個艱鉅的任務有希望達成，而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國。下面這幅圖（見圖3）説明了過去一百多年想要贏得這場全球脱貧的戰鬥多麼不容易，因為進入20世紀以來，世界人口不斷增長，貧困人口的總數也不斷在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就是1945年以後），岀現了嬰兒潮，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儘管許多地區岀現了不錯的經濟發展趨勢，也努力在脱貧，但是全球範圍的貧困人口總數還在增加，這對整個地球來講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發展趨勢。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後，它的轉折點就慢慢出現了，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不管是絕對貧窮人口的比例還是總數都在快速不斷下降，在這個轉折中，中國做了最大的貢獻。1990年，中國還有七億五千多萬貧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兩千萬人。進入21世紀，中國還拉抬了很多相對落後的國家，在幫助他們消滅貧困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可以想見，中國在達成“兩個一百年”目標後，下一個目標便是要對全人類承擔更大的責任。
當然，任何快速的經濟發展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作用，經濟學術語叫“負面外部性”。當中國在方方面面都以驚人的速度發生變化時，對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的衝擊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一方面，中國工業化的速度是美國的3.9倍；但另一方面，正如圖4所示，中國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國的3.9倍。在很短時間內，中國從一個碳排放量非常小的經濟體（圖4中虛線）迅速上升，尤其是在1980年後直線上揚。雖然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還只是美國的40%，但總量在2005年前後（根據世行的估計）就已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氣體排放國。因此，中國的這一趨勢也將會影響全球氣候變化。
三、以多元維度評估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
我們需要從多維度來評估中國再興的全球意涵。整體而言，中國再興帶動了世界秩序的重組，具體而言有六大方面的結構性變化：
（1）賦予經濟全球化巨大的推進力量，讓超級全球化的作用與衝擊全面放大；
（2）削弱美國霸權的權力基礎，觸動戰後國際秩序的全面轉型；
（3）打破西方壟斷普世價值的話語權，推進多元現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助力非西方國家的全面興起，全面釋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潛力；
（5）引導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引領發展中國家修改全球化規則，改革全球治理機制與結構；
（6）加速推動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後西方世界秩序的過渡。
**第一，中國的快速興起與經濟全球化之間是一種辯證關係，中國既受惠於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全球化，同時中國也成為推進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這一巨大的作用前所未見。**因為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所以過去30多年的全球化，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也就是説它的動員、席捲、滲透力量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全球化，並且把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吸納進來。幾乎沒有任何地域或人羣完全不受它的影響或者是牽引，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影響。中國正是對這樣一個巨大的力量起到了關鍵的放大與加速作用，雖然不是“唯一”，但卻是最關鍵的“之一”。
第二，中國的快速興起，客觀上削弱了美國霸權的基礎，美國逐漸在生產、貿易、科技創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失去支配地位，勉強維持其在安全、軍事、金融以及貨幣領域的霸權，今日的美國與其在蘇聯解體時一度享有的唯一超強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第三，中國的興起打破了西方對普世價值話語權的長期壟斷。**中國的發展模式挑戰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撼動了西方主導的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政府治理的話語權。中國模式激發起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利伯維爾場（Libre marché）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中國的發展經驗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可能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以外，開創第三條道路。中國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以及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顯示出明顯的功效。
