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氣候政治在德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丁楠）

瑞典“環保少女”格雷塔·通貝里當選《時代》年度人物，主張生態優先的綠黨在西歐多國選舉中節節勝利——2019年見證了環境問題對歐洲政治的深刻影響。

我未曾見過格雷塔本人，卻遇到過與她同齡的德國抗議者。那是今年入秋，我在城鐵上看到一個德國女孩兒，十歲出頭的模樣，揹着沉重的行囊和若干標語，後來得知是剛從市中心爭取“氣候正義”的靜坐上撤回來的。女孩兒表情冷漠卻不呆滯，眼神裏似乎充斥着對社會的失望和厭惡。周圍人對她報以微笑或表達同情，孩子卻無動於衷，只是冰冷地審視着他們，臉上沒有一絲微笑。當時我想，要呼籲環保，完全可以做些更有建設性的事，何必小小年紀就把自己搞成一副嫉惡如仇的模樣呢？

格雷塔·通貝里 圖自《時代》週刊網站

後來看新聞，僅9月一個月，德國各地就有140萬人響應格雷塔·通貝里參加環保抗議，其中很多是孩子。我身邊的一位寶媽曾提到，幼兒園老師乾脆把一個班的小朋友帶到勃蘭登堡門遊行現場觀摩，氣得她立刻找園領導理論。

德國的小示威者們有句斥責當政者的名言令我印象深刻：“到2050年，你們早就死掉了，可我們還活着。我們的未來不能毀在你們手裏！”這是明擺着向政府宣戰了。部長和官員們起初對德國格雷塔們的言論不屑一顧，勸説他們回到學習的本業上來。但隨着輿論升温，政客們紛紛收起從前不温不火的姿態，讚賞年輕人的勇氣和公眾對氣候變化的關心。

和示威遊行這種小打小鬧比起來，在環保問題上給德國執政者帶來更大壓力的是綠黨在政壇的突飛猛進。成立於1979年的德國綠黨，曾經只是環保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和反戰分子聚集的渙散組織。這些人無意尋求體制接納，有些甚至對政黨制度本身持否定態度。當選議員後，綠黨代表們一度故作姿態地在議會會議上織毛衣、喂孩子、逗寵物，成為當時一道奇景。這種不入流的激進立場當然無助於綠黨贏得公眾的普遍支持。

然而最近幾年，事態卻開始變化。隨着黨內務實派和折中力量興起並主導政策制定，綠黨在德國、乃至全歐政黨政治中異軍突起，直到今年成為兩大主導性黨團——社民黨和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不可小覷的競爭對手。在2017年9月的聯邦議院選舉中，綠黨得票率僅為8.9%（聯盟黨當時得票32.9%，社民黨20.5%）。但今年的多次民調卻顯示，綠黨在德國的支持率穩定在20%以上，遠遠領先於社民黨，僅次於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2018年，總成員數僅六萬五千的綠黨新增黨員超過一萬人。今天，曾經長期遊離於體制外的綠黨在超過一半的德國聯邦州與其他黨派聯合執政。在全歐範圍內，今年的歐洲議會選舉，綠黨得票20.5%，與2014年相比幾乎翻了一番。

德國綠黨

綠黨和環保抗議運動在德國迅猛發展，有以下幾個相似的背景和根源。

首先，德國社會對二戰後長期主政的中間黨派（指中右的聯盟黨和中左的社民黨）感到厭倦和失望。越來越多的民眾認為中間派保守僵化，與年輕人所思所想相距甚遠，面對未來的挑戰束手無策。多年來，默克爾用拖字訣和小修小補應對危機，換來的穩定和繁榮在短時間內贏得了民心。但面對國際大變局和德國在基礎設施、互聯網產業、新能源和環保領域的欠賬，人們期待在國家層面有年富力強的領導人脱穎而出，提出高屋建瓴的對策。無論是搞抗議還是投票給綠黨——抑或是加入極右翼組織——都反映出德國民眾對變革的渴望。

第二，具體説到氣候變化，德國自詡為世界領袖，要求別國做這做那，但中間黨派執政的這些年實際上是屈從於財閥利益和選舉政治，在環保上光説不練，虛偽至極。德國對高污染煤炭的開採和使用居歐洲首位，但政客為了保住相關地區的選票，拒絕作出變革。柏林不但自己無望實現本國設定的2020和2030減排計劃，還同中東歐國家一道阻撓西歐成員國在全歐範圍內推出更為積極的減排目標。在歐盟汽車排放標準制定一事上，德國絲毫不避諱當時正在發酵的“尾氣門”醜聞，義無反顧聯合大眾等車企成功打掉其他歐盟成員提出的懲罰性條款。

與此相關，“尾氣門”事件爆發後，大眾集團同意支付美國消費者高額賠償，但面對德國車主的集體訴訟，卻嚴詞拒絕，一毛不拔，引發社會極大不滿。有德國人評論説，“尾氣門”幸虧是被美國發現，要在歐洲，早就是官商勾結、暗中疏通，最後不了了之。眼下，氣候變化和環保成為主導德國政治的突出議題。這個現象的背後，是民意對執政者長期陽奉陰違的一種反彈。

