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兵：愛國憲法主義，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基本模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曉兵】

今天是澳門迴歸祖國20年紀念日，這是澳門歷史發展進程中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1999年12月20日，“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從構想轉化為現實，澳門也從昔日葡萄牙佔領管制下的一個特殊區域轉變為中國依照憲法規定而設立的特區，身份和角色的轉換為澳門社會經濟發展開啓了嶄新的局面，也讓澳門特區成為探索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基本模式和寶貴經驗的試驗田和示範地。

去年“國家憲法日”前後，我非常榮幸受邀參加由民眾建澳聯盟主辦、民眾青年會協辦的“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五週年——《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實踐與展望”專題研討會。在演講的過程中，我嘗試對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歷史過程進行回顧，對澳門特區實施“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進行總結，於是我提了這樣一個主題，即“憲法愛國主義：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基本模式”。

澳門半島新口岸一帶夜景。新華社記者 張金加 攝

為什麼要提出來“愛國憲法主義”這樣的一種基本模式，主要原因就是在澳門特區即將迎來二十週年的歷史時刻，我們要思考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經驗有哪些？其基本特徵是什麼？和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實踐是否有一種區別？或者説，有一種什麼樣的特質讓我們能夠區分澳門與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

以“愛國憲法主義”來總結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基本模式，就是基於這樣的一種歷史時刻的反思和總結。澳門在過去近二十年裏，有一個非常突出而明顯的特質，那就是澳門特區始終堅持了“愛國愛澳”的傳統和基本要求。

在澳門特區實施基本法、展開“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進程中，沒有像香港特區最近幾年出現極端的政治傾向，從最初的“佔中運動”到後來的政改方案被捆綁否決，再到旺角風波，以至於激進的“港獨”組織出現等等，“港獨”思潮肆意傳播，一些激進的政治行為大行其道，分離主義政治勢力甚至登堂入室進入香港特區立法會。

這種情形和趨勢一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解釋香港基本法，經過香港特區二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洗禮，在林鄭月娥女士率領新一屆特區政府成員就職之後的2018年，香港特區逐漸顯示出對於“後佔中”時代的一些極端政治行為逐漸進行清理，香港社會逐漸開始迴歸理性務實的軌道和立場。

那麼為什麼要把澳門特區的“一國兩制”實踐的基本模式總結為“愛國憲法主義”呢？其中一個比較的出發點是，除了香港特區基本法實施和“一國兩制”實踐之外，歐美曾經有過“憲法愛國主義”的説法和實踐。其實哈貝馬斯是基於歐洲的背景、美國的榜樣，特別是德國非常特別的憲法實施的經驗和教訓，而提出了這樣一種超越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的理論和實踐模式，即所謂的“憲法愛國主義”。這樣一種以國家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的憲法觀、國家觀，經過這麼一種轉換，而變成了以憲法觀念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的憲法觀、國家觀。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提法呢？實際上是基於德國的經驗、歷史和背景，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魏瑪共和的失敗、德國二戰中的暴行、東西德的分裂分治，還有在美、蘇、英、法四國佔領下而展開的制憲、行憲活動，德國這個民族在其發展進程中必須實現對其民族主義的超越，也就是説在某種意義上，德國的民族主義可能會成為一種歷史的包袱，一種負擔，不僅不是一個加分項，反而會造成一種減分。

在此背景下，德國該如何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發揮重大的作用，在建構歐洲大廈的過程中扮演火車頭的角色？從最初的煤鋼聯營、原子能聯營、經濟共同體到後來的歐共體，直到發展出歐盟這樣的緊密型區域組織，進入21世紀之後，一個超級的歐羅巴合眾國藍圖進一步呈現，將歐盟改造成為歐羅巴合眾國的雄心和志向如何實現，一個基本路徑就是通過憲法觀念和憲法制度的再造來構建出新的歐洲大廈，生成新的歐洲認同，這個歐羅巴合眾國的大廈就超越了傳統意義的國家，而以這樣一種具有憲法屬性、憲法價值的規則為基礎而構建起來。

也就是説，“憲法愛國主義”實際上是德國基於特殊的歷史過程和國際環境，在突圍過程中誕生的一種變種的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觀念，或者説政治模式。德國在面臨再造或者重塑的艱鉅任務時，需要超越原來狹隘的民族主義來形成新的民族認同，將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愛國主義，轉換為以體現和濃縮自由民主價值的憲法觀念為核心的愛國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一種昇華和重生。這種再造或者重塑的歷史過程又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相互交織重疊，從歐共體到歐盟再到歐羅巴合眾國，歐洲制憲過程更是要超越民族國家而轉換為超國家的治理，這一過程又要通過憲法觀念和憲法制度的再造或者重塑來得以實現。

