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新中國前三十年，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
【文/韓毓海】
1956年是極為重要的一年。
最具標誌性的是，這一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佈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而為了這一天的到來，毛澤東殫精竭慮地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的重要論斷。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説：“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這是對馬克思生產力理論的極大豐富和發展。
“解放生產力”，主要就是指發揮人民羣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推翻和變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機制與體制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説，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社會主義革命也是一場革命。
1956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主席台上
“發展生產力”，主要就是指學習世界上的一切先進經驗，建立中國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此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把“趕上並超過美國”作為中國長期發展目標。
“保護生產力”這一論斷是毛澤東對馬克思生產力理論的極大發展。馬克思指出，以破壞生產力和摧毀社會結構的方式追求資本無限積累，這是資本主義的極大缺陷。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保證，單純地強調發展生產力，那麼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據此，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需要社會主義制度和上層建築來保衞，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始終要注意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始終要注意處理好二者之間的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具有不同的社會法則，具有不同的發展目標。社會主義的社會法則和發展目標，不能通過經濟的發展自動達成。要建立這樣的法則和目標，始終要在經濟革命的同時進行文化的革命。
毛澤東關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保護生產力的論述，是一個聯繫着的整體。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倘若割裂這個整體，片面地強調某一個方面，就會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造成傷害。
從1956年2月開始，毛澤東聽取了34個部委的工作彙報，他先聽彙報，提出問題，然後再指示大家去做調查研究，就前一段時間建設的經驗教訓做出總結。在此期間，毛澤東第一次對照抄照搬蘇聯經驗提出了批評，果斷提出“走自己的路”。
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各國共產黨代表團離開後，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上做了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了全面的否定。而斯大林被批判，就始於這個秘密報告。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集中在斯大林的“肅反”和搞個人崇拜這兩個方面。
對於斯大林的“肅反”，毛澤東感同身受，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當時只有20歲出頭的王明、博古，就是在同樣只有二十幾歲的米夫的支持下奪取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從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嚴重的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統治，而米夫就是在蘇聯“肅反”中上台的。
但是，毛澤東並不贊成把問題僅僅歸結為斯大林個人及其“個人品質”。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績的同時，毛澤東認為，問題不在於斯大林個人，而在於斯大林模式。這一模式的嚴重缺點，在政治上，就是以“肅反”的方式推行教條主義，這是“左”傾機會主義的根源所在；在經濟上，則是以中央計劃、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縛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思想根源上，則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學説改造為了“自然科學定理”那樣的教條。
正是這一模式的缺陷，把蘇聯共產黨變成了一個循規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團，把社會主義的治理體系變成了僵化的官僚體系，同時也培養了赫魯曉夫等大量的“兩面人”（毛澤東稱之為“修正主義分子”）。
用毛澤東的話來説，赫魯曉夫“揭了蓋子，又捅了婁子”。所謂“揭了蓋子”，是説對於斯大林，過去沒有人敢於批評他，現在蘇聯人自己批評，那就是揭了蓋子，從此各國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了。所謂“捅了婁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時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嚴重的歷史虛無主義。斯大林剛剛去世三年，對他山呼萬歲的蘇聯共產黨就把他批得體無完膚，説得一無是處，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蘇聯共產黨這樣一種毫無信仰的“虛無黨”，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對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批評，不幸言中。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表明，社會主義道路不會一帆風順，共產黨內也從來不是“一團和氣”或“鐵板一塊”。恰恰相反，在蘇聯共產黨內部存在着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並不是赫魯曉夫所謂的“權力鬥爭”，而是蘇聯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國際矛盾的反映。