第三，不論學界作何解釋，近年德國和歐洲遭遇極端天氣和氣候異常確實比較頻繁。從夏日的極端高温到連續數年的暖冬，從水旱災害增加到生物多樣性破壞，還有海洋污染和中國、東南亞國家對西方垃圾出口的抵制，這些問題均引發民眾廣泛關注。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否定氣候變化，退出《巴黎協定》，成為綠黨和抗議運動的神助攻，讓它們不費吹灰之力就佔據了國內政治的道德高地。

第四，綠黨和環保抗議者相互借力，齊頭並進，在這一過程中，前者實現了進一步融入體制、躋身主流的自我整合。2018年1月黨內換屆後，綠黨在一男一女兩個政壇新秀的領導下，走上了一條較以前更加温和務實、甚至愈發中庸的發展道路。在政策制定上，它放棄了從前一開口就是“禁這禁那”的不現實訴求，轉而同企業家和工會組織建立廣泛聯絡，試圖找到一條平衡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和勞動者權益的問題解決之道。

與此同時，在處理同極右翼以外的其他政黨的關係上，綠黨領導人表現出的左右逢源也是可圈可點。當其他黨派和政客為一己私利在默克爾組閣一事上反覆刁難、無事生非時，綠黨卻展現出求團結，願擔當，以大局為重的姿態。不管真心與否，它摸準了民眾對官僚政治和黨爭齟齬的厭倦情緒，在選民心中樹立起善意、積極、建設性的政黨形象。

最後，極右翼“德國選擇黨”的崛起有助於綠黨和環保抗議者收買人心。選擇黨支持特朗普，質疑氣候變化，是爭取氣候正義運動的重點批判對象。綠黨則更進一步，在環境、移民、少數羣體保護、女權等一切方面和極右翼勢力針鋒相對。這點是聯盟黨和社民黨做不到的。從某種程度上講，綠黨利用了選擇黨的崛起和部分德國人對極右翼氾濫的擔憂，實現了自身在過去兩年的快速發展和聲名遠播。

2017年，德國綠黨與聯盟黨的競選海報。 圖片來自國際在線

綠黨和氣候變化抗議運動在2019年攜手並進，為德國政壇刮來一股環保旋風，令不少觀察者驚歎。然而兩者想要更上一層樓，贏得更廣泛的公眾支持，未來的道路恐怕不會像今年這樣順風順水。

首先，在增進影響力方面，綠黨和抗議運動面臨從西德向東德，從大中城市向鄉鎮，從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向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羣體擴張的挑戰和阻力。目前，綠黨的粉絲和環保抗議的支持者主要是那些位於經濟形勢較好的、西德大中城市的知識分子和年輕人。該地區和這些特定人羣有關注環境問題的傳統，對格雷塔或是綠黨的號召一呼百應，當屬情理之中。與此相對，在東德和廣大中東歐地區，綠黨和抗議運動身處的形勢則與西部迥然不同。

第二，單就綠黨而言，若想在2021年大選中參與聯合組閣、甚至爭奪德國總理寶座，它必須經歷從單一（環保）議題主導到全方位發展的蜕變。換句話説，綠黨不僅需要在環保問題上做領袖，還要在經濟、民生、安全、外交、國防等各個領域細化本黨的政策主張。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前文提到，綠黨內部人員複雜，組織鬆散，對具體議題的討論極有可能使原本就分屬不同小圈子的黨員不歡而散，分道揚鑣。

舉個簡單的例子，綠黨黨員從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軍隊、反警察的、呼籲“天下大同”的。但如今為了展現建設性姿態，回應民眾訴求，黨的領導和地方執政者開始主張加強警力建設，約束行為不端的外來移民。這樣的政策與一些黨員當年加入綠黨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

再比如，在外交層面，綠黨長期所持的基本立場是嚴格限制軍品出口，大力增加對外援助，對歐盟實行大刀闊斧的民主改革，取消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在意識形態領域強硬回擊土耳其、俄羅斯和中國的挑戰。秉持這樣的態度對一個在野黨來説相對容易，但綠黨倘要執政，就必須考慮德國的現實利益、外交政策的延續性和歐盟其他成員國的感受，丟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第三個挑戰是管控預期，無論綠黨還是氣候變化抗議運動都要解決這一問題。對後者而言，口號、示威和罷課在短時間內可以凝聚民意，但這些招數用多了只會招致大眾的漠視和反感。格雷塔和她在德國的擁護者們需要明確一些更具體的目標，多做些實事，哪怕是身邊的微小工作，讓民眾感知他們存在的意義。相反，如果只是比誰的怒火更高漲，誰的批評更尖鋭，誰的主張更富革命性，那就和極端的環境原教旨主義者沒什麼兩樣，註定成不了氣候。

對綠黨來説，管控黨內成員和黨外支持者對環保工作的預期，引導他們實事求是地看待、解決問題，同樣是關乎該黨能否團結其他黨派共同執政的一件大事（受規模和經驗制約，綠黨獨立執政幾率很小）。2030年禁止煤電，全國高速公路限速，取消一切化石能源補貼，在全社會推行200美元/噸的碳排放税——環保抗議者的這些主張雖曾得到綠黨的支持，但畢竟還不是後者的正式政策。事實上，在德國聯邦州政府層面，聯合其他黨派執政的綠黨黨員已經開始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尋求妥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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