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鳴江：與美國律師辯論“中國威脅論”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翁鳴江】
前言： Fred Tannenbaum是美國芝加哥當地一家成立於1930年的老牌中型律師事務所Gould & Ratner的資深合夥人律師，也是筆者多年的好朋友。因為我們之間有一些共同的國際客户，經常合作，所以我瞭解他有豐富的中國經驗，而且對中國也非常友善。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美國律師屬於美國的保守階層，尤其對於涉及中國方面的任何問題，大多數的美國律師都會自動選擇站在和中國政府對立的立場上。這多少也是因為美國律師的職業特性使然，畢竟在他們的體制下，和他們自己的政府叫板對他們來説也是家常便飯的事情。
Fred的特點是他對中國政府和政治的看法，要遠比一般的美國律師更為客觀。因此，工作之餘，我也比較喜歡與他溝通和交流中美之間的一些熱點話題。他尤其認可中國政府的執行能力。比如前幾年我説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恐怕會越來越嚴重，他在當時就判斷説既然中國中央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整治污染，相關問題應該在兩三年內就基本能夠得到解決。
最近，我們對西方世界時隔一段時間就會再次“狼來了”、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展開了一些激烈的討論。鑑於Fred的觀點可以代表部分美國知識階層的一般看法，在徵得Fred的同意後，我翻譯了最近幾封以電子郵件形式來來回回交流的討論，並發表在這裏，供大家參考。英文比較好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看英文。
Fred Tannenbaum與翁鳴江（作者供圖）
我（下面郵件文中的Michael）和Fred的討論起於《紐約時報》2019年11月28日一篇名為《突然之間，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威脅變得如此真實而無法迴避》（Suddenly the Chinese Threat to Australia Seems Very Inescapable）。這篇文章主要介紹澳大利亞最近一段時期吵鬧不休的、所謂中國在澳大利亞大搞政治滲透的事情。最近《紐約時報》還有其他許多系列文章都是同一筆鋒，還包括一篇中國人搶意大利人業務的文章等等。
我的主要觀點是，中國人（包括華人）在國外表現出來的問題，像這次澳大利亞所謂的“間諜叛逃事件”，可能就是他們本人自己的問題；不應該把什麼事情都往中國政府身上推，更不需要上升到中國威脅的高度。任何國家的人和政府都有好的和不好的一面，美國也是如此。我們的話題就此進一步展開：
Fred的電子郵件：
Michael，
事實上，當我們想到一國人民與政府時，好與不好通常不是我們所想到的形容詞。我想大多數人都明白，人不是一個整體，自然有好也有壞。政府也是如此。我們的有些朋友，故意説人民是完美的、但是卻有這個又大又壞的政府、對人民採取了不利行動，因此，需要讓政府來負責而不是由人民來負責，這也未免過於簡單化了。或者説就是胡説八道。
多數政府，即使是那些不是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來的政府，也一樣需要體察民情，因為長遠來説政府必須要依賴人民。
反過來説，我們都知道，是人就都想獲得更多的，甚至樂於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這也只是人的天性而已。所以，有一位英國前首相説的好，“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有的只有永遠的利益”。
你誠摯的，
Fred
我的電子郵件回信：
Fred，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丘吉爾的名言，但後來我查了一下，發現原來是亨利·帕默斯頓勳爵説的，他曾經説：“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我們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我們的利益才是永恆的，而遵循這些利益才是我們的責任。”但你知道嗎，這個人就是當年主導和發動對華鴉片戰爭的英國首相。
我承認，中國的崛起對西方許多人來説，將是一個難以吞嚥的藥丸。不過我記得你也曾經説過，也有一段時間，至少在前些年“融合接觸（engagement）”或“中美國（Chimerica）”階段時，美國也曾到處都是關於中國的正面消息。
