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在法生活20年，這次罷工還是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法國在全球素享浪漫、時尚和花都美譽。然而一旦身臨其境，才意識到“罷工之國”才最為名符其實，實至名歸。

最會享受人生的法蘭西民族在距聖誕節僅有20天之際，發動了號稱無限期百分之百大罷工，還是令已經生活在法國二十年的我感到不可思議。節前不鬧事是悠久的傳統，看來抗議者要把12月變成長假期或者執政者想利用聖誕假期減緩改革的阻力是可以説得通的解釋。

本次罷工的導火索是退休制度改革。**説起來法國的退休制度確實非常不合理，**一個區區六千萬人的國家，竟然有42種退休辦法，**既複雜也不公平。**幾乎一行一業都不同，甚至同一行業也不同。比如巴黎歌劇院芭蕾演員可以42歲退休，其他地方則不可。更重要的是，今天法國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接近100%（99.6%），嚴重的寅吃卯糧難以持續。然而，每次改革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一次恐怕也不會例外。法國也成了最難改革的國家。

上週四，部分巴黎市民抗議馬克龍的退休制度改革，發動了罷工，通往埃菲爾鐵塔之路一度被封掉

危機成因

一個能成為傳統且頻頻影響整個法國的事件原因自然是多重的。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今天法國的這一套福利制度誕生於戰後輝煌的三十年起飛時期。不僅經濟增長迅速，工作時間長，出生率也高，年青人多而且人的壽命也不長，真正領退休金的時間短暫。簡而言之就是交錢的多，花錢的少。但今天則完全相反：經濟長期低迷，工作時間日益縮短——從1978年人均工作1943小時縮小為2018年的1609小時；伴隨經濟增長出現的低出生率——甚至出生人口已達不到種族代際更替標準，人的壽命更是大幅延長。**今天的法國是歐洲領退休金時間最長的國家，男性平均22.7年。女性平均26.9年。**簡而言之就是花錢的多，交錢的少。

這種歷史趨勢無法逆轉，從經濟的角度講可稱無解。事實上，法國幾十年來出台不少鼓勵生育的政策，對“生育這一天賦人權”（西方觀點）進行政府幹預。但並無效果，後來更引進大量移民以應對勞動力不足，後果卻是更大的財政包袱和本土民族成為少數的威脅。

從政治的角度講，一是法國政黨和政治人物來自於選票，要想贏得支持，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合法買票，即對選民利益收買：不管國家是否能夠承受，先許諾一大堆福利。上台後，為了連任自然要積極兑現。在野黨要想取而代之，也只能許諾更多。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的後果是經濟喪失活力、民眾也變得懶惰。

雖然從理論上講左派追求福利，右派追求減税。但左派上來後一方面增加福利，另一方面又不敢加税，右派上來後只敢減税而不敢減福利，導致政府錢越來越少，福利卻越來越多。這已是西方的通病。主張小政府的共和黨人特朗普在走馬上任之初曾宣告，要在8年內消滅赤字，隨後經濟也一直高速增長，但由於大規模減税，同時政府支出也不能減少，於是財政赤字不斷上升，2019財政年度居然增長了26%，佔GDP的比重達到4.6%（歐洲標準不能超過3%），國家債務更是飆升，號稱“168後面11個零”。美國財政部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2019財年美國國家債務總額新增1.2萬億美元，達到創紀錄的22.72萬億美元，相當於本財年GDP的106.5%。原因即在此。

法國退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上圖棕色）呈上升趨勢（@數據：世界銀行）

二是面對問題，沒有政治人物敢於破釜沉舟地去解決。原因很簡單，在現行政治制度下，這是政治自殺。1995年希拉剋上任之初雄心勃勃，準備改革退休制度，結果在持續三週席捲全國的抗議浪潮下偃旗息鼓。他後來之所以能夠連任，是遇到了歷史性機遇：極右政黨破天荒第一次進入第二輪，迫使不同政黨的選民把票投給他。

西方當代改革成功的國家有兩個。其中一個是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她上任後鐵了心要改革，結果其支持率斷涯下跌，在下屆大選中必敗無疑。只是她也遇到了歷史性好運：阿根廷突然出兵佔領了英國控制的馬島——這是二戰後英國第一次被入侵。英國在撒切爾夫人的領導下一舉獲勝——當時她曾對法國總統密特朗説將不惜動用核武器攻擊阿根廷，從而民意大幅逆轉。而此後不久經濟改革的成效開始顯現，也令保守黨贏得空前選舉的勝利。

只是這種歷史性好運氣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況沒有哪個政治人物敢於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虛無縹緲的運氣上。

三是西方政治發展到今天，日益醜陋，權力爭奪無所不用其極。一個人一旦決定競選，其一生中所有隱私和劣跡都被大曝於天下。人非聖人，誰能無過無錯。另外謠言抹黑抹紅也是甚囂塵上，甚至還有説不出道不明的政治陰謀。比如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聲望當時排第一的他在宣佈競選法國總統的前幾天，在紐約一所法國酒店發生離奇強姦案。後來在他辭去總裁職務和放棄競選之後就又被無罪釋放。卡恩後來認為是一場針對他的政治陰謀，但又無證據自清。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優秀的政治人物往往不願意參選。所以這也就是特朗普能夠獲勝的原因之一：他毛病太多了，債多了不愁，他的支持者也不在意。同樣的問題放到別人身上早就淘汰了，而他卻毫髮無傷。