斯大林代表了一種社會主義的模式，這種模式的根本缺陷是他生前沒有清醒地意識到社會主義時期矛盾鬥爭的尖鋭性和複雜性。他甚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矛盾，階級鬥爭已經在社會主義國家熄滅了。所謂階級鬥爭，就是指國際上的階級鬥爭，即使世界上有矛盾，也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既然蘇聯不存在社會矛盾，既然已經消滅了階級，沒有了資本家，那麼，通過結束資本家對於價格的操縱和壟斷，社會主義已經解決了供需不平衡的問題。
蘇聯經濟模式的缺陷，就根植於這樣的形而上學思維。
在毛澤東看來，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暴露出的，遠不是蘇聯共產黨內部嚴酷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種鬥爭是社會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魯曉夫“揭了蓋子，又捅了婁子”，但是，他與斯大林一樣，不願或者不敢正視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這一事實，他的思維方式比斯大林更加形而上學。
中國怎麼辦？
離開了斯大林，我們必須迴歸馬克思。如果我們真正從斯大林那裏吸取教訓，那就必須再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與世界形勢的發展結合起來，準備進行與過去的鬥爭形式有着許多新的不同特點的偉大斗爭。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放棄了西方道路，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今天，我們必須進行“第二次結合”：堅定不移地探索自己的路。
正是基於此，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發表了《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
他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觀點，即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社會主義社會均存在着內在的矛盾。如果不承認矛盾存在，就不能化解矛盾。如果不能化解矛盾，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生存、發展。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理論，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
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核心，但是，在市場經濟的視野裏，是不可能解決供需不平衡問題的，在那裏，“生產消費的需求是資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產剩餘價值，因此，只是為了這個目的，他才生產某種商品”。
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
商品的市場價格與市場價值之間偏離，這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它使供需平衡成為偶然現象。馬克思説：“所以在科學上等於零，可以看作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社會主義社會的不平衡，不是指經濟領域和市場領域的不平衡，而是我們按照計劃經濟的辦法，優先發展工業生產資料的生產，這就造成了一個新的工業經濟領域以及相應的社會領域、新的社會階層與其他社會領域、階層發展的不平衡。
因此，這種供需不平衡不能簡單地通過國家管制價格的方式達到，因為供需不平衡是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而經濟發展不平衡則是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表現。真正解決不平衡的辦法是努力協調經濟各部門之間、黨內黨外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中國與外國之間等一系列的社會關係。而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關鍵在於解決經濟結構不平衡的問題，即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的比例問題。
毛澤東關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保護生產力相聯繫的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結構調整的思想，開闢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等，才是對斯大林模式的極大糾偏。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作《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他説：
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説搞了社會主義，據説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佈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同時公開宣佈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主要矛盾，這種矛盾被表述為“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一貫認為，社會主義不僅在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且在於保護生產力。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依然存在矛盾。這意味着如果不注意思想文化領導權問題，那麼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並不牢固。
1956年是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這還必須從更為寬廣的全球視野去看。這首先就表現為：被西方殖民主義長期壓制、瀕於無聲的幾個古老文明，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復活，併發出了自己的吶喊。
這印證了毛澤東關於世界發展不平衡的理論。
這一年，在新中國革命與建設成就的鼓舞下，埃及的革命者納賽爾立志要成為“阿拉伯的拿破崙和毛澤東”，他要使阿拉伯人民站起來，而他的撒手鐧就是要求收回蘇伊士運河的主權。
