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佳：非洲不需要那些告訴他們沒有希望的經濟學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佳】

2019年就這樣匆匆的過去了。打開航旅縱橫的紀錄：這一年飛了80次，總里程超過30萬公里，踏足19個國家的38個城市。

和過去10年來一樣，2019年我去過最多的地方依然是非洲大陸，包括埃塞俄比亞、利比里亞、幾內亞、貝寧、塞內加爾、尼日利亞和塞拉利昂7個國家，去的最多的機場仍然是亞的斯亞貝巴，今年無論是終點還是轉機，已經13次經過這個非洲樞紐。

每一次經過亞迪斯亞貝巴機場，都能感受到中國元素越來越多，不僅有中文標識、中國產品、中國旅行者喜歡的大米粥鹹菜春捲餛飩，更重要的是，這裏也開始銷售中國以及他國投資者在當地生產的各種皮革和工業製品。

亞的斯亞貝巴機場的中文服務處

埃塞俄比亞曾經連一根火柴都需要進口；這裏是東非高原，沒有耀眼的鑽石黃金石油來吸引投資人的眼球；這裏曾經被列為最不發達國家，按照世行營商指數和吸引外資指數都曾經屬於最差的國家之一。然而今天，這裏越來越受到各界關注，投資的人、園區建設的人、做學問的人還有取經的人……

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中國的奇蹟即將在這裏被複制。過去10年來，埃塞平均增長率約為10%。GDP有望在7年內翻一番，世界銀行預計該國在2025年將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行列。

中企建設運營亞的斯亞貝巴輕軌

雖然埃塞俄比亞的未來發展還有很多的挑戰，但是它的經驗已經讓人們重新審視非洲。近幾十年來，非洲發展中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過早去工業化進程（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回顧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歷程，一般來説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22,000美元以上會開始“去工業化”過程，製造業在國家GDP中的比例開始從高點下降，服務業逐步成為大頭。

在非洲，20世紀60年代獨立以後開始發展本土工業，但人均GDP僅僅為700美元時，工業增加值的佔比就達到了峯值。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非洲國家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缺乏競爭力，無法與進口產品競爭，導致本土工廠關門或者轉移，就業人口流向低端的服務業。雖然早在30年前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每年的11月20日定為“非洲工業化日”，但是自1990年以來，製造業佔GDP的比例從13%降至目前的10%左右。

在非洲過早去工業化的過程中，城市貧困人口卻在擴大，形成了畸形的“過早城市化”（premature urbanization）的現象，每個去過非洲的人都會對街頭的小商小販和城內外的棚户區印象深刻。很多非洲國家連打火機都要進口，街頭上常常看到“賣打火機的小女孩”。借用我們在報章上常見的各種“陷阱”説法，我們也可以把“過早的去工業化”加上“過早的城市化”稱為“阿佛利加陷阱”（Africa Trap）。

在中國經濟轉型和“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總結非洲工業化的經驗與教訓，通過國際智庫“知成一體”的項目實踐，為推動非洲的工業化提出切實可行的路徑。根據林毅夫教授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非洲國家在全國基礎設施普遍不足，營商環境欠佳，國際買家對其製造業產品缺乏信心的情況下，非洲工業化必須選擇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集中有限資源把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建設好，建立局部有利環境築巢引鳳，引進技術、管理，逐步建立起供應鏈，增加與外商的聯繫，使得本國企業也能參與到這些出口產業的生產環節中，達到星火燎原的作用。

根據海外學者估計，在過去20年裏已經有數十萬中國人到非洲打拼，中國企業在非洲製造業的投資項目已由2000年的僅2例，上升到統計中的每年150餘例，而真實的數據可能是這一數字的2-3倍。中國企業家實際上是正在被“推入”或“拉進”非洲：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的優勢面臨結構性壓力，人口老化導致中國製造業勞動力短缺，近年來勞動力成本也大幅上漲。中國的很多民營企業家身體力行用自己的投資，為數百萬非洲人提供了第一份體面的工作，培養了新一代非洲企業家，助力非洲建立起有活力的製造業集羣，從而正在改變廣大非洲人的生活。

孫轅，《下一個世界工廠：中國投資如何正在改變非洲》

美國的80後華裔學者孫轅（Irene Yuan Sun）出版了一本書，題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中國投資如何正在改變非洲》（The Next Factory of the World: How Chinese Investment Is Reshaping Africa），以中國民營企業家在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萊索托、肯尼亞四個國家的投資為樣本，描繪了中國在非洲投資的現狀與遠景。

這本書的一開始講述了一位來自温州的投資人孫堅（譯音）的故事。在20世紀70年代，小學畢業後的孫堅就開始輟學打工。1978年温州成為中國第一個可以開辦私營企業的城市，孫堅開辦了自己的皮革製造廠。到2008年前後，國內生產成本以驚人的速度上漲，孫堅隱約意識到工廠必須搬出中國了。

