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鉑鋆:惡性殺醫事件,不能止步於嚴懲兇手
【文/ 鄧鉑鋆】
2019年12月24日6時許,北京民航總醫院急診科楊文副主任醫師在正常診療中,遭到一位95歲高齡患者家屬(55歲)的惡性傷害,致頸部嚴重損傷。事發後,北京民航總醫院第一時間組織全院力量進行搶救,同時,北京市衞生健康委迅速調集北京協和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和北京同仁醫院相關專家進行會診,全力救治。楊文醫師終因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於25日零時50分不幸去世。
殺醫是人類文明不能容忍的惡行。犯罪分子事先準備了長達二十公分的兇刀,為了麻痹受害醫生假意交談分散醫生的注意力,暴行幾乎切下了醫生的頭顱,導致醫生的氣管、頸椎和主要血管全部斷裂,迴天無力。這一暴行絕不是兇徒的臨時起意,我譴責兇手,希望法院不要採信“激情犯罪”的説法,以故意殺人罪對這社會影響惡劣的兇徒從重判決。並呼籲以後此類事件都能嚴格執法,有效震懾此類事件涉事人員。

憤怒之餘,本着治病救人的態度,筆者還是想試着從幾個方面,與大家一起分析本次事件背後需要社會共同來思考的幾個問題。
階層的割裂
首先是事件發生後一些輿論傳播失真反應的問題。慘案發生之後不久,筆者在知乎、微博等平台看見一些網友“好心”傳播“真相”:那位95歲高齡老人是一位離休老同志。“一個月享受6.9萬元各類退休待遇,養活了一家子啃老族。老人病情不理想,眼看要失去長期飯票的家屬悍然作案”。事實上,根據相關信息,涉事的病人名為“**氏”,是一位京郊農村的家庭婦女。
事發民航總醫院的位置地處北京東四環,周邊居民主要是新市民和上樓農民,上海寧管這種地區叫“下只角”,周邊並沒有“高級老頭”住宅區。通常,部級幹部退休金在一萬左右,根據級別工齡特殊補貼等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一位老同志的“退休待遇”高達“每月6.9萬”——哪怕沒有這麼高,只是普通的部級領導,那他看病一般都去協和醫院、北京醫院、北大醫院、中日醫院相對獨立的院落或建築,跟普通民眾不會有交集。何況,但凡有“單位”的離退休“高級老頭(老太)”去醫院就診,就職單位的離退休幹部服務部門要派人陪同,負責協調相關事宜。

網傳遇害醫生同事的控訴
不論哪種“高級老頭(老太)”,都不會像遇害女醫生的同事透露的那樣:滯留民航總醫院這家三乙醫院好幾天,家屬固執而難溝通,既要求“治好”病情複雜的老人又不許做檢查“坑錢”。三乙醫院不是印在保健證件上的定點醫院,沒法報銷——僅限定點醫院是怕哪位老同志想不開去莆田系醫院。長住急診也不報銷,因為他們有綠色通道住院。如果是民航系統內的老同志,照顧的只會更加周到。
“高幹老太”謠言大行其道,要麼出於仇視某一階層,要麼是缺少城市生活經驗(或兩者皆有。這也體現了不同階層之間可能正在形成的信息和世界觀的鴻溝,甚至是感情上的鴻溝。須知,國家和文化是被共同記憶與“想象的共同力”凝聚的。
代際的割裂
北京市老齡辦發佈北京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白皮書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市60歲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約333.3萬,佔户籍總人口的24.5%,户籍人口老齡化程度居全國第二位。老年人健康狀況差,一些老年人合併有多種慢性疾病,醫治難度大,大城市老年人“住院難”時有發生。隨着我國老齡化加劇,服務老年人的社會資源緊張和相應的社會問題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北京最近的這起殺醫兇案發生在醫院急診科,由高齡老人的中老年家屬犯下,反應了深度老齡化社會不可迴避的嚴重問題。
1.民眾缺少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看不開”。明明是壽終正寢的年齡,九十歲的白事是“喜喪”,老人和家人依然無法坦然面對死亡。大限將至,老人怕、家人急,情緒不冷靜。
2.社會沒有相應的臨終關懷機構和服務。人們在思想感情上不可能放任患有多種慢性病的老人在痛苦中忍受、等死,只能前往醫院。