納賽爾的行動深刻觸及了以大英帝國為核心的西方殖民主義體制。自古以來，西方文明發展的背景就是近東，阿拉伯半島和北非就是歐洲殖民主義的最前沿，而蘇伊士運河則是其咽喉所在。蘇伊士運河是西歐能源體系和貿易體系的咽喉。鎖住這個咽喉，對於歐洲乃是致命的一擊。
於是，1956年10月，一場針對埃及的“聖戰”拉開帷幕，英法聯軍出動保護運河，他們的盟軍以色列則深入西奈半島，對納賽爾進行合擊。但是，時代不同了，革命者納賽爾破釜沉舟，將大量船舶沉入河道，蘇伊士運河被徹底堵塞。石油不可能再運進歐洲，歐洲的命脈被切斷了，西方世界最猛烈的一次經濟危機爆發了。
1958年也門王國王太子、副首相兼外交、國防大臣巴德爾訪華，新中國第一次迎來了阿拉伯國家領導人
而當英法向美國求援時，美國卻擱置了從遙遠的美國向歐洲運輸石油的計劃，坐視英法陷入絕境。由於預見到英國經濟可能崩潰、英鎊將大幅貶值，倫敦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財政援助，而恰在此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斷然拒絕了英國人的要求。彷彿僅僅是一夜之間，英國就從世界霸主淪入伸出帽子向人乞討的境地。更使英國顏面掃地的是，派往蘇伊士運河的英法聯軍沒有完成任務就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退了，全球媒體都關注着這場撤退，這標誌着一個時代結束了：對英國來説，印度被放棄了，伊朗的石油也脱離了英國的控制，現在又輪到了蘇伊士運河。
1904年，英國人哈·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曾經把中亞和西亞稱為世界霸權競爭的核心地帶。這一地區是世界石油的主產地，從戰略上説，只有把這一地區變成西方的附庸，西方才能真正控制世界。
1956年，埃及人納賽爾就是在這一地區掀起了阿拉伯解放運動的序幕，而西方在這一地區的長期統治被動搖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阿拉伯人第一次站起來，宣稱自己不是西方的附庸，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結果就是：大英帝國的風光持續了116年（1840—1956年）而走向終結。
1957年，英國首相艾登宣告辭職，這不過是大英帝國轟然倒塌的最後謝幕。這也是自1840年確立的以英國為核心的殖民主義體系土崩瓦解的標誌。
當今世界並非一個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二元對立構成的結構。英國持續近百年的世界霸主地位被推翻，這不是因為社會主義運動，而是因為阿拉伯革命。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並沒有戰勝資本主義，也沒有動搖西方世界的霸權，實際上，西方的世界霸主地位正在完成從大英帝國向美國的轉移。
這是一種世界治理或者統治模式的轉變。我們説1956年是世界歷史的大轉折，就是因為以此為契機，斯大林模式的危機、歐洲帝國主義的衰落與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這三者在同一個時間節點爆發，從而標誌着人類歷史新時代的到來。
歐亞大陸上爆發的阿拉伯人民的解放鬥爭對於中國打破美蘇兩霸的封鎖起了重要作用。
1965年8月，周恩來訪問阿聯酋會見埃及總統納賽爾
1902年，梁啓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寫道，60年後的中國，已經由遭受八國聯軍打擊的積貧積弱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強大的中國，中國完成了自強，在那一年，中國將舉辦世界博覽會，向世界宣示中國自強的道路。
自1902年之後60年，就是1962年。那一年，是中國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宣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年。那一年，也是全國“向雷鋒同志學習”的一年。
就是在那一年，毛澤東請全國的縣委書記到北京開會，並一起過年，共同分析中國與世界的形勢。在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高瞻遠矚地預言：“從現在起，50年內外到100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着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儘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
那一年，是包括梁啓超在內的無數共覺者的“中國夢”、自強夢實現的一年。如果尋根溯源，那麼我們可以説，此後發生的世界歷史大變革，所謂“戰略機遇期”，就是以此為背景和開端徐徐展開的。
自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已經由一個農業國迅速變成了一個工業國。在此期間，中國“兩彈一星”、核潛艇研製成功，在合成胰島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學尖端科學領域領先世界，在政治、國防、科技、工業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標誌着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大國。
1961年的毛澤東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 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後，毛澤東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共同研究分析國際形勢，7月11日，4位元帥經周恩來總理向毛主席報送了書面報告《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
這份報告首次提出，國際上兩大階級的對抗，集中地體現為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這既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七強’並立，也不同於戰後初期的美蘇對峙。
也就是説，世界局勢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戰國七雄”，經歷了戰後的“兩強對峙”，已經走向了“三國演義”，中國由1840年鴉片戰爭後成為分割的對象到“站起來了”，而且已經成為左右世界局勢的三個主要力量之一。
當前的世界局勢是：中國、美國、蘇聯三大力量彼此對立，而美蘇兩霸都希望獨霸世界，只有中國在國外沒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國“代表社會主義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於中國內部“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加之中國已經擁有了先進的衞星、火箭、核彈技術，因此，美蘇兩霸都不敢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爭。