**第四，中國的快速再興帶動了非西方國家的全面興起，開啓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時代。**以前很多發展中國家，它的文化、經濟的導向都是朝向前殖民宗主國，這些亞非拉國家雖然形式上獨立了，但各方面都難以擺脱對曾經殖民過它們的西方國家的依賴，像非洲長期高度依賴法國，自己的軍隊與情報人員都由法國培訓，甚至自己的外匯儲備也都寄放在法蘭西銀行。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在制度、認同和觀念等很多方面依賴英國。長期以來，這些發展中國家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與聯繫比較薄弱。但是中國的快速興起對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國家而言是一個新的機遇，一方面，它們可以與中國開展全方位的經濟合作與互補關係，中國可以協助它們走上可持續性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國還主動搭建了與各地區的多邊經濟合作協調機制，把“南南合作”的巨大潛力全面釋放了出來。
**第五，對許多亞非拉國家而言，這帶給它們前所未有的自主發展機遇。**三百年來，第一次出現一個興起中的超級大國不是以掠奪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態度來面對欠發達國家；第一次出現一個大國具備同時在上百個國家興建電廠、超高壓輸電網、通信光纖網絡、鐵路、地鐵、高速公路、海港的超級基礎設施建設能量；第一次一個超級製造業大國能為全世界中低收入羣體全方位供應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與電子商務平台，協助幾十億人跨入數字與網絡時代；第一次自己的最大貿易伙伴與最大投資來源國，是以官方開發融資機構以及國有企業為推動經濟合作與發展援助的主體，不事事要求知識產權的保障與回報，也不以資本回報極大化為唯一考慮；而且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中國理解國情、不灌輸意識形態，不強迫削足適履、不強迫買武器、不製造安全威脅、不搞政變。這種歷史機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如此，中國可以對全球化未來的路徑、指導思想或者人類社會各地域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和交換的遊戲規則，產生巨大的引導與修正作用，也就是推動世界秩序的重組。最終，中國的興起必然推動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後西方世界秩序的過渡。
所以，西方對中國開始全方位發揮重塑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趨勢非常不適應，西方社會精英伴隨而來的失落、焦慮與敵意，也是預料中的。歐洲對“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抱有強烈的抗拒心理，美國更是對“唯一超強”地位有強烈的戀棧心態。美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並在這一報告和隨後的《國防戰略報告》中把中國與俄羅斯定位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挑戰美國國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脅來源，認定中國為“改變現狀國家”（revisionist state），指控中國和俄羅斯企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利益相對立的世界，中國試圖輸出壓制的政權。
特朗普政府改變了建設性交往政策而進行戰略轉向，其根本原因是七十年來美國第一次遭遇有可能失去霸權地位的挑戰。美國國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維護其全球霸權的地位，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從中獲益，不允許任何可能超過自己的挑戰者出現。因此，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與對抗在可預見的將來必然越來越尖鋭。這也意味着，中國發展越來越快，面臨的挑戰也必然越來越大。
四、推動超級全球化的“三駕馬車”
過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稱為“超級全球化”，正是在於它的速度、滲透力與席捲力。“超級全球化”推動全世界各個社會參與一種非常細密複雜且緊密的經濟分工，在生產、金融、信息等各個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人員的流動也超越了過去的歷史紀錄。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説是“三駕馬車”——同時在牽引“超級全球化”。
“第一駕馬車”是20世紀80年代起里根和撒切爾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革命；“第二駕馬車”是資訊與數字科技革命；“第三駕馬車”則是中國快速融入全球生產分工體系。