事實上，當我回看本世紀10年代初的西方新聞和評論時，也還有些聲音，譬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en Rudd）等人，他們甚至還曾要求中國要參與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並建議中國向境外分享中國的成功經驗。
然而，當中國後來確實通過“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等舉措進行回應時，卻不知何故，被視為日益嚴重的（對西方的）威脅，人們突然需要警惕債務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等陷阱。現在，在西方媒體的煽動下，全世界的人們都甚至在隱隱擔心購買中國的5G和其他新技術產品和設備的危險性。
然而令人遺憾的現實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實是中國最賺錢的外國客户，而且可能與中國自己的國內市場一樣重要。那為什麼中國要得罪自己的大客户呢？是的，確實有證據表明，美國正在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但是如果有中國產品也敢這樣做，中國產品肯定會被釘在全球市場的十字架上，再也沒有人會購買，畢竟總會有其他競爭對手的產品可以替換。
如果你問我的話，關閉美國市場、迴避全球競爭，唐納德·特朗普所煽動的這種偏執才是最終可能會摧毀美國的威脅，中國不是。
Michael
Fred的電子郵件：
Michael你好，
你居然認可了帕默斯頓勳爵，這讓我很驚訝。因為我以為你會説，所有的偉大的西方諺語都是從孔子那裏借來的。嗯，我只是開玩笑而已。其實我以為這句話可能最初來自馬基雅維利。
我認為，現在確實有很多關於中國崛起或來自中國威脅的討論。但是，我認為討論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
首先，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一直是一個大國並總是佔有主導地位，而且要比任何其他國家的時間都要長。從商朝開始的漫長曆史中，中國的輝煌時刻可要比從鴉片戰爭到二戰結束的一個多世紀期間的低谷期要長得多。我很驚訝來自中國的朋友，沒有把歷史的玻璃杯看成是90%滿的，而只注意到了10%空的部分。
其次，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美通過擴大貿易、進行了至少幾十年的密切合作。這對兩國都是互利的，因為中國增加了消費者的財富，擴大了經濟影響，進而鞏固了中央政府和執政黨的力量。同時，美國及其企業拓展了市場，併為其鉅額貿易逆差提供資金。在此期間，沒有人“恐懼”來自中國的威脅。我也希望，美中兩國能夠繼續承認、並強調需要繼續建立牢固的貿易關係來保證強大的共同利益。這不僅對兩國在經濟上有利，而且加強了自身利益、避免戰爭、保持航道暢通，尊重私有財產和實現法治。
第三，世界上的相互存在，不一定就是零和遊戲。雖然我充分尊重“修昔底德”先生的言論，但我認為中國的崛起，並不會使戰爭一定不可避免。二戰結束後，日本、德國或法國作為經濟強國的崛起也沒有導致戰爭。中國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強大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其他方面的世界強國，而受到歡迎。中國的規模、雄心和經濟影響力，完全可以使得她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廣受歡迎。
但是，許多西方人目前所反對的，特別是這種現象在日本、法國和德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崛起和復興過程中不存在的，是中國對公平競爭（fair play，“費厄潑賴”）的看法、以及中國企圖推翻長期以來的現存的國際貿易秩序和規則。儘管每個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在內，都會試圖幫助本國人民，併為此制定法律、獎勵措施和其他障礙。但是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其已經崛起的最終結果，而是她用於達到目的的手段，有時以國際標準來衡量是非常不公平的。
例如，中國政府在人工智能（AI）上大規模投資700億美元，這是任何其他力量難以與之抗衡的。中國對有計劃地、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視而不見，也使得公平競爭變得困難。公然濫用或無視世貿組織（WTO）規則更是加劇了公平競爭的難度。中央政府為國有企業或國家支持企業的降低信貸標準也抑制了自由競爭。還有，難以想象的是，一個像中國這樣強大和卓越的國家，居然仍然需要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款，然後轉身卻掏出大筆資金來嘗試建立自己的世界性銀行或補貼“一帶一路”項目，這些都同樣令人憤憤不平。
