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優勢——《趕超的階梯》評介
【文/林毅夫】
去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總結梳理過去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經驗,比較不同國家在經濟追趕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進而研究探討中國的產業發展戰略和政策,對於我們走好新時代的經濟發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周建軍博士的新著《趕超的階梯:國企改革和產業升級的國際比較》,就是在這方面做出的積極努力。該書從理論和實踐、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經驗等多元的視角,對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道路、世界經濟發展的多樣性、後發國家的改革方案和追趕路徑等問題,做了深入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並提出了有益的建議。

從結合本國國情探索自身經濟發展道路的角度,該書研究論證了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對中國這樣的後發大國實現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作用。作者把中國這樣堅持自身發展道路的經濟體,與那些遵循“華盛頓共識”的經濟體的發展路徑進行了對比,比較了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和財閥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的經濟表現。
該書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作者擺事實、講道理,從多個角度論證了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所在,這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於堅持從實際出發深化改革、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等問題的理解。
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絕非易事。“二戰”以來的半個多世紀裏,只有中國在內的極少數經濟體實現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進行各種經濟改革的嘗試,但絕大多數都陷入了“迷失的20年”,尤其是蘇聯以及東歐、拉美等受“華盛頓共識”影響的經濟體。正因如此,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對於“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一攬子政策方案及其不良影響,世界銀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等也做出了不少反思。與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學者把關注點轉向了對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研究上來。
從認識和理解世界經濟多樣性的角度,這本書研究揭示了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鮮為人知的一面,為我們刻畫了一幅與眾不同的真實場景。
流行觀點以為,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一定是扮演了哈耶克所主張的“守夜人”角色。該書的研究則顯示,美國的產業政策不僅不是“被動”的,而且是非常“主動”的;既有所謂通用性的產業政策,也有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在過去的60多年裏,美國聯邦政府累計投入4萬多億美元用於研究和開發,這是美國產業政策積極作為的真實寫照,政府對科研資金的配置決定了美國產業發展的方向。正因如此,比爾·蓋茨等企業家把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形容為“政府引領、企業創新”。
軟預算約束曾一度成為批評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的重要理由,本書研究則顯示,軟預算約束問題也廣泛存在於韓國等經濟體中。我認為,如果企業揹負有戰略性或社會性政策負擔,沒有自生能力,都會有政策性虧損;不管國有或私有企業,政府都同樣需要對企業的政策性虧損負責。
世界銀行、歐洲開發銀行以及俄羅斯等國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也證明,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歷了大規模的私有化之後,政府給原國有企業的補貼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但企業的效率並沒有提高,政府的税收能力反而下降了,從而導致了這些國家財政的惡化和宏觀經濟的不穩定。
該書的研究再次證明,我國堅持產業政策、發展國有企業,對推動經濟長期快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決不能盲目接受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的西方經濟教條。
根據該書的研究,當前我國正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後衝刺階段,要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為“十四五”發展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打好基礎,更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來克服市場失靈、完善競爭性市場環境,以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併發揮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在這個過程中,產業政策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中國在這方面做出了正確的制度選擇。
該書不僅強調我們要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道路,也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為我們勾勒出了國企改革和產業升級可資借鑑的路線圖。比如,對員工持股的研究,提醒我們注重長遠激勵對於企業和員工積極性的影響,避免短期導向和急功近利;對永久基金模式和社會分紅的研究,為解決資源型地區的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過去幾十年來,在實現經濟追趕的道路上,中國沒有盲目追隨別人走過的道路,沒有簡單模仿別國的制度,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在走向未來的道路上,我們仍然需要堅持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斷總結經濟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推動實現理論創新,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大的理論貢獻。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趕超的階梯:國企改革和產業升級的國際比較》由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2月出版,書的公眾號為“ganchaojie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