3.醫院出於KPI和資源數量等原因,無力接納這些老人住院治療。於是,許多慢性病發展至終末期的老年病人只能在急診室這個不體面的環境裏苟延殘喘。
4.社會缺少助老服務。

電視劇《老有所依》劇照
據稱,北京殺醫事件的兇徒不是老太太的老來獨子,上邊還有哥哥姐姐。按照當年的生育年齡,推斷也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筆者經常看到類似兇徒兒女那個年齡段的老人,一羣遲鈍、固執,談話間經常動怒的老人,如同沼澤裏的大象一般對他們父母的病情進行徒勞的探討。這完全超過他們的經驗,也超過他們大腦的理解水平。
在紛亂的急診室裏,面對滿口專業術語、語速極快的醫生和超出他們陳舊物價認知的醫院收費,他們本能的不信任。他們更容易由於不希望親人離去的情感因素,認為醫生誇大病情。如果沒有能當家的晚輩前來救場,他們只能電話求助八杆子打不到也根本不瞭解情況的親屬,只因為記憶中“他家好像也有過這樣的病人”;或者是像涉事兇徒一家人那樣,提出類似“既要治好又不能坑我錢”的要求。
人老了,大腦不可避免的面臨退化風險。很多老年人看似生活自理,實際上不容易適應社會目前的快速變化,難以深入思考,難以解決突發事件和涉及新事物的問題。但是,社會、家庭和老人自己還根據以往的經驗(出於逃避責任和怕死),一廂情願的認為“他(我)能行”,把老人當作完全行為能力人,忽視了老人失去了在現代社會生存的能力。
社會缺少助老服務的措施和人手,老人一旦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缺少生命教育導致他們的內心激起了“我不中用了、我老了、我要死了”的一系列焦慮,沒得老年痴呆也易怒——阿爾茲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表現包括了易怒、情緒改變、人格改變和精神疾病症狀。許多老人的反常(有時被人誤認為是“老小孩”)、反社會表現不是“老人變壞”而是“老人生病”了。
孝道和“為長者折枝”是我國幾千年來最重要的官方意識形態。孔融被殺全家不是因為政治上造反,而是暴論動搖了“孝”這一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礎。因為長期以來老年人缺少足夠的財富積累,沒有年輕一代的反哺照顧,老年人難以生存。
現代社會生活的核心家庭、兩代分居和“空巢老人”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不能靠立法要求子女探望父母等道德手段強制子代事親。如果不提供足夠的“適老社會”改革,提供足夠的社會服務,滿足老年人的居家養老和照料需要,在老年人前往社會服務機構時提額外供人手幫助,大批老年人實質上會被“慢性棄老”。在“慢性棄老”期間,老人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包括本次的殺醫事件。
同時,大量心智退化的老年人在困境中會製造“老人不可理喻”的錯覺,加劇代際之間的矛盾,進一步瓦解社會的敬老文化,讓老年人的生活更困難。2050年,全國可能有四五億老年人。今天的制度建設主要是為了今天的青壯年。
行業與社會的割裂,行業內部的割裂
每當殺醫慘案發生之後,總有醫生哀怨:殺醫慘劇和醫生過勞死的只存在於同行的朋友圈(不包括醫院領導),甚至經常免費向他們諮詢的親友都不關注。為了滿足“雖然醫療資源緊缺但是醫療要有求必應”,導致了醫療系統常態化超載。由於社會救濟制度缺位,出於維護社會穩定,需要醫院代位實施對醫療現場不幸人財兩空的社會成員的社會救濟義務(誰“醫鬧”就救濟誰)。這些醫務人員的痛點,目前看社會民眾是受益了。但長期看,要麼會導致人才遠離醫療行業和整個醫療事業崩潰,要麼會導致我國醫療服務價格開始像歐美一些國家看齊。
很多人提到要出台相關法律政策,《基本醫療衞生與健康促進法》也於昨日獲表決通過。實際上,就以前這些醫鬧事件來説,按筆者一位朋友,某地衞健委幹部的説法,“現有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足夠讓當眾辱罵醫務人員的人拘留兩星期,在醫療機構擾亂秩序的人拘留一星期起步,只要有人執法和保護執法者。甚至工會在發衞生紙之餘也可以代理職工的人身侵權訴訟。”此舉完全合法合規,既有法規完全堪用。關鍵問題是,不管是既有法規還是新立法,再有此類事件,能不能按照法規嚴格執行?