西方社會對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特別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裏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十分尊重。新的舉措也是輝煌的、具有潛在的劃時代意義和改變世界意義。舉例來説，包括人工智能（AI）、國內基礎設施的改善、GDP和人均GDP的指數級躍升、以及“一帶一路”項目等等。
然而，來自中國的競爭，卻要比美國當時面對前蘇聯的競爭更加激烈，因為那只不過是一場軍事和意識形態的競爭而已。來自中國的競爭，實際上更加強大和更加“可怕”，因為它不是基於思想，其最核心的基礎純粹是基於對金錢和權力的強烈追求。此外，中國顯然遠比前蘇聯更懂得如何聰明地使用這些金錢和權力，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甚至要比美國更加聰明。
尤其像中國這樣的中央計劃集權體制的美妙之處在於，有時能夠控制產業政策中的贏家和輸家。而我們美國，不僅有來自政治的干預和對投資的拖延，在許多情況下還經常選擇錯誤的贏家。
你誠摯的，
Fred
我的電子郵件回信：
我最親愛的Fred，
事實上，不管是帕默斯頓勳爵或馬基雅維利的觀點，其實都與我們中國傳統的正確觀點背道而馳。正如孔子所説，“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我們認為，這才是對個人和國家都適用的真正的道理。一個國家必須有其原則和崇高價值，而不只是追求單純的利益，才能最終獲得世界的青睞和信任。我私下以為，作為帶有“昭昭天命”的“山巔之城”，你們美國人總是要比我們有更高的道德標準才對啊。
這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不是嗎？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似乎正在放棄在其世界舞台上的領導地位。當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現在把本國的利益放在首位，進而放棄自己的國際責任，包括例如《巴黎協定》規定的責任時，我們中國人，可能是在現代歷史上第一次突然站上了道德高點，因為我們現在開始倡導和建設一個更好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開始明白西方對中國威脅感到恐懼的原因，是我們越來越成為可以替代西方現代化的一個選擇性方案。我們正在收集世界各地最佳實踐方法的點點滴滴，並以此構建起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
一方面，西方傳統理念，如“自由”、“法治”、“公正”和“平等”，也成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組成部分，並正在被編織融合成為中國自有的制度，因為我們知道，這些價值觀會比一些中國傳統意識更有價值。
另一方面，一個社會或國家只有在其所有的組成部分都適合國情的時候才能順利持續運作，而我們一向有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的傳統；因此，哪怕我們採用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模式來釋放創造性的想法和實現進步，但我們還是更贊成有科學集中規劃、以及有政府強有力的治理和領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平心而論，當你舉例説明中國沒有在現有的世界秩序和規則下做“公平競爭”時，我有我的懷疑。至少從世貿組織組織（WTO）的反應來看，中國遵守了WTO的規則和政策，且對於一個有着許多歷史包袱和問題的發展中國家來説，中國的表現已經堪稱典範。而且，國際法和規則包括世貿組織（WTO）的法律和規則，都允許一個國家對某些行業提供補貼和獎勵。我認為中國類似對人工智能（AI）的政策扶持就屬於不可訴補貼（綠燈補貼），即不會造成扭曲和貿易不公平的、專注於研發的補貼。畢竟，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只要不違反WTO或其他國際條約的規定，由政府來主導一些投資和發展項目其實是不可避免的。
在許多方面，我們仍然是學生，而不是老師。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正如你以前説過的，在美國，中產階級大概佔全國的80%-90%，不像中國，雖然正在成長，中產階級仍然只佔有30-35%左右。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如果説歷史提供了任何經驗教訓的話，中國在過去幾千年領先世界的時候，從未試圖殖民或征服世界。我們現在的民族復興偉業也不會改變這點。
你誠摯的，
Michael
