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中美當然可以走出“歷史窠臼”

中美關係中競爭一面的升級與加劇讓一些人認為，兩國關係走不出“修昔底德陷阱”“必有一戰”或“註定對抗”的魔咒，大國關係在21世紀似乎也難以逃脱大國衝突的“歷史窠臼”。然而，21世紀的世界政治不可能是已有歷史的簡單重演。“修昔底德陷阱”作為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研究中的一般現象，並不必然預設、更不會簡單地預判中美關係的前景。中美關係的未來不是“歷史宿命論”產物，更不會輕易墮入大國對抗的陷阱。任何對中美關係持歷史悲觀主義的觀點，事實上忽視了21世紀全球政治的進步性和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的戰略意志。

歷史是參考、但並非宿命

國家間的權力轉移導致“安全困境”。即國家間力量的再分配一定會引起擔憂、甚至恐懼，因而改變國家行為的模式，更多地採取加大制衡和提高反制衡的方式來保障原有的權力優勢，也極可能觸發崛起國家尋求新的力量發展來增強自身利益。因而，大國之間的權力變化常常引發權力競爭升級，這是國際關係史的常態。

國際關係的本質就是國家間權力和利益的競爭關係。國家間力量分配的此消彼長一定會觸發安全認知和心態的變化，進而引發政策的戰略選擇變化。1960年，美國教授奧根斯基在《世界政治》一書中提出“權力轉移理論”，認為主導性大國和崛起性大國的實力對比在達到6：4或5：4時，發生戰爭的幾率最大，戰爭因而成為國家間“力量轉移”最常見的形式。“權力轉移理論”是解釋大國衝突頗有説服力的理論之一。最近10年，美國學者例如米爾斯海默、艾莉森等人的著述，並沒有突破這一基本假設，只是更多地運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之後中國發展與中美關係作為案例來檢驗和延續其基本命題。

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權力轉移理論”已經開始衰落。一是因為大國之間致命的核威懾與核打擊能力，讓戰爭作為國際體系變更方式的理論很難再有市場。後冷戰時代，世界需要走出恐怖的核戰爭陰影，最重要的是各國如何能夠延續和平，實現“相互確保生存”(MAS)。二是後冷戰時代全球意識形態對立的終結以及擴大相互依存為核心的全球化興起，各國之間的利益相互依賴已經如此巨大，戰爭可以實現的國家利益滿足不僅越來越有限、而且越來越消極。歷史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大國衝突上升為全面軍事攤牌的有限“合理性”似乎都已不再存在。

中國經濟力量發展迅速，軍事現代化進程也有長足進展，美國對中國快速增長的力量擔憂確實是現實。但制約和影響中美關係的上述兩大因素並沒有削弱，事實上在進一步增強。冷戰結束至今，中國並沒有改變“最低限度戰略核威懾力”建設的基本方針，美國依然對中國維持有全面戰略核打擊力量和常規軍事力量優勢。華盛頓很清楚：中國從國際體系中地位的視角“挑戰美國”不是現實，而是遙遠的未來。

歷史是分析方法、不是必然未來

許多對中美關係持歷史悲觀主義的學者和分析人士同樣會認為，大國對抗常常是不能以“理性原則”來解釋的，因而儘管有許多現實要素説明中美間競爭不能“脱軌”，但歷史上大國衝突常常是相互對立的國內政治邏輯和民族主義情緒的產物，戰爭爆發的原因更多不是處心積慮的計劃和盤算，而是因為一系列的因素，例如軍備競賽造成的“武器邏輯”和某些突發事件導致的對抗急劇升級。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瑪格麗特就稱一戰的爆發是一羣“夢遊者”的選擇。

正因為如此，歷史永遠是解釋現實的分析方法，是讓我們必須吸取教訓的實證來源。然而，歷史並不是未來!英國著名戰爭史學者邁克爾·霍華德在《歷史的教訓》一書中指出，“近代以來的歐洲戰爭史告訴我們，歷史的經驗不僅需要我們看到大國的備戰行動，更需要我們合理地解釋這些備戰行動背後的根源，並提醒我們如何避免做出過激反應”。在21世紀避免大國衝突升級，避免未來的中美關係也出現“夢遊者”，最重要的歷史經驗不是相信大國衝突的歷史宿命，而是要找出導致大國衝突已有歷史的各種問題。

大國關係的競爭，甚至局部和暫時的衝突都是正常的，這是民族國家所組成的國際體系的宿命。但如何讓競爭合理延續、讓衝突得到有效管控，最需要的，是在歷史經驗中尋找避免和克服悲觀主義的途徑與方法。避免情緒性衝動、盲動和自以為“真理在手”的煽動，恰恰是在大國衝突歷史上可以常常找到、必須吸取的經驗。尤其是在中美仍存在着巨大結構性力量差異的現實面前，思考和應對中美關係時的戰略謹慎是我們重要的財富。

歷史是可以創造的

21世紀中國的持續崛起，需要我們走出中美必然衝突的悲觀主義“歷史宿命論”。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確實有不少因素常常打擊中國的“戰略謹慎”。首先，美國的戰略文化有需要“塑造敵人”的傳統，把中國刻意塑造為最大戰略競爭者，是美國保持國內和國際戰略行動需要的“抓手”;其次，美國政府、國會、戰略界和智庫不會降低對中國意識形態的偏見和排斥;第三，美國保持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政治和戰略決心是其國內政治需要。

但仍然有不少因素可以讓中美關係走出歷史窠臼。首先，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如此發達的今天，中美兩國之間的信息溝通傳遞是如此便捷和通暢，這為降低誤判提供了重要機遇。問題是，雙方是否能夠認真、客觀和準確地傾聽各自的意見和主張，加強各個層次溝通、對話和交流的針對性，儘可能地避免“自説自話”。

其次，21世紀的今天，國家間的競爭並非只是單純的利益和實力競爭，更是規則、價值和國內治理效率的競爭。中美仍然有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的重大空間。在這方面中美互動關係的進展，將真正決定21世紀全球政治進步的必要性。

第三，中美關係的穩定和長期發展，需要兩國在磨合中面對和接受力量對比新的結構與現實。與此同時，世界政治經濟近年來的調整與衝擊，都需要一個更加強大和積極的中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美關係在競爭中繼續保持合作，符合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最大願望。(作者是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