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豐：日韓因勞工索賠鬧僵，該怪誰

2018年的最後一天，韓國最高法院針對二戰時期被強徵到日本的4名原韓國勞工的索賠案做出宣判，要求日本新日鐵住金公司向每位原告支付賠償金1億韓元。對於一直以來強調日韓兩國已經通過1965年邦交正常化之際簽約“完全並且最終解決”了勞工問題的日本政府來説，這無異於當頭一棒。今年1月8日，韓國大邱地方法院浦項分支機構又做出判決，扣押日本新日鐵住金公司在韓國的部分資產。對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現出惱羞成怒，高調反彈。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歲末年初日韓兩國之間這場“歷史牌局”的新變化呢？首先，這次韓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有可能導致近年來並不順暢的日韓關係持續走低。長期以來，圍繞着歷史問題，日韓兩國之間大多是在政府、民間團體之間交涉解決。伴隨着不同的時間、時機與節點，彼此互有進退。這次韓國最高法院以判決的方式進行“司法介入”，則讓“歷史牌局”發生了變化，打牌對手都不得不尋找新牌。解決歷史問題，需要大局觀，需要政治智慧。但是，這同樣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可能完全是平穩和諧的。從目前看，日本政府期望通過兩國政府之間的談判來解決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它直接破壞日韓兩國的核心價值與體制——司法獨立，韓國不可能因日本的“雙重價值觀”而讓步。

其次，韓國最高法院的這次判決，對東亞乃至亞洲的地緣政治關係都會產生影響。談到東亞和亞洲的地緣政治，從來都離不開歷史問題，簡單地説，就是離不開日本二戰期間的對外侵略問題。日本應該深刻認識到，這個問題，絕對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的，也不是某一屆政權某一個協定就可以完全解決的。如今，日本政府總是説，有的鄰國在打“歷史牌”，而忽視了恰恰是日本以往的政府在二戰期間通過自身的侵略行動“授人以牌”。因此，日本政府今天應該看到這種歷史的傳承性，不斷地反省侵略歷史，不斷地真心實意推進歷史和解、國家和解、民族和解，而不是遇到對方出“歷史牌”的時候，就立刻強烈地反擊對方。

最後，歷史是一面鏡子。明鏡高懸，總比無鏡可鑑要好。強制徵用乃至搶奪壓榨勞工的事情，並非僅僅存在於日韓之間，在中日兩國的歷史上同樣也發生過。日本政府擔心韓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會對中國的司法機構也產生影響。應該説，這種未雨綢繆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有了這種擔心以後，日本政府應該採取更加積極、主動、適應新時代的解決方法，尋求新的政治智慧。

歷史問題是日本與東亞關係中永遠不可迴避的內容，但歷史問題又不是日本與東亞關係的全部內容。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需要時間和耐心，需要經過傷口癒合、破綻、再癒合的過程。有人總以戰後歐洲和解為例，指望亞洲走歐洲之路。筆者則認為亞洲自有地域、文化、傳統的特徵，戰後“和解之路”一定會走，但最後一定是具有“亞洲特色”的。(作者是資深日本華文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