“三個世界的劃分”，這是對不平衡的世界結構的嶄新認識。
1974年2月22日 ，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
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兩方聯合起來，才能壓倒第三方。而一旦兩方聯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
在美蘇兩霸中，比較而言，蘇聯對中國威脅更大。1969年3月，中蘇兩軍在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國一側的珍寶島發生激戰。此外，蘇聯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多次要對中國羅布泊核基地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1969年9月29日，中國成功“投爆”氫彈，以顯示國防實力。
相對於咄咄逼人的蘇聯，美國的戰略則是收縮。1955—1975年，美國陷入了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持續20年的戰爭將美國打入財政困境。
與此同時，美國和西歐在西亞、中東正面臨着阿拉伯解放運動與伊斯蘭復興運動聯合起來的局面，這意味着西方勢力不但要與共產主義運動對抗，而且要與伊斯蘭文明對抗。
20世紀70年代初，阿拉伯解放運動再一次與伊斯蘭復興運動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此前，利比亞（1968年）和伊拉克（1969年）這兩個親美國的阿拉伯國家先後爆發伊斯蘭革命。新政權立即宣佈將石油企業國有化，大幅抬高石油價格，石油價格由每桶1美元迅速上升為每桶超過10 美元。石油價格大幅上升，導致西方世界爆發能源危機。
伊朗和阿富汗也正處於伊斯蘭革命的前夜，美國支持的政權岌岌可危。這兩個處於歐亞大陸核心地帶的國家，隨時有全面伊斯蘭化的可能。
在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歷史彷彿在向隋唐時代復歸，伊斯蘭教正從那個時期開始覆蓋這一地區。伊斯蘭教對西方的“聖戰”重新開始，而伊斯蘭教內部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矛盾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地區的動盪。當時，在西亞、北非等阿拉伯地區，歐亞大陸上唯一還能夠頂住伊斯蘭化的，只有堅持凱末爾開闢的世俗化道路的土耳其。
美國與歐洲的關係也在發生轉變，美國與歐洲貿易造成的大量的貿易逆差，使歐洲掌握了大筆美元現金，從而形成了以英格蘭銀行為核心的歐洲美元市場，這使美聯儲不能通過操縱美元利息輕易維持美元的價值。
由於美國掌握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關鍵時刻沒有出手拉英國一把，作為報復，歐洲決定不再追隨美國的貨幣政策。最終，在美國發生劇烈通貨膨脹的時候，戴高樂派軍艦把儲存在美國的黃金運回法國，迫使美元與黃金掛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
隨着美國在越南、中東、歐洲相繼陷入麻煩，蘇聯則積極進取，準備填補美國在這些地區形成的“真空”，這導致了美蘇矛盾進一步加劇。
面對紛紜複雜的國際形勢，葉劍英在上述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了這樣的見解，他形象地指出：“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
中蘇珍寶島衝突之後，美國原本希望中蘇衝突擴大，但正如“四老帥”的判斷，中蘇戰爭不但沒有發生，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反而因此走向緩和，這對美國極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變政策，這才有了1971年7月9日的基辛格秘密訪華。
1973年2月17日晚上，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
1972年，在尼克松訪問蘇聯之後，他的判斷就是：面對咄咄逼人的蘇聯，美蘇之間的關係緩和是不切實際的，而一旦中蘇關係緩和，美國將徹底陷入被動。於是，他最終決定向中國伸出和平的手掌。
當毛澤東審時度勢，決定打開中美關係大門時，尼克松説了這樣一句極為現實主義的話：“一個穩定發展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
而當時的中國正面臨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諸多國內矛盾和問題，工業迅速發展，但經濟結構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黨內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張和聲音，其中一種主張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發展國內經濟上，把工業結構由注重生產資料生產調整為更加註重生活資料生產，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種主張則是在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的基礎上，繼續備戰備荒，準備徹底消滅帝修反。
在毛澤東看來，這兩種主張都是片面的，因為只有實現國際關係再平衡，才能處理國內發展不平衡問題，從而進一步解決經濟結構不平衡問題。只有解決國際問題，只有從總體上改變世界局勢，才可能為解決國內矛盾和問題創造前提。如果中國一直處於美蘇兩霸的打擊與封鎖之中，一直處在戰備狀態，那麼調整經濟結構、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敵我關係又是極為複雜的，世界人民與霸權主義的矛盾是根本矛盾。但是，霸權主義之間也存在矛盾，在美蘇兩霸之間，還必須分析哪一個是主要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美關係的改善，徹底改變了世界力量對比。打開中美關係大門之後，毛澤東曾經詼諧地説：（自從見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從此名聲就不好了，説我是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勾結帝國主義。我喜歡美國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講過，我們的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幫助各國人民起來革命。我是個共產黨員，目的就在於打倒帝修反。現在還不行，大概要到下一代。
1973年8月2日晚，80歲的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青年時代的友人——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湯漢志。上面的話，就是在這次會見時説的。
毛澤東主席會見應邀回國訪問的美籍華人李振翩教授夫婦