歐洲學者所主張的憲法愛國主義也有美國經驗的影響和啓示，美國從早期相對獨立的13個州發展成為更加強大的聯邦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同樣遵循了憲法愛國主義的模式，通過費城制憲這個過程為聯邦奠定了制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不斷的強化聯邦的角色、權力和職能，不斷的擴張聯邦的勢力，以至於今天形成了這樣一個超級帝國。

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其憲法中所説的We the people，實際上不是一個簡單的民族國家的人民的問題，它是通過這種人為的塑造，也就是憲法塑造形成了一個新的美利堅，在某種意義上建構了這樣一種規則之上的法律帝國，形成新的國家認同。美國的憲法實踐模式實際上也可以説是一種憲法愛國主義的實踐，因為美國基本上是移民為主的國家，必須用一種新的力量來整合凝聚，這種凝聚和整合的基礎就是憲法。在憲法規則基礎之上，完成美利堅合眾國國家大廈的建構。

在香港特區，一些法律人希望通過實施香港基本法來產生新的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但是他們不願意簡單接受“愛國者治港”的基本要求，而是希望遵循政治中立的原則來實施規則，通過實施規則來實現特區的高度自治，在此基礎上進而對整個國家觀念進行一種重塑和改造。這種設想和實踐的模式就是香港版的“憲法愛國主義”，和內地的一些學者和法律人所主張的“憲法愛國主義”的思路相吻合。

然而這些學者和法律人在適用“憲法愛國主義”這個概念的時候，卻沒有弄清楚德國版或歐洲版的“憲法愛國主義”實際上有特定的背景、環境、歷史，或者説在這樣的一種追求下，學者提出“憲法愛國主義”是希望以憲法的觀念、憲法的規則作為紐帶，進而生成一種新的國家認同和新的政治認同，在這個基礎上構建新歐洲新憲法。

對於澳門和香港特區而言，我們今天説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礎，我國現行憲法是制定於上個世紀的80年代之初，港澳兩部基本法則是制定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何理解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港澳特區的憲制基礎呢？兩者是什麼關係呢？兩者之間有沒有效力等級上的區別呢？憲法在特區的效力如何體現呢？或者説憲法在特區如何實施呢？

11月18日，澳門濠江中學舉行升國旗儀式。新華社記者 張金加 攝

我們必須認識到，隨着香港和澳門迴歸祖國，港澳特區的創建和港澳基本法的實施，港澳特區新的憲制秩序並非自然而然、一蹴而就地生成，這並非是一個鐵路扳道工的操作，從原來的英國或葡萄牙治理下的憲制秩序，簡單地轉化為以中國憲法和特區基本法為基礎的憲制秩序。港澳特區的憲制秩序需要一種建構和重塑，或者説憲制秩序的生成，既有憲制基礎的夯實，也有在實踐中形成有效運作的憲制慣例，還有作為特區的憲制機關要明白其承擔的憲制責任，以及履行承擔相應的憲制角色。

比如，香港和澳門特區如何履行憲制責任，通過積極的行動在本地實施“23條立法”？港澳特區的法院在解釋基本法的實踐中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和角色，香港在迴歸之初的“吳嘉玲案”引發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解釋基本法，之後的衝突幾乎觸發了一場嚴重的憲制危機。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之後發生的“梁遊宣誓案”，又引發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解釋基本法，上個月香港高等法院就“蒙面法”和“緊急法”的判決，則又一次引發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工委發言人表達明確的態度和立場。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香港特區法院似乎才開始意識到需要逐漸地釐清自己的憲制角色並逐漸地實現迴歸。

此外，在香港、澳門特區二十年左右的發展進程中，在社會治理環節要能夠應對化解各種憲制危機。正是在這樣一種實踐過程中，我們能夠明顯感覺到憲法和基本法的實施在港澳特區形成了一種區分，就是澳門特區“一國兩制”的實踐中有一種穩重的基調，與香港特區形成了一種差別。

事實上，憲法和基本法並非能夠自動實施，而是需要通過特定主體的特定作為。我們的老祖先在法治方面有一個基本的智慧，就叫“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在香港和澳門迴歸過程中，我們提出來“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其核心要義是“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我們提出來“人心迴歸是港澳迴歸的關鍵因素”。從港澳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來看，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力量要不斷的增長和提升，不斷增加其規模和影響力。

