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武：中美應當尋找真正的共同敵人

進入2019，中美關係前景是繞不開的話題。建交40年來，從雙方2005年聲稱中美關係“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到如今“陷入最糟糕時期”，只用了13年。這13年如果用重大事件標註的話，2008年可以説是美國霸權之路的重大轉折點，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美國陷入次貸危機，兩國國力升降反差大大增強了美國人的焦慮感、緊迫感。2009年走馬上任的奧巴馬喊出“我們不做世界老二”的口號，與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有異曲同工之處。“中國傲慢論”“中國修正論”“中國替代美國論”急劇升温。

對抗思維誤導美國禍害世界

毫無疑問，美國對華政策的全面轉向始於奧巴馬時期，但雙邊關係大體沒有脱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美都以較為剋制的方式處理彼此分歧，尤其雙方的戰略對話有效緩解和管控了矛盾的升級。但特朗普上台後拋棄原有對話機制，迅速把中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把美國國內矛盾的根源歸結於中國，將民粹主義者的怒火燒向中國。在這種政策的塑造下，現在全美上下對中國的看法高度一致，民主和共和兩黨相互較勁，比誰對中國更狠，幾乎成了美國新的“政治正確”。

尋找敵人不是美國的新做法。翻看美國240多年建國史，美利堅民族一步步成形就是靠尋找敵人得以發展和強化。20世紀90年代對外政策辯論中的主要問題，就是誰可能成為這樣的敵人。雖然小布什2000年競選期間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但“9·11”的發生讓這個詞從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恐合作伙伴”，中美關係迎來一段黃金期，美國忙於反恐，中國集中精力謀發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2010年的“重返亞太”戰略增加了雙邊摩擦的烈度，南海成為美國製造地緣政治黑洞的新抓手。

中美關係回不到從前，但走向對抗絕不符合兩國根本利益。近幾年來，中美兩國學界都有一種不良傾向，有意宣揚中美衝突不可避免論。

美國學者渲染“修昔底德陷阱”，把中美博弈推上宿命論的軌道。也有中國學者提出60%理論，即任何國家只要GDP達到美國60%左右，就將遭到美國全面狙擊。該理論以日本和蘇聯為例，但這是不夠準確的，1985年美國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時，日本GDP只有美國30%左右。20世紀70年代美蘇爭霸高潮時，蘇聯GDP也不是美國的60%。可見，60%理論有待完善。

即便美國想在如今中國GDP達到其60%時予以打壓，它也難有勝算。日本國土狹長，迴旋空間小，經濟結構嚴重依賴進口，所以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國的諸多條件。而美蘇當年經濟聯繫極低，與現在中美之間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更何況美國的資本家並不完全聽命於特朗普，美國的產業鏈極不完善，特朗普想實現與中國經濟脱鈎也並非三五年就能實現的。特朗普的前戰略顧問班農認為，未來5至8年是打壓中國、把中國踢出全球資本和技術市場的最後窗口期，這其實是在誤導美國，更是在禍害世界。

錯不在全球化而在美國自身

平心而論，近年來不斷唱衰美國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身。美國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臨終前留下幾段視頻，稱“世界進入了後美國時代”。他警告，“衰弱的美國將變得更加民族主義，對本土安全問題更加偏執，並更不願意為其他國家的發展犧牲自己的資源。”當美不再扮演建設性角色後，任何國際共識的凝聚力都會降低。他同時預言，世界在2025年前無法產生一個“繼任者”，更有可能出現的是一個沒有方向的殘局，引發世界和地區力量的重組甚至世界性風險。

布熱津斯基的預言不幸言中，而他的建議也並不過時：為應對即將到來的“後美國時代”政治與安全挑戰，美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與俄羅斯和中國基於共同利益建立合作伙伴關係”。

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實在錯得離譜，把國內嚴重問題歸咎於中國則是既沒找到癥結也沒開對藥方。其實全球化加速發展，中國是受益者，美國更是最大受益方，僅美國跨國公司滯留海外的淨利潤就高達3萬多億美元。錯不在全球化，而是美國無法解決分配正義的問題，在全球化大潮面前，誕生了許多“無感階層”甚至“痛感階層”。對佔美國人口92%的信教人羣、特別是新教徒來説，有沒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不僅事關尊嚴，更是死後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的精神層面的大問題，新教教義對懶惰和不工作嗤之以鼻，因此特朗普承諾把工作崗位帶回美國，可以説是白人藍領的心靈撫慰劑。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現象正在全球擴散，意識形態向右轉的傾向正在加速。全球化產生的新問題，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惡果，讓許多國家的民眾遭受巨大傷害，加劇了全球範圍內精英與草根的對立。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國的真正敵人是全球化引發的內部問題與挑戰，屬於生產關係層面的結構性難題，特朗普的政策着力點應是從自身找原因，大力調整生產關係，解決分配正義問題，而不是把中國作為敵人。

保羅·肯尼迪説過一句話，守成大國往往不是被新興大國打敗的，而是被維護霸權的成本拖垮的。特朗普反思過去十年在中東打仗耗費六萬億美元、誓言不走戰爭老路的想法是對的，美國的確需要一位“建設總統”，以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而不是在世界到處插手製造事端。但他高舉反全球化大旗，大搞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似又走向了歷史的反面。

中美應為老問題尋找新答案

過去的中美關係是由中美雙邊來塑造，今後的中美關係同樣取決於中美兩國。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具有塑造雙邊關係的能力。中美雙方需要尋找共同的敵人——全球化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加強高層對話，為老問題尋找新答案，而不是互視對方為敵。未來雙方制定政策的基點切忌一味相互指責，而應設身處地替對方想一想，尤其不能把個別矛盾和問題上升到戰略高度、政治高度，有意曲解，放大兩國的對抗性。否則正像我當年採訪約瑟夫·奈時他所説的，如果中美視對方為敵，將來一定會成為敵人。

歷史反覆證明，任何一次雙邊關係的轉圜都需要時間和耐心。更何況中美關係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容不得雙方放任，一旦冷卻下去，再想熱起來就不是二三年的事了。

“結果導向”是特朗普遵從的一項原則，通過一紙貿易協議讓中美關係儘快止損無疑是明智選擇。筆者認為，特朗普把連任看得很重，在前期貿易戰的外溢和滯後負面效應全面落到美國老百姓頭上之日，也許是他被迫改變對華冒進政策之時。(作者是《人民日報》前駐紐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