作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對於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態度是極為鮮明的，這是他的一個基本立場。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與他的那些“務實的革命戰友”的基本分歧，實際上也就在這裏。毛澤東往往認為他的革命戰友在徹底打倒帝修反、打倒資產階級方面不夠積極，這就是革命精神喪失的表現。他甚至因此認為，當年的一些革命者已經淪為了“黨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正是這樣的判斷，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歷史證明，“自信人生二百年”的毛澤東晚年還是認同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名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
今天看來，毛澤東之所以能夠令資產階級俯首帖耳，一個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勞苦大眾。他對官僚主義的徹底否定，帶來了一個“只見公僕不見官”的清廉社會。毛澤東對於中國人民的動員能力，是空前的。
毛澤東令資產階級俯首帖耳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領導了空前的暴力革命，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化身，他領導搞出了包括“兩彈一星”、核潛艇在內的大國重器，他能夠使他的敵人真正害怕他的力量。
即便如此，毛澤東晚年還是承認，他沒有打倒帝修反，也沒有真正打倒資產階級，“現在還不行，大概要到下一代”。
今天看來，羣眾運動和階級鬥爭是毛澤東打擊“資本主義復辟”的兩個手段，這兩個手段在壓制他的敵人的同時，也大大抑制了中國社會的活力，甚至傷及了無辜，這為他身後發生的長期社會反彈製造了條件。
1964年春，毛澤東詞《賀新郎·讀史》手跡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毛澤東對於“下一代”的擔憂不是多餘的，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一旦黨脱離了人民，一旦黨在“官僚主義的鐵籠子裏”喪失了現代化建設的能力，就不可能面對國內外資產階級的挑戰。
毛澤東對於中美關係的認識是極為清醒的，這種清醒就是利用美蘇矛盾，而決不被美蘇利用。
1975年，晚年的毛澤東剛剛做了眼睛手術，即重讀宋代愛國詞人張元幹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詞曰：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
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
一篇讀罷，老人家放聲痛哭。
毛澤東晚年喜愛的另一首詞，是陳亮的《念奴嬌·登多景樓》。
陳亮，與葉適同為“永嘉學派”之中堅。詞曰：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户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長江，管不到，河洛腥羶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
而毛澤東喜愛的詩詞中最悲愴的，也許莫過於宋代蔣捷的《梅花引·荊溪阻雪》。詞曰：
白鷗問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時，何事鎖眉頭？風拍小簾燈暈舞，對閒影，冷清清，憶舊遊。
舊遊舊遊今在否？花外樓，柳下舟。夢也夢也，夢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黃雲，濕透木棉裘。都道無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從“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到“舊遊舊遊今在否？花外樓，柳下舟。夢也夢也，夢不到，寒水空流”——這真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六朝何事，只成門户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這是告誡，當然也是警醒。
毛澤東擔心和不能釋懷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不能冷靜地駕馭、利用國內外資產階級，而且反被其利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深刻指出，毛澤東晚年始終警覺地注視着中國的國家安全。“回首對牀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這是悲愴，其中也包含着悲涼。
當中華民族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是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歷半個多世紀艱苦卓絕的奮鬥，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土地公有制，為社會主義奠定了生產資料的基礎。他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他樹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打開了中美關係大門，為新中國參與世界治理創造了前提。
1951年，“毛澤東號”機車組第三任司機長郭樹德參加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受邀與毛主席共進晚宴
毛澤東解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那些最根本的時代問題，同時，他也提出並思考了我們奮鬥道路上可能面對的問題。當然，毛澤東不可能為我們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這種想法本身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説：“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
我們不能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就以為毛澤東指出並思考的那些問題不存在。我們更不能因為毛澤東以羣眾運動、階級鬥爭的手段去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對、不好，就不去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新的鬥爭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們要真正理解毛澤東，恐怕還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本文整理自《龍興：五千年的長征》韓毓海著 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