Fred的電子郵件：
Michael，你好，
你的電子郵件提出了幾個有趣的觀點。儘管我儘量尊重不同的政府和觀點，然而，你的電子郵件包含有相當煽動性的言論，我覺得如果不回應，恐怕會讓我的國家蒙羞。
首先，認為一個國家必須要有原則和崇高價值，而不是基於純粹私利的説法無疑太天真了，也完全無視你們自己中央政府的做法和行為。認為任何政府除了獲得自己的報酬和自我保護之外還有其他的利益，那就是一種完全忽視現實和忽視人類激勵體系如何運作的看法。這也忽略了中國政府自己所做的許多聲明，其實你們中國的社會契約也很簡單——要麼政府能夠帶來經濟進步和滿足，要麼人民憤起反抗。這聽起來和我想象的一樣，就是完全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
第二，美國顯然不是自願地放棄世界舞台（的領導位置）。要你説，你該如何建議美國阻止中國的崛起？一個擁有中國的資源、抱負和人民的國家，必然會崛起，而根本不可能被壓制。我們面臨的挑戰，只是要在不發生軍事衝突的情況下將中國帶入國際社會（的領導位置）。但是商業衝突總是會存在。
第三，我們“恐懼”中國的程度，跟我們都害怕強大的競爭對手的程度相當。根據這個邏輯，我認為中國現在要恐懼美國。因此，我們認識到，現在（解決的方案是）我們需要找出公平、積極競爭的方法，最好是要找到雙贏的方法，或者至少不是造成零和遊戲的情況。
最後，在美國，與你的説法恰恰相反，沒有人會認真地認為，中國模式是西方現代化的一個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或者中國正在履行最佳實踐來建立一個更好的體系。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壓抑國家，通過把人民的渴望拔高到與國家利益一致的方式來引導人民，從而壓制他們的基本人性本能。然而，我們西方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性的本質上是競爭性的和貪婪的。對於中國來説，試圖以一種只是間接而不是直接有利於個人的方式，來規範人性的這種競爭性和貪婪性，顯然不人道，而且與人的本性相違背。事實上，這種做法也違背中國的傳統思想，因為孔子就相信通過家庭單位、社區、地區（山高皇帝遠）和官僚主義進行各種制衡。這也和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想法唱反調。當然，這還與丘吉爾先生所説的背道而馳，“民主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形式……除了所有其他的形式”。
我們西方人相信，有許多不同的競爭者、利益集團、遊説團體、社會各階層和各方壓力帶來的制衡，最終會帶來最好的結果。認為一個男人，或者幾個男人，注意我説的是男人不是女人，在中國有智慧管理14億人，那就簡直需要把他們放在等同於神的位置。而在美國，如果有壞的領導人和政府，不幸通常還真有挺多，但由於在我們看來他們是有缺陷的人（顯然不像中國），他們很快就會被取代。在中國，傳統上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革命或死亡來取代，這通常會給金融體系增加了很大的風險和不穩定，也給投資者和民眾帶來了恐慌。
我確實認為，我們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一起成功合作。中國完全可以像美國一樣，擁有適合自己的制度和人性觀。中國也可以像美國一樣，害怕來自美國的威脅，並犯下自己的錯誤。我們有機會做的則是互相尊重我們的長處和短處，並看到未來的發展趨勢。
美國現在的消費率佔GDP總值的65-70%之多，中國只有35%。如果中國能夠簡單地從美國購買更多商品（請！），或者中國自己開發更多的國內消費驅動的經濟，則其必然會尊重知識產權、也會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衝突。
如果中國在人工智能（AI）等方面願意投入巨資，只要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能夠以公平條件獲得許可享用，誰又會真正在乎啊。讓最好的創意和想法獲得勝利，只要美國也有公平的份額（只要其所有權得到尊重）。相互尊重我們共同點，而不是擔心我們之間是如何與眾不同，這也會使我們的兩國更有效地合作、並帶來更大的成功。
你誠摯的，
Fred
我的電子郵件回信：
親愛的Fred，
啊，我是多麼想念，你隔三岔五就向我引用丘吉爾先生名言，“民主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除了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不幸在現實世界中，他的國家顯然現在正在以非常民主的方式走向分離和分裂，不僅從外部的歐盟（EU）分離，而且很可能從內部分裂（北愛爾蘭、蘇格蘭）。
