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俊雄：保釣為何重要？五十年前，我們在運動中形成對新中國的認同

近日，日本再度在釣魚島問題上搞起了“小動作”。自稱擁有管轄權的石垣市擬將釣魚島更名為“石垣市登野城尖閣”。對此，台灣地區一些“保釣團體”集體前往“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抗議。新竹縣議員羅美文在現場抨擊島內的媚日言行，並説：“我們14億人不是隻有你看到的‘台獨’，這裏面有太多人不會讓你這樣欺凌。”

五十年前，也就是1970年8月，美國駐日大使館發言人宣稱釣魚列島是琉球的一部分，將於1972年歸還日本。得知此消息後，當時美國各大城市的港台留學生與當地華人舉行了保釣示威遊行活動。

幾乎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尼克松釋放出了訪華的消息，中美關係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和。在此背景下，保釣人士獲得了了解新中國的絕佳機會。保釣運動逐漸轉變為一場認識和認同新中國的運動。

五十年過去了，一些老保釣們依然存續着當年的精神。本文受訪人花俊雄先生便是昔日保釣運動中的一員。在他的講述中，我們或能窺見那一代台灣旅美學子的心態與抉擇。

紐約保衞中國領土示威報告

觀察者網：通過一些先生的回憶錄，我們知道當時進行保釣運動的美國留學生常會組織一些讀書會，閲讀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史方面的書籍。在閲讀這些紅色書籍的時候，您受到了怎樣的感觸？對於新中國的認同是否也緣此而生？

**花俊雄：**對於我來説，我是先向往社會主義，然後再認同新中國的。我出生於台灣的工人家庭，1973年到聯合國工作，1976年第一次回國，當時就到一些農村和工廠參觀、學習。

我是學中國近代史的，而我在台灣根本接觸不到中國大陸的信息，所以當時在我的心目當中，中國是一個非常衰弱的國家。出國之後，我看到了一些東西，就瞭解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戰天鬥地的精神。當時，尼克松要訪問中國，因此也就釋放了一些關於中國的信息。《東方紅》革命史詩、《紅旗渠》等講述新中國奮鬥故事的紀錄片在我們的校園中不斷放映。這些精神也感動了我們這些參加保釣的學生。我們就想既然國民黨政府不保釣，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新中國的政府可能可以保釣。

與此同時，那時全世界青年狂飆運動營造了一種大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下，保釣運動也受到了影響，我們在讀書會上會閲讀許多紅色書籍，討論新中國的情況。此後在1975年，保釣運動分成“左”、“右”兩派。保釣運動出現向“左”轉的情況，讀書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時候，右派一般不組織讀書會。

1971年4月10日的華盛頓大遊行可以説是保釣運動的最高潮。當時《紐約時報》説有兩千多人蔘加遊行，實際上是低估了人數，我相信當時是超過三千人的。這麼龐大的保釣羣體，其中有左派，有中間派，也有親國民黨的派別。隨着國際形勢尤其是中美關係的變化，保釣運動開始轉向統一運動，我們之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新中國，呼籲台灣迴歸新中國。

因為在聯合國工作，我幾乎每隔一年都會回中國大陸。從第一次回國到現在，我看到了中國大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人説保釣運動沒有提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但我認為，當時保釣運動一直以左派為主流，認同新中國，認為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就是我們的想法和結論。這就意味着我們已經有一套現成的思想綱領與指引方向了，何必再去另創一套思想？當時，《毛澤東選集》是我們必讀的書籍。我們組織保釣運動所追尋的答案與路徑已經在這些書中了，我們自然也就不必再自創理論了。

當年我們保釣的學生裏也有很多人是回國服務新中國建設的。這麼多年來，我們眼看着中國從貧窮走向富裕，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強起來，想到自己也做過貢獻總覺得非常欣慰。這也證明了我們選擇認同新中國的這條道路是正確的。

保釣遊行現場

觀察者網：您剛才講到您之前是學近代史這個方向的，我正好就想到了一個史學領域會討論的話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黨史專家胡繩先生在晚年的時候曾經提過，想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寫作一部《新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今天我們的國際形勢依然變化莫測，您覺得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有必要秉承胡繩先生的想法，繼續推進這樣一項研究？