現代國家管理日益複雜，對政治人物的素質要求也是越來越高，但選不出優秀的政治人物已是西方常態。

所以從這些角度講，法國等西方國家問題雖然出在經濟，但根源還是在於政治。

從民族性的角度講，法蘭西民族喜愛享受，好逸惡勞，同時又擁有決定一切的選票，從而把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發揮到極致。

遠的就不説了，僅二十一世紀就發生過幾次著名的罷工。一是2005年醫療系統大罷工。其背景是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也就是37度），沒有經驗的法國應對無力，最終一萬多人死亡。2005年酷暑又至，醫療系統本應該吸取教訓未雨綢繆，結果他們卻選擇這個時候罷工。因為此時罷工效果最好，能給政府施加最大的壓力，更能達到目的。至於造成的風險和後果就無所謂了。二是法國申辦2012年奧運會期間，當奧委會到法國考察舉辦環境時，交通系統發起全面大罷工。因為他們也認為此時罷工效果最好。這一事件逆轉了法國一直領先的支持度，並最終輸給了英國。

2003年的法國酷暑，對潛在的罷工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應該説任何民族都有劣根性，任何制度都有不足，最可怕的是兩者的完美結合。法國就屬於此例。瑞士搞直接民主，民眾比法國的權力更大。但瑞士民族理性著稱，許多要求延長帶薪假和增加工資的公投都被否決，從而確保了這個國家的長期繁榮。

當代西方德國在世紀之初的改革也成功了。原因在於施羅德總理破釜沉舟進行改革，下台也不足惜。把他趕下台的默克爾當上總理後，竟然繼續推進他的改革，不僅政黨輪替而改變，也不因前者因此下台而改弦易轍。德國民眾也接受了，並不因此覺得被政治人物欺騙了。當然改革隨後見了成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説，法國罷工之國的美譽絕非浪得虛名，是經濟規律、政治制度和國民性完美的三結合。

當然，全球化和新興國家的崛起也加劇了法國的問題，但這畢竟只是外因，根本的還是法國自身。

法國出路何在？

從歷史上看，法國也是一個對世界頗有貢獻的偉大國家，歷史上也曾多次經歷過生死存亡的考驗，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大國——儘管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含金量最不足的。所以法國也不是就只有沉淪這一條路。

一是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政治強人。法國歷史上的輝煌和驕傲自豪都來自他們。從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到征服歐洲的拿破化，再到當代重新解放法國的戴高樂。只是這是一種歷史概率，難以預測。

二是進行政治改革。這包括如何確保儘可能產生優秀的領導人；怎樣減少國民性和制度弊端的結合；各政黨放棄門户和利益之爭，如同德國一樣，把改革進行到底。或許法國要做到這一步，還是得需要更大的危機促成共識。

9月19日是馬克龍成為法國總統的第1000天，他面臨着非常棘手的退休制度改革問題

但不管怎樣，今天馬克龍的退休制度改革並不解決根本問題。即使退休年齡更長，退休制度統一，也只不過是一定程度緩解矛盾的爆發，但對於這個國家的深層次問題毫無影響。馬克龍仍然只是扮演了風雨之中法蘭西的裱糊匠而已。法國需要的是戴高樂這樣的領導人：敢於制訂新憲法、敢於退出北約，敢於讓阿爾及利亞獨立，敢於和中國建交這種既有戰略遠見也有政治勇氣敢破敢立能治本的領導人。

當然，偉大的政治家不是一天就能煉成的。現在馬克龍倒是有一個歷史性的機遇。目前法國政壇，傳統左右政黨都已經式微，他唯一的對手就是極右。下一次大選能夠進入第二輪和他對決的還是極右。以法國選民的覺悟，哪怕再不喜歡馬克龍，也多數會含淚甚至含血支持他。事實上，他只需要大膽改革，無需擔心連任。更何況距下一次大選還有兩年半，他還有足夠的時間等待改革見成效。如果能意識到這一點並義無反顧的進行改革，或許馬克龍就真的能夠成為另一個載入法國史冊的政治人物。

最後，從制度對比的角度看，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主張人民當家作主，只不過方式不同。哪種方式更好，顯然無法從理論上尋找答案，唯一的衡量標準就是實踐。英國脱歐、特朗普當選、法國今天全國癱瘓的大罷工都是西方這種人民當家作主的結果。中國的方式是建立在悠久的民本傳統之上的，執政者在決策時通過各種方式瞭解民意，吸取各方意見，以人民利益為重，最終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其效果顯然要優於今天的西方。看來，西方要是還有實事求是精神的話，不僅應該尊重中國的方式，還要借鑑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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