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祺：刺激印穆衝突，莫迪又舉着民族主義大旗來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祺】
12月11-12日，《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分別在印度的下議院和上議院通過。該法案規定2014年12月31日前入境印度的來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國國的非法移民均可以獲得合法的公民身份，但排除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這一規定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與騷亂，目前已蔓延至包括德里、孟買、加爾各答等多個城市，造成至少6人死亡，數十人受傷。印度民族宗教構成複雜，宗教衝突自古綿延不絕，近代以來則以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信徒之間的矛盾最為突出。本次修法引發的騷亂，根源即在於印度社會長期以來的印穆衝突。
由來已久的宗教衝突
由於歷史上多次經歷大規模外族入侵，現代印度的民族構成極為複雜。歷史上，公元前3000年，達羅毗荼人在南亞次大陸定居，之後雅利安人大規模從西北部侵入，隨後陸續又有波斯人、大月氏人、厭噠人等又分別遷入。
到今天，印度境內已經有10個大民族和幾百個小民族。在大民族中，印度斯坦族佔46.3%，泰盧固族佔8.6%，孟加拉族佔7.7%，泰米爾族佔7.4%。
與民族相比，印度宗教的分佈相對集中，83%的印度居民信奉印度教，其次為伊斯蘭教11.3%，其餘人口則分別信仰基督宗教、錫克教、佛教、耆那教和襖教等眾多宗教。
從兩組數字不難看出，對於印度社會來説，作為凝聚共同價值和意識的工具，宗教要比民族更為有用。而作為信徒人口最多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是印度社會宗教衝突最為主要的兩個羣體。此外，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之間的衝突在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也時有發生。
宗教多元的印度社會
印度教是印度的原生宗教，起源於公元前2500年。這也是印度最古老的哈拉帕文明誕生的時代。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進入南亞次大陸，並在500年後建立高度發達的吠陀文明。吠陀時期是印度教內的婆羅門教派形成的時期。此後，北印度逐漸出現了十幾個小國，皆以印度教為主流。
公園322年，孔雀王朝建立，印度第一次實現統一。孔雀王朝的國王阿育王為佛教徒，但面對已經擁有廣泛影響力的印度教，孔雀王朝採取了包容的態度。孔雀王朝滅亡後，印度又迎來了幾輪外族入侵，一直到公元319年，笈多王朝重新統一印度，印度教迎來進一步的發展。笈多王朝一直到公元500年開始衰落，印度教的不同教派此時大多已經出現。
一百多年後，伊斯蘭教開始進入印度伊斯蘭教。事實上，伊斯蘭教在公元7世紀誕生後不久即進入印度。8世紀，印度出現了第一座被阿拉伯穆斯林完全侵佔的城市第巴爾城。隨後，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阿富汗人、波斯人又陸續入侵印度，並很快佔領北印度，建立德里蘇丹國。德里蘇丹國總共經歷5世，統治長達300餘年。伊斯蘭教自此紮根南亞次大陸，成為一種主流宗教。
此後，印度在政治上經歷了長期的南北對峙。北方雖然經歷了蒙古人的反覆入侵，但伊斯蘭教卻能夠順利地在本地人和外來人中傳播。而南方各國則始終以印度教為主。直到1526年，伊斯蘭化的蒙古人建立莫卧兒帝國，第三次統一整個南亞次大陸。
突厥伊斯蘭哥疾寧王朝入侵印度
從上文的簡單回溯不難發現，印度教固然是貫穿印度整個歷史，但自公元8世紀開始，伊斯蘭教就開始在南亞大陸與印度教對峙衝突。儘管在伊斯蘭教進入印度之前，印度教與佛教等宗教就常有衝突，但一般都停留在教義教規方面的持續辯論，並以失敗者皈依勝利者告終。以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為代表的印度境內各類統治者此前對不同宗教也總體採取包容態度，即使國王本人虔誠信仰某種宗教或教派，也不妨礙其能夠接受其他教派或宗教的發展。
伊斯蘭教進入印度後，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就以暴力鬥爭為主，爭鬥的結果也是勝利者對失敗者實施徹底的統治。莫卧兒帝國時代，伊斯蘭教與印度教信徒之間的張力空前高漲。以奧朗則布時期（1657-1707）為例，由於中央頒佈了各類歧視和打壓印度教徒的政策，導致印度教徒在各地頻頻發起暴力抗爭。這種衝突樣式一直延續到近現代印度。
殖民地時代的印穆衝突
