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美脱鈎？美國商界第一個不答應
【12月13日，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美國商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在內的美國商界紛紛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對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表示歡迎。
此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博雅特聘教授、長江學者姚洋教授在“2019國際貿易關係與全球化重構”學術研討會上曾指出，中美不會脱鈎。除了中國不願脱鈎，美國商界面對巨大的中國市場，也不願意脱鈎。以下為演講全文。】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博雅特聘教授、長江學者姚洋教授
**姚洋：**很高興來參加我們今天下午的論壇，正如剛才鞠建東老師所講，我跟NYU上海的Jeffrey校長，以及哈佛大學Dani Rodrik教授發起了一個倡議，鞠建東老師也參加了我們這個討論，等會我會簡單講一下這個倡議的內容。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中美不會脱鈎，關於貿易戰，我自己不是專門做貿易的，我就挑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比較重要，又比較一般的問題來講一下，即“關於中美脱鈎問題”，這個問題對中國也好、美國也好，影響都非常大。
我自己為什麼覺得中美不會脱鈎、不可能脱鈎呢？有三方面原因：方面一，中國不願意脱鈎，中國也不能脱鈎；方面二，美國的商界不願意脱鈎；方面三，其它國家也不願意看到中美脱鈎。
為什麼中國不願意脱鈎呢？我們試想一下，中國在過去40年中之所以能取得這麼偉大的進步，和我們的對外開放是極其相關的。
新中國成立的前30年，我們靠獨立自主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代價也是非常高的。我們通過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通過壓低城市的生活水平，才實現了那樣的進步。但是，那樣的進步相比改革開放之後這40年，肯定是小巫見大巫。我們所有的指標，如果從1954年開始劃，前30年幾乎在零附近徘徊，真正起飛是1978年之後。
在加入WTO之前，我們的出口增長率也是比較高的，但和加入WTO之後這10年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加入WTO之後，2001-2008年我們的出口增長5倍，在我看來中國的財富積累就是在加入WTO之後實現的。我於1997年從美國回國，那個時候我們的高速路只有2條，一條是北京到天津，一條是北京到石家莊。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財富，基本上是在過去20年之內積累下來的。這和我們的開放關係非常密切，開放不僅僅是讓我們的產品出口了，而且讓國外的資本進入中國。FDI（國際直接投資，觀察者網注）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裏面作用是非常大的。過去這10年，其作用略有下降，但是仍然非常大，税收應該是2萬多億，仍然在中國佔有很大的比例。
另外一方面，我們國家的技術升級，至少在過去40年裏面，很大程度上是來源於開放。我去濰柴動力看過，原來是濰坊柴油機廠，是一個1946年成立的修理軍械的老企業。解放之後引進了一台小的柴油發動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做了逆向工程，學會怎麼去造，這台小發動機讓他們活了40年。什麼時候開始起飛呢？我們國家在90年代末引進瑞士斯太爾重卡的項目，斯太爾重卡的整車是陝西重卡來做，柴油發動機由濰柴來做。我們買了全套圖紙，但是濰柴消化發動機技術，花了10年的時間，濰柴的爆發式增長就是在過去10年裏面，到了今天，濰柴在世界柴油機發動機領域——除了大型和小機車用的柴油機制造以外的中間領域基本上是主導性的。
從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也看到，通過引進、吸收、消化的技術升級大概是我們走的最快的一條路。我們也看到了國家在持續地開放，即使是在中美貿易爭端最高峯的時候，我們國家仍然在開放。我們今年修訂了《外商投資法》，明年1月份應該就可以頒佈了，我們的金融仍然在持續開放，所以我們也看到了領導層對於開放這一點是非常堅定的。這是第一個方面。