第一，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革命同時從國內與國際兩個維度展開，大幅度掃除了阻礙資本在全球範圍整合生產要素與自由流動、追求最高回報的各種政策障礙。各國政府為吸引資本的青睞，都盡力打造對資本友善的營商環境，並對商品、資金、信息與人員的跨境流動提供便捷化措施。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指導下，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各種國際機構與智庫，都給各國施加壓力，敦促它們的政府進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去管制的改革，並要求各國壓縮政府的經濟社會職能，通過發佈各種國際評比指標來強化國際輿論壓力。美國政府更通過經貿談判直接向貿易伙伴施壓，要求它們鬆綁金融監管，全面開放金融服務業與資本市場，並允許跨國金融機構直接參與銀行、保險、證券與租賃等行業。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在升級版的WTO架構下積極推進更徹底的貿易自由化，把更多的產品納入免税或大幅度關税減讓範圍，各國政府對貿易自由化與區域經濟整合所可能帶動的投資、貿易與經濟增長抱有樂觀期待，這也促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的快速發展。
第二，超級全球化也得益於資訊與數字科技革命。在這個時期，通信手段、運輸工具、物流管理、互聯網、運算能力等領域都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貨櫃運輸與數字通信讓遠程貿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聯網與計算機運算及儲存能力的快速升級，讓跨國企業可以高效率、精準無誤地組建、營運與機動調整超遠距離和高度複雜的跨國供應鏈與銷售網絡，可以在全球範圍精準而實時地整合人力資源、物流、庫存、銷售、財務、客户等信息。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金融科技可以讓所有跨國金融機構與數以千萬計的投資人同步進行天文級數規模的金融商品與合約交易，完成下單、撮合、對沖、交割、結算與保管登錄。
第三，超級全球化也得利於中國快速融入世界經濟。超級全球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高速工業化提供了極為特殊的歷史機遇，中國的經濟崛起也成為超級全球化的加速器，全面提高了全球化的速度與能量。從歷史經驗來看，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與交換體系從來沒有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不到二十年）吸納像中國這樣巨大規模新成員的先例。自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開始，中國從國際貿易體系內一個輕量級的成員，快速躍升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生產基地。中國也在最短時間內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內連續晉級，建構了上下游供應鏈最完整的產業體系。與此同時，中國同樣在最短時間內超越美國，成為拉抬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火車頭。中國不僅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與各類大宗商品進口國，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機、汽車、空調、鋼鐵、水泥、玻璃、化肥等商品的消費市場。
所謂“超級全球化”可以從兩種角度來理解：一是從全球化所追求的經濟一體化之目標來理解；二是從全球化所實際達成的經濟整合之結果來理解。哈佛大學羅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就把“超級全球化”界定為以追求貨物、服務、資金以及金融活動穿越國界之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標的一種全球化，這種全球化出現於過去三十年。我們也可以從全球化所實際達成的經濟高度整合之結果來理解超級全球化。無論是與19世紀中葉開始的第一波全球化相比，或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下重新啓動的全球化相比，從 20世紀90年代開始，通過跨國供應鏈網絡、貿易網絡、運輸網絡、信息網絡、金融網絡、移民網絡、跨國企業全球佈局與交叉控股，將全球經濟聯結成為一個空前緊密、高度整合的整體，也讓人類社會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達到空前的程度。
超級全球化帶來三個結構性的改變：第一，精密而複雜的跨國供應鏈第一次出現，幾乎沒有國家可以在各種高附加價值製造業領域維持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產業體系，過去三十年國際貿易中最終產品的增長比例要遠遠低於中間性產品（半成品、零部件等）的增長速度，就説明了跨國產業鏈的長足發展；第二，金融全球化呈現爆炸性成長，虛擬金融活動全面凌駕實體經濟活動；第三，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勞動力之跨境流動性大幅升高。
如果我們用貿易依賴程度與金融國際化程度這兩個最常用的指標來衡量全球化，它在過去35年的演進速度是驚人的。圖5的淺色線顯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平均貿易依存度，根據右邊縱座標它佔每個國家GDP的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都是快速上揚，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為止才停頓。但是更驚人的是左邊縱座標度量的深色線，也就是金融國際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所有主要國家的對外金融資產與負債總額佔GDP的比重平均值。從左邊縱座標來看，金融國際化程度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為那時候跨國資本流動的管制非常嚴格，美國和歐洲的資本賬户也是不開放的，更不用提其他國家，也沒有什麼衍生性的跨國金融交易，石油與大宗商品期貨交易更是統統都沒有。