1534年，莫卧兒王朝開始割讓土地給葡萄牙人，印度逐步淪為殖民地。163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替代葡萄牙人逐步殖民印度，並在1857年完全統治南亞次大陸。也是在幾乎同一時期，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在印度逐漸從古代模式轉化到近代化的組織模式，並且伴隨着印度民族主義與獨立意識萌芽，印度社會的印穆衝突也進入新階段。
普拉西戰役是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開始
進入19世紀，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組織形態都開始發生改變。隨着殖民者及其帶來的基督宗教對印度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全面入侵，印度本土宗教為了組織更有力的反擊，也開始謀求通過結社加強組織性，從而增強對抗的力量。
印度教首先在1828年，由R.M.羅易建立梵社。1875年，達亞南達·薩拉斯瓦蒂成立雅利安社。1897年，羅摩克里希那傳教會成立。這三個印度教改革團體，不僅改革了古典印度教，使之在教義和宗教實踐上與近現代社會相適應，更提出了團結印度不同民族人民的願景，使印度教轉型為跨地區、跨民族的普世宗教，也使印度教具有了更強大的動員能力。
與之相對的，1836年，第一個穆斯林啓蒙團體也在印度成立。1877年，賽義德·艾哈麥德成立阿里加學院，這個學院成為印度穆斯林啓蒙運動的中心。這些穆斯林社團的成立，同樣起到了凝聚印度穆斯林力量的作用，更通過對教義和教規的近代化闡釋，使其具備與英國殖民者對話的能力。
洶湧的印度獨立運動
20世紀以後，經歷過改革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在印度持續發展，並與當時在全世界流行的民族主義思潮結合，形成具有印度特色的宗教民族主義，學術界稱之為“教派主義”。
1906年，穆斯林成立全印穆斯林聯盟，旨在維護和爭取穆斯林權益，並積極謀求與英國人的合作，在1930年提出在印度北方建立伊斯蘭國家的口號。
1915年，印度教的全印度現代團體——印度教大齋會成立，高舉宗教民族主義大旗，將印度、印度人和印度教三者鏈接起來，鼓吹保護印度教語境下的民族、宗教與文化，建立純印度教的國家。1925年，海德格瓦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普爾創建了國民志願服務團，在關注社會工作的同時，特別強調印度教與印度文化的傳承發揚，並很快成為一個印度教民主主義團體。
這類組織在兩個宗教中都不斷出現且活動積極，使得傳統的宗教認同與新興的民族主義結合，形成了更為強烈而堅定的價值認同，使得印穆之間的衝突等級、雙方的立場固化隨之不斷加劇。
導致印穆衝突在近代印度加劇的另一因素則是英國人的“分而治之”策略。英國殖民者在印度是絕對的少數，因而英國在殖民印度時，採取了大量分化本地人的政策，使得各派別均希望拉攏殖民當局打壓其他派別，從而維護英國人自身在印度的統治與利益。
舉例來説，英國人將印度分為英屬印度和英屬土邦印度，所謂土邦即次一級的政治實體，有自己的統治政權，而英國人則通過這些本土政權間接統治，這樣的土邦在印度竟有數百個之多，如此細小的劃分使得任何土邦都無力組織能夠推翻英國人殖民統治的抵抗。
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英國人同樣採取了分化政策。特別是在20世紀初，印度民族主義勃興，國大黨提出“民族自治”口號後，這種分化尤為明顯。1905年，英國人將孟加拉地區分割為東西兩部分，讓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別在兩個區域佔多數，使兩個地區彼此鬥爭牽制。
面對日漸高漲的民族自治聲浪，英國殖民當局同意在印度實施議會制後，卻又為了削弱在人數上佔多數的印度教團體，支持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人團體”，以對抗1885年成立的印度國大黨為代表的印度民族主義力量。
具體來説，英國殖民當局尤其支持全印穆斯林聯盟，並支持他們提出的“穆斯林與印度教徒是兩個民族”的主張。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穆斯林聯盟已經發展成為僅次於國大黨的印度第二大黨。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也從宗教、社會領域蔓延到議會之中。這種持續衝突，最終釀成了印巴分治，並持續演變為曠日持久的印巴衝突，以及印度境內的印穆衝突。
獨立後印度的印穆衝突
1947年，隨着印巴分治條約的簽署，英屬印度解體，印度聯邦和巴基斯坦自治領分別成立。國大黨在印度獨立後，事實上是選擇建立世俗主義國家政策，並未如巴基斯坦一樣宣佈國教，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禁止宗教歧視和自由接受宗教教育的多項條款。然而，這並不是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的終結，反而是新一輪苦難的開始。
印巴分治導致的人口大遷徙