另外一方面，美國的商界也不願意脱鈎。我們在國內看到的很多消息，都是比較激烈的消息，因為媒體願意登。我們説句俗話，狗咬人肯定不登，只有人咬狗才會登，會登一些顯眼的消息。這些顯眼的消息是美國今天又有誰説了要反對中國，明天又有誰説了反對中國。這種人有沒有？當然有。就我個人的接觸來看，我覺得這些人在美國屬於少數，美國是一個多元的社會、複雜的社會，美國的商界力量不可忽視。
而美國商界的想法和特朗普的想法不一樣。特朗普想通過貿易戰把美國的企業都逼回去，讓他們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想把中美貿易的不平衡降下來。
但是，美國商界的想法不同，他們認為：第一，要跟中國做生意，中國的市場很大；第二，要到中國生產、做生意，因為中國的市場很大。
所以，他們要求的，實際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們的改革方向一致。比如説，我們對國有企業的超額補貼，我們該不該改？國有企業的資金利用效率比民企至少低1/3，我們有數據，資本的回報率至少低1/3。我們的大型國企很容易到銀行裏面借3.5%的利率借款，在過去資管新政發佈之前，這個錢他不花，弄一個委託貸款之類的影子銀行，賺個7%、8%都是非常有保障的。我們的國有企業在浪費我們的資金，我們該不該改？
美國商界在中國要求的就是一個所謂的水平（Level），這一點上，他們的訴求和我們的民營企業一致。我們在過去説，中美經貿聯繫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這句話到今天仍然沒有錯，大家不要小看了美國商界在美國起到的作用。
特朗普政府比較特殊，因為它油鹽不進，誰都説不上話，但特朗普政府不可能永遠在這裏，哪怕是明年的大選也不是100%的能夠再度當選。所以，我們要進一步的聯合，和美國商界搞好關係，讓他們來中國獲得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
美國的幾個大公司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有多大？昨天我看到幾個數字：蘋果19%的銷量在中國，英特爾24%的銷量在中國，高通65%的銷量在中國，通用汽車42%的銷量在中國。
我們老是擔心美國拿芯片卡我們的脖子，卡脖子是美國政府想做的，但是美國的商界不可能答應——高通65%的銷量在中國。芯片行業是個高舉高打的行業，台機電要投資5納米的新技術（它現在做的是7納米），投資量是300億美元，我們的長江存儲投入量是2000億人民幣，只有維持這個市場，才可能不斷地有技術創新，沒有了市場就只能等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商界跟中國脱鈎，等於他自己放棄技術的進步。
其它國家也不願意看到中美脱鈎，全球價值鏈是目前研究的熱點，中國在全球價值鏈裏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iPhone手機在中國的附加值只有2.6%，其它全是國外進口的附加值，這裏有來自德國的企業、日本的企業、韓國的企業，當然還有來自美國的企業給富士康輸送了中間品，如果iPhone不在中國生產了，挪到別的地方，富士康就會受到很大影響（富士康是世界500強排名很靠前的企業）。其它國家的企業都要同時受到衝擊，他們要找到新的下家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我覺得是短期情況，長期來説，中美至少在貿易上會恢復到常態。
在技術方面，恐怕中美會有各自的保護。在美國，它會更多地強調對他們技術開發的保護，這一點恐怕我們沒法改變。在中國，我們會投入更大的精力搞自主創新，但不是關起門來搞，仍然是開放的搞，而且應該是爭取更多的朋友，美國不行，我們可以跟歐洲合作。
但是，即使是在技術競爭環境裏，我們也不太可能形成“技術冷戰”。比如5G技術，會不會形成以華為為主導的一個標準，美國又出來一個新的標準？我覺得這種狀況是不太可能發生的。這種技術標準不是國家主導的，而是企業主導的，這些企業心裏都明白，如果你有好幾個標準的話，大家都吃虧，只有在一個標準下面，大家創新才會更加容易，更加節省資本。所以，我相信，即使是中美兩國在技術領域會有一些各自的做法，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兩個世界。
BBC進行全球首個基於商用5G網絡的電視直播——在華為的助力下