**花俊雄：**這個研究當然必須從一個新的框架來審視問題。我在聯合國工作30多年，得到了一個結論：在國際社會中，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實力，即使道理在你這邊，你也有話説不清，但美國很多時候是一個在國際事務上不講道理的國家。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毛主席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是否還適用於現在的形勢？這個當然可以討論。我認為還是適用的。

現在中國崛起，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合作共贏的理念，對於美國的霸權主義提出了很強的挑戰。也正是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威脅”，所以美國才發起了貿易戰，並且介入香港事務，以此來阻止中國的發展。

我進聯合國的時候，中國交的聯合國會費不到1%，現在我們實際上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繳費國，同時我們也是派駐維和部隊的一個大國。在聯合國裏面，中國的地位跟美國來比，可以説中國是得道多助、朋友遍天下，而美國相對來講是日漸孤立的。

中國在對抗美國霸權上，提出了一個新的道路構想。就整個國際局勢來講，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在與“第三世界”合作、促進“第三世界”發展這些方面，中國起到了領導的作用。對此，美國還指責中國在推行“新殖民主義”。我想如果要繼續談胡先生的理論，關於中國崛起對國際形勢的影響與中國提出的論述等方面的內容是必須要談的。

歷史學家胡繩

觀察者網：正如您提到的，中美之間還有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台灣問題也牽動着兩岸民眾的心。面對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形勢，您對於中國未來發展最大的期許或者説願景是什麼？

**花俊雄：**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我堅信“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都將實現。新中國走過了70年的道路，中國共產黨走過了將近百年的道路。一路走來，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奇蹟。我一直認為，這麼大的國家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黨來領導，而歷史也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有一定的規劃，有一定的理想，有一定的戰略，而且有一定的執行力，所以我相信再給我們一些奮鬥的時間，中國肯定還會再上新台階。

為什麼美國這麼着急想阻礙中國發展？因為美國覺得再不遏制中國的話，可能就沒有機會了，所以它這個時候一定要抓緊時間。但這種遏制是不可能成功的，為什麼？我們現在好比是一輛全速前進的火車，除非司機剎車，不然是擋不住的。

中國今天最大的特點就是我們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執政黨。而這個執政黨對於帶領國家往哪個方向走，擁有明確的規劃和步驟。在這個情況之下，美國想要遏制我們是不可能達到的。

有關台灣問題的話，我想統一是大勢所趨。1981年，我應國務院的要求回國來談兩岸責任和台灣問題。當時我提出説要跟國民黨談判。為什麼和國民黨談判呢？因為，國民黨具有代表性。首先，國民黨當時是台灣的執政黨，民進黨1981年還沒成立呢，所以沒有別的選擇。第二，國民黨被驅逐出聯合國之後，蔣經國特別注意國民黨的本土化，所以它吸收了很多的本土精英。國民黨的黨員當時85%是台灣人，就此而言，國民黨是有代表性的。如果選擇和平談判的話，就跟國民黨談。但是這麼多年來，國民黨的家國情懷已經慢慢喪失了。我們以前還寄希望於國民黨，現在看來是不能如此了。

從前，我們還覺得通過經濟讓利會讓台灣慢慢走向祖國，現在看來未必見得。因為統一基本上是一個認同的問題。你如果認同中國，那麼統一自然是天經地義的。你不認同中國，中國大陸發展得再怎麼好，台灣人也覺得那是別人家的事情，和我無關。對他們來説，去大陸賺錢和去美國賺錢是一樣的。

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團結台灣民眾。比如我們的“三中一青”政策、“惠台31條”都是如此。習近平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的時候呼籲，希望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那我們能不能夠從現在開始，基於這個方向推動兩岸政治協商，然後共商統一大業？我想，我們必須往這個方向走。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島內“統派”的力量與聲音是比較薄弱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直接將統一的訴求訴諸台灣民眾會花很大的力氣，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今天台灣問題基本上是中美較量的問題。美國會怎樣介入我們的統一事務？這是我們必須考量的。從習主席發出的號召出發，我認為我們的對台工作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必須往這個方向推就。假以時日，在收復台灣民心這一方面，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現在，台灣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行“去中國化”。要知道，政治上“去中國化”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文化上要“去中國化”是很困難的。舉個例子，台灣最大的宗教信仰是媽祖信仰，還有拜關帝爺的信仰。台灣有些政治人物要去競選，他們都會先去拜媽祖，學生考試之前還要去拜孔廟，可見這種信仰是多麼根深蒂固。這些文化信仰，是很難滅絕的。