民主和制衡只有切實能夠帶來最好的結果，才能像你們廣告宣傳的那樣好。但現實情況是，即使是你們自己的西方社會也不得不時時刻刻遭受民主的變幻莫測和不確定性，包括問題重重的民選領導人，不斷的分裂公投和使國家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各種爭端，以及候選人為了迎合選民慷慨承諾從國庫分錢，導致越來越寬鬆和入不敷出的國家財政政策。以上僅舉幾例。
如果我們從前蘇聯的垮台、前南斯拉夫的巴爾幹化以及“阿拉伯之春”之後無休止的衝突和動亂中能夠學到一件事情的話，那就是由你們的西方式民主和制衡所助長的當地民族主義，在最好的情況下，會造成長期的不穩定，困擾這些國家和社會幾十年，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完全可以摧毀一個本來統一和強大的國家。因此，你可以看到中國對效仿的觀望和遲疑態度。
然而，事實上，我並不會指責你們美國和西方狂熱地支持和向世界其他地區推廣、你們西方式的民主和制衡。因為從心底上，你們一定是真誠地相信，由於民主和制衡已經在你們的國家和社會運作良好，所以你們才會想與我們其他人分享你們最佳的實踐做法。所以，這不是利己主義，這是利他主義。
我們目前的世界秩序，同樣是既有利己主義動機的基礎，也有利他主義動機的基礎。有時我們就是不需要他人的任何回報，因為僅憑他們的滿足和幸福就可以證明，我們所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是合理正當的。我最不明白的是，為什麼你明知道人類本質上是競爭性和貪婪的，但你仍然聲稱政府或社會所應當做的正確方式是迎合這些需求，而不是使用更好的目的和目標來提升或引導他們。
中國有一句名言，“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事實上，在中國你根本就沒有選擇保持繼續貧窮的自由和權利，因為不斷會有當地的“扶貧”官員，真真切切地站在你家門口之外，為你提供各種項目或資金，以確保你會用於學習和工作，以期你最終能把自己從貧困線下拯救出來。
至於説我們的中國領導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要説，在中國，你首先必須用事實證明自己有能力，然後才有資格擔任領導。如果你曾經把一家公司搞破產，進行過一些可疑的交易，或者在公開場合裏侮辱過任何人，你在中國甚至將不適合被任命為縣市長。當然，我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女性領導人進入中國高層。但是，我確實認為，我們的制度已經大有改進，在過去40年裏的權力過渡都是和平有序的，我們也毫不懷疑，在未來幾年權力的交接過渡會繼續如此。
總而言之，我認為你所説的中美兩國應當有適合自己的制度和治理方式是絕對正確的。而且，中美之間也始終要“求同存異”。我也很高興地瞭解，你其實並不完全認同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或“中國恐懼論”，因為這些不過只是你們媒體為了賣報紙而耍的花招。否則，你知道我一定會引用我最喜歡的尤達大師語錄，“恐懼是通往黑暗的道路。恐懼導致憤怒，憤怒導致仇恨，仇恨則會導致亙久的痛苦。”
你誠摯的，
Michael
小結：其實，西方世界特別是西方政府和媒體不斷的找各種藉口、宣傳中國威脅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正義的一方。因為他們的觀點是，正是中方的不斷“挑釁”，才引起了西方的“正當防衞”，這樣西方就始終能佔據輿論和道義的高地，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
在上面的交流和討論中，Fred的觀點開始看起來比較隱晦，但是逐漸就越來越清楚。在他看來，不管一國的政府還是人民，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哪怕他反覆強調中國的崛起不必要是一場零和遊戲，但是，他一直主張國家和個人都是基於利己主義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中國只要崛起，就會想要更多，甚至犧牲他國利益，也就必然會威脅和影響到西方世界的利益。而如何避免這些問題，就需要按照西方的所謂“公平競爭”的規則。
當然，儘管Fred在美國人當中絕對屬於友華人士，也就是美國人常説的“熊貓擁抱者”（panda hugger），他的很多觀點也是我根本無法認同的。同樣，經過這次討論，他最後能認同我的多少觀點，我想也是個問號。但是，這並不妨礙中美之間需要有更多層次、更多樣性的交流，從而更多地把我們自己的觀點和思想亮出來。畢竟，西方社會現在還掌握着世界的主要話語權，如果我們不去交流，只是各説各的，那麼其結果只能是對我們更加不利。特別是，如果在交流過程中，我們能夠掌握對方的思維和話語方式，知己知彼，並善“用其人之道”，那麼就更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翻頁可見郵件英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