印巴分治之始，雖然在今巴基斯坦境內穆斯林居民佔多數，而在印度境內印度教徒佔多數，但實際上混居現象在兩國境內皆已有數千年曆史。突然而來的分治，使得印度境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大遷徙。由於分治方案公佈倉促，兩國國境線更是在獨立當天方才公佈，大量人口盲目奔波，淪為難民，數不盡的衝突、暴動、屠殺和復仇在此期間發生，兩族之間仇殺自此不斷，喪生者超過50萬，超過1200萬人流離失所，為現代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劃下一道久久難以平復的裂痕。甚至被萬千印度人民敬仰的獨立運動領袖聖雄甘地，都在這血雨腥風中，只因主張雙方和睦共處而被激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極端分子暗殺。
印巴分治期間隨處可見的流血
此後，印度的印穆衝突在國際上演變為與巴基斯坦的長期對峙、戰爭和軍備競賽，在國內則持續印穆之間的仇殺與敵視。
獨立之後，國大黨長期實施一黨獨大統治，而國大黨自成立以來都以民族主義作為組織民族獨立運動的主要意識形態推手，導致印度教教派主義成為社會主流，事實上對仍然留在印度境內的穆斯林形成生存和發展的壓力。穆斯林不甘於被強迫在接受印度教與成為二等公民之間做選擇，頻頻發起反擊，導致彼此之間仇殺不斷。
另一方面，民主選舉中的動員催票過程中，宗教和民族往往成為最有力的動員工具，教派主義與宗教認同在一次次動員中也被日益鞏固，使彼此之間的對立更難化解。此外，隨着全球伊斯蘭運動的興起，印度境內的穆斯林團體與伊斯蘭世界的連接更為緊密，這給印度教徒帶來了巨大的威脅感，也加速了雙方的敵視與對峙。
圍繞巴布裏清真寺的衝突就是一個典型的象徵。該清真寺位於印度北方邦，始建於1528年。1949年，幾位印度教徒潛入清真寺立了一尊羅摩神像，之後清真寺關閉了33年。1986年，巴布裏清真寺重新開放，造成了印度教徒的強烈反彈，自1986年開始就爆發了不止50次騷亂衝突。1992年，十多萬印度教徒闖入該清真寺，將這座有着悠久歷史和世界影響力的清真寺拆毀，引發全國性的印穆衝突，超過3000人遇難。一直到2002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在清真寺遺址不允許任何宗教團體舉行任何形式的宗教儀式，騷亂方才平息。但印度社會的宗教衝突遠未就此消失。
巴布裏清真寺被搗毀
1998年，國大黨首次在選舉中失去政權，印度人民黨組織執政聯盟實現第一次執政，由瓦捷帕伊擔任總理。但國會並未過半，只能組織少數政府。2014年，人民黨第二次獲勝執政，並且在國會中獲得多數席位，莫迪擔任總理。
印度人民黨是長期僅次於國大黨的印度第二大黨，以印度民族主義作為主要的意識形態。在1992年拆毀巴卑爾清真寺事件中，人民黨就是重要的幕後推手。瓦捷帕伊任上，就曾稱在巴卑爾清真寺原址修建羅摩廟是“尚未完成的任務”。
現任總理莫迪更是一個知名的民族主義領袖，在他主政家鄉古吉拉特邦期間，該地就頻繁爆發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屠殺。在其擔任總理期間，對外採取強硬立場，對巴基斯坦境內所謂“恐怖組織據點”主動發起空襲；對內則縱容印度教極端主義行動。
舉例來説，自2014年執政以來，莫迪政府通過《反改教法》的立法，禁止教徒自願改宗，使得地方層面頻頻發生對改宗信徒的殘酷迫害甚至殺害；默許“回家運動”，鼓動穆斯林與基督徒改宗印度教；在媒體上傳播仇恨言論，鼓吹印度教民族之一的“印度教特性”思想，旨在建立單一的印度教國家；縱容印度全境頻繁發生的印度教徒以“私宰牛隻”罪名處決穆斯林，推動針對穆斯林的“牛保護運動”。此外，莫迪還大量任用強烈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代表人物進入內閣，以此換取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支持，加速印度政府“印度教特性”的特點。
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在印度有着千年以上的歷史，深深紮根於印度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要解決這一問題絕非一日之功。冷戰結束以後，隨着傳統意識形態對峙的淡化，民族宗教衝突如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在印度有着顯著的加劇趨勢。
2014年莫迪上台以來，經濟發展和印度教民族主義是他動員支持穩固統治的兩大支柱。今年以來，印度經濟增長疲軟，莫迪的經濟承諾難以實現。可以想見，人民黨政府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將更仰賴民族主義工具。這種情況下，印度的宗教族羣衝突只會更加激烈。這次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通過，恐怕將是新一輪印穆衝突的導火索。國際伊斯蘭世界對此次修法事件的態度，對事態發展也會起到關鍵影響。印度社會最終的和解，仍然遙遙無期。
此次修法後的騷亂正在持續發酵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