台灣是一個“移民世界”，很大部分台灣人都是從福建移民過去的。當時過台灣海峽，是個生死難料的事情，這些移民就用紅綵帶綁着自己家裏拜的神過去，安全抵達台灣島以後就把這個神給供起來。我和“台獨”辯論，就問他們：“你們拜的神，有哪一個是台灣人？”民進黨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推動兩岸文化交流，這個方向是對的。

郭台銘為“媽祖金身”抬轎護駕  圖自“@台灣那點事兒”

觀察者網：您提到了文化認同的問題。在台灣的一些歷史教科書，還有文學作品中，我們能看到這樣一種論述模式，即中國和台灣是同種同源的，台灣在整個近代史的歷程當中是無負於中國的，但中國會在一些重要的歷史節點拋棄台灣，這種論點是“台獨”的基本論調。您覺得該如何與這套話語論辯？

**花俊雄：**我在70年代到廈門大學訪問，以及我在和各單位交流的時候，我就多説一句話：“審慎地來重温日據時代的台灣歷史。”我覺得，如何理解、闡述日據時代的台灣歷史是事關統一的重要問題。

我認為在日據時代的台灣仍然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早期有抗爭，但無奈力量懸殊。後來，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但漢民族的文化命脈依然存續了下來，在此過程中，文化協會起到了重要作用。

“台獨”經常會拿甲午戰爭説事，説中國把台灣拋棄了。但歷史是這樣子嗎？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對中國一直懷有領土野心。甲午戰敗，日本看中了台灣這塊地，中國作為一個戰敗國，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而《馬關條約》簽訂之後，隨即就引發了“公車上書”，可見中國並沒有拋棄台灣。

儘管台灣被割給日本，但台灣後來的政治進程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發展還是密切相關的。比如，辛亥革命成功了，台灣的知識分子歡天喜地地慶祝。孫中山離世，台灣舉行了很大規模的追悼會。具體還可以參考日本學者若林正丈的研究，他清楚地揭示了日據時代，台灣的發展與中國大陸政治形勢發展的關聯。

“台獨”的第二個論點是“二•二八”事件。吳濁流寫過一部小説叫做《亞細亞的孤兒》，主題思想就是説台灣是被拋棄的孤兒，好不容易迴歸祖國懷抱以後，又發生了“二•二八”慘案。在“二•二八”事件40週年紀念的時候，我就提出一個論點：國民黨應該向台灣老百姓道歉，使得本省人及外省人能夠彌合創傷、和平共處。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本省籍與外省籍在台灣共同生活、通婚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去刻意區分本省與外省之別是説不通的。這麼多年過去了，台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已經形成了一種融合。這個傷口也應該癒合了，而不是總是去揭開它。當然我這個建議沒有被國民黨接受。現在民進黨為了選票，非要把傷口揭開。

《亞細亞的孤兒》書影

當然，“二•二八”是個悲劇。但隨着歷史資料的挖掘，我們需要認識到“二•二八”發生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有很多台灣人去日本當兵，這些台籍士兵回到台灣之後沒有正當的職業，加之國民黨接收台灣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最後就釀成了慘案。所以，這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問題。“台獨”總是説國民黨借“二•二八”殺了兩萬台灣人，這個事件平反後，政治受難者家屬可以領取補償，最後實際上只有八百多人去領取補償。與此同時，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的也不在少數。

所以，這些“台獨”的理論基礎根本站不住腳。我們也應該花大力氣來研究日據時代的台灣史，我們的“左派”、“統派”在這一方面更是如此，但我們現在在這方面沒有爭奪到話語權。未來，我們應該在這方面集中優勢，多花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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