本次殺醫暴行的又一輿論爆點,是涉事的95歲病人在兇案發生後轉院到了水平更好的北京朝陽醫院。網傳“因為兒子殺醫,病人反而免費享受VVIP待遇”。事實上,轉院是民航總醫院的上級單位——國家民航局付出了極大的政治資源請北京市衞健委把病人轉院到更適合的醫院,然後北京市衞健委把病人安排在了朝陽醫院,收治在醫患雙方接觸較少的ICU。至於“免費”?目前已證實是自費。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市高齡居民的醫保報銷比例可高達90%以上。
病人轉到高水平醫院,病情穩定一段時間,今後病情變化與民航總醫院無關。95歲老人壽終正寢,就算家屬不理解,正常心智的社會公眾也會明白高水平醫院的醫生盡力了,不會讓身心受創的民航總醫院團隊蒙受槓精們“打擊報復”的攻擊。社會服務行業往往要遷就社會的下限去思考問題。很多舉措都不是為了服務普通人和正常人做出的。當然這類應對下限的舉措也註定很難獲得很多從業者的理解。
基本矛盾是“不豐富”、“不均衡”
前文所述,事發民航總醫院的位置地處北京東四環,周邊居民主要是新市民和上樓農民。這一帶是新城區,社會公共資源較“老城區”稀少。這導致了業務實力在北京並不強的航天總醫院急診科過載運轉。而醫院的服務對象——
新市民認真而努力,形而上的東西懂的太多,跟這座城市相關的東西懂的太少。筆者曾經評論一位北京新市民切膚之痛的經歷《流感中的北京中年》,指出他對疾病的輕視和對“關係”的重視導致了親人沒有得到應有的良好治療。哪怕他家有個北京護士,也不會離開朝陽醫院急診科,去某中醫院“關係”安排的單人間病房。
“上樓農民”如果經歷了拆遷,那是有錢任性。但是,不管他們有錢的“上樓”還是沒錢的“上樓”,很多人的主觀經驗停留在“上樓”之前。兇徒一家人是“上樓農民”,一生當中同時經歷了社會的疾速發展與“上樓”跨越了城鄉二元社會。他們因為時代劇變和生理老化導致和加劇了社會適應不良,固執、無知,導致了種種不被自身家庭重視的心理問題。
新市民和“上樓農民”相對於“老北京”,缺少城市生活的經驗,不熟悉這個城市的規矩,更難獲得這個城市各種資源——那些同為平民的“老北京”可以生活的輕鬆。但是,東四環內外的這些居民仍然要在北京東部的新興城區生活下去。科幻小説《北京摺疊》是一篇“王奶奶用激光刀切菜”式的偽科幻,在工程技術上無知,在故事構思上幼稚。當下的可行的科學技術可以讓五千萬人在北京遠比小説中舒適、可行的生活。然而,現實中這些講述着北京這座城市中不同階層的故事,透露的問題卻比偽科幻小説縹緲的陰森預言要真實、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