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普蘭：美國衰落下民粹主義左右派的角逐-羅伯特·D·卡普蘭
如果美國民主黨的温和派不能以某種方式在初選中脱穎而出，明年11月的最終角逐在伊麗莎白•沃倫參議員和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之間展開，那麼美國自冷戰中期開始的逐步衰落過程將被暴露在世人眼前。那將是美國現代記憶裏首次沒有中間派政治候選人的選舉，美國民眾可能將被迫在粗鄙的民粹主義右派和激進的民粹主義左派之間進行選擇。
美國中間派在總統競選中面臨困境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一個多面性的悲劇故事的高潮。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總統黨內初選制度逐漸穩固下來，削弱了黨魁們在所謂“煙霧繚繞的房間（譯註：美國政治行話，指幕後權勢者邊抽雪茄邊進行政治決策的秘密集會）”裏的影響力，且迎合了各黨中派別情緒最濃重的人。前幾十年裏，黨魁們選擇的一向是穩妥、温和的候選人，儘管他們不一定有鼓舞力，但通常是負責任的。可以説杜魯門、艾森豪威爾等總統都是黨魁幕後商議的結果。艾森豪威爾還在軍隊的時候就被共和黨黨魁發掘了。放在今天的選舉制度裏，他恐怕永遠出不了頭。儘管他是一位傑出的分析師、組織人（譯註：指一切以組織為重、失去個人身份的人）和戰爭英雄，但他並不是很有個人魅力，演講談不上有説服力，拍照也不是很上鏡。
1959年，蘇聯赫魯曉夫應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之邀訪問美國
“煙霧繚繞的房間”聽起來有些污濁，但它最符合美國國父們的精神——特別是詹姆斯•麥迪遜——他更希望美國實行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在共和制下，民眾對國家的統治是間接的，必須藉助他們幾年才能更換一次的精英階層。民主制則意味着民眾可以更直接地統治國家，他們慣常受到狂熱和激情的左右，而今天的社交媒體恰恰又放大了這種效應。正是在這些煙霧繚繞的房間裏，黨魁的暗箱操作和媒體的行業準則（媒體機構儘量秉持中立、追求客觀，綜合地考慮問題）合宜地融合的在一起，引導美國走過了冷戰並保存了其共和制。
回想冷戰結束後在不同環境下選出的總統：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和特朗普。再拿他們跟當年引領馬歇爾計劃的杜魯門、力排眾議避免與中蘇正面交戰的艾森豪威爾、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的肯尼迪，簽署民權法案的約翰遜，蘇聯解體後仍能在海灣戰爭中保持克制、把握限度的老布什進行比較，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當然，約翰遜關於越南戰爭的悲劇性決定是個例外，這一點我下文會提到。
假設2016年大選提名程序仍然由黨魁操控，假設我們仍然處於印刷媒體時代，那麼傑布•布什州長可能以微弱優勢擊敗負面新聞更多的希拉里•克林頓參議員成為總統。這樣一來，他將被共和黨建制派一流的外交政策顧問團簇：理查德•哈斯、羅伯特•佐利克、梅根•奧沙利文等（譯註：以上分別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前行長、原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他的執政方式會更像父親老布什而不是兄長小布什。他掌權後故事將變得乏味。他確實不是個能量很足的人，但美國社會、同盟體系以及世界地位都將比當下牢固得多，行為比當下明智得多。特朗普是大眾直接民主和數碼視頻時代新生事物共同催化的產物。同樣的因素可能會催生一個民主黨選手，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引發激變，“媲美”特朗普在言行和作風上的失範。美國的國父們可能會震驚於我們在本質上怎麼從共和制變成了民主制。像傑布•布什這樣的人原本是要統治一個共和制國家的。
無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多麼可怕，對美國來説都是非常有益的。美國政治的蜕化是從二戰之後開始的。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還未徹底帶美國走出大蕭條的時候，備戰建設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快速啓動作用。1945年戰爭結束時，空中轟炸和地面戰鬥摧毀了世界上除美國之外所有工業國家的基礎設施。它賦予了美國無法估量的優勢，這種優勢可以持續數十年。戰爭帶來的經濟社會活力，帶來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創造了郊區財富平均的奇蹟，也產生了新的廣大中產階級。公民權利、反猶主義的式微，以及太空計劃，最終都可以視為戰時奮鬥釋放出來的經濟活力和社會變革的衍生品。