關於中美貿易爭端，我們應該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去解決呢？我就要提到我們發起的“中美貿易爭端的倡議”了，最終有37位學者簽名，其中也包括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我們建議的背景是：WTO已經持續了25年，在這兒之前是《關貿總協定》，《關貿總協定》持續的時間更長（從1946、1947年就開始了），持續了50年，最後改革成了WTO。《關貿總協定》之所以改革，是因為《關貿總協定》遇到了很多問題，所以它需要改革。WTO也是，它實施了25年，這中間的的確確遇到了很多難題，就是因為中美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不平衡造成的，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這個新的框架我們提出來了4個籃子的建議，這不是一個完整的框架，更多是方向性、建議性的，是要給我們中美之間貿易談判、糾紛討論等提供一套新的語言。
四個籃子分別是：一是“與鄰為壑”的籃子。有一些與鄰為壑的政策應該是絕對禁止的，比如限制出口，像美國限制對特定企業比如對華為的出口。它的理解是華為會有安全隱患，我覺得我們國家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回答是很好的，如果你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那沒有一個國家敢買你的波音飛機，你在波音飛機上弄一個什麼東西，我們不就全完了嘛！飛機別飛了。這樣的道理顯然是不成立的。
當然我們國家有一個以環保為目標，説我們要限制對稀土的出口，這樣也不行，如果我們真要做的話，那要跟國外企業一視同仁，我們統統都限制，你僅對外國企業限制是不行的。競爭性貶值，這不僅僅是説美國指責我們搞競爭性貶值，其實美國自己都在搞，它雖然是浮動匯率，但它通過發美元照樣可以左右匯率，讓美元貶值。傾銷掠奪性定價，這些都屬於“與鄰為壑”的籃子，我們要堅決地制止，實際上在WTO的框架裏這些都是不允許的。
我們和WTO不太一樣的地方是第二隻和第三隻籃子。
第二個籃子是“對其它國家有負面影響的國內政策”，但這些政策是可以談判的。比如美國安全審查，這對其它國家是有很大影響的。我們國家的產業政策，可能也對其它國家會造成一些影響，在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觀察者網注）的框架下，這些都應該納入雙邊、多邊協議裏，直接來談所謂的政策，大家要實施一致。我們認為可以先談，能談成當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談成，那我們可以把這些政策放到第三隻籃子裏。
第三個籃子是“自我保護”籃子。比如，沒有談成，美國老以安全審查為由來審我們的技術，包括美國不允許華為在硅谷的子公司把技術轉移到中國，説有國家安全問題，我們的自我保護措施就是自己搞自主創新。反過來，美國説你搞自主創新，那有可能對我們的企業產生不利影響，所以我們要更多地限制技術出口。當然，這不是最好的結果，有可能是一個比較壞的結果，但至少我們給兩個國家、或更多國家一個調整空間。
第四個籃子是“多邊機制”籃子（涉及多個國家的政策）。實際上，中美很多問題都涉及到第三國，在這種情況下，多邊機制仍然應該起作用。這是我們提出倡議的主要內容。其實，我們也沒有提非常具體的政策建議等，更多地還是提供一個方向性的東西，最根本的還是我們要讓兩個國家都要有自主政策空間。
一方面，對美國來説，他們應該認識到中國不可能越來越像美國。中國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文化，這些都是我們非常應該堅持的，我們認為我們這些是有價值的，美國不應該要求中國無條件地向美國趨同。
另一方面，中國也應該意識到美國也有需要調整的空間。聽起來好像很奇怪，美國是比我們發達很多的國家，為什麼它也需要有調整的空間呢？如果看一下2016年選票的分佈，會發現美國已經是一個非常分裂的國家了。
我們知道希拉里·克林頓贏得了多數票，她比特朗普多獲得了250萬張選票，但她輸了，因為她贏得州太少了，都是西海岸、東海岸的那些大的州，中間那些人口比較少的州都輸掉了，這些州都被特朗普贏了，所以特朗普贏得了更多的選舉人票。
美國2016年大選的結果，紅色是特朗普獲勝的州，藍色是希拉里獲勝的州（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美國的廣大中西部地區（我們看不到的那些地方）有很多窮人，以前有一個美國的作家Michael Moore，寫了一本書叫《Stupid White Man》，指美國的白人和窮人，他們投票主要投給共和黨，這次特朗普能當選主要因為這樣的窮人和白人。
