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洋：“魏蜀吳”爭鬥不斷，中日韓能否成為“劉關張”？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洋】

時隔1年7個月，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成都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會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韓國總統文在寅出席參加。

會議期間，三國領導人就維護朝鮮半島無核化、積極推進RCEP等議題達成共識，並發表《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此外，三國領導人還出席了第七屆中日韓工商峯會，並就在5G、大數據等領域的合作達成一致。儘管時下日韓關係低迷，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再次舉行，實則凸顯出三國對中日韓合作的重視。

1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四川成都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後共同會見記者。 新華社記者 丁海濤 攝

2019年是中日韓合作20週年，而本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既是總結過去20年的經驗，也是探索下一個10年合作交流。

在過去的20年裏，三國合作經歷風風雨雨，並非一帆風順，但總體取得了豐碩成果。1999年，在菲律賓舉行的東盟10+3會議期間，中日韓領導人首次舉行非正式會晤。此後，該會議一直在東盟10+3框架內舉行，直到2008年才正式變為獨立會議，並且形成每年舉行一次的固定機制。

不過，由於歷史領土問題、日韓政局不穩以及美國干擾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未能每年都如期舉行，這在一定程度上拖沓了三國合作的進程。儘管如此，中日韓三國時至今日已建立了21個部長級會議和70多個對話機制，成為三國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2011年設立的中日韓合作秘書處，更進一步促進三國彼此間的合作交流。中日韓三國貿易額從1999年的1300億美元增至2018年的7200多億美元，經濟總量在全球佔比從最初的17%提升至現在的24%，人員往來逾3100萬人次。中日韓合作為促進地區和世界經濟增長、引領區域一體化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向世界展示出一條鄰國合作互利共贏的成功之路。

回顧中日韓合作的歷程不難發現，幾乎每10年都會有一次深入調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促使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於兩年後首次舉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使得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正式確立，並形成固定機制。

如今，中日韓合作正面臨下一個10年，而世界則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有所抬頭、世界權力轉移對象出現根本性變化、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人工智能、5G技術、機器人、大數據等蓬勃發展。在這樣複雜多變的國際大背景下，中日韓加強合作可謂正當其時，這不僅符合三國和三國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歷史領土等問題始終橫亙於中日韓之間，且短期內難以完全消解，比如導致本輪日韓關係走低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歷史問題。實際上，自1964年日韓邦交正常化以來，類似的問題也曾反覆出現，但日本與韓國至今未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對中日韓未來合作而言，維持一個最低的合作紅線是極為重要的，否則基於歷史領土等問題導致的摩擦很有可能衝擊中日韓三國的整體合作。

要知道，今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之所以從年中拖延到年底才舉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日韓兩國緊張的關係。從這個角度而言，筆者贊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出席第七屆中日韓工商峯會上所強調的“日中韓三國並非三國時代的魏、蜀、吳，不是相爭關係。希望攜手共築‘新的三國時代’。”只是，僅維持不相爭的“魏蜀吳”關係還遠遠不夠，中日韓三國今後應不斷努力朝着更高階的“劉關張”方向前進。

1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出席中日韓合作20週年紀念活動。這是三國領導人共同出席“中日韓合作20週年紀念封”發行儀式。 新華社記者 張領 攝

那麼，中日韓三國應如何才能成為“劉關張”呢？筆者認為，通過相互合作增進彼此互信依然是最重要的方式。具體而言，“中日韓+X”模式應成為下一個10年引導三國合作的主要動力。

回顧過去的20年可以發現，中日韓合作主要集中在三國內部，即相互間強化在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但鮮少有以中日韓三國為集團的對外合作。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在東京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期間，提出打造“中日韓+X”模式，獲得各方積極響應。今年8月的中日韓外長會議上，三國外長通過了《“中日韓+X”合作概念文件》，使得該合作模式從概念轉為具體的文件，指導未來的具體合作。

從傳統的經貿基建領域來看，“中日韓+X”模式的實施，將有助於減少中日韓彼此間不必要的競爭，相互取長補短，進而有力推動亞洲的繁榮與發展。然而，這個“X”還應擴展至外交、政治乃至軍事等領域，如“中日韓+多邊主義”“中日韓+自由貿易”“中日韓+維和反恐”等。通過在具體國際議題上的合作，將有助於不斷鞏固三國合作基礎，擴大三國之間的共識，進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繁榮、穩定的一支穩定力量。

筆者注意到，今年是中國第三次以輪值主席國的身份主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然而，與此前兩次均在首都北京舉行不同，此次會議選在了成都，使得這座中國西南名城頃刻間受到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選在作為歷史文化名城，且在中日韓有廣泛知名度的成都舉行，其實也是對東亞文化的一種暗喻。

由於《三國演義》《三國志》在日韓兩國有極高知名度，對日韓民眾而言，作為三國時期蜀國首都的成都並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比如，12月23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在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時，就引用了中國唐代詩人杜甫在成都寫下的著名詩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來期待兩國關係再上新台階；講述三國時代的小説、漫畫在日本社會十分流行，而以《三國志》為藍本的系列三國遊戲在日本更是影響了幾代人。此外，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等名勝古蹟是日韓遊客來華常去的景點，而大熊貓也吸引了無數外國人專程去成都走一走、逛一逛。因此，看似與日韓關聯有限的成都，實際上是中日韓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

其實，中日韓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上相近，且擁有基本相同的政治經濟體制、生活水準以及社會價值觀，本應關係緊密，但近年來反而摩擦不斷，這令筆者想起了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所謂的“微小差異的自戀（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為了確證自我，兩者實際差異越小，則在他們的想象中就會顯得越大，通過尋找彼此差異的方式，以自戀式的解讀誇大差別，以打擊他人來證明自己的獨特）。其實，中日韓之間的差異本身可能沒有多大價值，但有些政客通過操縱這種微小的差異來獲得源源不斷的政治紅利，在這個過程中，微小的差異就會被轉換成對立情緒甚至仇恨，比如本輪日韓紛爭導致兩國關係陷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壞局面，其原因就在於此。因此，中日韓三國在歷史領土問題上達成和解並非一蹴而就，但警惕某些政客操弄“微小的差異”，重新挖掘三國文化的共同之處則是中日韓必須直面的課題，也是影響中日韓未來能否成為“劉關張”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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