於是孫堅動身到尼日利亞考察了5天，在那裏他看到了貧窮，也看到了商機。回國後馬上給在海關工作的朋友打電話，詢問中國出口尼日利亞的貨物中，最重、價格最貴且數量巨大的貨品是什麼？朋友的答案是“陶瓷”。

説幹就幹，孫堅決定在尼日利亞投資4000萬美元，僱用了1100名左右的工人建起一家瓷磚廠。當時在這個行業尼日利亞需求旺盛且缺少競爭，所以孫堅工廠的利潤率能達7%，而在中國只有5%——對於投資者來説，由於製造業的利潤都很薄，能增加2個百分點是本質區別。作者這樣記錄了與孫堅一起在位於尼日利亞西南部大型陶瓷工廠辦公室喝茶聊天時説的一段話：（茶過數巡，孫堅的話開始變得很有哲理）：“如果把發展比作火車的話，哪裏是第一站，之後需要經過哪些車站，我們中國人確切地知道路徑。所以非洲國家可以向中國借鑑！”

同時，中國的投資者也要尊重非洲習俗，特別是要注重文化差異。記得以前我在企業裏面工作去非洲國家做項目的時候，企業會把政治風險、環境風險、市場風險等等列出一個很詳細的風險清單，然後由所有了解這個項目的同事參與打分，包括上層、中層的領導，還有基層的員工。結果最後統計出來的最大的風險竟然是文化和語言交流風險。

我在工作實踐中確實意識到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風險。我當時正好是負責政府關係，還有當地公共關係、商務等等。我們不僅要培訓我們的外籍員工，教他們學中文；同時我們也要培訓我們中國自己的員工，教他們法語、英語，也學幾句當地的土語，更多瞭解當地文化。比如當地每年幾個月會有密集的結婚，我們就會鼓勵我們的中國員工走出去，參加當地員工的婚禮；或者是誰家生寶寶啦，一起去幫他們去慶祝。

這樣的溝通見效非常的快，就一兩個月的功夫我們的中國員工甚至可以在這個工地上唱當地的歌曲、跳當地的跳舞。我們每個月會把所有的雙方員工，在這個月過生日的員工一起來給他們慶祝生日，主動去創造一些互相交流的平台，大大增加了彼此的瞭解。再加上我們的投資企業在相關的社區做很多解決民生的實事，比如社區醫療、供水、照明、垃圾處理等等，也為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降低了社會輿論風險。

回顧起來，中國40年來的發展走過了發達國家100多年的歷程，很多疑難雜症都經歷過，很多解決方案都不能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驗更適合發展中國家學習。我在埃塞俄比亞時聽到埃塞俄比亞總理高級顧問阿爾卡貝博士説，非洲不需要那些告訴我們非洲沒有希望的經濟學家，非洲需要林毅夫教授這樣的樂觀進取，願意一同找到發展出路的經濟學家。新結構經濟學是基於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發展經驗而形成的理論，為非洲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嶄新的發展思路和擺脱貧困的信心。

今年，在很多場合和發言中，我都會展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19年世界經濟發展的預測，連很多在場的非洲朋友都覺得不可思議：全球10個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中有6個在非洲！特別是高居榜首的加納、埃塞俄比亞更是亮眼，以及科特迪瓦（第4位）、吉布提（第5位）、塞內加爾（第8位）和坦桑尼亞（第9位）。僅僅在30年前，加納還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時至今日，這個西非國家華麗轉身，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加納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將增長8.3％，是整個新興經濟體增速的兩倍，並且遠超世界增長的平均水平。

尼日利亞網約摩托車

看看窗外，我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正好身處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和兩年前第一次來拉各斯比，表面上基礎設施似乎沒有特別大的改善，但是和兩年前街上的黃背心（摩的司機）相比，大街上多了很多“綠帽子”摩的，其實這是非洲版的滴滴ORide，大大方便了民眾的出行。除了Oride，還有外賣快遞服務品牌OFood。而支撐這些應用的移動支付OPay，是尼日利亞最大的移動支付應用，其中就有來自中國民間機構的投資。

“摸着石頭過河”是我們常説的一句話，更是我們改革開放初期一條非常接地氣的“指導方針”。而今天的非洲大部分國家和三四十年前的我們面臨着很多相似的挑戰和問題，而我們的民營企業家以自身在中國奮鬥的體驗，更能以同理心在非洲國家開拓打拼。沿着這個路子走下去，相信會看到更多的非洲國家躋身於全球增長速度的前列，非洲大陸終將走出“阿佛利加陷阱”，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興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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