為什麼明知道特朗普、共和黨人不會為他們辦事兒，還要這樣投票呢？因為他們知道民主黨不可能管他們，民主黨變得越來越激進，根基越來越分佈到東海岸、西海岸。他們也把怒氣撒在了移民上面，特朗普的主要觀點就是要反移民，迎合了他們的口味。
但是，我們也不能把責任全推到窮人身上，因為他們的確是無望的，你到美國的中西部看一下那些白人的生活狀態，你會驚歎作為一個白人怎麼能夠如此之窮，這需要調整。我們當然不相信很多美國的經濟學家所説的美國工作減少都是因為中國的出口。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我們中國是在過去大概20年裏面，是這一輪全球化裏得益最大的國家。這方面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一下，給美國一些調整的空間？
最後一個問題，中國要適應自己的新角色，我們國防院有一箇中美經濟對話，王岐山當主管副總理的時候讓我們做的，現在已經堅持了10多年，每年開兩次。2011的時候王岐山跟我們説，現在中國這麼一枝獨秀、勢力大增，我們要不要做一個研究，中國到了2020年在世界上的份額是多大？在2008年以後我們的領導人也不知道，中國為什麼突然一下子體量變得這麼大了。
後來我們就做了一個研究，現在回頭看發現我們當時還是過度自信了一些。但是，我們也提出來，中國已經體量非常大了，大象難藏身於大樹後，我們以前搞所謂的韜光養晦，現在即使我們想這麼做也已經不太可能了，世界不會允許你韜光養晦。
現在還有人在説，我們冒頭太早了，讓美國人發現了，應該再躲一躲，這樣美國就發現不了了。我估計很難，中國的影響太大了。我們的經濟增長在過去十年間每年都佔到全世界增長的30%以上，中國的GDP如果掉一個百分點，全世界掉0.26個百分點，這是研究的結果。所以説，在過去美國打一個噴嚏世界感冒，現在基本上也是中國經濟打一個噴嚏，世界就跟着感冒。
中國的體量已經非常大了，但是我們在國際上面還沒有適應這樣的體量變大做法。我們過去是規則的跟隨者，改革開放我們加入世界體系，作為國際秩序的跟隨者，對我們來説是比較簡單的。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加入它，儘量在體系裏面發展壯大，這基本上是我們過去40年所做的事情，這個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可是到了今天，我們再這樣做世界已經不允許了，我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儘管我們的產業在轉移出去，但是中國仍然是世界的工廠，我們的東西質量越來越好，但是價格仍然很低，這就是為什麼華為能夠領先美國的企業。不光是華為，我們還有很多的企業都是這樣，質量非常高，但是價格不是那麼高。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得調整心態，適應從規則跟隨者到規則制訂者的角色轉換，有些方面我們應該讓一步。比如説WTO改革，美國想把WTO攪黃，不交會費，現在法官只剩下一箇中國法官了，明年1月1號之後基本上就停了，WTO就不工作了。
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去攪黃WTO是從國內出發，國內要調整，逼迫你做出對它有利的調整。但並不是説WTO裏面只有美國一家，還有歐盟、日本、澳大利亞，這些國家都希望WTO能夠堅持下去，但是他們也提出來了一些要求，比如説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問題，國有企業問題、補貼問題，在這些問題上面是不是我們一定不能談？
我們是不是個發展中國家？當然是，但我們是個很特殊的發展中國家，世界上從來沒有過一個發展中國家對外的援助有如此之大的規模，我們還有“一帶一路”的戰略，我們現在叫倡議。
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顯然是非常特殊的，我們能不能運用中國人的智慧，既保持我們自己所要求的東西，但同時放棄一些對我們不那麼重要的利益，這樣我們爭取更多的朋友，真正從一個跟隨者變成規則的制訂者。
我們以前老説規則都是別人制訂的，現在有一個機會了，美國退出了，我們有這麼好的機會，我們怎麼來把握這個機會，變成規則的制定者之一？我覺得我們需要全面的重新思考，這樣才能讓我們未來30年的路走得更好一些。我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