但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這條深色的線迅速上揚，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也就是2008年的時候，平均達到全球每個國家GDP的近400%，這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表現岀一種龐大的、相互依賴的全球金融融合。但其中實則有很多虛擬交易造成了巨量熱錢跨國流動，造成了資產負債表的巨大變化。
過去三十多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以及生產外包，發達國家的製造業更是大量移轉到亞洲，而中國成為接收外移製造業的最大基地，因為中國的勞動者素質高、供給量特別大。如圖6所示，在20、21世紀交接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大概佔全世界接近20%，而中國的勞動力佔全世界勞動力市場的近1/4。因為中國勞動參與率特別高，所以顯示中國勞動規模的這個橢圓形佔的面積在全世界是最大的，比印度要大很多，因為印度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非常低，而中國非常高，婦女佔勞動力供給的45%。
如此規模的勞動羣體快速加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是史無前例的。日本興起也未曾帶來那麼大的衝擊，曾經的東亞“四小龍”更不用説。中國在極短時間內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平台，目前製造業的生產總值早已超過製造業日益空洞化的美國，很快就要超越整個西歐了。中國讓歐美企業最震驚的地方就是它能夠以很短的時間、在全世界產業分工中快速晉級，從勞動密集與技術門檻很低的製造業快速地往高端攀升。英國《金融時報》根據聯合國的貿易統計數據製作了一幅圖（見圖7），清楚地顯示在許多科技含量很高的產品類別中，中國的岀口占全球市場的份額在過去十年快速攀升，例如在光伏電池、有機化學、軌道運輸設備、液晶顯示器和發光二極管、柴油發動機、柴油大型鍋爐、油輪等產品類別上，中國的份額在2017年佔到20%、30%，甚至接近40%。而且增長速度非常快。未來，中國製造業還將跨入半導體、高速電腦、核能發電、民航客機等更尖端的科技產品。
此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數字科技也讓勞動要素可以更自由地跨境流動。在新自由主義革命推進下，資本的流動已經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無須多言，信息也是如此，唯有勞動力的流動還是受傳統法令管制，因為它的社會衝擊很大。但是在數字經濟日益成為主流、信息與通信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各國勞工已經不需要真正在地理空間上移動，也同樣可以攬活。比如你今天給美國的一個航空公司客服專線打電話，你也不知道接電話的人在哪裏。他可能在菲律賓，也可能在孟加拉國，這就是所謂的“電信移民”（telemigrants）。全世界服務業從中階到高階的受僱者，例如從事軟件設計、網頁設計、美術編排到財務分析的職業羣體，都無法逃避全球勞動市場一體化的趨勢。這個一體化趨勢的確對西方國家白領勞工帶來巨大的衝擊。在美國某醫院裏負責解讀X光掃描的或者要寫檢查報告的技術人員，他可能跟孟加拉國一個有同樣執照的技師一起搶這份工作，而另一頭的竟爭者只要1/20的工資就願意做這個事。
五、超級全球化與逆全球化風暴
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自由化，科技革命以及中國的全面融入這“三駕馬車”拉動了“超級全球化”。同時，“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後果也引起了廣泛關注。
羅德里克指出，“超級全球化”基本上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國家喪失經濟主權，尤其是美國以外的那些國家。因為它們都是中小型國家，國家的經濟決策權會慢慢流失掉。比如，影響歐洲人生計的主要決定都是在歐盟做，而不在各國首都或不由各國國會做，或者有些決定也不是歐盟做，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做，甚至也不是IMF在做，而是Google（谷歌）、Microsoft（微軟）、Facebook（臉書）等超級跨國企業在做，它們做出了影響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種決定。另外一個後果就是羅德里克所擔心的西方民主體制的社會基礎全面動搖。道理很簡單，因為本來民選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社會保障職責和經濟發展職責。這兩個職責都是建立在國家有能力主導經濟的基礎之上，如果國家經濟主導能力和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話，它就沒有辦法去滿足公民對它最基本的要求和期待。全球化產生的經濟紅利是巨大的，但是極少數人在瓜分這個經濟紅利，尤其是“超級全球化”必然帶來風險與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國家，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勞工羣體實際上正承受各種生活壓力、就業壓力，還有社會保障越來越不足的問題，所以他們是絕對的利益受損者。
