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武:中美應當尋找真正的共同敵人
作者:周德武
進入2019,中美關係前景是繞不開的話題。建交40年來,從雙方2005年聲稱中美關係“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到如今“陷入最糟糕時期”,只用了13年。這13年如果用重大事件標註的話,2008年可以説是美國霸權之路的重大轉折點,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美國陷入次貸危機,兩國國力升降反差大大增強了美國人的焦慮感、緊迫感。2009年走馬上任的奧巴馬喊出“我們不做世界老二”的口號,與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有異曲同工之處。“中國傲慢論”“中國修正論”“中國替代美國論”急劇升温。
對抗思維誤導美國禍害世界
毫無疑問,美國對華政策的全面轉向始於奧巴馬時期,但雙邊關係大體沒有脱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美都以較為剋制的方式處理彼此分歧,尤其雙方的戰略對話有效緩解和管控了矛盾的升級。但特朗普上台後拋棄原有對話機制,迅速把中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把美國國內矛盾的根源歸結於中國,將民粹主義者的怒火燒向中國。在這種政策的塑造下,現在全美上下對中國的看法高度一致,民主和共和兩黨相互較勁,比誰對中國更狠,幾乎成了美國新的“政治正確”。
尋找敵人不是美國的新做法。翻看美國240多年建國史,美利堅民族一步步成形就是靠尋找敵人得以發展和強化。20世紀90年代對外政策辯論中的主要問題,就是誰可能成為這樣的敵人。雖然小布什2000年競選期間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但“9·11”的發生讓這個詞從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恐合作伙伴”,中美關係迎來一段黃金期,美國忙於反恐,中國集中精力謀發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2010年的“重返亞太”戰略增加了雙邊摩擦的烈度,南海成為美國製造地緣政治黑洞的新抓手。
中美關係回不到從前,但走向對抗絕不符合兩國根本利益。近幾年來,中美兩國學界都有一種不良傾向,有意宣揚中美衝突不可避免論。
美國學者渲染“修昔底德陷阱”,把中美博弈推上宿命論的軌道。也有中國學者提出60%理論,即任何國家只要GDP達到美國60%左右,就將遭到美國全面狙擊。該理論以日本和蘇聯為例,但這是不夠準確的,1985年美國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時,日本GDP只有美國30%左右。20世紀70年代美蘇爭霸高潮時,蘇聯GDP也不是美國的60%。可見,60%理論有待完善。
即便美國想在如今中國GDP達到其60%時予以打壓,它也難有勝算。日本國土狹長,迴旋空間小,經濟結構嚴重依賴進口,所以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國的諸多條件。而美蘇當年經濟聯繫極低,與現在中美之間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更何況美國的資本家並不完全聽命於特朗普,美國的產業鏈極不完善,特朗普想實現與中國經濟脱鈎也並非三五年就能實現的。特朗普的前戰略顧問班農認為,未來5至8年是打壓中國、把中國踢出全球資本和技術市場的最後窗口期,這其實是在誤導美國,更是在禍害世界。
錯不在全球化而在美國自身
平心而論,近年來不斷唱衰美國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身。美國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臨終前留下幾段視頻,稱“世界進入了後美國時代”。他警告,“衰弱的美國將變得更加民族主義,對本土安全問題更加偏執,並更不願意為其他國家的發展犧牲自己的資源。”當美不再扮演建設性角色後,任何國際共識的凝聚力都會降低。他同時預言,世界在2025年前無法產生一個“繼任者”,更有可能出現的是一個沒有方向的殘局,引發世界和地區力量的重組甚至世界性風險。
布熱津斯基的預言不幸言中,而他的建議也並不過時:為應對即將到來的“後美國時代”政治與安全挑戰,美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與俄羅斯和中國基於共同利益建立合作伙伴關係”。
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實在錯得離譜,把國內嚴重問題歸咎於中國則是既沒找到癥結也沒開對藥方。其實全球化加速發展,中國是受益者,美國更是最大受益方,僅美國跨國公司滯留海外的淨利潤就高達3萬多億美元。錯不在全球化,而是美國無法解決分配正義的問題,在全球化大潮面前,誕生了許多“無感階層”甚至“痛感階層”。對佔美國人口92%的信教人羣、特別是新教徒來説,有沒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不僅事關尊嚴,更是死後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的精神層面的大問題,新教教義對懶惰和不工作嗤之以鼻,因此特朗普承諾把工作崗位帶回美國,可以説是白人藍領的心靈撫慰劑。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現象正在全球擴散,意識形態向右轉的傾向正在加速。全球化產生的新問題,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惡果,讓許多國家的民眾遭受巨大傷害,加劇了全球範圍內精英與草根的對立。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國的真正敵人是全球化引發的內部問題與挑戰,屬於生產關係層面的結構性難題,特朗普的政策着力點應是從自身找原因,大力調整生產關係,解決分配正義問題,而不是把中國作為敵人。
保羅·肯尼迪説過一句話,守成大國往往不是被新興大國打敗的,而是被維護霸權的成本拖垮的。特朗普反思過去十年在中東打仗耗費六萬億美元、誓言不走戰爭老路的想法是對的,美國的確需要一位“建設總統”,以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而不是在世界到處插手製造事端。但他高舉反全球化大旗,大搞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似又走向了歷史的反面。
中美應為老問題尋找新答案
過去的中美關係是由中美雙邊來塑造,今後的中美關係同樣取決於中美兩國。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具有塑造雙邊關係的能力。中美雙方需要尋找共同的敵人——全球化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加強高層對話,為老問題尋找新答案,而不是互視對方為敵。未來雙方制定政策的基點切忌一味相互指責,而應設身處地替對方想一想,尤其不能把個別矛盾和問題上升到戰略高度、政治高度,有意曲解,放大兩國的對抗性。否則正像我當年採訪約瑟夫·奈時他所説的,如果中美視對方為敵,將來一定會成為敵人。
歷史反覆證明,任何一次雙邊關係的轉圜都需要時間和耐心。更何況中美關係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容不得雙方放任,一旦冷卻下去,再想熱起來就不是二三年的事了。
“結果導向”是特朗普遵從的一項原則,通過一紙貿易協議讓中美關係儘快止損無疑是明智選擇。筆者認為,特朗普把連任看得很重,在前期貿易戰的外溢和滯後負面效應全面落到美國老百姓頭上之日,也許是他被迫改變對華冒進政策之時。(作者是《人民日報》前駐紐約記者)