越南打破了這個魔咒。越戰之前，美國人對政府和政府決策流程還是有一些信心的。畢竟，政府帶領我們度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創造了繁榮，還把人類帶入了太空。但越戰使左派知識分子和建制派媒體得勢，給予了他們可以高談闊論數十載的無限談資。伊拉克戰爭的重大損失更是給了這些媒體和知識分子又一波讓他們可以評頭品足的談資。美國已今非昔比，也不再會像以前那樣團結了。
耗時八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士兵累計死亡4496人、傷病47541人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延續，冷戰使美國政治保持了嚴明紀律。儘管它延長了美國的偉大時期，但越戰也動搖了其國本。如果我們在2000年大選時仍沉浸在冷戰中，如果我們仍然是由黨魁提名候選人的共和制，那麼共和黨的長老們可能會聚首並委婉地告訴老布什，他的兒子小布什並未完全作好出任總統的準備，他還需要更多的時間，積累更多經驗，比如先擔任內閣秘書之類。但隨着兩個超級大國不再處於隨時觸發核末日的對峙狀態，所有這些紀律和常識都消失了。需要擔心的因素少了，現在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當總統。
由於不再需要像冷戰時期那樣保持警惕，極端黨爭儘管不利於美國外交，但似乎也不大要緊。美國國內政治不再“適可而止”，因為人們覺得美國不再需要一致對外了：畢竟大洋對面的世界看上去比1989年以前危險性更低。因此，冷戰的結束預示着美國國家政治進入黨派激化時代。
當然，這些趨勢中有許多是相互重疊的，而且總是有例外：老布什通過了總統初選（這種選舉度制在1988年再次得到加強）；約翰•肯尼迪是電子媒體時代的最佳人選。吉米•卡特不是一個很好的冷戰總統，而巴拉克•奧巴馬也不是後冷戰時期特別糟糕的一任總統。儘管所有細節不可能同時滿足，但潛在的趨勢如同交響曲反覆徘徊的節奏一般顯而易見。
最後，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大國的基礎設施逐步恢復、全球化落地生根，我們見證了全球範圍內發生的經濟和技術變革，它們動搖了美國的政治統一，並逐漸破壞了中間派。美國的中產階級從根本上被削弱，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加岌岌可危。美國東西海岸那些風度翩翩的國際化精英更傾向於靠攏文化層次、收入水平與自己相近的歐亞精英，在情感上大大疏遠本國內陸同胞。從一種至關重要的心理層面上説，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不再像過去那樣忠誠，不管他們承不承認，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全球化的。
精英羣體在逐漸拋棄自己的國家，曾經與自由主義相得益彰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也被移交給了粗俗的民粹主義者，他們大多數人在精神上就是流氓無產階級。這樣一來， 2020年的大選可能面臨着在兩個粗鄙的民粹主義者之間做出選擇。
對於媒體而言，衰落時代就是黃金時代，他們就是靠危機發家致富的。越戰、水門事件、伊拉克戰爭，到如今中間温和派的徹底沒落，成就了一批又一批記者。當然，這些記者也只是憑着良心在做本職工作。但他們的名氣和成果是和國家的繁榮程度、幸福指數呈反比的。
全程報道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伯
如同處理小規模遠征戰一樣，大眾社會能夠很好地處理全面戰爭，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拯救了我們。但對於死亡人數規模較大、不牽涉美國本土的普通家庭的中等規模戰爭，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大眾社會就處理得欠妥。老天保佑，千萬別再打全面戰爭！但除非有真正靠譜的温和派領導民主黨，否則只有非常根本性的大變局才足以扭轉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方向。
(觀察者網凱莉 譯自《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