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並不突出，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因為即使是在中國收入較低的農民，他的絕對收入、生活水準在二三十年裏也已經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因為中國是一個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中國的增長速度是10%、8%，但歐洲不是，歐洲現在進入了0—1%的增長；日本更不是，日本幾乎連續30年都是接近0的增長。“超級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這樣一種思路改變了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遊戲規則，改變了資本與勞工之間的權力關係，削弱了國家提供社會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與財富分配又嚴重不均，因此一些具有絕對市場壟斷力量的巨型跨國企業變成了全球範圍真正享有權力的主體。
這些巨型跨國企業不僅在市場上有非常強的壟斷地位，可以排除競爭，還可以影響幾乎所有國家政府的政策。美國牽頭的TPP談判中最後的附件和具體規則，都是由美國的跨國企業提議的，科技公司、製藥公司、跨國銀行等，它們僱傭美國紐約的大律師事務所制定這些規則，然後交給美國談判貿易代表去和對方談判。在這種情況下，規則複雜、專有名詞晦澀難懂，就連法官也搞不懂，將來還是得找這些受僱於跨國企業的大律師來解釋。而且將來有貿易糾紛打官司也是來找這些大律師事務所，因此這些大律師既是兩頭通吃，也是跨國企業權力行使的代理人。
為了凸顯巨型跨國企業的支配地位，一個倡議全球正義的非政府組織國際聯盟（正式名稱為：NGO Global Justice Now）特別製作了表1，這張統計表很簡潔地反映了全球權力結構的扭曲。如果以企業營收和政府收入作為比較基礎，將跨國企業（用斜體標示）與行使國家權力的政府都視為經濟體，那麼前100大經濟體中有69個是跨國企業，只有31個是國家。大型跨國企業中排名第一的是沃爾瑪，它2017年的營收比西班牙、荷蘭、俄羅斯和韓國等國的政府收入還要大。所以，大多數國家面對這些大型跨國企業時根本沒有什麼談判籌碼。主權國家的政府很難監管它，也很難給它制定各式各樣的法律，而且這些企業不但可以設法避税，還向各國政府要求租税補貼或其他特殊優惠。
同時，這些巨型跨國企業大多享有寡佔或獨佔的強勢市場地位，可以藉助其壟斷地位來攫取超額的利潤，並企圖影響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政策與規定，讓自己成為政治尋租的巨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義革命、信息革命及超級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全球經濟權力空前高度集中，其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就是當下在世界遍地開花的逆全球化政治，尤其在西方國家內部風起雲湧的民粹主義。為什麼？因為大量的中產階級開始陷入貧窮，藍領階層以前的高薪工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經濟停滯、收入停滯的邊緣掙扎。
圖8進一步表明，過去新自由主義改革推進得越激進的國家面臨的問題越嚴重。有經濟學家説這些問題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國人搶了他們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動化、是信息化，這個説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信息化與自動化不必然一定會搶工人的工作，關鍵是要看怎麼引進新技術。在瑞典這樣一個國家，因為它有各種與勞動相關的法律，還有很多社會規範的約束，所以任何企業在引進新技術的時候，它一定會設法讓“機器怎麼幫人”，而不是“機器替代人”。這就是社會制度引導技術引進時的路徑，但在其他很多國家未必是這樣。它們引進機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從平均數來看，在過去的十幾年裏，除瑞典以外，大多數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絕大多數家庭都面臨所得停滯的壓力。在意大利、美國，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滯的，當然還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國家的動盪、社會衝突，背後的原因是累積的，是過去35年經濟地位與社會結構的一種劇烈改變，對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嚴重不利。因此，**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也是在這個大潮流裏崛起，突然之間像泥石流和火山爆發一樣，把主流政治人物沖垮。**他一上來就搞激進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搞貿易保護主義，退出許多多邊體制。所以很多西方國家很擔心特朗普對美國過去外交政策中的很多傳統、價值觀、國際信譽和過去美國親自打造的國際體系完全棄之不顧。在他激進的單邊主義之下，有些國際制度和機制已經完全癱瘓了， WTO（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對歐盟也課徵懲罰性關税，對中國就更不用説。
現在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中國是第一大貿易國，這兩個最大的貿易國發生經貿摩擦，WTO在旁邊一籌莫展，既無法調解也無法勸阻，基本上等於全面癱瘓了。而且特朗普還威脅説WTO根本一無是處，他要帶領美國退出聯合國架構下各式各樣的多邊協議，甚至連美國過去主導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基礎一跨大西洋聯盟——這一與西歐歷史聯繫密切、具有特殊的價值觀和文明紐帶意義的聯盟關係都動搖了。**尤其在英國舉行公投時，特朗普公然宣佈贊成英國脱歐，他的前任智囊班農（Steve Bannon）現在在布魯塞爾建立了一個智庫，聯絡歐洲各國的極右派，繼續推進裂解歐盟的政治謀略。德國和法國對他簡直完全無法忍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的一些主流國際關係學者開始擔憂：現在的境況彷彿回到了20世紀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