因此，上個世紀90年代制定的港澳基本法，在實踐上為什麼會形成如此大的區別？這與愛國愛港力量和愛國愛澳力量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有很大關係，和實施憲法和基本法的實踐中其所發揮的作用有很大關係。所以我們不能夠簡單以法律規範主義的方式來理解憲法和基本法的實施，而是要以一種更深刻的認識、更寬的視野，綜合運用歷史法學，社會法學來進行分析。

特別是在這個時代，憲法和基本法的實施也面臨着特定的時代難題，建構主義遭受嚴重的挑戰，解構主義甚囂塵上，所以在今天中國發展所處的這個時代的主題和脈動中，怎麼能夠在當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建構出來新的政治基礎、法治基礎，形成新的政治共識、國家共識，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憲法和基本法的實施目標方面，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法治政府，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是一體建構的，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也是我們實施憲法和基本法所希望達到的基本效果。

香港和澳門特區對於國家的發展來説意義重大，所以我們説“愛國憲法主義”，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展開的。香港和澳門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應該説是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習近平主席在今年11月份會見港澳訪京團的時候，特別談到這個問題，在國家改革開放40週年的時候特別總結了港澳同胞的歷史貢獻，港澳同胞是國家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見證者、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創造者，給予了高度和肯定。今天，國家要持續的擴大改革開放，香港和澳門特區在這樣一個擴大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依然能夠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港澳特區對國家來説，應該説都提供了非常難得的治理經驗，不管是香港還是澳門，相對於內地來説，在城市管理和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法制化的運作，各種各樣的民意表達方面，都值得內地不斷的學習借鑑，這對於國家來説就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問題。

還有，就是香港和澳門特區在“一帶一路”倡議落實過程中要發揮積極而重大的作用。我們説澳門特區新的角色定位叫“一中心、一平台”建設，香港要在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以及國際創新科技發展方面保持其中心地位，港澳特區對外聯絡渠道非常的多，這是港澳特區獨有的優勢，在此過程中無疑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此外，今天的世界正處在一個臨界點，全球治理的參與也需要中國的擔當，國際化的港澳特區在此過程中也有其自然的優勢。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形成，實際上能夠形成對中國比較有利的戰略環境，也能夠顯示中國人的世界眼光，真正能夠讓世界各國人民看到中國的發展為世界做出的貢獻，能夠體會到中國的胸懷。

其實，對於香港和澳門特區來説，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説是不可推卸的責任，那就是在國家統一進程中發揮重要而獨特的作用。港澳特區的創意和創建都是“一國兩制”偉大實踐，都是國家統一進程中的重要實踐。今天在國家統一目標完全實現的過程中，港澳特區都依然有用武之地。在香港和澳門相繼迎來回歸祖國的20年的歷史時刻，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希望通過港澳特區的創建和成功實踐進而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中國人民是非常有智慧的，也是非常有創造性的，我們應該把這種智慧和創造性的實踐進行發揮，貢獻於台灣問題的解決和國家統一目標的完全實現，共同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刻的到來。

1999年，澳門舉辦“邁向美好明天大巡遊”。新華社記者 王毓國 攝

結語

從1999年12月20日迴歸祖國那一個時刻起，澳門這座南國明珠小城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迴歸15週年大會上講話中所指出：“從此，澳門回到祖國懷抱，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這是中華民族發展進程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開闢了澳門發展新紀元。”澳門特區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社會經濟發展實現重大的突破、歷經重大歷史變遷，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充滿了探索的勇氣和智慧，澳門特區治理過程中諸多重大事件的發生不斷創造澳門發展歷史上新紀元。

澳門特區發展的二十年與國家改革開放歷史進程高度重疊，在此偉大的歷史進程中，澳門同胞和香港同胞都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港澳同胞同內地人民一樣，都是國家改革開放偉大奇蹟的創造者。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香港、澳門同內地優勢互補、一起發展的歷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國人民同心協力、一起打拼的歷程，也是香港、澳門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祖國繁榮富強偉大榮光的歷程。國家要持續擴大改革開放，澳門和香港特區在新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依然能夠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正在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今天的中國正在面臨着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澳門特區也將開啓新的發展歷程。不論在全球治理還是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能力提升方面，澳門和香港特區一樣都可以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角色做出積極而特殊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實踐都面臨着重大的歷史轉型，從特區創建之初的政治區隔到今日的經濟民生的融合，從迴歸之初國家統一目標的實現到今日區域治理的蓬勃展開，從恢復行使主權洗刷民族歷史恥辱到實現民族復興偉大使命，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倡議的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展開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這都將為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提供新的內涵、新的目標、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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